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转型与自主创新：基于工业革命历史经验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革命论文,自主创新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2)06-0024-12
一、发展转型：从模仿到创新
后进国家的追赶式发展往往被描述为“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Kim，1997)，经典理论也从不同角度分析这样一个过程：发展中国家通过采用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建设大规模的制造基础(Gerschenkron，1962；Lall，1987；Amsden，1989)；通过不断的组织动员，实现企业、产业与国家创新系统的调整与转型(Kim，1998；von Tunzelmann，2002)；在持续加强本国创新能力的基础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了技术变迁的机会窗口或创造新的技术轨道，从而局部地实现从模仿到前沿创新的转变(Perez and Soete，1988；Lee and Lim，2001)。
但是，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一个国家要从以大规模制造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以创新驱动为中心的新模式意味着系统性的变迁，需要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演进(von Tunzelmann，2003)。尽管发展中国家采用各种政策来促进发展转型，也积极地借鉴一些成功国家的具体做法，但各种政策受社会基础和具体工业实践的影响而存在巨大的绩效差异(Forbes and Wield，2002)。成功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中国家依然数量有限。
一个国家的创新系统如何实现转型？一些学者认为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原本边缘化的一些制度关系和行为会逐渐得到强调而引致了系统性的变迁(Lundvall et al.，2002)。但另一些学者指出，系统之间会因为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发展理念、交易规则等的不同而存在根本性的区别(Pelikan，1988)，因而发展转型所需要的很可能不仅是某些具体政策措施的调整，而是整个涉及社会基础与发展思路的深刻变迁。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同样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从生产制造主导到技术创新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变。从工厂制的出现，到企业内的研发机构兴起，到产学研的广泛结合——每一轮工业革命的变迁，都使得技术和知识在领先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虽然从时间维度上，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式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有差别，学习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也必然能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发展转型的历史任务，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规律。
二、工业革命作为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融合所推动的进程
经济史学家莫基尔(Mokyr，2002)把几次工业革命发展解释为领先国家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不断加深互动与融合所推动的过程①。正因为西方各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对这一互动融合过程支持程度的不同，形成了在历次工业革命中主要工业国家之间交替领先的局面。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
科学革命为欧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基础(von Tunzelmann，1981)。但是科学革命自身并不能自动地引发工业革命：首先，古典时期的科学成就并没有催生相应的工业革命，尽管一些哲学家们认为1500年的西欧人对抽象科学理论的掌握很可能都并没有达到公元前200年阿基米德的水平(Whitehead，1926；Goldstone，2008)；其次，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英国作为最早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在当时能拥有比欧洲大陆国家优越的智力储备(Landes，1969)，相反它当时的科学发展状态相比大陆前沿国家(法国、意大利等)而言是明显落后的(Kuhn，1977；Freeman，2002)。事实上，工业革命中不少重要的原理性发现或者技术创意的确都来自法国等大陆国家，例如氯气漂白法、瓦斯灯、食品保鲜技术、提花织机、连续造纸机等等，但却是英国人革命性地把这些前沿知识率先工业化并取得了成功。学者们甚至发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重要工业成就的发明人列表中少有科学家的身影，甚至在孟格非兄弟(Montgolfier Brothers)1783年的热气球实验之前，还甚少由科学发现直接指导的、新的工程技术应用②——在此之前，科学发现并没有直接指导工业发明。
