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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上市是今年最大的IPO事件，对现在疲弱的A股市场来说其影响巨大，同时也是针对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心和中国金融行业恢复能力的一次考验。“农行能否成功发行，不仅仅关乎一家银行能否上市，还事关政府落实三农政策、金融改革收官的大局。因此农行的发行毋庸置疑是证券市场今年‘压倒一切的任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作为四大银行中最后一家上市的银行，标志着2002年中国政府强力推出的金融改革计划胜利完成。从此以后，四大国有银行再也不仅仅是政府的“出纳”形象。
虽然农行IPO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准备后终于将开花结果。但是面对诸多质疑之声，农行此次IPO能否顺利完成呢？
定价高低之争
农行上市已无悬念，唯一的悬念是以什么发行价格上市。
与2006年工、中、建上市时处于大牛市启动相比，农行选择在A股震荡下行时上市，多少有些让市场担忧。自4月16日股指期货上市以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A股已经下跌了20％，上证综指跌至2500点左右，一个月的时间便将A股打回至一年前。农行选择这个时机上市，给市场带来极重的压力。
与上市时间窗口相比，IPO定价对于农行而言，更是成败关键。
5月上旬以来，农行高层马不停蹄，多次率队奔赴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向H股机构投资者进行预路演，外界称“效果不错”。
按照既定安排，农行A+H预计募集资金在230亿美元。农行6月24日开始正式路演。6月29日，农行将公告A股初步询价结果及价格区间。7月1日～7月6日A股进行网下申购及缴款；7月6日网上申购。如果一切顺利，预计7月15日为农行A股挂牌日，H股次日在香港交易所挂牌。“农行成功上市是必须的，也是无可争议的，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特色的股市。”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尽管在农行全球路演前，对于农行定价问题争议不断，但是通过农行“公关”，机构投资者已普遍接受农行高定价发行。6月17日预路演以来，农行对国内机构投资者多路游说。
华丽路演的舞台，背后实则估值博弈的战场。在其A股最大买家——中国人寿的路演中，中金、中信、银河、国泰君安四大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投资价值报告对农行估值集体唱多。
郭田勇分析，市场可能存在认识误区——承销商给出的估值区间并非指发行价格，若按此理解，显然高得惊人。“给出高报价的机构很可能取的是空头的思路，开高好放空。更何况现在有股指期货作为工具进行对冲套利。”
“我们都被农行搞定了！”深圳一位基金经理对媒体表示，基金公司已经改变了主意，打算出价3元以上。而在农行最初询价时，他们的报价仅仅只有2.4元。
这一切都源于农行对重点基金的拜访，承诺谁给农行询价高，农行未来就会重点销售该公司的基金产品。“这是个非常大的诱惑。”更何况，农行还保证，只要上市首日换手率低于50％，就绝对不会跌破发行价，在6月22日深圳路演现场，农行副行长潘功胜重申对农行高价发行有信心。
6月23日，农行结束对机构的初步询价，农行A股发行价初定2.8元。有464笔机构报单对农行A股IPO进行报价询价，合计申购的总股数657.86亿股，超额认购倍数约13.71倍。
也有学者对此情形感到无奈，“按照现在披露资料分析，农行的合理定价应该在2.2～2.5元之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表示农行首日不破发，不等于就是成功的发行，“其他股票一律暴跌，那怎么办？市值大损又该算谁的呢？如果只保农行一家，那和直接抢有什么区别？”诚然，农行发行价高低，大多数投资者没有话语权，但价格远远超过预期，造成的心理压力是不容小觑的。
着急上市的背后隐忧
在当下低迷的市况下，有媒介曾报道财政部和汇金两大股东对农行急于上市持保留态度，随即遭到农行的否认。显然当其他银行已经上市数年并走向再融资之际，农行不能不着急。
针对农行强烈的上市欲望，郭田勇分析，经历了2009年的信贷狂潮之后，投放激进的农行同样面临资本金匮乏的问题，所以上市融资有其客观需求。
“在未来几年中，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比例，很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来临显著增加。”刘煜辉表示，熟悉中国经济情况的人都能判断，一旦中国不断膨胀的资产和制造业泡沫破裂，中国金融体系不良资产比率急速攀升将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有不少分析师认为农行要在上证综指3500点左右最为合适，可以作为打压疯涨的武器。“这些都是书生之见，现在想圈钱的巨无霸还少吗？中移动、中电信、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等都排队好几年了，国内从来都不缺乏打压股市的筹码。”郭田勇分析，农行正是基于在对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以及金融环境的清晰认知上，才“慌不择路，就是拖也要拖去上市”。
“没有人会比银行更知道中国经济的真实冷暖。”刘煜辉认为，随着货币进一步收紧以及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严格清理，隐藏在角落中的各种“问题账目”就会逐渐显山露水，而这些都需要银行自身拿真金白银去解决的。
另一方面，随着土地财政的羁绊，地方政府已经将精力集中在国资证券化上，都在积极争取上市圈钱，在这种共同预期之下，股市就是“再大的蓄水池”也经不起涸泽而渔，“市场几年内，不可能重复2005年以来的那次狂欢，农行在这方面是认知清晰的。”刘煜辉表示，中国经济目前滞涨格局很可能会以经济大滑坡面目来改变，“经济规律面前，短期可能会扭转，但长期不可能改变。”
不同的利益方，自然会对农行上市有不同的注脚，但是农行自己的行动足以接近事实真相。“在其他银行上市后，农行更容易成为地方政府政绩性贷款‘公关’的重点，农行可以说不堪其扰，但有些又不能不放。”巴曙松认为这很可能也是农行着急上市的原因之一，从审计署披露出来的金融违纪案件看，农行是重灾区，“要知道，现在农行的一把手可是从审计署出来的，是十多年的老审计，这不正说明问题吗？”
