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倾向对学校德育的负面影响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负面影响论文,对策论文,倾向论文,学校德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3010（2006）12—0017—04
中国自古注重伦理道德教化，九百多年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德与才（才智）进行了一番精辟的分析：“……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1] 现阶段，我国对人才的需求甚为紧迫。“人才”不仅要具备知识与技能，还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教育，担负着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的重任。而我国基础教育阶段“重智轻德”现象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改变。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高考制度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
一、中国教育应试倾向的历史追问
考试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早在汉武帝时期，太学中就有经术射策的考试[2]。自隋炀帝时创设进士科始，至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止科举终，科举制度前后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具有令世界惊叹的稳定性和规律性，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连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
科举制度的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首先，科举制度的建立打破了此前“世卿世禄”和“九品中正”的传统，使寒门庶族有了参与政治、实现抱负的可能。其次，科举制度采取公开考试、公正录取的形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才选拔的公平与公正。再次，科举制度的存在推动了教育发展，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这些都表明科举制在产生之初有着其他选拔制度不可比拟的先进性。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日渐显露，最终发展成中国社会的巨瘤，时至今日，其流弊仍未根本消除，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造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应试心理。“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由于有政治权力、经济财富与社会名望这三种主要价值资源联为一体的情况，而政治权力又是其中最突出的，所以‘仕’成为主要的出路，对‘仕’的强调可以说是一种四千年的一贯制。”[3] 正所谓“学而优则仕”，自隋朝开始，科举考试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踏上仕途的唯一途径，读书、应试和拥有特权这三者似乎成为天然的统一体，由于对权利的极端崇拜而表现出的对应试的热衷以及“唯学历”意识，已经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如今，在高考中，我们依稀能看到些许科举时代的影子。虽然高考的内涵和规模与科举取士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都是选拔性考试，都是在争夺一种稀缺资源（科举时代是入仕的资格，当代是优质教育资源），而高考中存在的种种与科举时代惊人相似的应试手段，还有人们对高考“状元”的热烈追捧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使人将高考与科举联系在一起。科举时代的学校教育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最终演变为科举的附庸，现阶段中国的各级各类中小学校也大有沦为高考附庸之势，学校教育似乎已忘却了自身本应肩负的育人责任，甘当高考的“敲门砖”。由于受高考竞争影响，以及高考不能以笔试形式测试学生品德水平的局限性，许多学校将与培养学生能力、德性有关的教学内容束之高阁，把死记硬背和考试技能训练作为应试“法宝”，应试教育大行其道。
二、透视应试教育对德育的负面影响
“应试教育不是对我国现行基础教育的概括，而是对其中存在的单纯以应试升学为目的而产生的诸多弊端的概括。……事实上应试教育是指在我国教育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偏离了受教育者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单纯为应付考试，争取高分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种倾向。”① 可以看出，应试教育是现行基础教育中的一种倾向。这种“单纯为应付考试，争取高分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功利性行为对中小学阶段的教育，尤其是德育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从应试教育产生的根源来看，它以高考为教育目的，以考试内容为教学内容，并以之作为设计课程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符合应考要求、以训练应考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然而，高考只是实现教育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单单一个高考，不可能反映全部教育目的，可以说，应试教育导致了学校教育的异化，最终使德育偏离正确的方向。
（一）基础教育中的应试现状对德育的影响