学者们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首先要得益于18世纪前后英国一个位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中间群体”的崛起，而这个群体当时在欧洲其他各国均未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这个人群包括瓦特、斯蒂芬森、罗伯茨和阿克莱特等工厂主、技师和手工艺人，甚至也包括大量热爱技术发明的业余爱好者们。这个人群受到科学革命中英国实证主义与世俗化思潮的影响③，突破了原来欧洲社会中科学知识仅服务于宗教和贵族的传统，并掌握了基本的近现代技术手段(Freeman，2002)；同时，他们又与工业实践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使他们热衷于用知识和实验的方法来改造实践、发展工业(Ashton，1968)。例如，工厂制的先驱，制陶业工厂主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本人就是一个数学爱好者、实验大师和学术文献的热心读者(Mokyr，2002)。
这个“中间群体”中的不少人与科学研究者有紧密的互动，并因此掌握了相关的概念、理性信条和基本的数学、测绘手段。例如，纽可门、瓦特和特维西克等人对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工作，需要他们掌握托里切利和古厄里克所提出的大气压力概念、波义耳对气体和燃烧的研究、帕潘对高压空气压缩泵的实验、基本的牛顿力学以及伽利略机械理论作为基础。事实瓦特对纽可门蒸汽机的改良工作就是在格拉斯哥大学内开展的，他尤其得到了布莱克(Joseph Black)和罗宾逊(John Robinson)两位教授科学家的指导，并雇佣如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和默多克(William Murdoch)等具有优良科学素养的助手。对精密机械及流程化生产起到杰出贡献的发明家罗伯茨(Richard Roberts)也广泛地利用了与科学家的交流、科学文献、百科全书和教科书等资源的作用。这说明当时的英国已经存在了工程师与科学界的紧密互动，一些学者甚至发现当时英国的工匠普遍已经掌握基本的数学分析工具并懂得使用相对精密的测量仪器(Landes，1969)。
这个人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生产知识和接受知识，他们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更使他们热衷于推动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例如，各类大众化的科技信息传播载体陆续发展了起来，包括百科全书、学术专著以及各类专报、期刊等等。到19世纪初期，在英国及部分西欧国家中，技术类文献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各行业都出现了不少尝试全面总结本行业技术诀窍和技术经验的书籍。各式学术协会和工业协会陆续成立，其中既有官办的协会，也有行业或私人举办的协会，甚至在郡和区一级都有各式的学术协会。这些协会并不像当时法国上层社会内部那些自娱自乐的组织，相反它们很热衷于向社会公众做演说、展示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有一些组织甚至定期地向公众分发刊物。正在迈向工业化的英国社会也热情地回应了这些新生事物，不少协会举办的演讲会是收费甚至收取高价门票，但依然涌进了大量的听众。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有1020个技术和科学协会，约20万会员，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据(Inkster，1991)。不同的载体与形式都大大地扩张了技术与知识传播的范围，使大量的普通人能够便利地接触到科技或工业信息，使得基于科学理论以及系统性经验总结的知识基础的发展，与基于个人技巧和经验的技能基础的发展开始向彼此靠拢。
最后，现实的、世俗的观念的传播，使得社会各阶层在通过利用新技术、发展新技术来追求工业成就和经济利益的观念上获得一致，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在知识生产和应用上的融合。非科班出身的工程师们，例如草根出身的瓦特和韦奇伍德等人，都能凭借他们各自的成就而得到上流社会及科学界的尊崇，并成为了皇家学会会员；而号称不信任科学理论的斯米顿(Joseph Smeaton)亦有机会受邀在皇家学会两次发表演讲，使其在水力机械上的创新得到了广泛的扩散(Mokyr，2002)。
综上所述，18世纪的英国之所以率先爆发工业革命，并不单单是源自科学理念或者科学知识的成功，也不单单是源自工匠卓越技能的成功，而是革命性地实现了这两者的结合。随着中间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壮大，其国内逐步形成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互动的社会基础。从1750年开始，英国的手工艺人、技师与企业家们开始用共同的技术词汇来讨论问题(Jacob，1997)，手工艺人和技师中的佼佼者们开始无形地接受实证科学理念的指导，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化学、冶金或机械等知识，并初步懂得测量和数学等工具，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工程师。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
