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兵变论文,之争论文,京保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迁都之争是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在过去的研究中，这次斗争往往被看作是孙中山让权的一部分，并未给予足够的注意。尤其对迁都之争中发生在北京、保定、天津地区的兵变，也往往被一笔带过，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专题性档案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比较全面地收录了自1912年至1924年间涉及20余省的共49次有关兵变的档案资料，但惟对民国成立后最早发生、与当时政治关系最密切的“京保津兵变”却没有应有的反映，实为遗憾。其实，迁都之争是中华民国肇始之际革命党人在共和制度下与北洋军阀势力的一次严重的政治较量，而“京保津兵变”除了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外，对所涉各地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十分惨重的。在此，就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之过程及影响再作探讨，并就教于诸方家。
一
建都南京或北京，是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看作有极重大意义的问题。为了“巩固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注：《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孙中山建议建都南京。他的本意是要袁世凯离开其根深蒂固的巢穴，把建都南京作为约束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势力的一种办法。他强调说：“惟临时政府地点，仍须设立南京。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故鼎新，当有一番佳境。”因此，在他向临时参议院提出的辞职咨文中，附加了三个条件，即：
(1)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2)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
(3)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注：《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
根据以上建议，南京参议院经过两次辩论，通过了设临时政府于南京的决议案。
袁世凯一向拥兵自重，当然不愿意离开其北洋军阀势力盘踞的北方而南下，早在南北议和期间，他便已向唐绍仪交底：“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注：观渡庐：《共和关键录》，著易书局1912年版。）但表面上却表示要“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勉尽公仆义务”（注：《袁世凯致孙文铣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86页。），同时却又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布署”而不能立即启程（注：《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2月14日。），暗中则设法抵制革命党人利用民主制度对他的约束。1912年2月21日，他致电孙中山，正式表态拒绝南下。在电文中强调他不愿离开北方的理由是：
北方军民，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
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回里，为共和之国民……（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4页。）
袁世凯以去就拒绝南下，可以看出他与北方军阀互为依存的关系；其动辄以帝国主义之意见相要挟，也反映了袁世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态度。
孙中山把“争都”问题看作是严重的政治斗争，不但多次敦促袁世凯南下就职，而且一再坚持“以新总理接事为解职期”（注：《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1912年2月20日。），作为他向袁世凯让位的原则和条件。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改变决议，依然按照2月18日的决定，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偕同宋教仁、汪精卫等8人前往北京“专迎大驾”（注：《临时政府公报》第20号。），以促其南下。迎袁专使到京后，曾布告全国，申明袁氏南下就职之必要，强调：
