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与生命悲情——评李锐、蒋韵长篇小说《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悲情论文,人间论文,身份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同的文学文体有着不同的文体属性。话剧、电影当然只能是多人合作的产物，而小说、诗歌或者散文，从根本上说，则只能够被看作是个人性特别突出的文体。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确实也鲜有两人或多人合作的优秀小说、诗歌或者散文作品存在。因此，当我听说李锐与蒋韵夫妇要首度合作，完成“重述神话”项目之一“重述白蛇传”的长篇小说《人间》的创作的时候，内心中其实是很为他们的合作捏着一把汗的。作为李锐、蒋韵小说创作一向的关注者，我深知李锐与蒋韵都是艺术风格成熟且艺术个性差异甚大的当代优秀小说家。而且，在我的理解中，李锐与蒋韵都是用汉语准确优美地表达着他们各自对于世界与存在的认识和领悟的当下时代中国为数不多的一流小说家。两位艺术风格成熟且个性独异的小说家合作的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稍有不慎，如果磨合与交融不够成功，那么，李锐、蒋韵所要付出的代价同样是不难想见的。然而，对于《人间》的三次不同时间段落的审慎阅读，最终还是打消了我的所有疑虑。我不无惊喜地发现，作为成名已久的两位优秀小说家，李锐与蒋韵的首度合作是极为成功的。在《人间》中，李锐小说所一向拥有着的思想深度与蒋韵小说所一向具有着的敏感细腻达到了一种相当完美的融合。虽然我深知，以“思想深度”来概括李锐，或者以“敏感细腻”来概括蒋韵，都有简单化的嫌疑，但不如此却又的确难以表达我对于《人间》的阅读判断。在小说的“代序”中，李锐写道：“种种巧合的结果最终归结到《白蛇传》，而且是由我和妻子蒋韵两个人合作来完成的，这是我们此生第一次共同合作完成一部小说。按照佛家说法，这叫因缘。”如果《人间》的写作确实是一种因缘际会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因缘际会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不知道李锐与蒋韵今后还会不会有再度合作的可能，但《人间》的写作却无疑可以被看作他们各自的小说创作历程中一个格外醒目的界碑。
我们注意到，在《人间》中，李锐、蒋韵很巧妙地借助于人物秋白——一位有着悲惨命运遭际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讲述，以简洁的笔触给读者介绍了“白蛇传”这个民间传说在中国的流播传延演变过程。从最初的《西湖三塔记》，到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再到乾隆年间白蛇传故事最终定型的《雷峰塔传奇》。可以说，这个千百年曾经被无数人反复重述的神话传说故事，所主要承载表现着的都是民间世界对于白蛇传故事的基本理念。虽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白蛇传”的流传过程中，绝对少不了文人的参与介入，但另外一点同样可以肯定的却是，这些文人介入后所主要承担的使命乃是记录与整理，他们自身的观念意识并没有过多地渗入其中。多少年来，“白蛇传”的故事之所以一直被学界看作是民间传说，其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如果说，《西湖三塔记》主要表现的乃是人们对于妖魔世界的恐惧，所宣扬的“也还是所谓惩恶扬善、戒色戒欲之类的套话”的话，那么到了乾隆年间，业已最终定型并一直在民间传延至今的“白蛇传”传说中，所主要歌咏表现的就已经是白娘子与许宣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了。在一种象征隐喻的意义上说，法海成了专制力量的代表，他对于白娘子与许宣之间爱情故事的横加干预，也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专制力量对于自由爱情的镇压与迫害。其中所深深地折射出来的当然就是民间世界中对于一种美好自由爱情的向往与追求了。必须承认，这样一种民间意义上的“白蛇传”故事在中国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地步。或者也可以说，有关“白蛇传”的故事传说业已转化为了整个中国文化大传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李锐与蒋韵在新世纪之初“重述白蛇传”的写作行为，也就可以被看作是两位作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某种全新意义上的理解与阐释。套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说，李锐、蒋韵“重述白蛇传”的行为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遭遇。那么，与“现代性”遭遇之后的“白蛇传”会是怎样的一种形态呢？此处之关键还在于这种“现代性”究竟是谁的，哪一种意义上的“现代性”。