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稳定，推进改革，加快调整——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运行论文,稳定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低通胀下的经济稳定增长
自从1993年7月采取紧缩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以来，中国的经济运行经过短期波动，逐渐进入了稳定增长的轨道。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10月的最高水平（27%）逐月下降，1995年10月降至10.3%，开始进入温和的通货膨胀区间；1 996年10月跌至4.7%，今年1—9月平均为1.3%，宏观经济持续在低通胀区间运行。与此同时，过热的经济增长也逐渐回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从1993年20%以上的高位，降至1995年的15%以上，此后一直在10%以上的区间中运行。CDP的增长也保持在10%左右。中国的经济呈现出低通胀下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
在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微观经济的状况却呈现出较多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亏损企业越来越多，亏损面超过了30%，企业效益普遍下降，实现利润不断减少，于是出现了所谓“宏观看好，微观看差”的种种议论。其实，这里包含着一系列值得讨论的问题。
所谓宏观好，首先是从政府宏观政策目标实现的意义上来看很好。其次，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低通胀下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大局就是稳定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环境也是相对宽松和相对自由的。如果增长率不是10%而是5%，中国的日子也许相当难过，还不知会出现什么问题。当然，宏观分析不能回避失业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失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失业的增加，是构成低通胀下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又是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隐患。由此看来，宏观形势也不是一切都好。
宏观趋好，微观趋坏是经济紧缩初期的—个必经的阶段，因为，紧缩首先会中断经济过热，使宏观走出困境，同时使企业面临融资不利和销售困难，迫使企业作出调整，从而出现宏观趋好，微观趋坏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很长时间，更不会持续整个紧缩时期，否则就会陷入逻辑上的悖谬之中，目前，企业仍然感到有些偏紧，其主要原因是：（1）市场化的推进和竞争的加剧，利润平均化和利润率下降；（2）利润转移和制造亏损，办法主要是多摊成本，隐瞒收入，造假帐，价格转移等。近几年来，非正规收入的增长大大快于正规收入，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3）实际需求略显偏紧。由此来看，微观也不见得那么差，只看亏损状况是无法准确把握微观形势的。
总之，宏观好，微观不好的概括，不仅违背了经济学理论的基本逻辑（因为，宏观－总体是微观－个体加总的结果），而且也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不相符合。中国经济形势看好，是由于改革累积效应的释放和一致性稳定政策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渐进改革的累积效应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经济放权让利的推进，逐渐开启了经济市场化的闸门，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市场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发育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形成了经济增长的新的源泉。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传统集中计划体制，经过公有制分权化体制，转变为二元混合体制，其基本特征是：第一，一个市场条件下的两种产权制度或者两种产权制度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即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第二，国有经济是一种分权化的体制，国有企业的剩余权利一分为三：中央仍然是国有企业的公有权主体，“分灶吃饭”形成了地方的公有权，企业也通过扩权承包取得了一部分剩余权利，集中表现为国有企业的附加福利。第三，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国有经济内部的“兄弟竞争”也进一步加剧，并且由于产权主体的多元化而引入了市场竞争的因素。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的生存条件和行为方式发行了一系列变化，进而决定了当前的宏观态势。
首先，国有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缩小。一方面，放权让利，财力分散，政府无力向国有企业注资；另一方面，通过中外合资、股份制改造、出售和并购，很大一批国有企业也变成非国有企业和混合企业，国有经济以年平均两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1995年国有工业的比重降至34%。国有企业效率低，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国有企业实际规模的缩小，却减轻了这种不利影响的作用。因此，需要区分“企业数量效应”和“企业效率效应”。与此同时，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和贷款优惠，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非国有经济的高增长弥补了国有经济增长的不足，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力，其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近一年半来平均超过了80%。