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涉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注：《蔡专使元培代表布告全国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页。）
南京方面的态度和举措使袁世凯已处于政治斗争的被动境地。然而，袁世凯在这个关乎北洋根基的重大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在革命党人强大的政治攻势和众目睽睽之下，他既要做强者，又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便又施展其政治“机智”，一面盛礼欢迎专使，并“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注：《蔡专使元培代表布告全国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页。），且在27日会见专使时当面允诺：“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注：《蔡专使等致孙大总统电》，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甚至还规划了南下的路线，做出即刻就道的姿态。一面又搬出他的北洋嫡系这块底牌，以图自保。于是，他亲自导演的“壬子兵变”在北京、保定、天津三地相继发生。
二
袁世凯制造京保津兵变，其主观上是要以京畿地区的暴乱，来证实他所宣布的不能离开北京的理由，然而在客观上却给京、保、津三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首先是2月29日晚8时，袁世凯的亲信部队——北洋陆军第三镇在北京发生的兵变，北京城内多处遭到浩劫。
当晚，先由朝阳门一带的第三镇第九标炮队、辎重队滋事，先攻东华门，不克（注：张一麐：《心太平集》第1卷，第26页。），遂在东城大肆劫掠，“果摊食铺，无有存者”（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86,187,190,188、188、189,190,190,91页。）；然后突进朝阳门，而门已闭，变乱兵弁竟动用大炮轰击，城内之兵闻听枪声后起而响应，一时城内外枪声四起，乱氛蔓延。变兵入城后抢掠达旦，商民被害者数千家。西河沿、大栅栏、珠市口、骡马市等处，“凡金店、银钱店、蜡铺、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以及各行商铺，十去九九”（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86,187,190,188、188、189,190,190,91页。）。东四牌楼一带，“各家窗户上子弹所穿之小孔如列星”（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86,187,190,188、188、189,190,190,91页。），可见兵燹之惨烈。变兵不仅抢掠，而且在东安市场一带纵火，灯市口以北，金鱼胡同以南，锡拉胡同、乃兹府附近受创最烈。另外，还有土匪乘机兴乱，百姓惨遭涂炭。次日，兵祸又殃及西城。据当时人所记：“火彻夜不绝，枪声隆隆不能断，居民惶恐震骇欲避而不可得，富商藏金于窖而不得免，一时叫者叫、号者号、哭者哭，幼者呼爸爸、老者呼囷囷，妇寻其夫、兄觅其弟，慈父以为不能保其子、孝子以为不能有其亲，哀声动天地，惨语泣鬼神”，“然而乱兵土匪，气焰益张”（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86,187,190,188、188、189,190,190,91页。）；甚至连内城巡警总厅暂存于各银号的薪饷、经费等银5376.64两也遭到洗劫（注：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00页。）。据统计，在北京的这次兵变中商民损失无算，“内城被劫者4000余家，外城600余家”。而最为严重的是，变兵竟闯入迎袁专使的住所，“殴门而入”，将“行李文件等掳掠一空”（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页。），蔡元培等幸以身免，仓皇避入各国大使馆所在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发生在北京的这次兵变虽同以往兵变一样大肆焚掠，却也有可疑之处。如兵变不同于此前的变乱：“兵之行劫也，予以金银不杀人焉，途中行人不加害焉，枪虽放皆向空际虚发”，也有人“亲见无数军人率无赖流氓东冲西突，军人以手指挥，无赖瞻其指而行，或燃火毁房屋，或撞门劫财物”，而“各处站岗巡警纷纷鸟兽散”（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86,187,190,188、188、189,190,190,91页。），不予干涉；达官贵人的居所如前清醇、庆各亲王等府，翠花胡同毅军统领姜桂题之住所等并未受变兵所扰，“其附近之商贾皆不及于难”（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86,187,190,188、188、189,190,190,91页。）。因此有云：“是夜之变，兵匪所过劫掠，其得免于劫者，皆有所备也。”（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86,187,190,188、188、189,190,190,91页。）也有人窥出蛛丝马迹，得知兵变的“三镇之军乃袁总统旧部，所为腹心爪牙者乃竟如此”，而“冯男爵（指冯国璋——引者注）总统禁卫军，十二夜之变，不敢令禁卫军出发，可想见矣”（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86,187,190,188、188、189,190,190,91页。）。