很显然，不同的创作主体便会有不同意义上的“现代性”，而不同的“现代性”与古老悠久的“白蛇传”传说相碰撞，撞击出的自然也就会是不同的火花。那么，李锐、蒋韵他们与“白蛇传”相遭逢之后撞击出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思想艺术火花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李锐、蒋韵在当下时代所出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基本思想精神立场。或者也可以说，我们心目中所理解的李锐、蒋韵是具有怎样的一种社会与文化身份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在我的理解中，作家的这样一种社会与文化身份的定位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之一员的作家的社会与文化身份定位，在根本上决定着“重述”出来的“白蛇传”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种面目。正如同前面所强调的，李锐与蒋韵确实是两位个性差异十分明显的个体存在，但承认他们之间鲜明的个性差异却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其思想精神共相的提炼与概括。在某种意义上，说李锐、蒋韵既是批判性突出的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同时又是具有极强烈的艺术形式感的作家，这样的一种判断应该不仅可以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恐怕也能够获得作家本人的首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间》之所以会是这样的一种思想艺术形象，应该说，与我们的上述判断之间存在着难以剥离的重要联系。在我的理解中，虽然主要的人物还是那样几位，但《人间》的思想主旨却很显然已经不再是对于专制力量与自由爱情之间激烈冲突的艺术表达了。在对于传统的“白蛇传”故事进行了大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之后，李锐、蒋韵为《人间》设定的基本思想题旨已经演变成了对于“文化认同”或者“身份认同”命题深刻的思考与表达。对于这一点，李锐在“代序”中同样有着清晰的理性表达：“身份认同的困境对精神的煎熬和这煎熬对于困境的加深；人对于所有‘异类’近乎本能的迫害和排斥，并又在排斥和迫害中放大了扭曲的本能——这，成为我们当下重述的理念支架。”
首先应该承认，“身份认同”或者“文化认同”这样一种“重述”理念的设定的确具有着十分强烈的现代性意义。放眼当下的纷攘现实世界，回首一部悠久漫长的人类发展史，很容易地就会发现，其实导致许多人类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所谓的“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问题。实际上，并不只是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中，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也经常地会陷身于所谓“身份认同”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在某种较为极端的意义上说，当我们强调“我”与“你”，“我们”与“你们”之间的差别的时候，一种“身份认同”或者“文化认同”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这样，李锐、蒋韵在《人间》中对于“身份认同”或者“文化认同”问题的思考表达，实际上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对于一个如同“我是谁”一样的关涉整个人类的根本性存在问题的思考表达。这样的一种“现代性”，很显然是只有如同李锐、蒋韵这样的一种对于现实世界，对于人类历史均持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的批判性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才能赋予“白蛇传”的。在阅读《人间》的过程中，我总是会不时地产生一种“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感觉。李锐、蒋韵很明显地是在借助于“重述白蛇传”的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契机而表达着他们对于世界，对于人类存在的基本理解。