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的互动并没有止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把这种互动融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而这种进步则是通过出现新的创新模式来推动的。工业实验室是这一转变的主角，它于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于19世纪80-90年代在德国的化工工业成为主导模式。工业实验室的繁荣，使得科学理论越来越多地走向前台，为工业发明提供理论框架和信息分析手段(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尽管当时的工业实验室还很少能直接实现新产品的设计或者推出新的科学理论，但它依然成为了此后整个工业世界的标杆模式。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由“中间群体”启动的情况不同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核心工业(化工工业与电力工业)的技术发展更多是由科学家与受过高等教育训练的工程师们主导的。除了科学引领的知识增长以及知识向越来越广泛的群体扩散的因素外，工程教育在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化工工业为例，化工工业并不仅仅是科学实验室或者炼金术士所进行的化学反应的规模放大，为了在高通过量生产中实现高效率并保障安全，化学过程需要和机械工程结合起来，借助机械手段来实现对过程的操作，同时还要实现化工生产与电力应用的结合，以保证流程型生产基本的操控性(Rosenberg and Nelson，1994)。因此，大规模化工工业的发展单靠化学家是无法实现的，纯科学家团队很可能都无法保证大规模化工系统在高通过量设定下的可行与可靠。因此，必须要有大批掌握严谨的数学、测量、机械以及电力知识，能与化学家合作的工程师——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并非传统的手工艺人和技师可以胜任——这就需要一个社会化的高等教育系统。
其中，德国作为对英国的追赶者，主动做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调整。其中包括由化工工业联合会与政府合作，设立了一系列支持大学化工研究的项目和支持年轻化工专家在职培训的项目；最重要的是，德国人开始在大型工业企业的内部设立研发实验室，使其成为内部科学家以及大量工程师们共同工作的场所；德国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以保护工业实验室所研发的技术成果不受非法侵用。
而美国对英国的追赶源自于对大规模资源发掘、大规模市场需求和庞大的网络化产业发展的响应。美国辽阔的疆域和庞大的市场规模，尤其是铁路、电力和电报的发展，提出了关于管理大规模(网络化)经济活动的要求。战略性自然资源在本土被大规模地发掘也使新的生产模式发展受益，尤其是催生了钢铁、石油以及煤炭领域的大企业(Nelson and Wright，1992)。这些规模巨大的网络和工厂催生了管理制度上的创新，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又促进了美国工厂更加追求连续化生产和可互换零件体系(Freeman and Louca，2001)。新的生产方法使得美国工业迫切于摆脱对从欧洲大陆移民过来的熟练技师的依赖并实现对车间技能的控制(Freeman and Soete，1997；Lazonick，1990)。
作为对这些挑战的响应，美国的工程教育自19世纪中期开始快速地发展起来④。一批新的大学成立，如成立于1824年的伦斯勒理工学院、成立于1865年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成立于1876年的斯蒂文斯理工学院等，并开始设立工程类学科，工程类教育的浪潮随后也影响到了如耶鲁和哥伦比亚这样的传统高校(Rosenberg and Nelson，1994)。
美国的地方性力量的崛起也是使得这一新兴教育系统摆脱传统的宗教和上层社会传统的重要因素。大量美国大学的资金以及生源都严重依赖于大学所在的地区，而不是联邦政府、贵族或者宗教组织，这使得这些大学容易受所在地区的发展需求影响而有更实用主义的倾向。其中，1862年美国莫里尔大学授地法案(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使一批州立大学得以成立，州立大学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使其有义务去满足地方工业以及地方立法所确定优先项目的教育和科研，因而这些地方大学设立出大量特意针对于各类工业的院系、专业或研究专题来，如橡胶、农业、采矿、铁路、石化、锅炉设计乃至烟草等等(Rosenberg and Nelson，1994)。这一浪潮使得美国的工程类院校在10年内由6所增加到70所，而到1917年则增为126所(Noble，1977)。美国大学主动调整了教学内容并使其实现了与工业实践需要的紧密呼应，与工业需要密切相关的内容被尽快地纳入到课本中，被带到课堂里。1919年，麻省理工学院甚至在电机工程系启动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学生的学习时间一半在学院，一半在通用电气公司；而后来，美国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西部电器等企业都纷纷加入了类似的教育项目中来(Noble，1977)。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工业企业和高等教育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个全国性的技术教育和培训网络已经在美国建立起来，可以说连这个国家的工程师本身也都成为了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产品(Noble，1977)。