接着，兵变像瘟疫一样蔓延到保、津地区。京师兵变消息传至保定，市面动荡，人心惴惴。3月1日，驻保的北洋军第二镇突然一哄而起，乱兵以煤油将城门烧毁后一拥而入，到处劫掠，纵火焚烧，火光熊熊烛天。当时，“城内各军，肆行抢劫，毫无忌惮”，甚至“卫生医院及临时陆军病院养病之兵皆入城搜掠，满载而归”（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09页。），届时，“满城枪声如竹爆，哭声载路，各处之火，彻夜不熄”，城内百姓纷纷出城逃难，“沿途男女老幼哭泣之声，不绝于耳”（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09页。）。这次兵燹的结果，“四街各处繁盛，皆成焦土，绅商之家，无不惨遭抢掠，痕痍满目，瓦砾如山，啼饥号寒之声，比比皆是”（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09-210页。）。不仅如此，保定附近州县邳、博、蠡、清、定、望都、唐县、满城、深泽、束鹿、饶安、高阳等均遭波及。更不可思议的是，乱兵除掳掠钱财外，还将保定东关子药库所储存快枪7万余支及大量子弹抢劫一空。
天津作为通商大埠、畿辅重地，在这次兵变中损失尤重。天津兵变发生于3月2日，正值旧历春节期间，人们本应欢度佳节，但此前北京兵变的传闻却早已闹得风声鹤唳，市面不稳。尤其各商家店铺一面不得不照常营业，支撑门面，一面又须设法躲避兵乱，减少损失，于是“许多官商富户携带细软品避往各国租界”（注：华克路等：《天津壬子兵变纪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八），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43页。）；平民百姓更是惶惶然莫知所措，由于奥国租界毗邻城厢，“华界居民前往运存箱笼者络绎不绝”（注：华克路等：《天津壬子兵变纪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八），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43页。）。正在人心动荡之时，本应加强治安，但奇怪的是，兵变发生的当日上午，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突然下令全城撤岗，街上巡警立时踪影全无。天津自庚子以来城内不得驻军，平时仅靠二三千名警察、保安队维持治安，这样一来，气氛更加紧张，那些消息灵通的大小官员见此形势，竟也预先跑得精光（注：丁国瑞：《竹园丛话》第十六集，第16页。）。
兵变约在晚上8时发生，开始乱兵有2000余人，是由京陆续窜入和潜入天津的，这股乱兵组织颇为有序：第一次鸣铜管线枪为号；第二次鸣铜管，即砸抢各商店；第三次鸣铜管，将细款一律抢齐，便夺火车往东北方向而去。后来兵匪勾结，边抢边烧，到晚上10时，随着天津镇守使张怀芝所部巡防营的加入，使变乱达到高潮。
张怀芝是袁世凯的忠实爪牙，其所部巡防营本驻城外，当日上午，已有部队开到距市中心较近的河北法政桥和西于庄一带，当晚“响枪出动”，这些乱兵不扰租界，不伤外人，在天津的繁华区旧城内外，兵分三路，分头抢劫：一路窜往河北大经路、西窑洼一带，一路窜往西关街、如意庵、太平街等处，另一路窜往河北大街、北大关、北门内外。至夜，甚至流氓歹徒和保安队也趁机加入了抢劫。这次兵变，天津较京、保两地损失尤烈，共有3100多家店铺被抢，损失白银1280多万两，3人被枪杀（注：涂晓原等：《辛亥革命后天津兵变发生的缘起及影响》，《天津史志》1998年第4期。）。乱兵主要肆虐于繁华商业区，抢劫对象往往是大商号、银号和当铺等，如位于宫北巷口的协成当，“兵变时尽付一炬，亏欠金额14万元”（注：“北洋军阀时期天津各典当歇业情况表”，见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6页。）；位于河东小关的协庆当“兵变时被焚掠一空，仅遗房地一处，亏欠金额10万元”（注：“北洋军阀时期天津各典当歇业情况表”，见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6页。）。河北洋元厂被火，被抢劫现银达20余万，裕通银号被抢银元1万有余。据统计，仅估衣街一处就有兴义号广货铺等105家大小店铺遭火，河北大街亦有恒丰首饰店等87家被烧（注：据《北京兵变始末记》第四编所列店名统计，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06～208页。）。据天津名绅、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据目睹实况所记，直至次日，“南阁前之火始熄，东方之火已渐熄”，“北马路、估衣街皆被毁”（注：《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严修日记》（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4页。）。据天津商会的报告称：“三月二号军匪变乱，通街商业焚掠殆尽”（注：“天津商会创办商团禀都督文并批”（民国元年六月十五日），见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一），第359页。），并痛称此次兵变为“惨祸”（注：“天津众洋布商恳请存货免息以度难关函并洋商会复函”，见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一），第2166页。）、“浩劫”（注：“津商会为建商团商请藩署借拨枪弹函”（民国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见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一），第361页。）。
