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外交论文,主义哲学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被称为美国的官方或半官方哲学。它以生活化和商业化为特征，强调人的创造性，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实际效果看作是检验一切理论和学说的标准。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实用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美国的现代化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它对当今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依然深远。
一、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1.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由来
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实用主义产生于1880年，1940年后日趋衰落。而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实用主义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美国。
美国的实用主义可以分为古典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早在19世纪70年代，一个戏称为“形而上学俱乐部”的团体，开始聚在一起进行非正式的讨论。经常参加的有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小查尔斯·S·皮尔斯和威廉·詹姆斯。[1]（P.200）这个学术活动被学者们看作古典实用主义的兴起。皮尔斯首先提出狭义的实用主义，随后詹姆斯将其大幅度地泛化。新实用主义又称逻辑实用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合流的产儿。属于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逻辑实用主义，在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和补充的过程中迅速流行，直至20世纪末还方兴未艾。[2]（P.648）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威拉德·奎因、H·普特南、R·罗蒂等。
2.美国古典实用主义运动三位大师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
C.S.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在1877年和1878年《普及科学月刊》上分别发表文章《信仰的确定》、《怎样说明我们的思想》。他认为信仰的产生是思想的唯一功能，人思考，并得出一个满足某个疑问的想法时，这个人的不安就结束了，他按照这个想法去行动。他说：“考虑一下我们以为我们的看法的目的会有什么结果，那就可以想象它可能会有实际意义。那么，我们对这些结果的看法，就是我们对这个目的的全部看法。”他坚持认为不同的调查研究者最终一定会发现“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可靠的解决方法。”“所有进行调查研究的人最终注定要同意的观点，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而这个观点中所指出的目的，就是实在的。这就是我解释现实的方法”。[1]（P.202）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原则根据一个概念作为行为基础的实际结果给这个概念的意义下定义，范围较小；并且他强调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于一致的性格或一般的观念。
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斯在美国实用主义运动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发挥了开创性作用。在其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中他将实用主义原则发挥并系统化，使之成为有广泛影响的哲学思潮。
詹姆斯在书中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3]（P.31）
詹姆斯的思想涵盖了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和真理观。首先他反对形而上学，他赞同哲学史上一切经验论者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说“在鄙弃一切字面的解决，无用的问题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方面，它与实证主义是一致的。”詹姆斯认为形而上学的许多概念都是与实际生活格格不入的，因而是毫无意义的；哲学应当关注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关注人自身以及人所思维、所创造的一切有关问题。“对于我们大家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生命本身会变成什么样子？”其次，詹姆斯认为哲学能鼓舞人们的灵魂，使人们勇敢起来；而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它避开了传统哲学的积习以及无谓的字面争论，从而趋向于事实、行动和实际经验。如果要判断一个概念或观念的真伪，只要观察这个概念会引导你做出什么样的行动，从而会引起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如果某两个概念的意义不同，那么他们必须在实际效果上存在着某种差异。这实际上是一种只讲效果，不讲原则是非的折衷主义，詹姆斯的“走廊理论”[3]（P.30-31）就是一个典型的折衷主义。第三，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者的真理观是和他的方法论密切联系的，是以追求实际效果的方法论原则为宗旨和出发点的。也就是说，真理必须有实际的效果；掌握真理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导向生活中某种实际需要满足的手段。
约翰·杜威对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进行了修正。他反对近代哲学的心物二元论，强调人所面对的、生活于其中的、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是人的视野或经验中的世界，是经过人的作用和改造了的世界，而不是人以外的世界本身。他认为世界一旦成为人的生活和经验的对象，就失去了其自在性，因此，哲学所应关注的不是去论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世界或唯心主义所说的精神世界如何自在地存在，而是去揭示人作为主体与世界这个客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3.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
