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陷阱:转型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大挑战———个中俄比较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中俄论文,视角论文,陷阱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36(2007)07—0027—06
均衡,其本意是指平衡、协调与稳定,而一般经济学上的均衡,本质是对经济结构状态的描述,是指经济增长各个局部、过程之间一种能动的、能满足适当比例与和谐要求的相互关系。经济增长本身往往包含着增长速度与结构变化两个方面,均衡是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化的一种反映。经验证明,保持适当的动态均衡是经济稳健、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近年来中俄经济快速增长中非均衡状态逐渐加剧,因此,加快转型步伐、完善市场机制、走出扭曲泥潭、回归均衡发展,是中俄经济快速持续增长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中俄转型经济增长中的失衡表现与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俄罗斯自1991年底独立以来,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衰退之后也进入了快速增长轨道(见图1),而且,两国的增长率均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但也应当看到,两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存在着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区域结构、贸易结构、增长动力结构等一系列的结构扭曲。
(一)中俄经济增长失衡的基本表现
1.三次产业结构及产业内部结构失衡。
(1)三次产业产出与就业结构失衡。从产出构成看,2006年中国的三次产业产出比例是11.8∶48.7∶39.5,世界平均水平是5∶31∶64(2003年),中国经济中第二产业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十分突出,低于发达国家30多个百分点,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5%)。俄罗斯三次产业产出构成为5∶45.4∶49.6(2003),第三产业产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就业构成看,2005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构成为44.8∶23.8∶31.4,俄罗斯为11.4∶29.6∶59(2003年),距发达国家2.5:24.5:73左右的就业结构相差很远。中俄两国三次产业结构与世界先进水平均有一定差距,产业结构低端化特征还比较明显。
图1 1997—2006年中俄两国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7Под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Е.Г.Ясин,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1),Москва,Изд.дом ГУ ВШЗ,2007。
(2)产业内部结构扭曲。农业内部传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粮食生产与畜牧业之间、农产品与农产品加工之间等不平衡;工业内部制造业与基础产业间比例失调;服务业内部传统服务业比重占48%,而新兴服务业比重只有23%。同样,俄罗斯转型以来重工业愈重、轻工业愈轻的状况加剧,加工能力不足是俄罗斯原油出口过多而成品油出口过少的原因之一。
(3)产品供求结构错位。产业内部品种、数量和质量比例失调的结果是产品供求扭曲,过剩与短缺并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产销率一般不到96%,平均每年有数千亿元的商品积压,约占资本形成的10%左右。另方面,一些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如一些高端产品、品牌产品、高新技术、设备和现代服务供给不足,国产集成电路满足率仅10%左右。俄罗斯制造业产品过剩,企业大量停产倒闭,而家电、汽车、服装、食品等消费品的进口依赖度达50%左右。
(4)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中国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企业。2005年中国工业500强的总资产平均值、销售收入平均值仅分别相当于当年世界500强平均规模的1%和2%,人均规模仅为10%~20%。产业集中度低,多数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不及发达国家的1/2,如机械行业前300家的市场份额仅为20%,而发达国家一般在90%以上;120多个汽车总装厂年产仅500多万辆,不到国外一家大厂的产量。企业组织结构松散,大而全、小而全、产品结构雷同突出,大中小企业间缺乏合理的专业化分工协作。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俄罗斯大型企业大量破产倒闭或被肢解,而中小企业又发育不良,企业间缺乏专业化分工协作。
2.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合理。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是,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平均消费率为68%,发达国家为78%~80%,但消费、投资与出口对中俄经济增长的拉力不匹配,中国投资偏重、俄罗斯出口偏重,而消费偏弱是其共同点。中国最终消费率从1985年的66%下降到2006年的50%,资本形成相应地从38.1%上升到42.7%,净出口从-4.1%提高到7.3%。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创造了世界之最。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俄罗斯政府大力调整投资消费比例关系,使投资、消费扭曲局面有所好转,投资与消费保持较为均衡的增长(见图2)。俄罗斯投资、消费、净出口的比例从1999年的14.1∶63.9∶22,转变为2005年的16∶66∶18,但消费率依然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3.区域发展不平衡。首先,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中国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各地区经济总量、技术水平、竞争力差距都在拉大。