说到所谓的“文化认同”或者“身份认同”问题，其实对这样一个重要命题有着强烈兴趣，并且以艺术的方式对之作出思考与表达的作家还有不少，于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即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阅读帕慕克业已被译为中文的那些作品，则不论是《我的名字叫红》，还是《白色城堡》，不论是《黑书》，还是《雪》，不论是《新人生》，还是那部名为《伊斯坦布尔》的自传，贯穿于其中的一条基本思想线索即是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深入的思考与表达。有论者在谈到小说《新人生》时曾指出：“把这本充满神秘奇异和嘲讽的书读到底，才明白这本幽默的书其实很沉重：主人公兼叙述者‘我’，是首先被揶揄的对象，帕慕克也在嘲弄自己，嘲弄土耳其。这个夹在东西方之间的国家，既是欧盟成员，又是伊斯兰国家，年轻人东倒西歪，无所适从；帕慕克是伊斯坦布尔的良心，这个落在欧洲的亚洲城市，恐怕是世界上精神分裂之都；帕慕克的祖父是铁路投资者，父亲是西化不成功的商人，他的家庭东不成，西不就。把《我的名字叫红》读成歌颂西化，恐怕没有明白帕慕克作为土耳其作家心中的痛苦。”① 我认为，论者的这一段话几乎可以作为阅读帕慕克作品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可以用来诠释帕慕克的全部作品。事实上，正是因为置身于土耳其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直接激烈碰撞着的国度之中，所以帕慕克才会对于“文化认同”或者“身份认同”的问题有着如此感同身受的真切体验，并把这所有的体验都有机地融入了自己所有虚构或非虚构的文学作品之中。对于这一点，同样有着丰富小说创作经验的作家莫言的看法是极为精到的。莫言说“在天空中冷空气跟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里寒流和暖流交汇的地方会繁衍鱼类；人类社会多种文化碰撞，总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②。这一点，在对帕慕克作品的阅读过程中可以得到完全的证实。不管是对于帕慕克小说的阅读，还是对于他的自传《伊斯坦布尔》的阅读，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家内心世界中一种突出的精神撕裂感的存在。这样的一种精神撕裂感的产生，很显然只能是帕慕克所置身于其中的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文化地理位置所赐的结果。正因为伊斯坦布尔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化碰撞与交融最为充分、最为典型的一座城市，所以帕慕克在其虚构或者非虚构的文学作品中才会自然而然地触及“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这样一种重要的存在命题。在这个意义上，前引论者所谓“把《我的名字叫红》读成歌颂西化，恐怕没有明白帕慕克作为土耳其作家心中的痛苦”这样的一种论断，才真正地堪称是窥破了帕慕克内心情结的精准之论。事实上，并不仅仅只是《我的名字叫红》，从根本上说，我们只有从“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的角度切入，才能够对帕慕克全部的作品作出一种准确到位的理解与诠释。
如果说帕慕克作品中对于“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与表达乃是根源于作家置身于土耳其，置身于伊斯坦布尔，对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化的对峙与碰撞有着感同身受的真切深刻体验的缘故，那么，李锐与蒋韵的这种生命感受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我觉得，这一点很可能与李锐自己的一段生命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李锐的一篇自述性文字《八姑》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两段极富对照意味的文字。一段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不满十六岁，和所有出身‘红五类’的同学们一起，沉浸在极度的兴奋和喜悦之中。”另一段则是：“但是，很快就用不着我的‘奉献’了。不久我就因为父亲的种种罪名而变成了革命的对象，成了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毛主席送给我们这类人一个专用名词叫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文字反差背后最堪令人体味的便是两种身份之间天壤之别的差异变迁。由“红五类”而被迫变身为“黑五类”，其间的痛苦滋味真的是非感同身受者所难以想象体会的。身份的变化所带来的人生境遇的变化从此就成为李锐内心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种人生体验。当李锐一再反复地强调“此生此世我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留给我的一切”（《冰冷的时间》）的时候，我以为他所强调的其实也正是这样一种反差极大的身份变异。可以说，李锐在“文革”中这样一种极其沉痛的生命经验，自此之后就成为了作家内心中无法摆脱的痛苦情结，并成为了作家诸多小说作品创作时难以回避的一个精神出发点。
