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问题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特区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61（2000）03—0061 —06
一、导论
1979年到1980年间，中国先后在东南沿海省份广东和福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这是中国对外国投资和贸易实行开放政策的直接产物。最初，经济特区被当作一种吸引外资和技术、促进国内出口、以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途径。它力求通过向外商提供特殊的投资优惠政策，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把特区建设成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基地。后来，外商所享受的这些优惠政策同样也惠及国内企业，以鼓励他们参与经济特区的建设，并增加与外国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接触。由于中国经济特区主要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们的诞生实际意味着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经济试验场，中国政府可以将有关的经济政策在这里先行一步进行试验，然后再向国内其他地方推广。尽管中国几个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但迄今为止的实践充分证明，经济特区政策是一种十分成功的尝试。在广东的汕头、深圳、珠海和福建的厦门这四个经济特区中，深圳脱颖而出，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特区。到1984年底，深圳吸引的外资占四个经济特区外资总额的69%，其次是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最少的是珠海特区。
深圳经济特区创建于1980年，短短几年的时间，它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兴工业经济区和重要的外商投资地。与创建初期相比，深圳的工业生产总值已增长了30倍，从1979年的6,000万元增长到1984年的18亿元。1985年上半年则继续以92 %的增长率迅猛发展。1980年到1984年间，深圳的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创记录的59.2%。仅就外商投资来说，到1983年底，深圳的合资企业占全国的7.8%，合作经营企业占全国的67.6%， 外商独资企业占全国的80%。深圳的高速发展使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并确立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新型城市的样板地位。
尽管人们认为深圳取得了成功，然而自1985年初以来，深圳的做法，更确切地说是经济特区政策的正确性受到了相当多的质疑和批评。围绕深圳引发的纷争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深圳没有实现预定的经济目标；深圳的发展主要依赖中央财政拨款；深圳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弊端负有责任。鉴于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排头兵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以上争论也许会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的其它措施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有关深圳特区的争论
围绕深圳特区的争论起因于1985年初中国对其外汇紧缺问题进行的调查。随后，这场争论在政府官员和学者中间愈演愈烈。与早先对经济特区的乐观态度大相径庭，这次纷争已超出了有关管理问题的范畴，而开始怀疑深圳及其它经济特区能否生存和发展下去。这场争论的程度之激烈、范围之广泛，从中国高级领导人的纷纷介入可见一斑。
对深圳特区提出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①外汇流失；②吸引外资的成本低效益；③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④经济犯罪及有关的社会问题增加。
首先，看看有关外汇流失的问题。批评者认为，深圳是一个外汇净用户，其外汇收入只占它的外汇支出中的一部分。比如在1984年，深圳的外汇收入只占其外汇支出的57%，1985年上半年只占48.3%。出现这种外汇支出超过外汇收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档”消费品如彩色电视机、录音机以及各种果品等大量进口，而深圳又未能实现足够的出口创汇，它并没有成为出口产品生产中心，恰恰相反，其生产的许多产品主要供国内消费。1984年，深圳的产品在本地和中国其他地区销售的比例分别是14.1%和65.6%，只有20%出口。确实，深圳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转口贸易相比发展的规模是很大的，这从它的零售额的增加可以看出来。1979年，深圳的商品零售额超过工农业生产总值100万元，1985 年则超过3.8亿元。
深圳之所以成为一个与中国其他地区开展贸易的中心，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想方设法地利用这里相对宽松的“特殊”地位，特别是税收管理较松以及可以自由地对市场情况作出反应，加之国内市场上许多消费品比较匮乏，使深圳企业可以利用以下几种途径通过贸易活动获得更多的利润：首先，中国公司可以绕开正规的出口渠道，改由外汇管理较为宽松的深圳代理商来销售自己的产品而实现增值。代理商的主要职责是向外商出售所代理公司的产品，并利用这些销售渠道购买紧缺消费品转卖给本地市场。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能够获得在国内难以得到的消费品，并通过在国内市场转卖这些消费品赚钱。公司还可以通过其代理商为其出口产品开低价发票而增加外汇收入；其次，可以进口外国零配件到深圳装配成紧缺消费品专门销往国内市场。深圳作为这些产品的供应者具有很大的竞争力，这主要得益于它容易得到外国零配件以及与国外相比有比较低的工资率；最后，由于在深圳能看到比国内其他地方更加丰富多彩的消费品，许多到深圳的内地旅游者直接在这里购物，因而进一步扩大了深圳与内地的贸易。由深圳涌入内地市场的商品一度大量增加，还在于深圳的不少国内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无法达到出口的质量要求，最后只能将其倾销到国内市场上。[因此，既然因进口消费品或外国零配件而出现的外汇流出并不伴随着外汇收入的流入，深圳转口贸易行为就被认定为外汇净流出的原因所在。]