新实用主义者没有统一的学术观点，但他们都共同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的关注认知过程中人的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把生活作为探讨问题的出发点，否认有所谓建立在“对象世界”基础上的纯客观真理。
威拉德·奎因认为，检验知识意义的最小单位，既不应该是洛克、休谟所主张的一个观念，也不应该是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一个命题或句子，而应该是整个科学理论系统；检验科学理论真伪的准则，不应该是“经验的观察”，而应该是经验的实用性。这样，他就以实用主义的原则代替了经验证实的原则，使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化了。普特南明确指出，没有任何所谓的中性的、与人的参与无关的“客观事实”，一切认知活动都渗透了人的价值观念；罗蒂也从根本上以人的社会特性解释并取代认知活动中非人的客观特性，从而把认识论化解为伦理学，取消了传统哲学中认知活动的客观性问题。
4.强调行动、注重效果、开拓进取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实用主义把哲学研究的中心设定为人，强调人的行动的能动性。詹姆斯把“人的活动”，包括生活、经验以及实践的观点引入哲学，认为实用主义者应该投入到这个有风险的世界，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努力奋斗去争取成功。第二，实用主义注重效用哲学。皮尔士提出了以实际效果为确定意义的“效用原理”，指出思维的功能不能用抽象的思辩得到关于事物的抽象知识，信仰和观念的意义在于产生某种行动习惯，由行动产生一定的效果。詹姆斯也指出实用主义是一种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方法，它注重的是最后的效果和事实。杜威提出了真理即效用，真理是工具的观点，提出真理就是有用。他的观点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性，只承认真理的有用性，是片面的，也是唯心主义的。第三，实用主义者反对绝对主义的机械决定论，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秩序和法则，也没有绝对真理。因此，人的一切活动和奋斗，都是一种实验和探索。实用主义就是人面对新问题不断进行探索和实验的哲学。同时，实用主义主张相对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人们不能完全依靠经验来处理新出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必须不断探索和进取。从这点上讲，实用主义是一种进取哲学；但要注意的是，它也同时否定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否定了真理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
二、实用主义哲学思潮产生的思想根源
任何一个哲学思潮都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实用主义也不除外。美国在建国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主要靠吸收欧洲的思想，这是其殖民地传统决定的；二是注重实用的务实精神，美国的政治活动家总是从独立战争及其后的实际斗争需要出发来确立国家安全战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强调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4]（P.135-136）这两个特点对美国的政治、历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美国民族是由移民组成的，最初的移民多来自欧洲，美国独立前的13个英国殖民地是美国立国的主干。因此在美国民族性格的形成中，美国主要继承了欧洲的传统。美国理论界的“碎块理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碎块理论的主要论点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像美国或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从欧洲这个母体脱离而出的碎块。在近代革命的过程中，当欧洲某个国家的一部分离开母体，便失去了朝母体方向前进的动力，陷入了一种静止状态。因此，这些碎块便得以保持脱离母体时所具有的母体的特征。对于这一点，1955年美国史学家路易斯·哈兹在其名作《美国的自由传统》中引用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斯·拖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1835-1840）》中的一句话引作格言：“美国人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们已经达到民主阶段，无需经历一次民主革命；他们生而平等，而不是变得平等。”[5]（P.76）
实用主义同时也是美国文化中重利轻理的价值观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美国外交史学家小塞西尔·克拉布认为“实用主义便是美国的信条”。[6]（P.74-75）美国文化在根性上向来重视实际，讲究功利。
一方面，这来源于早期移民信奉的新教伦理的传统。新教主张对上帝的虔诚应该表现在教徒在尘世的活动中，以他们所获得的具体成就来判断事情做得正确与否。衡量“上帝选民”的标准不是对宗教教义的不折不扣的执行，而是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因此来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自称为“富有幻想的实用主义者”。[7]（P.18-19）
另一方面，这和美国开拓边疆时的历史密切相关。美国建国后的历史是西进的历史，是向“边疆”开拓的历史。一位研究美国文化价值观的中国学者指出：“讲究实际的观念部分的来自美国的边疆传统，开拓边疆史的艰辛苦难，使拓荒者对于一切不讲效率、不切实际的人和事都极为鄙视。不讲空话，不必客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一般美国人都奉行的原则。”[8]（P.24）
三、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因此，在政治现实中，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美国领导人通常都是以务实的态度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按照美国外交史学家的评价，务实的美国领导人具有一系列实用主义的特征：“他们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行动似乎不受规定分明的道义、伦理原则的指导；考虑问题多出于近期打算，不在乎长期目标和战略；他们利用所能得到的机会试图实现最大的利益或所得；他们善于妥协，灵活变通，善于使自己的观点适应正在变化的现实；他们尽力避免极端主义的解决方案。”[6]（P.57）