这部“重述白蛇传”的长篇小说《人间》，从根本上说，当然是一部想象性异常突出的文学作品。然而，想象性的突出却并不就意味着现实性的缺位。我觉得，李锐、蒋韵之所以要把所谓的“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问题设定为自己“重述的理念支架”，其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李锐自己在“文革”中有过这样一种极为惨痛的人生经验。在阅读《人间》的过程中，我极感兴趣于作家对于秋白这一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艺术设定。作为生活于20世纪中国的一位知识分子，秋白曾经在发生于19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中，因为自己的言论而被打入另册，变为“人群中的异类”。而导致这一切的缘由却是自己的丈夫，那位在《雷峰塔》中扮演“许仙”的演员的揭发与控诉。“他把我们夜深人静时的私语，一五一十，全说出来了，他把我的愤懑、屈辱和不满，一条两条，全讲出来了。”虽然“反右”与“文革”严格地说起来并不是同一件事，但二者的内在本质却是完全一致的。李锐现实生活中成为“另类”的生活体验与秋白在虚构的小说中被打入另册的人生感受应该说也同样是完全一致的。后者的人生感受理当被看作是前者人生体验的艺术折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李锐、蒋韵的艺术构思中，秋白与白蛇之间又是一种“前世今生”的转世关系。白蛇当年在人间遭逢到的迫害打击，以“引蛇出洞”的方式惊人相似地复制在了现代知识分子秋白的身上。“‘前尘未断，今生再续’，我想起这八个字，我又一次被大家以正义之名驱逐到了人群之外。”这样，一部本来完全想象虚构的“重述神话”作品，就与中国的现实社会，与作家个人的现实人生经验之间，建立了一种真切而又微妙的艺术联系。即使仅仅只是从“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李锐、蒋韵这样一种极富艺术智慧的构思设计也应该被看作是灵光闪现的神来之笔。
将“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的存在命题设定为自己小说的基本思想主旨，设定为“当下重述的理念支架”，当然已经明显地见出了作家李锐、蒋韵的艺术智慧所在。然而，小说毕竟不等于哲学论文，作家所有这一切深刻的思想只有转化并真正融入于小说的形象之中，那么作家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才算得上取得了真正的艺术成功。我觉得，李锐、蒋韵的值得肯定之处，正在于他们不仅为小说设定了“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这样一种足称深刻的存在命题，而且还以极其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承载表达了这样的存在命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在对人物形象合乎于情理的想象与刻画塑造过程中，李锐、蒋韵对于人物内在深邃的人性世界进行了深度的艺术触摸与艺术表现。而能否在自己的小说中通过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实现自己对于丰富复杂的人性世界的理解、探测与追问，则正是衡量一部小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说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前面分析过的秋白当然已经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者。秋白之外，诸如法海、白蛇、粉孩儿、香柳娘、许宣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先让我们来看小说中最具有悲情意味的女性主人公白蛇的形象。传说中的白蛇名叫白素贞，之所以名之为“贞”，大约正是为了更有力地凸显白蛇对于爱情信念的坚定不移。然而，到了李锐、蒋韵的《人间》中，虽然还叫白素贞，但传说中的那位爱情的坚贞者却已经变成了一位“人”的身份的焦虑与争取者。这一点，在白蛇一出场时就已经表露无遗了。为了真正地做一个“人”，白蛇经历了长达三千年的苦修，但是，就在它苦苦煎熬了二千九百九十九年，眼看着就要修成正果的时候，为了从恶狼的口中救人，白蛇居然功亏一篑地破坏了自己的清修功夫。虽然事后证明“救人”一事不过是观音菩萨对于白蛇的考验，但从菩萨的告诫中我们却也足以窥见白蛇未来在人间可能的苦难遭遇。“你最终没能修炼出人心的残忍，在人间，你将备受折磨，没有什么生灵比人类更不能容忍异类的。”菩萨的预言其实已经准确地暗示说明了白蛇未来坎坷命运的根本原因所在。白蛇来到人间后的一系列遭际，果然一再充分地证实着菩萨预言的准确性。从白蛇与青蛇一开始的冲突碰撞中，我们就可以真切地了解白蛇做“人”信念的坚定。面对着青蛇施展法术肆意妄为的放纵行为，白蛇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在她看来，“二千九百九十九年的苦修，是为了灵肉归一，得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平凡肉身，不再忍受那种非人亦非兽的苦痛和折磨。