然而，分析深圳对中国外汇困难应负的责任不应该脱离中国总的经济政策这一更大的背景。例如，消费品进口的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中国外汇储备的消耗是中国经济的普遍现象，并不是深圳独有的。事实上，从1985年上半年中国的贸易逆差总额为31.6亿美元的情况来看，普遍实施的进口管制措施现正及时地抑制住国内进口的增长。因此，上述问题是中国进口出现的普遍现象，而不只是深圳外汇流失的特殊问题。换句话说，尽管深圳也许对进口产品进入中国增加了便利，但中国其他政策措施所起的作用也应该对目前引起争论的问题负有责任。
在理论层面上，人民币的定值过高和固定不变以及中国计划经济的扭曲是中国贸易逆差的潜在的重要原因。首先，由于从黑市价格来看，人民币明显定值过高，相对于出口价格，进口则人为地更为便宜。这样，外汇收支逆差的出现几乎就不可避免了。通常采用的与弹性汇率或者固定汇率下的货币流动相结合的调整机制，由于人民币的汇率固定不变和非自由兑换以及由此产生的在外汇收支中缺乏自动的调节功能，因而现在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次，除了人为规定的汇率之外，贸易逆差也许还由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价格扭曲和资源的配置不当而进一步加大。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实现外汇收支平衡的道路上同样面临着大量潜在的消费进口需求和相对较低的出口能力这两大障碍。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计划经济由于其各个方面的扭曲，是无法与一个开放的贸易体制相互竞争的。如果国内政策的可变因素中存在着相互矛盾和扭曲现象，贸易自由化将只会使外汇收支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带来改善。所以，尽管深圳的“特区”地位无疑在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中打开了一个漏洞，但它决不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事实上，假如不是购买深圳装配的产品，而是选择直接从国外进口商品，最终的结果将是外汇支出更大。
其次，所谓的深圳在吸引外资方面成本低效益的说法是基于这样的估计：到目前为止，深圳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数额要比得到的外商投资更多。特别是，中国在深圳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估计已达10亿美元，而真正直接获得的外商投资截止1985年3月共计不过8.4亿美元。同时，从1980年到1984年间，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入被看成是惟一最为重要的刺激深圳发展的动力，因此，深圳自然被人们指责为靠国家补贴过活的“寄生物”。
以上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看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投资支出所产生的效益是源源不断的，是有可能持续到将来的。因此我们在对迄今为止外商投资的效益进行比较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事实上，与基础设施投资密切相关的外部规模经济和吸收能力的增强对于更大规模的外商投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对基础设施的适度投资，鼓励投资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是不可能产生所期望的外商投资水平的，因为基础设施的缺乏会对私人资本的生产力产生不利影响，因而这些政策的吸引力也就大打折扣了，这样的话反而不利于吸引外商投资。实际上，在一些人看来，基础设施的可用性比起投资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深圳特区成立初期的情况就是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对外商投资带来消极影响的一个实例：当时深圳的基础设施少得可怜，外商投资的水平也就很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外资引入的多少将与今天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情况密切相关。必须认识到，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属于长期性投资，而不是一次性的投资。此外，鉴于深圳特区成立的时间很短，外商投资于基础设施可能会迟缓一些。因此，上述对深圳特区的批评显然过于短视。
第三，连同前面的指责，还有的批评者称深圳没有起到经济特区应有的作用。他们认为迄今为止，深圳还未能建立起一个可以作为向中国转让技术的渠道的、以外资为支柱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基地，也没有成为中国现代化所需的外汇收入和资本的源泉，相反，它造成了外汇的净流出和国家财力的净消耗。所谓深圳没有能成功地吸引外资的依据是：在深圳的409个加工企业中，有290个（占70.9%）是由中国人创办的，而且现有的投资中只有22.5%来自于外国资本。据一项对深圳投资来源的研究透露，迄今为止，深圳所吸引的外资中，有90%来源于香港，而并非真正的“国外”或海外财源，而且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明显具有简单的转包工程或轻工产品的委托加工的性质。结果，轻工业如纺织、食品、饮料、家具、家庭用品以及电子产品等成了深圳工业产品的最重要的部分。虽然1985年前5 个月这些轻工产品在深圳工业产品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25.1%，但在同一时期它们仍至少占深圳工业产品的60%。与轻工业的优势相伴随的是，深圳的技术要求水平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5%。就从出口方面来看，深圳出口总量的95%仍然来自传统农业部门的产品。
虽然很明显，深圳还没有实现它最初所确定的大部分目标，但对于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原因以及它在这方面所具有的长期潜力很有必要作一个认真的分析。经济特区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深圳建设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对深圳特区进行评价时决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事实上，正如在下面第三部分将要指出的那样，深圳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正是中国经济特区政策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
