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海外论文,文学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5072（2000）01—0001—05
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由于这两个学科的对象都是跨国别、地区的，都具有世界性、开放性的特点，因而有许多交叉和可以相互跨越的学术视点，如若有意识地让这两个学科相接轨，既有助于拓展比较文学的学术领域，又能在某种程度上深化和扩大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成果。
事实上，90年代以来，在比较文学的高层学术研讨会上，已陆续出现了一些这两个学科交叉的学术论文。1993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讨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间的关系”问题时，不少学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对待两种文化接触的态度，两种文化可以是不同国家的文化，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内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而对后者进行探讨中，就涉及到海外华文文学在各居住国的边缘状态，以及其是否被所在国主流文化接受问题。与会者还就美国华文文学处境问题展开讨论。1996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有笔者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肖红教授等五位学者向大会提交了这个方面的论文，大会学术组还专门安排一段时间研讨海外华人作家的写作问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特别指出：“海外华文文学是比较文学即将要去拓展的领域”。1999年8月， 在四川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会学术组把“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华人文学”作为研讨会的重要命题之一，并且收到了12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由于论题新颖，讨论十分热烈，成为研讨会的一个学术热点。此外，自1991年以来，在全国性刊物《中国比较文学》上，还开设了“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专栏，刊登和介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从上述这些情况看，海外华人文学（包括海外华文文学和海外华人用其他语种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已被比较文学界所接受，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新的正待拓展的领域在推动。
相对而言，如何把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引进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人们关注较少。本文提出和要讨论的问题是：把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投射于海外华文文学这个特殊的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可能产生或出现哪些深化和更新。
我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起始于本世纪的8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20年来，我们经历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对海外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空间”的界定，对海外华文文学历史状态和区域性特色的探索，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关系探源，海外华文文学地区史、国别史、理论批评史的撰写等等，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近几年，已有学者在进行海内外华文文学的整体研究，还出现了海外华文文学诗学层面的论文和著作。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正在不断扩展和深入。但是，在这世纪之交，我们如何加速研究的步伐，对这个非常特殊的汉语文学书写空间，它所蕴含的内在的丰富性，作更深的挖掘和多样性的展示，这就有一个进一步拓展视野和观念、方法的更新问题。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跨界限的文学研究，世界视野、开放意识、跨文化、跨国别、跨学科的研究是它的最主要的特征。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在未来世纪，如能借鉴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会使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现象的生成和深化，得到多方面的理论的诠释。
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实际出发，引进、借鉴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之所以是可能和可行的，是因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家都是在双重文化背景中写作的，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有两种文化的“对话”，极需要以跨文化的眼光去对其审视和观照。海外华文作家在本土以外从事汉语写作，他们是处在居住国主流文化的“他者”，面对两种文化的接触，既有一个自身群体文化归属问题，也希冀能建立同主流文化交流的平等对话模式，但这在现实生活中的主流与非主流文化沟通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权力结构中主流文化的话语权远远超过了非主流文化的话语权。这就使处于非主流文化的“他者”要自找出路：一是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边缘状态求生存；二是与主流文化认同，通过各种方式去化解、协调与主流文化的各种矛盾、冲突；三是相互兼容、互识互补，这往往是在一些文化差异不大的国家和地区才可能达到。但无论处于何种状态，都有一个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影响和融合问题，而这些，就会这样或那样反映在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并非以本土的单一文化的眼光所能深刻理解的。由于海外华文作家所在国国情不同，作家个人的文化身份不同，他们的文化生存状态和对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因而在文学中对两种文化的隔阂、碰撞及其生存状态的感觉和表现就各各有别。为了把握这一研究领域的更具特色的问题，比较文学的多维度比较方法，应是我们进行研究极为重要的方法。