工程教育的深入发展所推动的是工业实验室在工业实践中地位的提高。到1898年，美国已经有了139个工业实验室，在1918年则增长为553个(Mowery and Rosenberg，1991)，研发机构开始成为大型企业内的“常规配置”，从而使得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度化”了(Mowery and Rosenberg，1998)。
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进步不再被看作是纯粹个别的知识披露过程，也逐渐不再只是被人们当作临时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越来越成为人们解决工业问题、开拓发展领域的一种常规性发展手段(Mowery and Rosenberg，1998)。而这个转变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似，即工业创新体系的转变离不开社会基础的深刻变化，社会对于知识在工业发展中的价值、对于科学知识如何跟工业实践相结合、对于如何通过打破社会阶层的障碍而大规模投资于正式的工程技术教育等等问题看法的变迁，为新的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石。落后者往往不是因为对具体技术选择的错误，而是因为对这些社会性和制度性问题看法的差异，而要付出落后的代价。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与其国内公立科研系统紧密合作，研发了大量军用设备和军用技术。这一做法后经布什(Vannevar Bush)等人的努力，被美国政府确定下来作为国家发展经济与国家竞争力的长期基本制度(Bush，1945)，从而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研体制，再次从根本上革新了科学、技术、工业以及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
布什报告强调，美国在战后应继续维持并发展他们在军事领域的研发能力，联邦政府需要从资源投入上支撑起美国大学的基础研究⑤。在各方人士的推动下，美国政策大步迈进，成立了以自然科学、军事、农业、能源、医疗卫生、航空等多类公共研究系统，并大力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大学以及军方的合作，这都使得大量的经费流入大学，同时相应的科研活动还与工业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在这个模式中，企业与政府提供了大量科研经费，军事部门和大企业在为科研提供市场需求方面扮演了突出的角色，而被证明有潜力的技术创新则得以陆续扩散到更广泛的工业范围中。同时，为了保住“穿军装的一代人”，美国快速地推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Bush，1945)。诸多制度性的变化结合到一起，催生了研究性大学的崛起(Atkinson and Blanpied，2008)。
如果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大学主要还是为工业培养人才、提供加工好的人才产品走出校门去为工业界服务的话，那么在1945年之后美国的现代科研体制下，大学则是打开校门把与工业应用有关的研究直接带到了实验桌上。而这样一个平台则是由科研机构、大学、工业界和军方共同搭建的，并由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及对一支庞大的科研人才队伍的培养与维持作为基础。这种融合使工业技术的复杂性大大增加，前沿创新越来越具有科学的特性，大量的科学家与受过高等科学训练的工程师被以各种形式在大学、科研机构和工业企业内集中了起来，成为了工业研发的主力军(Freeman and Soete，1997)。工业内的研发强度与规模越来越大，受雇于工业的电子工业科学家们从基础物理杂志上引用的近期文献数目甚至超过了他们在大学内的同行(Liebermann，1978)。半导体晶体管初期的发展被普遍地看作是这一转变的典型：在萧克利(William Shockley)及贝尔实验室的工作中，无论是从研究开发的对象上，还是从组织方式上，基础研究与工业开发的边界都是模糊的(Nelson，[1962]1996)。正是通过工业、军事与科研各方的合作，使得这样的研究普遍得到支持，并得到应用与推广的机会，而这样的发展模式在同时期的其他工业国家，例如英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可以说，美国在战后的工业技术优势，从电子半导体、计算机、数控机床、数字通讯、互联网以及近年来的新能源，大多都来源自这个平台所协同哺育的创新技术。
三、社会基础与工业革命变迁