1995~2005年,中国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速达11.4%,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0.8、1.1和1.5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级差从3375元增加到46222元,离散系数从O.63提高到O.67,2006年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了中部和西部投资额的总和(50.6%)。东、中、西部的城镇城市化水平也不一致,1999年东部地区为34%,中部地区为30.7%,西部地区仅为23.5%。自1992年以来,在联邦主体自主权扩大和市场化竞争条件下,俄罗斯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如2002年中央联邦区占整个GDP的34%,而远东联邦区仅占5.1%。各联邦主体的发展潜力相差很大,从各地人均GDP指标及其变化看,1998~2004年全俄人均GDP增长5.2倍,其中秋明州增长了8倍,而印古什共和国只增长了2.5倍,秋明州与印古什的人均GDP差距从1998年的17.5倍扩大到2004年的45.7倍!其次,城乡间发展鸿沟扩大。中国存在城市化率过低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双重问题。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42%,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50%的工业化水平,地区间的城市化率相差很大,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从投资规模看,城镇与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之比从1995的3.6倍扩大到2006年的6.8倍,从年均增长率看,1982~2006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1.5%,农村为18.9%,而1998~2006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转变为17%和9.9%。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也从80年代前的逐渐缩小转变为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五”期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和5.3%,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从90年代初的2倍扩大到2005年的3.4倍(实际达6倍以上)。转型以来俄罗斯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迅速拉大,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年男女涌向大中城市,农村与小城镇萧条而大中城市迅速繁荣,如莫斯科集中了全国金融资产的80%,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数倍。
图2 2000~2006年中俄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商品零售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7.Россия вцифрах,2006.Москва,2006;http//:www.gks.ru/pupr/.
4.贸易结构不平衡。俄罗斯在近15年里对外依存度从10%多上升到45%,而中国则从30%多跃升至近70%。与此同时,中俄两国进出口不平衡的情况愈加严重。中国贸易顺差从1995年的100多亿美元飙升至2006年的近1800亿美元,俄罗斯相应地从不足200亿美元猛增到近1500亿美元。两国外汇储备迅速膨胀,中国跻身世界第一,俄罗斯进入世界六强。同时,贸易商品结构扭曲加剧,主要是资源型产品、低附加值加工产品出口比重高,而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低、商品与服务产品比重失调。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中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少,自主技术、品牌少,出口的60%、高新产品出口的95%依赖外资企业。此外,一系列重要资源需要大量进口。
5.增长方式落后与资源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目前中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以资源、劳动与资本诸多因素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主要依靠资本(包括外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高投入获得高速增长,如仅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就超过25%,资源消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俄罗斯转型以来单位GDP的能耗增加了31%,而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和西欧国家的30%,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西欧主要国家的5%~7%,科技进步对GDP的贡献率不到30%,远低于西方国家70%的水平。落后的增长方式导致了对资源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如中国70%以上的河流严重污染,世界20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16个在中国。近年俄罗斯也出现了资源可采量下降、污染增加和环境恶化的趋势。
(二)中俄经济增长失衡的特点
1.中国经济增长失衡状况比俄罗斯更为严重。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技术水平较低,人口多,土地、水、矿产资源紧缺,交通基础落后,生态环境不佳和区域发展条件差异程度更大的条件下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背负的均衡发展负担远比俄罗斯要重。如中国是人均资源严重稀缺,而俄罗斯则有富裕出口;中国地区发展差距远比俄罗斯区域间要大;由于管理体制和发展水平等历史原因形成的经济结构扭曲也比俄罗斯要严重。
2.中国经济发展纠偏机制更不成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参数。中俄两国转型方式和进度不一,市场机制完善程度也不一样,对经济均衡增长的影响自然也有差别。俄罗斯所有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更为彻底,政府职能转变速度更快,地方政府官员不必为GDP政绩升迁而盲目蛮干,政府掌握的资源数量、直接投资能力较低和干预经济活动的能量和空间大为降低,减少了因错误决策、盲目投资和人为干预经济而导致的发展中的破坏和扭曲。