海外华文文学的根是中华文化。生活在西方的华文作家，因为原先的母体文化同所在地区、国家的客体文化相差较大，而且西方社会主流文化总是居高临下“俯视”东方，还有种族上的歧视，很难同客体文化平等对话或完全认同，他们不得不承受许许多多的压力，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放逐”的酸涩和文化疏离的痛苦，既有个人生活的浪子悲歌式的抒写，也有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思考和对文化上平等对话的追求。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主要接受西方教育的华人作家，或者是在国外出生的第二、三代华人，有可能完全倾向于西方的文化立场，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只是作为一种纯然的个人和历史的记忆来书写。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华人移居较早，数量多，文化交流频繁，而且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兼之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过去曾存在于殖民体系的掠夺之中，不象西方世界那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华文作家在那个地区生活和创作，虽不无文化疏离和阻隔，但经过不断调整，还是能走上两种文化相互兼容、互识互补的道路。这就自然形成了不同地区、国家华文文学的不同特色。
海外华文作家移居海外，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在他们的背后，隐藏着政治、历史、种族、文化、经济之间的无数纠葛，他们的作品承担着各种关系的交织。所以，在这个特殊的华文文学空间里，充满着异域感、流亡、放逐、陌生和对故土的回忆，他们在异国他乡坚持用汉语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是在异质文化环境里消除陌生感、不安全感而努力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对本民族文化理想的诉求，美国著名华文作家聂华苓就说过：“汉语就是我的家”。瑞士华文作家赵淑侠、泰国华文作家司马攻、新加坡诗人陈松沾，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表达与母体文化的这种深切感受。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不断相遇那些跳荡的寻找着的心灵，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边缘与中心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心灵的呼应千姿百态，思想更是一条条方向各异的小路，伸向悠昧或明亮的地带。文学以其特有的形态，给人们留下了这方面各种各样细微、深邃的心灵感触，使我们从中感受到文化的归属和认同，对于那些生活在家园以外的人意味着什么。
为了探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展示其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美学价值，显现域外特性，我们可以在研究中引进比较文学多维比较的方法，既将其同中国本土文学相比较，研究其传播、影响和在各个不同国家、地区延伸、发展的状态，探索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脉络，以及同不同民族文化接触、变异和被认同的程度；也可以将中国本土以外各个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较，研究不同国别、地区华文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模式、风格、文学语言的衍变史，研究他们如何在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这种蜕变；还可以将一个国家、地区不同时期、性别或同一个时期的不同华人作家群体进行比较，探索他们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创作状况，特别是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碰撞，或同其他非主流文化的接触中，对本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以及作出怎样的文学反映与选择，寻求其异同。通过这种多维的比较，从总体上更深、更广地认识、把握这一特殊空间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把这些植根于海外生活经验的文学转化为一种域外汉语诗学，进一步去促进其未来的发展。
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想象空间，有许多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印记，对文学想象中不同民族文化影响的研究，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尚未“开封”而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命题。在阅读、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作品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下，也塑造了一些所在国不同族群的人物形象，如黑人、白人，泰人、菲律宾人、马来人、印度人等，还有华族与其他族群的混血儿。从这些人物形象中，我们接触到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作品如何构造异族艺术形象问题。分析、追寻、研究这些文学中的文化现象，从中可以看到华族文化与异族文化相遇时的各种不同状态，也有助于了解作家在两种文化接触时所采取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对话”的依据，给海外华文文学提供新的理论研究空间。
研究“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1]， 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之一让-马丽·卡雷提出来的。他认为， 对不同国家文学的关注，“要有文化中的异国层面的对话”，应重视“民族间的相互看法”、“想象间的相互诠释”。[1]卡雷的主张， 推动了文学作品中异国形象的研究，把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从一般的“形象”研究中凸现出来，人们开始注意：文学怎样以变化多端的形式表现异国、异族，塑造不同于本民族的“他者”形象。近年，形象学在国外，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发展迅速，已引人瞩目。笔者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引导下关注到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这个命题。