此次兵变间接损失更无法估算。如兵变后商业遭受重创，正常贸易难以恢复，天津有名的元隆绸缎庄向商会报称：“……今正又遭兵匪焚掠，直接间接损失甚大，其订货各行洋货到期未起者，统就众洋货行而论，约有银一千万两之巨，即就商一号而论，亦约有银三四十万银之多。”（注：“元隆绸缎庄张俊卿申述壬子兵变后津地洋货业积压一千万两函并津商会移文”，见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一），第2168页。），另外，还有因资金不足无法正常贸易而引起中外商务纠纷的情况，例如正大号等23家洋布商由于资金不足提出减让欠交息银未允致洋商会的函件中称：“……查津郡市面自遭军匪焚掠，商业荡然，被灾各商号实属困苦难堪，即邀幸免者亦影响普及，市面之窘滞已达极点”；“所有定购各货，欲退则徒费唇舌，欲起则无法疏销，势必须一律推期，以资喘息”（注：“天津众洋布商恳请存货免息以度难关函并洋商会复函”，见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一），第2166-2167页。）。商家中还有遭此劫掠后一蹶不振者，仅以金融业为例，据《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中统计，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歇业的15家银号中，直接由此次兵变造成歇业者竟有8家之多，占1/2强（注：“北洋军阀时期部分歇业银号统计表(1912～1928)”，见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一），第1509-1510页。）。更由于兵变中天津商界“损失巨万，众商惶恐”而善后又无法措手，以至天津商务总会总理宁世福、总协理吴连元引咎辞职（注：“宁世福吴连元坚辞商会总协理函”，见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一），第1页。），可见天津受灾之严重和百废再兴之艰难。
袁世凯策动“京保津兵变”之目的，意在说明“北方秩序不易维持”，非袁坐镇不可；革命党人对此曾作出反应——就在迎袁专使于3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临时参议院，建议“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完大局”之际，3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则通电南方各省，公开申明调兵北上，协助维持秩序，并称此举“在南可以节饷，在北可以防乱”。无论黄兴的本意如何，但调兵北上显然不仅会戳穿袁的骗局，更触到袁的要害，调兵北上无疑是对袁的试金石。果然，袁世凯立即以“各国联军驻京，恐滋误会”为借口断然拒绝。袁世凯既拒绝了南方援兵，却又对他的部下也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弹压，其用心不言自明。
三
袁世凯欲通过制造兵变达到两种连锁性效果：一方面，是利用在华帝国主义势力以维持秩序为名，加紧对京畿一带派兵，从而对新生的民主政权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利用民心思定的心理，造成袁世凯不能离京的社会舆论。从客观情况看，袁世凯达到了预定的目的。
帝国主义列强在建都问题上显然站在袁世凯一边。迁都问题刚一提出，英国驻南京总领事威勤逊就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向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蛮横地表示：迁都南京在外国公使看来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因为一则临时政府首都只是临时的，二则在南京也“没有适合公使馆用的房屋设备”（注：《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事务文书，中国第二号》，第205页，转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2页。）。在北京、保定、天津接连发生兵变后，各国公使在3月2日举行外交团会议，提出三项条件：
（一）交通机关断绝最属危险，当令停泊芝罘之日舰迅在京、津、沽间用无线电联络。
（二）各国限各派军队二百名来京。
（三）为维持北京秩序，俾各国现驻军队巡察街衢，以资弹压。（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19页。）