英国、德国与美国之所以分别成为几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是因为在特定的时期创新性地发展出新的、更有效的“知识—技能”互动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是领先国家在面临转型时采取了新的发展策略选择了特定的领先技术，还不如说是它们在制度环境和工业实践的互动中主动求变，在回应发展转型的挑战中，实现了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科学、技术等)在新的生态上的协同，催生了新的创新系统(Freeman，2002；Freeman and Louca，2001；Supple，1963)。同样，昔日的领先国家，尤其是英国，也可能会因为僵化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使得它们在变革来临时固守已有的产业和创新模式，从而错失发展转型的时机。
(一)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崛起时的社会基础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活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城市中，行会把握了控制行业经济的权力，而它们又与贵族和上层社会结合在一起。行会控制了行业的进入，甚至一些行会还控制了产品与服务的标准与价格，从而从根本上限制了由新进入者或新的产品和技术战略所带来的竞争(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在农村，庄园经济阻碍了人们的自由迁徙或职业的变换，大量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从而不得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依附于领主。
这一僵化的社会系统于14-15世纪在英国开始产生裂痕。战争技术与战争手段的变化使得封建领主的影响力逐步下降，14世纪大瘟疫的发生以及农民谈判能力的提高使得庄园经济原有的秩序逐渐松散——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随着庄园经济的破败，封建领主普遍把生活活动的重心放在少数中心城市而不再盘踞于农村。这使得农村开始成为新的经济活动集聚的中心，尤其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为了逃避城镇行会的制约，大量新兴的工厂就设立在农村地区。因此，当时的英国乡村，非但不是保守主义的堡垒，反而成了鼓励变革与冒险的场所(Landes，1998)。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受到了世俗化思潮的影响，一部分原封建领主以及新兴的地主也加入到了发展新兴工业的浪潮中来。他们和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一起，掌握了英国财富中很大的一部分，并逐步从原有贵族手中争夺社会权力。他们是技术进步和工厂发展的受益者，因此他们即便在某些场合会反对技术进步，但亦不至太极端(Mokyr，2002)。
从15世纪到16世纪，英国以正式的成文法规逐步取代了此前受王室影响并具有个人色彩的非正式的法律。其中，税收制度对直接的财富征收制度的替代，使得投资人不必再因为自己的财产有可能会被王权随意剥夺而隐秘自己的财富，使得进行工商业投资的财产风险变得明确可预测；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派的教旨为人们经营商业提供了宗教合法性，同时也为商业社会的信用体系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复式记账法的出现使得资产所有者的投资与其个人的其他财产或债务能够清晰地区分开来；汇票等金融工具的兴起有助于拓展经营活动的地理范围；股份制企业自18世纪初开始出现，有助于企业进一步变得非人格化，为投资人的进入以及退出提供了更便利的途径(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为了给一系列的战争募资，英国率先发展起来现代金融业(Botticelli，1997)，后者的发展使得英国国民的财富有了相对自主的投资渠道，尤其是使得除原有贵族与上层社会之外的新资本，即新兴地主所积累的资本，得以进入资本市场。而乡村银行的出现把乡村工业和资本市场更好地联系在了一起。新兴地主在英国的道路、运河以及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Hawke and Higgins，1981)。同时，不同地区农村工业的兴起和宗教竞争等众多的因素使得英国国内地区性力量崛起并相互之间形成了竞争，促进了“企业家市场”甚至“制度市场”的形成。这使得即便技术进步在部分地区受到保守力量的排斥，工业发明家和企业家也有可能会选择搬迁到其他地区去继续原有的探索(Landes，1969)，地区间的竞争使得英国各地区的工业进步与制度进步逐渐进入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因此，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在18世纪初已经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世俗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Landes，1998)。原有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僵化结构被打破，个人的价值以及差异化的发展逐渐为社会所接纳，这使得各式的工厂和作坊得以出现，使得来自于个人、个别作坊或者个别工厂的稀奇古怪的发明都能为社会所接受——只要它们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人们或者企业能够自由地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这种转变为各社会阶层的人提供了舞台，即从僵化的封建社会走出的人们可以通过在技术、产品、生产手段和运营等领域的创新来谋取利益。