最后，所谓的深圳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观造成了侵蚀，是另一种对深圳不满的说法。经济特区政策的反对者们经常举出腐败的上升、物欲膨胀、倒卖外汇、欺诈及其他经济犯罪等等，以此作为反对这一政策的明显证据，认为这些现象是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然而，虽然上述现象在深圳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但它们显然不是经济特区所独有的。目前，经济犯罪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增加被看作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有害的副产品，所以，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来看待这些问题。
作为这场争论的结果，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纠正深圳出现的问题，同时安抚其批评者。这些措施包括：①削减给予国有企业的外汇分配数额；②深圳基础设施建设预算经费减少1／3；③更加严格限制在经济特区运转的企业进入国内其他市场；④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取代梁湘，担任深圳市长；⑤加大打击经济犯罪的力度；③成立一个工作班子研究深圳的问题。采取这些新措施的目的就是要再次集中深圳的一切力量全力实现赋予它的利用外资建立外向型经济的任务。香港在深圳投资中所处的优势也导致了这种要求的提出：即新的大部分外商投资必须真正地来自“外国”财源。人们认为，为使深圳成为一个成功的经济试验区，必须至少有70%的产品出口，50%到60%的工业需要以外国资本作支柱，同时还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以加快经济特区的重工业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实际上，进一步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大力重视贸易和先进技术，是今后一段时期实现深圳发展计划的指导性原则。
撇开其中的可取之处不谈，上述批评再次反映出对经济特区的基本经济现实缺乏了解，并往往脱离这样的基本经济现实去制定经济目标。有关深圳的争论以及对其运行情况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确定经济特区的目标时没有很好地考虑经济特区是否具有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
本文以下部分将力求探讨经济特区的基本优势以及中国经济特区政策自身的矛盾。
三、经济特区政策的矛盾
为准确探讨上述争论，我们必须对中国经济特区政策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然而，通过对经济特区政策基本前提的考察发现，这一政策本身存在一系列矛盾，而这正是深圳大部分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些矛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中国隔离经济特区的愿望与对特区所要求的成本效益之间的矛盾；②经济特区所扮演的作为技术转让渠道的角色与它们自身比较优势的矛盾；③经济特区对市场力量的依赖与中国对市场准则的排斥的矛盾；④经济特区的资本主义倾向与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矛盾。
第一，中国抑制经济特区对现存经济秩序潜在破坏的愿望与经济特区实现成本高效益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把经济特区建立在远离重要的人口和工业中心的地带，以遏制它们对现有的工业体系可能带来的冲击，就需要建设一个全新的工业基地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管理机构和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必须承受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资，以利于吸引外资。但是，由于深圳内在集聚效应的缺乏和外部规模经济方面的先天不足以及有限的吸收能力，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不大可能很快就带来较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基础设施缺乏而带来的创业初期的高成本是影响外商投资的主要障碍。同时，由于资本流入的规模很少，不可避免地造成吸引外资方面的“单位”成本过高。可以这样认为，经济特区在运转和吸引外资方面的高成本是中国试图将经济特区与国家现有的完善的工业体系——这里不需要较多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隔离开来的必然的结果。将不发达的地方选为经济特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特区成立初期出口能力较低、出口工业的发展速度缓慢。
第二，鉴于经济特区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因此，特区所担负的成为中国引进高新技术的渠道的任务与它们的比较优势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技术本身并不是随意获取的“免费美餐”，其私人转让一般受跨国公司利益驱动。这样，基本的经济状况而非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方是决定外商对中国投资和私人技术转让的方式和特点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按照产品周期理论，外商在经济特区最有可能投资的是那些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可以利用正处于国际标准化过程中的技术进行生产的产品。因此，经济特区的成本价格条件或者比较优势就成为影响其得到的外商投资和技术类型的最为重要的要素。这就意味着，由于经济特区缺乏基础设施、受过培训的人才以及自然资源，高新技术产业不大可能成为特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享有的优势。深圳特区的大部分出口商品为轻工产品和农产品的事实似乎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比较优势与其被指派的任务不相一致的模式。
确实，
按照“赫克谢尔—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rem）”，经济特区的出口和外商投资的结构必定与它们的相对要素的丰裕程度相一致，因而在“成熟”产品的生产中生产设备的低成本成为外商投资中最为重要的因素。香港的一些工业和加工业纷纷迁移到深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香港由于工资和地租的上涨，已不再有竞争优势了，许多香港投资者为寻求更低成本的生产设施而来到深圳，在这里他们可以得到相对丰裕的土地，而且这里的工资率要比香港低。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其他一些工业设施完善、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在引进技术上比经济特区有着更好的条件。