其次，贷款约束趋于硬化。金融改革的推进，政策性银行的建立，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的发展，银行出于自身利益，加之其自主权的扩大，对贷款发放的选择权已经基本确立。银行可以拒绝给效益差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同时也能够给效益好的国有企业以大量的资金支持，一方面，减少了无效需求，使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得到控制，也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并逐步降低，使宏观经济能够在较长时期内运行于低通胀区间。另一方面，由于贷款投向的改变，其实际效率却有了改善。不仅如此，资本市场的发育和成长，直接融资的发展，一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集到一部分资金，也将一部分闲散资金和消费基金转变成生产投资，在促进增长和降低通胀以及分散银行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再次，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在职失业的积极影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在职失业问题，是职工与政府之间就终止传统雇佣契约的谈判和交易问题。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职工以低工资和不能自由流动为代价换取了政府的福利保障和终身就业，改革以来，外部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发育，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挤压，一部分国有企业开工不足或停工停产，高素质的职工流出，普通职工冗员充斥。大批职工下岗，失业逐渐显性化了。因此，国有职工的在职失业不仅具有隐蔽性失业的性质，而且是一种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制度性失业。这是无法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解决的，或者说，用刺激需求的办法使国有企业解困，其效应越来越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增强了职工个人的职业风险意识，有利于职业转换和劳动力市场发育，二是有利于加强劳动纪律和改善企业管理，三是有利于结构调整。不仅如此，职工在职失业，国家给予的补偿是很少的。这一方面减轻了需求压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有效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良好的宏观形势是以一部分职工的失业为代价的，或者说，失业职工承担了一部分改革和增长的成本。
由此可见，良好的经济形势的出现，是18年来渐进式改革积极效应积累的结果。自从改革开始以来，我国的经济运行已经经过了四次周期波动，不是紧缩力度不够，经济很快反弹，重新出现经济过热增长，就是经济迅速降温，出现市场疲软和增长滑坡，没有一次实现低通胀下的稳定增长。其原因在于，上述的改革效应尚未出现，或者改革的效应还未累积到足够的程度。而从1992年开始的这新一轮经济周期，却出现了与以前不同的结局，这是改革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三）一致性稳定政策选择
改革的推进及其效应的积累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生存条件和行为方式，而且改变了宏观政策的操作环境。经济市场化的前进和市场体系的发育，非国有部门对宏观政策比较敏感，一部分国有企业也开始有所反应，宏观调控有了一定的微观基础，改革的累积效应也能够释放出来。目前，我国正处在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原有制度遗产的巨大惯性和新制度发育的不完善，必然增大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因而，在整个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都需要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但在经济运行和周期波动的各个具体阶段，具体政策操作仍需松紧搭配和宽严结合。这是历史教给我们的经验和社会学习的收获。本次经济调整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方针。自从1993年实行紧缩以来，始终坚持和连续一致性地实施了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与此同时，在具体操作上也有稍微松动的时候，如去年取消保值贴补和两次降息。因此，低通胀下稳定增长的实现既是改革效应累积的结果，也与宏观政策的选择和操作密切相关。如果说改革的积极效应是目前形势生成的基础和条件，那么，连续和一致性的稳定政策，则是其出现的推进剂。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政府宏观调控的操作水平也在提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稳定政策的有效性正是体现在它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上。坚持连续一致的稳定政策比全力反通胀政策更为有效，其成本也更低，它会给投资者和消费者一个稳定的预期，其行为也就会更有理性和更加长期化，不致因为一些小的事件引起大的波动。反过来，政府及其政策的可信度和威望会更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就会减少，合作博弈的局面就会更快形成和坚持。这一点也许更符合理性预期理论的精神。
（四）持续发展的潜在隐忧
当前的宏观形势看好，但也潜藏着隐患和危机。对于前者，人们的看法似乎比较一致；对于后者，人们的观点就有很大分歧。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如果说前者主要是18年改革正面效应累积的结果，那么，后者则是改革的失误造成的，体现的是改革的负面效应。只是由于二者的共生性，加之，高增长掩盖了低效率，非国有的高速度掩盖了国有的低增长，才使问题具有了复杂的性质。
尽管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大家有一点共识，这就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滞后。如果说改革至今，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是由于承担了经济稳定的一部分成本，那么，随着效率的下降和规模的缩小，亏损的增加和失业的扩大，其不稳定的损失就会超过稳定的收益，进而从稳定的因素变成不稳定的因素。这一切就会通过种种途径反映在经济变量的决定上和宏观经济的动作中。
第一，财政的隐患。山于竞争的加剧，导致利润水平普遍下降，以至出现亏损。国有企业由于不利的竞争条件，亏损更多。由于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健全和要素市场和经理市场发育的滞后，再加上会计、法律制度的缺陷，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价格转移多摊成本、甚至直接作假帐的办法来减少帐面利润，制造亏损。亏损的增加首先会减少向政府的缴纳。在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要保持和扩大开支，就会增加赤字和扩大债务规模。要减少赤字和清偿债务，要么提高税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要么多发票子，推动通货膨胀。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分别占财政收入的1／10和1／4左右。不仅如此，改革以来，政府的公共职能扩大，相应的财政融资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这就与现行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预算收入只够应付吃饭，于是预算外财政和制度外财政迅速扩大，三者的规模已经大致各占1／3，中国的名义税率相对较高，由于征管不力，实际征收稍低一些，但是，加上各种名目的集资、摊派、“捐赠”，实际税收相当高。这就会严重抑制经济的增长。不仅如此，由于财政活动直接涉及政府行为，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只给政策，不给资金，形成“上面请客，下面付帐”以及各种非规范的政府财政行为，造成了一系列行为的扭曲和秩序的混乱，起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特别是政府财政困难，把一些包袱甩给银行，造成了金融秩序的混乱和金融改革的滞后。财政危机就可能转化成金融危机。