事实上，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对社会各阶层的动员是异常广泛的，在从事农业生产方法改革、建设运河等基础设施、发明新的织布炼钢或者化学方法等领域的知名人士中，包括了从贵族到牧师、医生、教师、理发师、学徒等等多元而广泛的社会阶层。有人在1828年记录到“在(英国的)每一个镇子和村庄，都能看到博学的人带着电动机、电池槽、蒸馏瓶、坩埚和地质锤跑来跑去”(Inkster，1976)，甚至连政府的决策者，如上议院的议员们，都把个人掌握一定的技术能力当作一种值得夸耀的事情(Jocob，1997)。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接受了实证主义思想，部分掌握了科学方法，同时又与生产经营实践密切关联的“中间阶层”崛起并扮演了重要角色，就顺理成章了。
因此，当不同阶层的人们，如贵族、企业家、科学家与工匠们，开始用共同的技术词汇来讨论问题的社会基础时，他们在如何从创新中谋取利益以及如何推动创新等问题上逐步形成了共同语言。
(二)英国在第二、三次工业革命中发展滞后时的社会基础
在一个环境中促进创新的社会基础，在另一种环境中很有可能并不促进创新(Lazonick，2005)。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相比欧洲大陆国家更早地实现了社会系统的转型，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却相对落后了。源于已有成功经验的系统僵化使英国的社会基础不再适应新的技术发展、新的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互动融合的需要，因此英国未能在19世纪中后期发展出特大型的工业企业来，而特大型的工业企业是实现连续性、标准化、科学化大规模生产的组织条件。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工业家和地方政府成为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存在着反对更新的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潜在动机。例如，在电力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不愿放弃对本地能源供应的控制，致使英国迟迟未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网络(Hughes，1983)。而当机动车(蒸汽机车以及后来的汽车)逐渐登上舞台时，英国虽然是机动车技术发展的先行者之一，但英国政府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在1861-1898年间通过了多部“红旗法案”，规定了机动车的时速(上限从时速4英里到14英里不等)，此外汽车必须得由3个人操作，而且其中一个人必须得在前进方向50米处挥舞红旗开道以确保行车安全，这无疑大大地降低了机动车工业发展的吸引力。
教育体系的发展滞后也拖了后腿。英格兰的地区性大学和苏格兰地区的大学，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曾一改英国传统大学(以牛津、剑桥为代表)宗教性教育和贵族教育的传统，为“中间阶层”的崛起提供知识上的支持。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兴起的地区性大学与技术学院依然把自身看作是知识生产的排他性机构，否认工业实践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来源，拒绝在教学上向实用的工业需要靠拢。因此，当工程教学在德美两国兴起的时候，英国的教育界讥讽他们德美的同行是“职业教育主义”。当格拉斯哥大学于1840年获得皇家许可，开设了英国第一门工程学课程时，英国第一位工程学教授Lewis Gordon居然被大学评议会认为有“扰乱课堂秩序”之嫌。因为大多数教授们普遍认为工程学根本就不是一门真正的学科，Gordon更是被排挤到连开课的教室都没有(Channell，1982)。
英国“中间阶层”中的重要代表，即熟练的工匠和技师们，也对正式的工程教育存在蔑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并在实际工作中排斥那些受过正式工程训练的员工。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的技能都是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在岗培训得到的，因而这些成功的经历令他们并不看重正规化的教育，甚至包括正式的中小学教育(Landes，1969)。而英国政府同样也没有如同德美政府那样扮演发动工程教育的重要角色；相反，在英国的决策者眼中，普及性正规教育主要的功能只在于教化中下层民众(Landes，1969；Lowndes，1937)。
英国依赖于熟练工人的工业体系也有问题。处于“师徒制”顶端的工头们把握了车间层面技能的形成与使用，企业对新技术的选择往往还要听从“顾问工程师”的建议，这些制度使得工头和顾问工程师作为相对稳定的两个群体有能力阻碍不利于自身的技术变迁，而事实上他们的确是这样做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中的标准化互换零件体制、流程化机械加工模式或对大型精密仪器的使用都需要对工人的操作进行标准化，这种操作的标准化实质上要剥夺工头与顾问工程师们对技能的控制权。因此，工头和顾问工程师们在面对这些变革时拒不配合企业的改革，甚至通过操纵生产线使得必要的改革根本无法执行(Lazonick，1990；Mass and Lazonick，1990)。到19世纪末，英国的工厂管理者们依然不能实现对生产过程的有效控制(Rosenberg，1994)。