第三，深圳所存在的外汇投机问题以及它无意中扮演了国内货物集散地的角色清楚地表明，在引入市场力量作为经济发展手段的同时又要回避市场准则的束缚是行不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利用深圳的制度控制和紧缺消费品的易于得到以及利用外汇黑市投机机会的种种尝试，只不过是面对出现的市场机遇和市场扭曲现象所作出的合乎情理的经济反应。中国各地对紧缺消费品的过热需求以及人民币汇率的不均衡特点——而不是商人的犯罪习性——是隐藏在这些行为后面的主要原因。很显然，这些有助于市场经济配置效率的行为其目的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正是这些行为的存在促使经济特区遵循市场力量向前发展。尽管中国因其经济上的扭曲现象而拒绝接受市场的准则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试图阻止市场力量在经济特区发挥效用显然与经济特区的市场基础产生矛盾。
最后一点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矛盾，即经济特区的资本主义性质与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血统之间的矛盾。尽管经济特区只是作为市场经济原则的一种试验，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但是，经济特区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将很有可能给中国领导人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问题。如果经济特区取得成功，将证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这无疑会对社会主义体制产生令中国领导人反感的压力。而如果经济特区走向失败，则肯定会极大地损害这项政策的倡导者的声望，破坏整个改革计划。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经济特区的试验性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进退两难的窘境，它迫使政府有义务去处理经济特区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所扮演的相当矛盾的角色。到适当的时候，经济特区在中国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肯定或者被改变或者被给予明确的限定，同时将确保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中国决策者们来说，这种两难困境的解决无疑将需要超常的想象力，并将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给予很大的启示。
显然，上述矛盾反映了中国经济特区政策在本质上更多地具有试验性和不确定性。为经济特区所确定的目标和评价标准看起来更像是受国家政策宣传的支配，而不是建立在对经济特区基本现实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这样做的结果是，许多争论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特区的表面症状上，而不是放在经济特区产生困境的根源上面。当然，上述矛盾并不仅是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孤立现象，所以，对此所作的分析显然不能离开中国发生的其他经济和政治事件。特别是，经济特区政策不可能回避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左右摇摆、周期性调整以及捉摸不定等特点的影响。当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加密切地关注经济特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对于其健康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四、经济特区的未来
要论及中国经济特区的未来，我们就必须在开始时首先将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区别开来。政治因素对经济特区的相关影响从以下事实可以明显看出：经济特区基本上是现任政府倡导的一项经济政策，它能否长期坚持下去要视政治领导人是否对此继续给予认同而定。政治方向上的任何改变必然会对经济特区产生影响。当然，政治家的考虑并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在以下部分，我将重点考察有关的经济因素，进而对经济特区的未来作一些推测。
第一，从比较优势来看，经济特区不大可能成为许多人所希望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心。根据“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经济特区的出口模式以及它们所吸引的外商投资类型将很有可能反映其相对要素的丰裕程度。经济特区的生产活动和投资将向特区中那些具有相对丰裕要素如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土地领域倾斜。据透露，在今后5年中， 将计划对深圳工业园区加以扩建和整合，同时打算增加深圳的人口，这很有可能进一步强化深圳现有的比较优势。除非熟练技术人才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要素能在不久的将来迅速增加，否则结果很难预料。根据“雷布任斯基定理”的说法，深圳在先进技术产业发展上的前景将是十分暗淡的。这意味着，除一些形象工程外，目前这种轻工业生产和委托加工活动的趋势预计将继续存在下去。以上所述的这一发展模式将反过来帮助经济特区与拥有同样优惠条件吸引外资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香港、韩国、台湾等进行竞争以吸引外商投资。经济特区在这一点上的长期竞争力将成为它们吸引外资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在最近的将来，全球经济的衰退或逆转将是决定经济特区增长率的一个更为重要的要素。
第二，1984年初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计划中的建立其他一些从事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有可能冲淡中国经济特区外商投资的份额。已不是中国惟一开放地区的经济特区现在必须与其他新开放的地区——那里具有更为完善的工业设施和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展开竞争。14个沿海城市的竞争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截止1984年底，这些城市已获得了大约49.5亿美元的外资，这是深圳所宣称的1980年到1984年吸引的外商投资总额的两倍。这样，由于中国其他地区对外贸易和投资变得更为开放，经济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途径的重要性就注定下降了。