第二，金融的脆弱。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亏损，不仅造成财政少收，而且带来了银行的呆帐。因为财政减收，无力向国有企业注资，于是把问题推给银行，由银行向企业贷款，以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过高，一般超过70—80%；另一方面是银行的不良债权过大。如果再把一部分不好的国有企业上市，银行风险有可能转变成股市风险。由于资本市场不健全，炒作成风，很多金融机构参与炒作，被套在泡沫之中，出现破产倒闭，形成巨大黑洞。这一切不仅直接损害了储蓄－投资者的利益，影响了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而且形成了潜在的通货膨胀，同时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国家出面接管，一方面背上了包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给接管者很多优惠，造成进一步的扭曲，再加上金融改革滞后的财政的挤压，自由交易，借债还钱的市场秩序和金融秩序难以建立，使得我国的金融体系相当脆弱。本来独木难以撑天，如果这些问题不能逐渐化解，反而逐渐积累起来，也许过不了太多的时间，脆弱的金融就会无法支撑，以至陷入危机之中。
第三，失业的压力。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失业，既是改革的成果，又是改革缺失的反映，因而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目前，失业的压力很大，虽未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小的事件接连不断。如果下岗失业的问题不能逐步得到缓解，以至积累起来，也有可能危及以至改变目前的经济形势。因此，在通货膨胀已经很低的情况下，应把解决失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和摆在重要位置。
第四，增长动力的缺陷。自从出现低通胀下的稳定增长以来，带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有二：一是出口贸易，二是非国有经济。二者各自都有明显的缺陷。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今年1—8月，出口增长率达到24.1%，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国内需求却相对偏紧，投资需求增长不慢，但实际投资略显不足；消费需求的增长比较快，但呈缓慢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出口的环境也比较严峻，不仅面临着越来越多国家“反倾销政策”的障碍，而且面临着东南亚国家随汇率贬值而来的激烈竞争，单纯依靠出口贸易带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路子是狭窄的和不现实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尽快启动国内需求。近几年来，非国有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量，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民营经济要一直扛起中国经济增长的大旗，还需要克服自身的固有缺陷，解决很多重大问题。首先，民营经济大多集中于加工工业和流通领域，大型的能够主导经济发展的产业和企业很少；其次，城镇非国有企业很多是淘金的一代，只有第一代产品，没有后续产品，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乡镇企业有的重视了研究开发，有了后续产品，但大多数技术开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储备不足。因此，非国有经济面临着一个改造提高的过程。只有那些在艰苦环境下站稳了脚跟，成长起来的企业，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五）长期稳定的对策选择
目前，低通胀下的稳定增长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采取积极措施，正视矛盾，面对隐忧，积极化解，逐步消除，就能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第一，从制度创新入手，解决技术创新不足和转换增长方式。加快技术进步，转换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课题。技术进步缓慢，技术创新不足，其根源在于制度创新不足。因为技术创新是一种长期投资和风险投资，没有足够大的激励、足够长的时间眼界和足够的风险承担能力，企业是不会进行技术创新的。在以承包制为主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企业没有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承包者关心的是承包期内的企业增长和企业利润，技术创新的高投入和高风险也使其望而却步；非国有的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则因其实力有限而难于进行重大的技术创新，于是政府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虽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资金支持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是政府的选择未必是市场的选择，政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不佳就是证明。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不足的问题，就要从制度创新入手，建立起市场化的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使掌握信息和有风险承担能力的人控制有效率和有活力的企业，并参与最后剩余的分配。与此同时，要在制定安排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作出选择和布署，建立我们的技术储备，增强我们的市场竞争能力。