3.中国经济增长失衡治理难度更大。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差异决定着经济发展速度和结构变化。目前,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俄罗斯的2.6倍,但人均水平还不足俄罗斯的30%,中国赶超发展的冲动与压力更大。而从经济发展基础、区域发展条件、资源拥有量、国民受教育程度、科技潜力等多个维度来衡量,中国均处于弱势,因此,未来中国高速增长中失衡的几率更大,而政府职能转变缓慢、调控能力与法治水平较弱等又使中国失衡治理难度也更大。
二、结构失衡:转型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瓶颈
(一)落后的增长方式制约可持续增长
以资本、资源和劳动力为驱动力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从本质上说是投入与产出不对称的增长,是浪费性、扭曲性的增长,最终将会加剧资源稀缺和环境破坏,影响到增长速度和可持续性。首先,投资边际效率是不断降低的,如中国每百元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从1990年的37.1下降到2006年的24。在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要保持均等增长率需要投入追加的资金,甚至超出全社会储蓄积累能力以及所能吸引的外资的能力。其次,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对资源的消耗将呈等比例的放大,必将导致森林、土壤退化,自然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丧失。按照测算,要发展到目前美国的经济水平,即便3个地球的资源也满足不了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俄罗斯能源资源的损耗每年使其储蓄降低9%以上。第三,在劳动力素质技能结构改善缓慢的条件下,持续保持高经济增长率所需要投入的活劳动量也要不断增加,而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使人口红利即将在未来一段时期逐渐丧失,近年“民工荒”、“技工荒”已经表明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第四,在增长方式落后的条件下,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空气和水污染、疾病与死亡增加。据评估,20世纪90年代中国由于空气、水污染而患病过早死亡的人数每年达到10多万人,经济损失300亿美元,11个主要城市空气污染导致的经济成本占这些城市居民收入的20%,土壤退化成本占中国GDP的5%之多;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因空气污染死亡近1.5万人。
(二)扭曲型增长加剧区域、阶层之间的矛盾
区域与产业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会使居民就业和劳动者收入不平衡加重,会引发劳动者的不公平感、不满意感,劳动者的不正常流动性增加,影响生产积极性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世界银行警告,地区间、城乡间经济增长水平差距使不同群体在收入、财产、就业机会、工资水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政府财政支出方面存在的剥夺性和制度性差别等,如收入分配不公、垄断部门高工资和高福利、个别地区就业难、农民进城打工受阻等,会导致居民不满、仇富心理,罢工、群体事件等增多,威胁正常经济发展秩序和直接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丰富的资源亟待开发,但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收入水平低等使当地居民纷纷迁往西部城市,导致东部开发战略实施困难,东西部发展鸿沟加大。
(三)内外失衡冲击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实施以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加工生产出口,逐渐打造起由廉价劳动力、资源、资本、土地等为元素构成的“世界工厂”,通过出口奖励和低估汇率来寻求国际市场的“排泄口”,使廉价的“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中国迅速坐上世界外汇储备的头把交椅也使中国成为世界反倾销的“重灾区”。1995~2006年,我国连续12年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外汇储备猛增也导致国内流动性严重过剩、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日高、外汇结构优化与保值升值选择等诸多难题。片面追求扩大出口还使企业忽视国内市场并使国内市场一些高新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等,加剧了内外扭曲的程度。近年俄罗斯石油美元暴涨使其外汇储备从1999年初的100多亿美元迅速飚升到2006年的4000多亿美元,也使俄罗斯大量进口冲击国内市场,同时,卢布升值又抑制着国内制造业的产能扩张和出口竞争力,使国家经济增长被套在国际市场油价的水银柱上,患上“荷兰病”。此外,长期游离于世界贸易组织之外,也让俄罗斯每年因贸易歧视和反倾销等损失数十亿美元。长期实行内外有别、优外抑内的发展战略,必然导致国民利益的外溢和外资对国内经济的垄断、加剧国内经济的断裂与扭曲。一国对另一国的长期贸易顺差,势必影响正常贸易关系,出现贸易摩擦。
三、基本结论与建议
在增长速度持续较高、赶超战略顺利实施的时候,中俄需要冷静思考,不要被高速增长冲昏头脑,要认识并及时解决结构扭曲,回归均衡增长轨道,否则,经济转型进程可能受困并陷入拉美式转型泥潭。
1.必须扭转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度的“集体非理性”行为。增长问题并不是一个速度最大化的问题,增长的和谐与速度同等重要。要解决中俄经济增长中高能耗、环境污染、区域和部门结构扭曲、贫富差距等许多隐忧,不能光依赖GDP,需要从根本上从以数量为导向的发展政策转向以质量为导向,重视“社会和谐成本”、经济均衡、持续发展(布·唐卡、沃·福理兹,2006)。“均衡的增长必然伴随着结构上的转换”、“各个生产部门的相对地位、技术(以及投入组合)、消费类型(从而需求函数)、产品的质量和选择、劳动力的质量特征等等在不断发生着重新组合和比例上的变化”,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要求转型国家在各个经济增长时期都要特别注重结构调整和保持均衡发展问题,保持经济动态均衡。世界银行强调,“以无扭曲的或公正、平衡的速度增长”是经济以合理的速度增长的保证。