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是处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一意识有时并不那么强烈。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在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想象，是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当中凝结有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对于作家笔下的“他者”形象而言，也是一种说明符指关系的描述。这些形象虽来自异族，但他们是经过华文作家的文化眼光、文化心理选择、过滤、“内化”而成的，是作家从一定的文化立场出发，根据自己对异族的文化的感受和理解，创造出来的不同于本民族的“他者”形象，已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他”和“她”，而是他们在华族文化中的“镜象”和“折射”，是两种文化“对话”中生成的，可视作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和诠释。所以在对这些形象进行分析时，追问的重点不在于他们是否忠实生活中的原型，而是在于这种描述、表达，显示出作家所向往的是一个怎样的虚构空间，作家怎样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他者”和“他者”文化，通过他们提出和表现了哪种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范式，这种想象和描述在多大程度上，出于何种原因而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化偏离和美学效果。
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一些“他者”形象为例。我们认为，他们基本上是分属于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是按本民族的需求塑造“他者”形象，着重表现“他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一种集体化、理想化的文化诠释，其效果是强化了本民族的文化。菲律宾女作家黄梅的小说《齐人老康》，女主人公玛丽娅是菲律宾人，她跟当雇员的华人老康生活已20几年了，因为老康在来菲之前中国老家已有妻子，她虽然已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可一直没有名份，但她并不计较，不辞劳苦地操持家务，养育儿女，度过许多难关，老康的华人亲友对她都公论：“要不是玛丽娅跟他艰苦持家，他还能有今天这样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局面吗？”从作品中玛丽娅的思想和行动看，她对华人的生活习俗是很认同和融入的，是一个已经“华化”了的“他者”，作者借老康的亲友之口赞扬她，实际上是言说了“自我”，肯定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新加坡女作家孙爱玲在小说《绿绿杨柳风》中，塑造了一个印尼人韩逸文，是一位年青的大学教授，他虽然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但很认同中华文化，而且深深地爱上年青的华人寡妇秦勤，他们文化背景不一样，却能彼此理解并互相接受，由于各自有过去婚姻的历史，因而遗留下种种问题，他们最终未能结合，这个没有结果的异族相爱的故事，既朴实又动人，作者在描述时不带有民族偏见，表现的是一种族群的文化理想。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泰国作家红缨笔下的泰人坤专（《幸福的罪痕》）、李栩笔下的印度人印阍（《漠漠的印阍》）等。
二是质疑现实的“他者”形象，反映出现实与理想有距离，对本民族的某些保守意识和偏见有“颠覆”作用，表现出来的是文化思想的开放状态。菲律宾女作家范鸣英的《同是等待》和佩琼的《油纸伞》，女主人公分别是菲律宾人玛蒂丽丝和中菲混血儿李珍妮，由于她们是老一辈华人心目中的“番仔婆”和“出世仔”（注：中菲混血儿被称为“出世仔”。），一是婚姻受阻，一是不得不放弃自己之所爱。这两个作品的作者都具有文化的“自省”精神，她们在作品中通过两个母亲无理地拒绝“他者”，批判了传统文化中那种陕隘、排外的民族观念。
三是表现文化相异性的“他者”形象，用本民族的话语，对各种相异性作出自己的诠释，同时也进行“自我”的审视和反思。新加坡女作家尤今的小说《织布匠》，写的是印度姑娘茵娣娜“相亲”和结婚的故事，美丽的茵娣娜受过高等教育，已经有了相当理想的工作，但观念保守，东方古老的民族传统在她心中根深蒂固，尽管她向往自由，但是没有勇气去争取，最后，任家里人摆布，嫁给一个有钱人，把忧郁变成食欲，生了五个孩子，从此，美丽、迷人的茵娣娜就一去不返了。这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古老故事，一个由保守的民族文化酿成的当代人的悲剧。作者在作品末尾，通过“我”和茵娣娜久别之后在新德里“重逢”，创造了令人震惊、心痛的悲剧效果。这个故事表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也有作者对某种保守的民族文化范式的批判。泰华已故女作家年腊梅的小说《我的上司宇文坦先生》，主人公宇文坦是一个中缅混血儿，经济学专家，在一个跨国公司任高职，工资丰厚，公司还配给他洋房、轿车，但他笃信佛教，长期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处处自律。作者在作品里刻划了这样一个“他者”，既有文化反差的描述，也有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这应是两种文化相遇时人们所追求的理想模式。马来西亚女作家李忆君的小说《风华正茂花亭亭》，写的是北印度女子妈妮同华人周承安的爱情、婚姻悲剧。他们年青时能冲破文化障碍，相爱结婚，但在家庭生活中，妈妮所受的西化教育和高层社会背景，使她常常有意无意地“俯视”周承安，而周承安内心深处那种华族的“妇道”观念，也使他难以接受妈妮的思想行动，最后导致婚姻的破裂。这个悲剧故事的酿成，不无妈妮的性格因素，但也有两种不同文化的撞击和阻隔。此外，还有新加坡华文作家姚紫笔下的荷兰人兰娜（《窝浪拉坦克》）、女作家陈华淑笔下的白人麦先生（《麦先生的爱情》）等。
以上三类只是尝试性的区分，应当指出的是，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这三种类型并非互不相关，有时还是相互包含的。而且这种分类主要是在文化层面上展示“他者”形象的虚构意义，并未对他们作出艺术上的具体分析。如若从艺术的层面切入，这些作家笔下的“他者”形象也是个个有别的。
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中，形象学的研究还是一个新的领域，本文将其运用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旨在探索新的理论思路，为这个学术领域提供一个文化与文学研究结合的新视点，从而挑战旧的理论模式。
【收稿日期】 1999-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