做人，就是要谨守人这生灵的界限，接受属于‘人’的一切命定”。白蛇的这一心愿，在她与许宣极顺利地结合成为夫妻之后，差不多变成了一种现实，然而除妖人法海的出现，却使这一切都成为了泡影。白蛇之本意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不再忍受那种非人亦非兽的苦痛和折磨”。但是，法海的出现却时刻都在提醒着白蛇，她其实并不是“人”，而是一个妖。然而，尽管法海的出现已经对于白蛇做“人”的真切愿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但白蛇却仍然努力着要践行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愿望。
我们注意到，与传说中的白蛇故事相比较，李锐、蒋韵这部《人间》情节序列上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去掉了“水漫金山”这一故事情节，而增加了“人蛇大战”这个故事情节。在我的理解中，情节序列上的这一变化，事实上也正是从根本上服从于白蛇这一形象的角色定位变化的。如果说“水漫金山”是在有力地象征表现着自由爱情与专制权力之间的激烈冲突的话，那么对这一故事情节的舍弃，就是在进一步强化着白蛇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愿望。当青蛇向她转述“水漫金山”的梦境时，白蛇的反映却是：“她明白青儿讲的不仅仅是她的梦，那是一个愿望。可是她不答应。他在法海手里，她的亲人。她不能以一个‘妖’的手段去夺他回来，她不能以一个‘妖’的面目和这亲人面对，她不能做如此狠毒的事。由恨成妖，恰恰是法海所希望的。”在这里，李锐、蒋韵在进一步强化着白蛇做“人”愿望的同时，也很巧妙地告诉了读者，他们为什么在“重述白蛇传”时会将“水漫金山”如此这般精彩的情节予以舍弃的根本理由所在。当然，“人蛇大战”情节的构想与添加，也是要从根本上强化白蛇做“人”的愿望。照理说，“人蛇大战”的根源还是在于人本性的贪婪。正因为寿安人嗜蛇，正因为他们在有了治疗蛇伤的“回春散”的保障之后更加没有节制的捕蛇行为，所以才最终引来了蛇的疯狂报复，这才酿成了那一场惨烈异常的“人蛇大战”。一面是自己的同类，而另一面却又是自己千方百计渴望融入于其中的“人”类，置身于“人蛇大战”中的白蛇与青蛇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她们忍受着折磨，不是束手无策，而是无可选择！这互相杀戮的双方都是她们自己，流血相残的双方都是她们自己。她们自身的这一半和那一半厮杀决战，这可叫她们如何是好？普天之下，可有谁陷入这像她们一样的绝境？”然而，虽然被曾经的同类蛇群目为“叛徒”，虽然内心中有着注定了无法摆脱的精神撕裂之痛，但白蛇与青蛇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抢救那些被毒蛇咬伤了的“人”的行为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人蛇大战”所引发的那一场袭卷方圆几百里的大瘟疫爆发开来的时候，“人”的拯救者，却依然是而且也只能是白蛇。这一次，为了救“人”，白蛇甚至还搭上了自己的鲜血。但早已坚定了做“人”信念的白蛇，居然就这样心甘情愿地为“人”类奉献出了自己滚烫的鲜血。
然而，出乎于白蛇预料的是，自己的慈悲行为反而遭致了来自于以胡爹为代表的“人”类更加险恶叵测的猜疑。“她行此大善举，居心何在？害人者为妖，为妖者岂能不害人？如今这碧桃村，人妖混居，黑白颠倒，妖血四传，不知暗伏了什么样的大祸事？”当我们读到出自于曾经一再接受白蛇恩惠的胡爹之口的以上这样一番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不从内心深处对于人性的黑暗与险恶感到震惊了。这也就极充分地证明了小说开篇处菩萨预言的准确性，白蛇居然真的为自己未能修炼出的“人心的残忍”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这样，虽然白蛇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付出了诸多不懈的努力，但她最终却仍然没有能够为自己所一心向往的“人”类所接纳，最终还是在万般无奈之际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令她悲痛万分的“人间”。然而，真正的奇迹就是在这一刹那发生的。当白蛇自尽之后意欲变回蛇身的时候，她却无论如何也变不回去了。目睹了这一切过程的法海由此而豁然大悟：“她修成了真正的人身。三千年仙修未做到的事，人间让她做到了：她舍出灵异的蛇血，成为肉身凡胎的人。”这样一种奇迹的发生，对于观音菩萨的预言来说，很显然具有一种突出的悖论意味。作家如此的一种情节安排，自然构成了对于观音菩萨预言的解构。那么：这样一种前后自相矛盾的情节安排会不会是作者一时疏忽的结果呢？我个人觉得并非如此。与其作这样一种理解，反倒不如将其理解为作家一种别有深意独出机杼的情节构思，从其中反映折射出的乃是李锐、蒋韵一种分外深刻的人性理念。如果我们承认李锐、蒋韵借“白蛇传”故事而展开的是一个丰富复杂的人性世界的话，那么他们很显然是在通过白蛇这一形象而书写着一种充满悲悯色彩的高贵的人性状态。白蛇的牺牲精神，白蛇做“人”信念的坚定不移，白蛇内心深处的生命悲情，与小说中以胡爹为代表的“人”类的背信弃义、狭隘自私，形成了极其鲜明的一种反差与对照。事实上，作家对于人性世界深刻的理解与探测，也正是通过白蛇做“人”过程中那种痛彻心扉的精神撕裂感，通过白蛇与以胡爹为代表的“人”类之间的强烈对照，而格外鲜明有力地表达出来的。