第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结构性矛盾和产业整合问题，前已指出，依靠扩大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限度，最要根本的途径还是启动国内需求。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增长不慢，但实际投资不足，问题在于如何把流出股市的资金引向实际投资。很多人主张增加消费需求，在各种家用电器热之后，房子和汽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昂贵的价格使之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及。为此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果没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措施配套，便只能再来一次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的炒作和投机，然后以萧条告终。增加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特别是水利和交通的投资，加快其发展，是可供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又与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发展密切相关。目前外资进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热情很高，需要政府作出恰当的安排。近期，外汇问题是主要障碍，远期，安全和稳定将决定外资进入的深度。促进国内民营经济力量进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关键在于要给民营企业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增加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的产业基础虽然不小，但是组织程度较差，与国外的大跨国公司比较起来，我国大型企业也是小巫见大巫。面对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我们不能走回头路，采取闭关保护措施，而只能加速产业整合，迅速提高自己的实力和竞争能力。在充分发挥市场自组织的集中和并购的同时，政府如能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产业的部门垄断和地区分割问题，就能加速我国的产业整合过程，建立起我国的大型跨国公司。这是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
第三，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市场培育，逐步化解财政和金融风险。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互相制约、互为条件、有机结合的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国产有产权制度，实现国有资本多元化；二是让国有资本进入市场，发生交易。企业并购是企业的目标和企业的选择，不是政府的意图。不仅要促进国有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并购国有企业，而且要鼓励私有企业购并国有企业。中国股市曾经多次出现牛市，虽有投机炒作的因素存在，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供求失衡。尽管新股上市的速度在加快，但上市流通的都是个人股，占60－70%的法人股和国家股是不能交易的。如果借着股价处于高位的时机，把一部分国有股上市流通，有可能带来多方面的效果，一可以平抑股价，稳定股市，同时放慢新股上市的速度，解决新股上市中包装上市之类的问题，化解股市风险。这比采取其他行政措施更好。二是国家可以取得一大笔溢价收入，用这笔收入可以冲减财政赤字和银行呆帐，化解财政和金融风险；可以用来支持瓶颈产业，加快结构调整；可以用来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支持其他国有企业的改革。让国有资本进入市场，发生交易，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会柳暗花明，全盘皆活，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坚持一致性稳定政策，牢牢掌握宏观调控的主动权。经济的平稳运行，既证明了一致性稳定政策的有效性，也说明了继续坚持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货币供应基本正常，今年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趋缓，主要是由于一部分定期储蓄进入股市，股市化解了一部分银行风险，个人承担了一部分国家风险。这是一件好事，但有一定限度，必须谨慎对待。与此同时，反映即期需求变动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稍快，M[,1]和M[,2]之间连续数年的过大差距基本消除。总的情况是，国内需求特别是实际投资需求略显偏紧，但货币供应并不紧，或者说比较适当，资金相对比较充裕。因此，现在要做的不是放弃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大量增加货币供应和大力启动经济，而是在继续坚持一致性稳定政策的前提下，增加政策操作的灵活性，牢牢掌握宏观调控的主动权，根据变化了的金融结构和实质经济运行状况，适时调整各种货币指标，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例如，根据商业银行惜贷和将资金转存中央银行的情况，可经考虑取消备付金，将其与准备金合并，并适当降低准备金率，也可根据通货膨胀已经很低，实际利率较高的情况，适当降低利率，但二者不可同时动作。再如，根据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较大，增长过快的实际，在实行部分自由结售汇以后，可试验改变央行的操作方式，增加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同时，鉴于通货膨胀率已经很低，需要把降低失业率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鉴于我国目前失业问题的特殊性质，不可能通过简单地扩张需求来解决，但可以通过深化改革，确立和实施一致性体制改革政策，进而在新的制度条件下，适当扩大国内需求和增加就业，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政策操作上，当前需要避免两种偏向：一种是基于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下滑的判断和压力，放弃适度从紧而实行扩张性宏观政策。这不仅解决不了实际投资偏紧的问题，反而有可能破坏经济的持续稳定，丧失其所提供的深化体制改革和加快结构调整的良好机会和环境。一种是把稳定政策当作固定政策和不变政策，对目前的形势盲目乐观，看不到存在的问题和情况的变化，不注意讲求政策操作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这样就有可能丧失宏观调控的主动权，进而被迫改变一致性稳定政策，重蹈经济剧烈波动的复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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