2007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中国十大论文,学术论文,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热点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进一步深化
入选理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其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结合的观念体系。2007年，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热潮涌动，大型的学术研讨会、报告会多达百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此为关键词的条目近千篇，百度、谷歌搜索引擎上的条目达上百万条。
学术界的讨论呈现出三个特点：其一是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展开。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哲学基础、范畴体系、逻辑结构、本质特性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探索，富有理论深度；并对它的内涵、功能、目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要求，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它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发展相互之间的关系等重要课题，结合具体实际展开研究，涌现出众多创新成果，诠释与丰富了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其二是多学科的互动与交叉。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艺学等都发挥各自学科的优势，使研究更具理论张力。其三是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开放性体系，对它的研究必将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充实和完善。讨论把大量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作为理论创新的时代资源从而为研究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热点二：对“生态文明”的多元解读
入选理由：“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个新型文明形态，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起构成了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随着2007年“生态文明”首次被纳入国家未来的战略布局，以往学术界所关注的“生态文明”的热情再度高涨，追求生存本位的智慧表达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体验与深层觉悟成为学者们的共同心声。
经济学界开始改变传统经济学不把生态要素纳入其研究范畴与学科体系的做法，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生态经济学正日益从边缘学科走向主流学科；将人文、生态理念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结合起来，力图从制度层面探索生态问题根本解决途径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为学者们重新思考“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孰者优先”的话题提供了想象空间；生态伦理学则以其特有的精神力量，为重构人类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通过生态意识的培育来规约人类的张扬与轻狂而努力；孕育了丰富“生态”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也成为学术界寻求“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治愈现代性“异化”之病的又一个期待；文艺理论界利用生态批评视野，反思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提出了弥补百年文学史书写缺乏生态维度缺憾的问题。学者们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将会持续成为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
热点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入选理由：2007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许多经济学家和理论工作者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撰写文章，参与到了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当中。
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既要重视市场需求，也要考虑中国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国情；既要考虑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也要重视国内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因此，兼顾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科技创新型产业的发展，正是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理性回归。有学者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在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为此，必须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由低质优效向高质高效的转化，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保障目标的实现。也有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当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包括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科技创新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扶持企业的自主创新，增强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协同优势，创造各种条件促使科技创新在全社会扩散，进一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总之，学者们普遍的感受是，科学发展观对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热点四：“社会建设”概念在理论层面的拓展
入选理由：随着“四位一体”战略的确定，社会建设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社会学也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作为理论回应，社会学界加大了对“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力度，“社会建设”研究由此成为2007年度的一大学术热点。不仅社会学界的专家学者纷纷就“社会建设”问题撰写文章，各抒己见，中国社会学学会举办的2007年度学术年会也以“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为主题就“社会建设”理论展开讨论。
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建设”理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大方面：一是“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研究及其历史考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作了深刻解读，追溯了“社会建设”理论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二是开展了与“社会建设”有关的、涉及社会建设基础的各类民生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研究，以及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城乡社会管理、社会事业建设制度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以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为切入点展开理性思考。三是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与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认同、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等重要概念勾连起来，探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重建等重大理论问题。虽然社会学界已经把“社会建设”概念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并成为一个热点，但真正承担起“社会建设”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历史使命还任重而道远。
热点五：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与“中国马克思学”问题
入选理由：2007年，由中国学者主办的第三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研讨会在日本东京成功举办，“《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国际研讨会也在清华大学召开。这些活动不仅推动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也引发了研究其他马克思经典文献的热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笔记》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获得许多较为精细而深入研究的同时，德国、日本的文献学专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研究成果也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尤其是正在编辑之中的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在版本考证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引人注目。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可能会促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一些学者进而提出：现在是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时候了。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赞同这样的主张，他们认为，“马克思学”是“冷战”时期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应该坚守“历史科学”的基本研究立场，而不应该步西方“马克思学”的后尘。而赞同建立“中国马克思学”的学者则答辩说，“马克思学”是指“文献考证”和“文本解读”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并非西方意识形态的专利，苏联学者梁赞诺夫才是“马克思学”的真正奠基人，因此，中国学者完全有可能自主创新，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尽管交锋还在继续，认识还存在分歧，但这样热烈的讨论本身，这样相互平等的学术对话与争鸣，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必需的。