现行基础教育的直接实施者——各级中小学校是“随高考起舞”的主角，对应试教育的批判矛头也往往直指中小学教育，而一些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也确实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分数”几乎成为评判教育的唯一标准。
首先，现实中的重点校与非重点校、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之分无形增加学生的心理压力。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做出恢复高考与举办重点中学两项重大决策。办重点学校的政策，在国家资金紧缺、人才匮乏时，确实可以集中财力物力培养大批急需的精英人才，同时在发挥正规教育示范性作用方面，有着显著而积极的功用。但时至今日，社会各领域均已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基础教育中，追随重点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却还在不断加剧。整个基础教育均以升学率的提高作为一种理想目标，手段化身为目的，教育价值取向被扭曲。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升学率高，所以被评为重点校，而在重点校的示范下，教育的应试倾向又进一步加剧。重点校成为应试教育的领头羊，所谓的“示范性学校”成了应试教育的“范本”，这恰恰与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
除了校一级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在学校内部还会有重点班与非重点班（或谓“快班”与“慢班”）之分，以这样的方式将学生分门别类，凸显了一种以学业成绩作为评判学生优劣标准的不良倾向。于是，学生成绩的排名变得举足轻重，被打上“重点”与“非重点”、“好学生”与“差学生”标签的学生，他们的身心无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好学生”们除了高分带来的骄傲，还背负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差学生”们不仅遭遇不公平教育，而且自尊心、自信心与上进心也受到伤害。学生们的价值观念、追求目标、行为方式、心理期望以及自我感受在分数的升降之间不同程度地发生着扭曲。
其次，枯燥的课堂与无边的“题海”禁锢了学生的道德发展。朱小蔓等认为：“灵活调度时间表、学校空间、环境和各种资源，充分满足德育工作（包括德育课程）需要。这是由道德教育固有的渗透性和全时空性特点决定的”[4]。显然，这在应试教育的状态下很难实现。应试教育下的学校，学生的所有时间几乎都被枯燥的课堂与数不清的大考小考占据着。教材以及教师教学的内容因为应试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去背景化”的，与现实生活脱离，不考虑是否对学生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意义。学生不但在学习过程中没有机会与人类伟大的历史文化进行神交，更没有时间走入现实生活中去，进行实实在在的交流。“倘若学生们没有时间和多彩的历史文化交往，没有时间和身边的同学、朋友交往，那么他就不可能获得由这种交往所生发的心灵体验。没有交往、没有体验，一个人就不可能懂得有道德生活的真正意味。”[5] 如果说教育是一个使人社会化的过程，那么应试教育必将导致一种失败的社会化。
再次，“重智轻德”价值取向对学校德育工作具有潜在的消极影响。以高考为目标的应试教育及其派生出的种种考核与奖惩办法，使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不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的教育原则。智育成为全部工作的重点，而分数就是评价的标准，也是学校办学效益的源泉。在这种价值取向主导下，管理者的办学理念，教师日常教学中显露出的对教育内容及学习方法的认识都是基于应试教育而来，对学生的期望和了解也是以分数为出发点。为了应试，学校和教师往往放弃自己的德育责任，只重视如何完成考核规定的指标，忽视教育的养成过程；而学生群体在这些隐性教育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也以考试技能和揣摩出题者意图为自己的主要学习内容，投机钻营、舞弊作假的风气日盛，不事修学立品，学校德育形同虚设。在如此氛围的“陶冶”下，学校德育工作的效果可想而知，更不用说对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了。
（二）应试导向下的社会大环境对德育的弱化
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取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反之，应试教育之所以能被接受，也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及现实社会的价值取向所促成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97—1998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有91.99％的城市青年希望子女拥有大学以上学历。而少年儿童自身的学历期望值也高得惊人。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全国少工委1999年的调查显示，有75.9％的城乡青少年希望拥有大专以上学历。[6] 这反映了中国社会中的学历本位的人才价值取向。在这种全社会“重智轻德”的氛围中，学校德育举步维艰。
在社区中，群众常以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标准，一些富裕社区甚至以经济上的奖励做为激励升学的手段，社区教育的发展走的也是“重智轻德”路线。在家庭中，家长在整个社会所持有的学历本位人才观的影响下，选择了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价值取向，勤俭节约、乐于助人等传统优良品德遭到冷遇，崇高理想、集体主义等基础品德不受重视，“重智轻德”现象甚为明显，家长对孩子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好好学习，将来就……”，云云。在这种或明示或暗示的教育过程中，家长的期望与选择最终会成为孩子自觉的期望与选择。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使得学校的德育工作即使做出了一些成绩，学生在课余时间所受的消极影响也足以消除这一点成绩。