据上决议，日本在烟台军舰调至天津大沽，各国兵士700余名在英使馆集中，天津、保定不但增加了军队，而且还补充了武器弹药。列强在作出武装干涉姿态的同时，并放出空气：“况此无政府现象，尤非袁不能挽回也。”（注：《远东通讯社丛录》第三编第三卷，民国元年三月，转引自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对于列强的配合，袁世凯给予积极的回报。兵变发生后，他立即向各国公使发出密函，“力陈此次兵变，决无政治与国际上之关系，只有承认继续满清缔结各约之保护”（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20页。）；3月4日，又派颜惠庆等分赴各使馆慰问，并“致谢各国军队协助弹压之事”（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20页。）；同时又派赵秉钧、姜桂题、曹锟、王占元等剀晓部下，谓“外国军队来京系专为保护使馆及各本国商民，并无他意，嗣后各军人相见，总须互相友爱，倘有不法行为，定以军法从事”（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21页。），对列强极力安抚、联欢。而迎袁南下的专使却被列强的姿态所迷惑，于3月2日向南京报告：
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将不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注：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08页。）
有列强作为后盾，兵变又发生在北京，袁世凯操纵事态显然得心应手。他一方面向南京临时政府作出如下解释：
昨夕驻城内之第三镇两营，误信谣言哗变。城内外街市，纵火焚烧，肆意抢掠，已经弹压，秩序恢复。蔡专使所驻法政学堂，适在变乱区域，亦遇抢掠之灾。蔡专使等均行逃避，幸未及难，今已移寓于六国饭店。事出仓猝，又系夜间，以防范未周，不胜抱歉，并派员照料—切，严惩乱兵，希勿听谣言。（注：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07页。）
另一方面，袁世凯又极力操纵舆论，他先是故作姿态地表示“极愿南行”，却“不期变生仓猝，京师骚扰，波及京津”，以致北方商民愈不欲其南行，“函电吁留，日数千起”。（注：《临时政府公报》第33号。）
接着，又欲盖弥彰，于3月2日布告北京市民，称此次兵变系“第三镇炮辎两营因事哗乱，哨兵附之，土匪继之”，以“该兵丁等误会谣传，不能恪守纪律”作为掩饰；又轻描淡写地以“实由鄙人镇抚无术，未能事先防范之所至”表示自责，并许诺将对商民之损失，详细查明后“筹给抚恤”（注：《大总统布告京师市民》，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21页。），用以邀买人心。在变乱中未尽其责的巡警总厅这时却连连发布通告，亦称兵变为“地方土匪乘间抢劫”，“实属憨不畏法，扰害治安”（注：《巡警总厅示》，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26页。）以混淆视听。
在社会动荡、民怨沸腾之时，袁世凯嫡系的北洋军事将领则联名通电，要求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由袁世凯在北京组织统一政府。禁卫军军统冯国璋公开发表上大总统书，称历经变乱而“政躬无悉，秩序旋复，两宫如恒，各公使衙署及南洋诸代表均庆安全，皆我公从容坐镇，指挥有定之赐也”，并以保证“惟有恪遵军纪，静心待命”，表示对袁的支持（注：《禁卫军军统冯国璋率领全军军佐目兵上袁大总统书》，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33页。）。
而京城百姓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杀伤焚掠痛心疾首，乱定之后，亟思安定，进而有舆论称：“袁总统尚未离北京，已经闹得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乱。”（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页。）当时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
首都不定，国会未开，政府无统一之机关，大总统无操纵之权力，项城拥此虚位，势处危疑，各行政长官，皆同赘疣，庶务废弛，财力窘乏，人民瞻顾，罔所适从……纵以诸公此来，名为欢迎专使，总统南行与首都南迁之意，日腾于报章，人心愈摇，奸宄思逞，卒至一朝溃裂，竟出自项城最信任、最爱重之军人。使项城威令能行于民军逼迫、国体变迁之时，而不能行于共和宣布之后，岂非争执都会地点，成此无政府之现状有以致之哉？……夫建都开会之宜于北而不宜于南，稍识时务者均能言其利害，仆亦不必
缕。即以兵变而言，使因都会地点之争久持不决，恐将来东南各省兵变之祸更有甚于北方者。（注：《贺良朴致南京专使蔡元培君书》，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45～246页。）
京师董事会、北京商务总会、共和实进会等纷纷上书，要求袁世凯尽快恢复秩序，安定人心。有河南王祖斌者上书袁世凯献策，其中第二条即“临时政府定都北京，迅速正式成立，布告内外，以资镇摄而消各项隐患”（注：《河南王祖斌上袁大总统书》，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47页。）。甚至还有直接致书蔡元培等，要求“请速电南方，谆告孙大总统、黎副总统等，定议国都，仍在北京，迅速召集国会，使政府成立，大总统之威令克行。北方诸镇本未尝反对政体，必能帖然就范，而不复有变乱之虞”（注：《贺良朴致南京专使蔡元培君书》，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46页。）。