热点六：儒学的当代转型
入选理由：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儒学的研究也日益升温。面对社会结构之转变，市场经济之渗透，民主自由之诉求，精神家园之安顿，儒学究竟该如何应对？如何实现自身的当代转型？它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皆成为2007年度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围绕着“儒学与民族精神”、“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儒学与当代社会”等主题，相继举办了不同规模的研讨会，把儒学置于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问题背景下加以考量；一些报刊还开辟了“儒学的当代转型”专栏，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发表议论。虽然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分歧亦在所难免，但就实现儒学的当代转型的基本前提而言，还是达成了不少共识：首先，应当认真研读和诠释儒家经典，准确而全面地把握儒学；其次，既要反对“以西释中”，也要反对儒学原教旨主义，要融合西学，开展文明对话与交流。此外，不少学者还呼吁，儒学应面向生活，因时损益，使自身与现代社会相兼容，只有面对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儒学才能保持生命力。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继承和发扬儒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探究儒学的普遍性与超越性，发掘儒学的普适价值，特别是作为中华文化体系中兼融诸教的普适化的儒教是儒家文化在当代最有可能的前景。还有不少学者在探讨千年儒学沉浮的同时，指出了儒学复兴与转型的诸多困境。总之，儒学的当代转型将是未来长时期内的一个研究课题。
热点七：经济学视野中的快乐和幸福
入选理由：人类的快乐和幸福是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2007年，经济发展与国民快乐、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开始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特别是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快乐、幸福指数，主观幸福感等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研究并举的格局，经济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第二，经济发展与国民快乐、幸福之间的关系成为热门话题，“幸福悖论”问题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第三，幸福指数、主观幸福感研究在前几年积累的基础上，现已为许多地方政府纳入绩效考核的一个重要参考性指标，从而使得构建幸福社会环境成为政府与学术界共同的心声。第四，关于快乐、幸福感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呈现出多视角、多观点的交融与争辩。第五，目前中国学术界在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幸福之间的研究已经接近国际前沿水平，幸福指数研究也在包括国家统计局在内的多个研究小组的工作下获得进展，并且在经济学、心理学之间对于幸福测量的理论机理与量表设计上呈现出了不同特色，取得了多学科相互支持的成果。在经济与快乐问题受到重点关注的同时，一些经济学学者对于快乐的主客观性问题、快乐与艰苦奋斗以及快乐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问题也提出了一些疑问。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它只能以经济为核心，而不可能以快乐为核心，可以有快乐产业的经济学，但不需要有快乐经济学；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是分析人类行为的科学，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恢复快乐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地位将为体验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热点八：新公共管理研究的新收获
入选理由：新公共管理源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等西方国家，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90年代中期被介绍到中国后，随着“医疗改革”、“公共部门社会化”在行政领域的试验，学术界对新公共管理的认识和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2007年，关于新公共管理的讨论再度成为政治学界、行政学界、管理学界的热点话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相继召开了涉及此议题的研讨会。
归纳起来看，学者们在此问题上有着三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旨在提高政府绩效的公共行政理念，可以为解决政府行政效率不高的问题提供一种方法和制度上的视野，对中国的行政管理改革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如在中国的公共行政领域引入企业化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并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另一种观点则对新公共管理的价值理念提出质疑，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强调微观组织效益的经营方法而不是国家治理的大法，不能拿来与国家管理理论相提并论，新公共管理中企业家型政府、公共部门私有化等理念有可能导致公共领域的一些道德和价值问题，可能会削弱国家的政府职能甚至使国家能力下降。第三种观点则持折衷看法，认为新公共管理仍然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各方面还不十分成熟，应当借鉴和吸收新公共管理中“政府的管理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的内容，摒弃它的“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的理念。总的来说，作为一种全新的、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政府运作模式，新公共管理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上“开花”、“结果”，学术界还在探讨和争论之中。
热点九：都市化进程的学术镜像
入选理由：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正在深刻影响着当今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因此也成为近年来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关注的对象。2007年，相关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一是在区域经济社会研究方面，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相关研究异军突起。既有关于大都市区内的经济冲突、社会冲突与环境冲突的研究，又有都市经济圈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围绕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环渤海的各种应用研究更是层出不穷；同时，国内首个“都市化进程报告”也正式亮相。二是在城市化研究方面，由于农业人口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大规模迁移，使得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模式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三是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面对全球人口激增、能源危机、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模式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使得作为新型都市经济要素与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文化产业备受学术界瞩目，城市文化资源、文化创意产业、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基础与应用研究迅速升温，并越来越向着具体化与深入化的方向发展。四是在城市发展方式上，与传统的政治型、经济型城市不同，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生产对象、以文化产业为代表、以高文化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文明标志的“文化都市”的提出与理论研究，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与战略框架。
热点十：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设与走向
入选理由：2007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热点纷呈，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中国思想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中国思想史学科本身的特征和研究方法等根本性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学者们讨论了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思想史等学科之间的融通问题。一些哲学史研究者认为，哲学史研究注重哲学自身的逻辑展开，但却忽略了哲学与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应当在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加以沟通；一些思想史研究者则认为，思想史研究在立足于历史学科的同时，更应该注意与哲学史、文学思想史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多元文化综合是学术研究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在思想史学科内部，学者们就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设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多数学者认为，它不仅包括经学思想、诸子思想、宗教思想，而且也包括科技思想等；也有学者指出，还应该注意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直接对象与间接对象问题。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学者们认为，应该既关注现实问题，又立足于思想史研究，注意它与哲学学科任务的不同。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很多学者认为，应注意思想与社会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提出，应该采用新的能同时体现真理与境界两个尺度的“格局分析法”，也有的学者更强调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技术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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