第三，尽管有来自中国其他城市的竞争，经济特区与香港在地域上的毗邻将继续在吸引港资上占有地理优势。不考虑它们互相之间的竞争，就海外投资来说，经济特区和香港之间具有互补性：经济特区能够弥补香港日益稀缺的要素，如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土地。事实上，随着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从经济特区转向其他地方，香港作为经济特区外资主要来源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这意味着目前由香港投资者占优势的工业领域如轻工业、委托加工、旅游设施建设等，仍将是经济特区的主角。经济特区的比较优势将由于上述的地理要素而进一步得到加强。可以预料，随着这种投资活动的长期发展，经济特区和香港之间将在更大规模上实现经济一体化。这一点从深圳的情况来看尤为如此，因为在这里，香港资本起着突出的作用。
此外，经济特区所谓的困难不大可能降低它们作为先行试验中国改革政策的一个经济试验区的价值。迄今为止，那些在引入中国经济领域之前首先在深圳成功地进行了试验的政策包括：劳动合同制、结构工资制、建筑工程投标制、政府采购计划等。事实上，中国14个城市以及其他地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主要就是由于深圳先期的成功而促成的。同样，准许香港银行和香港上海银行、比利时的香港商贸和信贷银行在深圳开办分行以及在厦门经济特区建立第一个中外合作银行的决定再次确认了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经济试验场的职能，同时预示着计划在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的第二阶段开始进行的金融改革已进入准备时期。因此，鉴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性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经济特区仍将是中国决策者们的宝贵资源。
最后，经济特区本身具有的象征意义以及它们所扮演的经济试验区的角色将使经济特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作为反映中国政策的一个重要“窗口”。作为一个经济试验区，经济特区所发生的事情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兆。经济特区允许资本主义方式与中国经济相互作用的程度对如何在中国调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考虑到中国1997年重新统一香港以及中国希望重新统一台湾，经济特区的这一“窗口”功能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普遍相信，经济特区的未来对1997年后人们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和重新统一台湾的希望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经济特区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生存的失败将同样反映在香港和台湾的命运上，而且必然会降低人们对香港的信心，毁掉中国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机会。此外，作为中国改革的排头兵，政治均衡的任何基础性改变或“左”倾政治在中国的复活往往都会在其对待经济特区的态度上反映出来，这样经济特区就成了一个政治晴雨表。中国共产党官方的《红旗》杂志在深圳设立分社，就表明要对作为中国改革政策先行者的经济特区的发展进行监督。
五、结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深圳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经济特区政策所固有的矛盾。正确地认识经济特区的基本经济现实是对待这场争论并解决深圳经济问题的根本所在。经济特区的发展和实践应该由其拥有的自然优势条件所决定，而不能按照政府政策所规定的目标来对其发号施令和加以评价。经济特区长期生存下去的能力将更多地依赖于对其比较优势的明智利用，其次才是追求高新技术产业。此外，随着中国其他城市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特区对外商的吸引力的减弱显然不可避免。所有这一切，加上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表明经济特区现有的产业模式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将与香港经济更加一体化。尽管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也许与中国官员们曾对经济特区的设想大相径庭，但它与经济特区的基本实力是相适应的。然而，即使缺少先进的工业基础，经济特区在吸收外国管理技术，培养有经验懂技术的劳动力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也不应该被忽视。当管理经济特区所获得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经济中时，将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的吸纳能力，提高外向型经济在中国整个经济中的规模。
此外，经济特区的试验性功能所产生的短期效益由于人们对经济特区与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兼容性以及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处的位置的关注而更为突出。观察家们所赋予经济特区的重要角色将只会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困境上，而使它解决起来更加微妙。但不管怎样，鉴于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对经济特区给予了大量的投资——既包括资金意义上的投资，也包括政治意义上的投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经济特区很有可能仍将处在中国政治和经济论争的风口上。同时，经济特区独特的地位将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中国政策十分有效的“窗口”。
（本文编译自《发展经济学》1987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