尽管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凭借着自己良好的工业技能基础，在工业总体规模上对美国与德国奋起直追，但僵化的社会基础依然妨碍英国的转型。某些因昔日的成功而沉积下来的顽固做法甚至维持迄今，例如今日英国大学等科研机构依然对来自工业的需要反应相对冷漠，这被认为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电子革命中英国竞争力有限的重要因素(Freeman，1987)。
四、中国的经济发展转型与自主创新
从工业革命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的互动融合，无疑是推动各个时期工业国家转型升级的关键。这两者之间互动融合的不断推进即便到今天依然没有止境。一些学者根据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领先国家产学研模式的观察，认为一种更新的方式正在崛起，即科学探索本身与工业应用的发展更深刻地结合起来。科研不仅仅在用已有范式和已有基础知识来研发工业应用，而且甚至开始以工业的需要来引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对新范式的开拓(Martin，2003)。
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转型而言，鼓励自主创新无疑是促进我国本土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融合的关键所在。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国通过对外开放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已经在生产能力及生产规模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这些进步所依托的往往并非是本土的产品开发能力和关键技术开发能力，而更多是依靠于从国外引进的技术与产品设计，与本国的科学探索活动的关联更是缺乏。例如，2001年之前我国的轿车产量已经达到70万辆以上，但甚少有本土研发的车型，更少有本土研发的关键性技术，而这70万辆的规模，绝大部分都是由12家以上跨国公司在华的生产制造性合资企业根据外方已有的车型设计和生产线设计生产出来的⑥。这种模式并没有为本土新知识的生产部门与制造生产部门的互动提供机会。
只有关键技术与系统性产品层面上的自主创新能为我国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的互动融合提供有效的平台。因为这样的平台既需要工程实现和市场实现的能力，同时也需要新知识的创造来实现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并辅助前者形成新的技术方案和新的实现途径，甚至是实现全新的新概念、新范式。这两者的结合不单单是知识信息的简单叠加，而要求不同参与者在过程中紧密协同。因此，自主创新平台不仅能把本土更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动员到产品开发系统中来，还能为产品开发与基础性的技术探索之间有效地搭建起桥梁来。
以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该产业曾高度依赖与跨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并从国外引进现成产品设计从事生产组装。但即便是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佼佼者，上海贝尔，从1984年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逾10年时间里仅申请了两项边缘性的技术专利。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则完全改变了这一局面：华为、中兴等企业自2005年前后开始跃居世界企业申请PCT专利的前列。自2007年到2011年，华为、中兴交替领先并几度成为世界上申请PCT专利最多的企业，并占我国每年新申请专利的30%以上。更重要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领先的自主创新企业通过提供更好的待遇与发展机会从合资企业及传统科研院所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从事产品研发与技术探索，还广泛地与科研院所、高校以及国内企业开展科研合作，并自2001年开始成为国内该领域进行新技术研发的领导力量——这种进步在原有以引进设计进行制造组装的模式下都是不可想象的。