由以上分析来看，高考在某种程度上已使中国的基础教育发生了异化。其表现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所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② 设置高考的目的本来是期望通过它培养、选拔人才，然而当高考这架机器开始运转之后，带给我们的却并非我们所期望的东西，它仿佛具备了某种魔力，成为一种由教育自身产生出来但又反过来统治教育的异己力量。
三、几条对策
在教育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有一种要求“彻底取消高考”的声音。这种提法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单就德育这一方面来讲，并不是说，只要高考存在，学校德育就难以开展。关键还是要弄清德育被弱化的现象与高考的矛盾究竟在何处。
高考与德育之间存在这样的矛盾：高考的考核内容主要是知识性的，并不适用于德育的全部教育内容，而在一个以应试为主导的大环境中，学校的做法是“高考不考，老师不教（不重视）”。然而以高考的标准培养出的学生走入社会后又被发现其思想品德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发展与人们当初所期望的并不一致，主观愿望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另一方面，成功的德育应该使每一个受过基础教育的学生的品德发展都符合社会的要求，而品德的正常发展不应该成为高考这种选拔性考试的考核内容，而是一个学生成为社会人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因此，高考虽不应取消，但德育必须摆脱高考的束缚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德育，而非高考报名材料中那段千人一面的评语。
（一）教育观念的转变
“重智轻德”现象在中国教育实践中长期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教育导向摇摆不定造成的。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要始终把握正确的教育观念，及时修正偏差，遵循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教育原则，真正从人的角度考虑和分析教育问题。新课程改革的实施，转变了知识本位的教学观，要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整合为一体。新课程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重视学习的过程与方法，努力使学习过程成为一种高尚的道德生活和积极的情感体验，并以此促使学生形成良好品格。
（二）德育评价方式的转变
当前学校德育的评价方式因受以高考为主的教育评价体系影响，更强调结果性的、量化的评价。在促进学生品德发展方面，单靠这样的评价是不够的。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在重视结果性评价的同时更要强调过程性评价，发挥两种评价方式的互补作用，可以取得良好的德育效果。例如：规定学校必须从学生品德发展的关键期（十三、四岁左右，大概初中一、二年级）为其建立品德发展档案，由学校、社区、家长及学生共同填写，作为将来学生升学的考察项目之一。同时，学校是否认真完成此项工作又如实反映在档案中，成为上级对学校的评估项目之一。这样，过程性评价纳入基础教育各阶段的评价体系，其结果是将学生的品德发展状况做为考察学校办学水平的指标。这不仅有助于解决“高考不考则学校不教”等“重智轻德”的老大难问题，也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品德的良好发展。
（三）加强学校与社区的合作
社区的教育功能是对学校德育的有力补充。因此，学校德育要走进社区、走进生活。学校应努力开发各种与社区交流的渠道，加强学校与社区之间的互动活动，可以派教师和管理人员帮助社区办好社区教育，也可以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请各界人士作为学校的义务工作人员参与日常教学。在这种双向交流中，学校德育得到加强，社区的教育价值取向也得以摆正，最终形成一个有利于学生品德的发展的大环境。
（四）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应试教育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不能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继续教育制度，形成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与职业教育体系。这样，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就不再仅仅被局限于一根窄窄的“独木桥”之上，受教育者才能避免因学业失败而带来的“边缘化”威胁，才能摆脱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束缚，更多地关注自身各方面能力的充分发展，教育才能更接近使人全面发展的最终理想。
学校教育是一个人走入社会前所接受的最重要的教育。学校教育的不可替代性并不完全在于它对知识的传授（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终有一天可以不需要在学校接受教育也能掌握科学知识），而在于它有助于使一个人更好地完成社会化过程。其中，学校德育又是促进人的社会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虽然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应试倾向仍然严重，但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教育将越来越接近教育的终极目的——人的全面发展。
［收稿日期］2006—07—27
注释：
① 参见原国家教委教办［1997］29号文件的附件：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月—8月）[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