纵观美国对外关系史，实用主义有如下明确的体现：随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对国家利益重点的界定；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常不履行诺言，即使理想主义的高调幌子也很难掩饰住实用主义的目的。
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突出表现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几次选择上。这些选择都可以在实用主义哲学那里找到依据。
美国1776年建国之时，就在合众国宪法中规定了制定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内部安宁，提供共同防御，增进公共福利，并保证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的幸福。”[11]（P.375）宪法中的这句名言指明了建国初期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基于美国尚且弱小的实力基础，美国采取以本土防卫为重点的战略，保障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保证国内民主自由；同时强调国家的强盛要以发展经济为重要手段，力图摆脱殖民地经济束缚。为此，美国采取务实的态度推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以防卷入欧洲争端而危及国家安全。
自建国到19世纪末，注重效果的美国把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目标设定为努力拓展大陆领土。到19世纪后半期，通过采取武力强取、金钱购买等手段，美国领土扩展的战略已获成效：美国从东部13个殖民地扩展为横跨大西洋、太平洋的两洋国家。此期间，美国把拉丁美洲看作“后院”，通过“门罗宣言”阻止了欧洲列强在美洲的扩张，同时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在拉美急剧扩张自己的势力。面向太平洋又使得美国把东亚看作其势力范围并开始涉足，叩开日本大门、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通过美西战争夺得战略要地关岛和菲律宾都是美国向西半球之外扩张的关键步骤。
1914年，美国的国民收入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也就是此时，美国开始从全球角度考虑其大战略。但由于国内一直没有放弃孤立主义，美国并没有参与到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而“珍珠港”事件使美国结束了其地区战略时期，并促使美国于1941年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美国不但巩固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而且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国家实力空前增强的美国开始向全球性大国迈进，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遂转变为建立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恢复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罗斯福又施行“多边合作战略”：召开国际会议划分势力范围、建立美国掌控的国际性组织——联合国，从而力图控制世界政治，谋取更多的世界强权的意图昭然于世。
到1947年，美苏冷战已打响，世界格局逐渐向两极变化。随着实力增长，美国的战略目标已具有全球扩张的性质，在全球增进美国的国家安全被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美国自从参加二战开始就一直奉行目标明确的“优势主导”战略：即为了控制和主导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在世界上建立压倒任何力量的优势，只是未明确提出而已。为此，美国推行了一系列策略：稳定美洲“后院”、联盟西欧天然盟友、控制中东能源基地、利用日本制衡亚洲，包括“遏制”苏联和中国。
在此期间，出于对不断变化形势的新的判断，尼克松政府不顾意识形态的差异所构筑的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又可视作实用主义的典型表现。在60年代末以及整个70年代，美苏对峙的态势发生了变化。随着美国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滞胀危机，经济发展缓慢，加上美国出于反共目的在越南扶植反动政府，深陷越战20多年，最终不能自拔而导致国内民怨载道。越南战争的失败证明了仅凭意识形态指导的外交政策的重大失败。然而，此时的苏联却借机扩张实力，呈进攻态势，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从而形成“苏攻美守”的态势。
迫于当时形势，1969年尼克松担任总统后提出“尼克松主义”，其主题是美国将继续信守条约义务，参与盟友的防务活动，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美国不会担负起全部的军事防务责任。“尼克松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已经开始进行重大战略调整，从战略进攻态势转为战略收缩，回归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选择这样的政策，尼克松是基于美国切实的国家利益考虑，他在1970年的外交政策年度咨文中说：“我们的目标，首先就是要以坚定的外交政策，长期支持我们的利益。政策越是以切实评估吾人及他人之利益为基础，我们的世界角色就可以越有效。”[9]（P.688）
在“尼克松——基辛格体制”[10]（P.323）的运作下，美国以“缓和”政策代替“遏制”政策，并成功地将均势理论运用到全球战略的实践中，在坚持美国自身实力地位的同时，借助美中苏“大三角”关系的力量均势维持美国的安全，调整并解决好以北约为主体的欧洲的均势和以加强美日同盟、调整对华关系的亚太地区的均势。务实的“尼克松主义”的实施最终使得美国摆脱了越战的泥潭，缓和了同苏联的关系，也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最终使美国处于主动支配的地位。
总之，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的历史曾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以史鉴今，在分析和理解当今美国对外政策时，通过对实用主义哲学的价值观等脉络的把握，以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新视角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可以使研究和研判进入一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