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还启示我们，发展方式转型涉及到的社会各子系统深刻的协同演进。社会基础的演进，或者具体反映到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要比具体某项技术的突破更为重要。尽管人们习惯性地用主导产业和主导技术来描述各次工业革命，例如蒸汽机技术与纺织工业对应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技术与化工工业对应第二次工业革命，半导体技术与计算机工业对应第三次工业革命，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是社会基础与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驱生了群落性的技术突破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而不是某些特定技术与特定工业的数量增长形成了革命性的转型。例如，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化工工业为例，化工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最初是在英国的工业家手中。英国化工工业擅长勒布朗(Leblanc)制碱法，并因此统治了整个化工工业近百年之久，以至于最早接受了专业训练的德国工程师都被吸引到英国的工厂工作⑦。但到19世纪60年代，以氨碱法为代表的新的革命性技术在英国和德国同时都已出现了，这些技术更有利于大规模流程化的化工生产。但在资本、生产网络、数量工人和市场声誉更好的英国却没有支持发扬这一技术优势的社会条件，对工程教育的大规模投入、科研群体对工业的直接参与、劳动力队伍对正规教育的尊重、不受传统控制的劳动技能市场、熟知工业实践的工业银行家等等。相反，最终是德国人率先采用流程法取代了勒布朗制碱法并拉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幕。
因此，转型发展的核心是撬动社会基础的变革，通过社会基础的变革来推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演进升级。在已有的发展模式中的成功经验很可能会使我们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和决策范式，在创新机制、资源配置、劳动者技能培训等方面形成系统性的僵化，从而无视系统性转型的机遇。因此，沿袭原有思路和原有范式对新技术新产业的投资很可能只会带来规模的增长，而无法带来创新模式的根本变化。
而我国在转型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我国政府既是一个经济发展具体实践的局外者，同时又是经济发展实践的积极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因而决策者有条件既可避免受到僵化思维和既得利益的影响，又能洞察工业发展的新变化与新趋势。我们今天应当尤其重视在自主创新实践中新的组织形态、新的产业生态和新的制度安排的特征及发展趋势，总结、研究相关的经验并以适当的方式加以推广，例如华为、中兴、南瑞、迈瑞等这些研发导向的企业，又如华大基因、光启研究院这类新兴的基础科研类企业。探讨他们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挥本土的知识创新能力，并与本土的工程能力、生产能力进行系统性的融合，并最终发挥出自主创新的优势来的。通过不断积累新的经验、鼓励新的尝试，从而加深本土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的有机融合，并在这个基础上催生出新的工业、新的技术轨道和新的运营方式。
*限于篇幅，部分参考文献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联系。
注释：
①知识基础在本文中指的是产生莫基尔(2002)定义“命题性知识”的社会集合。命题性知识是关于“什么”的知识，是关于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它具有认知性。而技能基础指的是产生莫基尔(2002)定义的“指令性知识”的社会集合。指令性知识是关于“怎么做”的知识，是关于人工实现的方法与手段的知识；它包括大部分的经验性知识。命题性知识与指令性知识在不少实践和实际对象中往往紧密结合而难以区分，但在社会功能中，它们可以近似地理解为关于新的对象(技术、产品)的知识和关于新的实现方法(工程、方案)的知识。
②也有学者强调18世纪末的玻璃工业中已经有直接利用科学知识的雏形(Bruland and Mowery，2005)。
③科学革命中，英国与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国家在实证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分野也往往被认为对工业革命为何率先是在英国而不是欧洲大陆发生有重要的影响(McClellan and Dom，1999；Goldstone，2008)。
④美国最早的工程学院是成立于1802年的西点军校。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为美国庞大铁路网系统的土木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Rosenberg and Nelson，1994)。
⑤事实上，相应政策做法在1887年哈奇法案(Hatch Act)及1906年亚当斯法案(Adam Act)就开始了，但在这两个法案中，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基础科研的支持数量有限，且仅集中于农业与农业机械领域。
⑥在2001年之前，世界主要的轿车生产企业中，仅有现代、宝马和奔驰三家没有在华设立生产型的合资企业。而到2005年，这三家亦在华设立了生产型合资企业。
⑦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勒布朗制碱法是法国人发明，而由英国人利用其熟练工人和技师的技巧得以最先工业化，并持续地获得了在技术上的领先；而当化学反应的规模扩大后，英国的工业家不得不引入受过正规工程训练的德国工程师来增加自身传统的车间组织的技术能力。然而当德国化工工业崛起后，这批德国工程师中的很大一部分又返回德国成为了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