在上述氛围之下，迎袁专使难免受到蒙蔽，3月2日，蔡元培等即向南京政府电告北京局势。3月6日，蔡元培等又向孙大总统报告称：“北京兵变，扰及津保，连日袁君内抚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声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注：《蔡专使等致孙大总统电》，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49页。）通过这场兵变，使支持袁世凯的舆论甚嚣尘上，连南方各省也纷纷附和妥协的主张，上海的《时报》、《申报》、《民立报》、《天铎报》、《爱国报》等联合请求：“亟就北京组织安全政府，建立国都。”（注：《临时政府公报》第33号。）甚至连刚当上临时副总统的黎元洪也正式表态，通电全国：“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注：《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1，第8页。）直至北洋将领发表通牒式的联合通电，称：“临时政府必须设立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注：《北京三军统之危言》，《申报》1912年3月10日。）似乎已成为不容协商的定论。袁世凯导演的这场兵变和列强的反应也迷惑了一部分革命党人，他们难辨乱源，反而对孙中山迫袁南下的主张发生动摇，甚至认为是孙中山的失当。在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由孙中山提请参议院通过决议，“电允袁总统在北京受职”（注：《临时政府公报》第33号。）。这样，袁世凯如愿以偿，仍然留在他的巢穴——北洋军阀的发祥地京津一带。
四
“京保津兵变”在迁都之争中是使袁世凯最终取胜的一枚重量级的砝码，然而对此次兵变的真相，不明者多多。不仅当时很多人被乱象所惑，即事后的有关记载也多未指明这次兵变的复杂背景。《北京兵变始末记》是记录其过程较为全面、具体的书籍，但对兵变发生的原因则言之寥寥，除认为“以骄兵懦将而无军纪军令束缚之”外，虽稍涉及袁世凯南行问题，却只是归因为其部下惟恐因南下而使“得赏”落空，“不如逞此发财”，故而才出现变乱之中“但夺财帛，不伤人命”（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184页。）的情形。但兵变中的蛛丝马迹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如为什么在京畿一带变乱此伏彼起、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有关方面接到的急令却是“仅准追赶，不准延战”，从而才有“巡警闻讯逃遁，各军队亦仅资弹压，虚声追赶，无与变兵相接战者”（注：杨捄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11页。）的奇怪现象呢？因而当时有报章置疑：“北方之军队，随袁而左右，此记者听耳熟闻之者也。前月十九夜之变故，特第三镇中一部分之兵士为之尔，其也驻扎北京之军队尚夥也，使于事起时，有一千动员，即足以枪毙抢劫之兵士而有余，而吾人所举之大总统也者，反释此不为，岂其智不足以及此耶？抑别有其他之隐衷，方利用之耶？”（注：永言：《问》，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66页。）也曾有人天真地认为兵变并非袁直接操纵，只不过是他利用了这一偶然时机，但随着后来不少亲历其事者的记叙陆续面世，这一观点被逐渐明了的事实真相所否定。如据时任第三镇参谋官的杨雨辰回忆，兵变前一星期，袁世凯之长子袁克定即召集姜桂题、曹锟等，煽动他们将南方迎袁专使“吓回去再说”。随后，曹锟即曾召集第三镇标统、管带及参谋长会议进行了布置（注：杨雨辰：《壬子北京兵变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438～440页。）。袁之亲信唐绍仪的记叙更印证袁世凯是这场兵变的导演。他说：“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注：刘成禺：《世载堂杂议》，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1～172页。）正如后人所评：“嘻嘻吁，奇乎怪哉！人人所不及料也。岂特人人不及料，即袁大总统及军官等亦不及料。然人人之不及料，理也；袁大总统及军官等之不及料，非理也。何则？知兵莫如将，知将又何如总统也！”（注：豸公：《谁为祸首》，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269页。）
上述说明，袁世凯在迁都之争中，虽然也借助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配合，但最主要的还是以北洋军阀集团的军事实力为后盾，操纵军队，制造兵变，来达到踞守北京这一目的。根据既往的历史来说，政权转移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血与火的洗礼，但袁世凯在已取得新政权之后，为了向民主制度挑战，更罔顾公义，不惜涂炭生灵，残民以逞，以强化军阀集团利益，从而导致对中国社会的严重破坏，对人民生活造成种种灾难。这一事件，深刻地反映了北洋军阀集团的本质，为中华民国的初期历史涂抹上一笔不光彩的污点。撰此小文，更添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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