与白蛇一样，真切地体现着李锐、蒋韵对于人性深度的理解与表现的另外一位人物形象，乃是除妖人法海。法海的形象与传说中相比当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如果说传说中的法海乃是一位铁面无私的专制权力的化身的话，那么《人间》中的法海则同样变成了一位身份的焦虑者，只不过让他焦虑万分的乃是自己的“除妖人”身份而已。按照《人间》中的交代，法海“未出娘胎便失怙，是遗腹子。未满周岁，母亲即改嫁，像丢一只猫一样将我丢在山门外”，以至于法海差点被冬日清晨出门挑水的师兄一脚踩死。因此，法海便形成了一个终生难以释怀的心结：“我恨女人。”这样的一种情节设置应该是有其深意的，最起码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它构成了法海无意识中厌憎身为女性的白蛇的一个遥远且并不自觉的动因。在小说的叙述中，法海是一个天生的除妖人，他今生今世的使命就是“下凡往东土震旦除妖”。大约是出于自身除妖过程中曾经经历过的心灵剧烈震荡的缘故，其师慧澄羽化圆寂前留下的遗言便是：“记住，你是一个铁面无私的除妖人！切记不可因小善而忘大义！”仿佛真的在生前就已经预知到法海会为自己的“除妖人”身份而摇摆不定一样。后来，事实的真相也果真是如此，当法海真的与自己所要清除的蛇妖——白蛇直面相对的时候，他居然真的摇摆不定，真的为自己的“除妖人”身份而焦虑万分了。法海的疑惑与焦虑首先肇因于白蛇对于许宣的态度。既然“妖为鬼域必成灾”，既然白蛇确是蛇妖，那么，她如何会以这般的人间真情对待许宣呢？以至于为了求得可以让许宣活命的“还魂草”，白蛇居然带着身孕与凶猛的大秃鹫“厮杀了三天三夜”。
如果说白蛇对于许宣的真情乃是触动法海疑惑与焦虑的最初动因，那么，更使他内心震惊不已的却是自己所亲身感受到的来自白蛇的人间真情。当法海自己也身染瘟疫陷入昏迷状态之时，白蛇，这个他一心要追寻清除的妖孽，却用自己的鲜血拯救了他。这就使得早已心存疑惑的法海，更加疑惑不安了：“她为何救我？一个妖孽为何要救一个除妖人？要么是大阴谋，要么就是……”正因为法海自己心中已经起疑，所以他在听到胡爹一番貌似义正词严的“慷慨陈词”之后，方才会生出这样的一种感慨来：“人心真是黑暗，举目可见忘恩负义之人，行忘恩负义之事。我奇怪为何这志同道合的来访者让我郁闷。他的话，句句都像是出自我口，倒让我对自己又一次生疑。这是个不光明的人，不光明的人口中为何句句都是我所持的真理？”可以说，当法海一方面为白蛇的鲜血所救，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担起清除白蛇这一除妖人的使命的时候，他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达到了某种极致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白蛇的善举最终唤醒了法海内心中所潜藏着的那种善意。我们发现，当法海最后毅然决然地放走许宣、顺娘以及粉孩儿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自己所应承担的一位除妖人的使命。“娘子猛然明白了法海在说什么，那是她在人间听到的最有担当的一句话。”事实上，白蛇最后的死与法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她乃是迫于当时的情势而自尽身亡的。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白蛇是死于法海之手，反倒不如说她是死于以胡爹为代表的所谓“人”类之手的。或者也可以说，白蛇乃是死于如鲁迅先生所言的一种“无物之阵”，一种“无主名的杀人团”的。在我看来，“除妖人”法海整个的除“妖”过程，其实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其人性中的善与恶冲突争斗的过程，是其善的人性逐渐地觉醒并最终压倒并战胜了恶的人性的一个过程。能够将这样一种堪称惊心动魄的人性冲突过程，以如此淋漓尽致的笔触简洁凝练而又生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所说明的一方面是李锐、蒋韵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程度，另一方面则是他们那样一种超乎于寻常的超拔突出的艺术表现能力。