2.加快制度创新,完善市场机制。转型经济增长中的扭曲和失衡与制度转变不彻底和不完善是密切相关的。从转型国家实践看,政府资源配置能力过强、经常性决策失误、宏观调节能力弱化和均衡发展的体制机制缺乏是增长失衡的根源之一。因此,必须切实使政府从直接“经济人”转变为公共服务人,补充和完善市场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抑制其参与竞争性部门的冲动与行为,使其经济行为更加透明,受到更多的监督,承担起维护经济均衡发展的引导者、监护者职能。
3.打破地方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对资源配置的扭曲。转型国家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制度安排不稳定和不完善导致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地方竞赛和攀比导致各地过度建设和发展不足、产业结构雷同和发展空白点并存、资源浪费加重和发展差距拉大。因此,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制度安排,抑制各自为政、缺乏统筹的发展模式,建立起协调互动、分工合作、错位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模式,对于弱化区域间发展落差和扭曲非常重要。同时,抑制既得利益集团在资源与收入分配合理化方面的干扰也是中俄等转型国家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方向。利用转型期制度漏洞而滋生的各种利益集团,对资源的扭曲性配置和结构失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抑制利益集团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干扰,增强经济决策民主化和市场公平竞争,是未来中俄两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中的重任。
4.加快技术创新,转变增长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有利于结构均衡优化,还能因经济均衡增长而增加居民福利和使环境更好。从长期看,对经济增长模式更加注重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环境质量,将有利于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率和人类福利提高(Munasinghe,2000)。粗放式增长往往是一种扭曲型增长而非均衡型增长,而非均衡型增长会对持续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依靠发展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实现增长,可以极大地减轻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提高循环经济水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城乡间的协调发展。改变粗放式增长,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经济,优先发展新兴产业、升级落后产业,是使整个经济在不断升级下实现新的均衡、快速、持续增长的基本途径。中俄均已经注意到通过技术创新推动转型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中国提出科技强国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俄罗斯也提出发展新经济与多元经济的战略,两国均希望通过科技创新转变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实现经济快速、均衡发展。普京总统强调,“如果我们希望摆脱目前的萧条,清除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就应该向结构改革过渡”,使俄罗斯21世纪经济的发展首先取决于那些立足高科技、科技密集型产品部门的发展,并优先发展在科技进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部门。无疑,增长方式的转变重要的是需要建立起科技创新投入和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和环境,提高政策的执行力。
5.注重内外协调和进出口平衡。立足内需,扩大外需,内外协调,两腿走路,展翅齐飞,应当是大国经济的发展之道。消费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主要依靠消费拉动是现代发达国家健康发展的基本经验。中俄转型经济在谋求赶超式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适当的投资速度,又要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使消费获得适当的、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过去消费欠账太多,尤需消费补课,通过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在消费与投资之间形成新的协调、均衡关系,让内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推动作用更为强劲。目前,中国需要从过去近30年间被动的、单向的、不对称和不均衡的开放转向积极的、全面的、对称的和均衡的开放。首先,要正确处理进出口平衡问题。目前,需要消除以出口创汇为首任的偏见,适当增加进口,保持进出口的平衡和抑制外汇储备过快增长,适度放宽汇率浮动区间和灵活性。注意出口国别与地区均衡,推动贸易多元化。其次,合理处理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在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的前提下,根据国内外投资合作条件的变化,鼓励扩大对外投资,提高对外合作的深度和水平,引导外资的部门与区域分布合理化,提高外资推动技术进步、促进落后地区和部门发展的作用。
虽然失衡可能是一种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而经常存在的现象,但是,失衡发生的原因与程度往往因经济制度、运行调控等的差异而迥然不同。赶超式发展战略、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扭曲痕迹与惯性、市场机制不成熟、外部冲击等使转型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失衡更加凸显。因此,中国与俄罗斯要消除失衡,实现快速、均衡、持续增长就必须对症下药,调整发展战略,加快转型进程,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增长转型。
收稿日期:200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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