北京大学人力资本研究所研究员易鹏表示，农行急于上市不经意间成了中国经济可能二次探底的风向标，“农行这样的急不可耐，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农行自身，以及决策让农行上市的更高当局，对于未来市场的预期是非常悲观的，这对中国经济提出了一个警示。”
全力维稳“政治任务”
很显然，农行上市，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
“若农行想以高市盈率强行发行成功，则农行大股东中央汇金公司甚至另一大股东财政部得出手提振萎靡不振的股市，起码保持银行股稳定。”郭田勇表示，农行上市牵涉着各方利益，当年工、中、建上市时正处大牛市，均以20倍以上市盈率发行。农行上市，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但目前股市低迷，平均市盈率降到20倍以下，三大行仅10倍市盈率。农行如果以低于10倍市盈率价格IPO，可能就有贱卖之嫌，并拉低整个银行板块的估值。农行自身也不乐意，圈钱的时候自然要多多益善。但发行价过高，上市后节节走低，带给二级市场负面影响。
郭田勇认为，汇金救市最主要的策略是，购买中行、工行和建行的股票，稳定市场信心，“至于何时出手，那看汇金什么时候觉得其持有的三大行被严重低估了。随时都有可能出手。预计农行上市之前，一定会出手。”
其实汇金也正身体力行地支持农行上市。无论是低调潜入，暗中增持中行、工行和建行，还是降低从三大行分红的比例，汇金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维稳资本市场，确保农业银行IPO成功。
此外，目前基金发行也明显加快。5月底以来，证监会集中放行10只基金。在经过了长达一个月的调整后，这种新基金不建仓、老基金维持低仓位的情况较为罕见，有可能是基金在管理层的授意下空出仓位，以便保证农行IPO申购。
事实上，从最近发行批文的节奏来看，证监会似乎放缓了上市节奏。“监管部门存在着为农行上市让路的可能，虽然从融资规模上看推迟发几家中小板或者创业板企业对于农行的巨额融资影响并不大，但通过放缓节奏也会给一级市场一个缓冲的机会，效果终究会好一些。”郭田勇分析，当前的资金面非常紧张，从隔夜拆借利率的持续上升可见一斑。
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7月新股发行开闸以来，截至6月22日共有51家已过会企业尚未发行，除个别企业因为特殊原因外，近50家企业正在等待证监会的发行批文。
5月20日，建行董事长表示将推迟其再融资方案至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实施，也很有可能是为农行IPO让道。种种迹象表明，即将到来的农行IPO，管理层正在多角度实施维稳之手。
金融改革压力更重
“改制上市获得大笔资金后，如何实现好的治理，如何真正像一家商业银行那样思考和行事，对于农行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这种考验不仅是对银行的，也是对国有股东乃至政府部门的。如何真正去行政化？在这个命题面前，所有国有银行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巴曙松表示，农行上市，只能标志着金融改革的阶段性完结，中国金融改革要做的功课还有很多：虽然国家开发银行明确从政策性银行转型为商业性银行，但是这些年来，一直步履蹒跚；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这两家政策性银行的定位问题；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混业经营与大金融监管等等，这些都是摆在金融领域决策者面前刻不容缓的难题。
回望过去，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开始的。当时国际上甚至认为“中国的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银行业改革压力之大可见一斑。从那时起，国家支付的改革成本也可谓巨大。1998年，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形式给四大国有银行“送”了2700亿元的资本金；2000年，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一次性接收了四大行1.4万亿元不良贷款；2004年起，国务院向中行和建行外汇储备注资450亿美元，汇金向工行注资150亿元，并鼓励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2008年又一次性从农行资产负债表上剥离了8000亿元的不良贷款，并注资190亿美元，以便提振农行的资产负债表，为上市做好准备。这还不算期间裁撤人员网点、精简机构过程中给予的税收减免。
虽然通过上市改造，从外看，中国银行业“油光满面，口袋很鼓”。但是，刘煜辉对中国金融前景很担忧，中国的金融致命缺陷是政治体系所造成的，如果政治体系所赋予的经济增长及财富分配功能不改变，那么，中国金融系统在注资之后还需要再注资，剥离之后还需要再剥离。
郭田勇表示，在目前高储蓄和金融封闭两个条件同时被满足的情况下，中国金融体系尚能够勉力维持平衡。但这只是一种走在钢丝上的危险平衡。一有风吹草动，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可能从钢丝上重重地跌落。“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周期和金融坏账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中国，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与政府管制危机之间，没有任何防火墙。相反，只要任何一处有裂口被打开，他们之间就可能相互激荡，形成骤然放大的正反馈效应，力量足以撕裂任何现存的秩序。“一旦依赖的经济高增长出现停滞乃至下滑，中国这个刚性的全能体制就要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刘煜辉表示，现在刚性的全力维稳对于金融资源和财政资源的消耗是非常惊人的，资源整合总有难以为继之日。“财力耗尽后的全面崩溃绝对是全民的灾难”。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如何在中国经济肌体出现溃疡的眼下保障血液的正常供应，相信在今年底召开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做出适当规划的同时，会给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