白蛇与法海当然是《人间》中最具人性深度的两个人物形象。虽然其他诸如许宣、粉孩儿以及香柳娘等人物形象也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由于篇幅的原因也就不再一一赘述了。然而，最后有一点必须提及的，却是李锐、蒋韵的《人间》在艺术形式上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与取得的突出成就。在这里，首先需要澄清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误区。那就是，由于在1980年代中后期曾经出现过一种“先锋小说”的小说创作思潮，由于人们普遍地认为“先锋小说”是一种以艺术形式的实验与探索为基本特征的“形式革命”的创作流向，所以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先锋小说”与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联系起来，将当代小说艺术形式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记在了“先锋小说”的名下。公允地说，对于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一些习惯上被称之为“先锋作家”的小说家们在小说形式上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当然是无法否认的。然而，在时隔多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回顾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创作思潮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先锋小说”存在着的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们的艺术努力其实更多地只是停留在形式的层面上。从小说本应该是一种形式与精神的有机结合物的角度来看，“先锋小说”很显然对于精神的层面是有所忽略的。事实上，真正地在形式与精神有机结合的层面上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有扎实推进作用的并不是那些所谓的“先锋”作家，反倒是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的另外一批更为成熟的作家。仅就我个人的视野所及，这些作家便应该包括有王蒙、韩少功、史铁生、王安忆、铁凝、张炜、贾平凹、阎连科等。李锐与蒋韵当然也应该是包括在其中的。我认为，正是在这些作家所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作品中，小说所本来应该同时具备的形式性与精神性完整地融合在了一起。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批评界对于这一点，一直是习焉不察视而不见的。
我们在这里当然不可能展开对于这一话题的更为充分的讨论，只能通过对《人间》的一点简单分析而证明一下这一点。解读《人间》，艺术形式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便是李锐和蒋韵在叙述结构上所作出的巨大努力。粗略地看来，《人间》最起码包含了这样四条结构线索：一是发生于20世纪现实时空中的秋白的故事，二是白蛇与许宣之间的爱情故事，三是“蛇人”粉孩儿与“笑人”香柳娘的梦幻之恋，四是青蛇与范巨卿之间的悲情人生。我们注意到，在讲述以上故事时，李锐与蒋韵分别采用了第一人称自述与第三人称全知这样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可以说，在《人间》的构思写作过程中，李锐、蒋韵在叙述结构的设置上下了一番不小的功夫。那么，作家为什么要设置运用这样一种特别的叙述结构呢？这样的叙述结构难道只是徒具形式上的意义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叙述结构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同样更具有一种与小说思想主旨密切相关的精神性意义。从叙述的流程来看，小说中的四条结构线索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忽而秋白，忽而法海，忽而白蛇许宣，忽而又是青蛇范巨卿。认真地思索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相互缠绕着的叙述结构背后所潜藏着的精神性意义。具而言之，李锐、蒋韵的《人间》讲述的是一个跨越了千年时空的，建立于佛教轮回转世观念之上的前世今生的神话故事。这样一种前世今生的轮回变迁，这样的一种精神性意义，不正是只有依赖于小说中这样一种四条结构线索相互缠绕的叙述结构，才能得到完美的艺术表现的吗？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李锐、蒋韵的确已经在小说的形式性与精神性相结合的意义上作出了十分可贵的艺术努力，所以我们才会一再刻意地强调要充分地注意李锐、蒋韵的小说《人间》在艺术形式上所取得的突出艺术成就。
2007年8月28日凌晨3时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注释：
① 赵毅衡：《因为一本书，“一生从此改变”》，载《文汇报》2007年8月11日第7版。
② 见《伊斯坦布尔》，封底莫言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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