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183;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在“满洲问题”上的反华宣传——以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满洲论文,太平洋论文,事变论文,会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东北地区在20世纪初因为俄国的东扩和日本向大陆扩张而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地区之一。日俄战争后“满洲问题”基本上变成了中日冲突的问题。之后，由于日本势力的不断扩张，中日冲突的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导致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学术界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已有许多深入的研究，但对当时日本言论界的舆论宣传则鲜有涉及。本文拟以1929—1933年间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会员在“满洲问题”上的言论为对象，分析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言论界是如何配合日本政府进行反华宣传的。
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是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① 在日本的分会，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它名义上是一个非政府的民间学术组织，实则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日本上院议员新渡户稻造曾任会长，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前日本下院议员鹤见佑辅、东京帝大教授高柳贤三等都是重要成员。② 1929年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在京都主办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次年会，随后又出席了1931年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和1933年在加拿大班夫（Banff）召开的第五次年会。在这三次会上，“满洲问题”都是重要的议题。透过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会员的言论，我们既可以看出日本知识界在“满洲问题”上的主张，也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是如何利用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来进行反华宣传的。
按照中国方面的理解，所谓“满洲问题”也就是“东省问题”或“东三省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进行中吞并”或者如日本人所说的“经济的自卫”；二是若干尚待解决的悬案，如旅顺大连租借问题、南满铁路问题、日本移民问题及日本干涉中国内政问题等。③ 在1929年召开的第三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满洲问题”开始成为中心议题。这次会议于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在日本京都举行，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派代表出席。其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会前，日本为了在会上做有利于它的宣传，特派东京帝大教授蜡山政道赴满洲搜集材料。④ 又派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出席会议。松冈“无论巨细事件悉与其代表作周密的协商，事前又与英美各代表极力运动谅解”。⑤ 可见日本方面对此高度重视。
按照原定的议程，“机器文明与传统文化”、“工业化及人口食粮问题”、“太平洋外交问题”是京都会议的主要议题。⑥ 但从一开始，“满洲问题”就成为会议的中心。会议第一天，中国代表团团长余日章发表宣言，历举日本出兵山东、济南惨案及张作霖被炸三事，抨击日本蓄意阻挠中国的统一和进步。⑦ 日本会员听了余日章的发言后非常愤怒，头本元贞要求发言抗议，为大会主席新渡户所阻止。⑧ 又有日本代表提议全体退出，如果日本不是东道主，会议也可能就破裂了。⑨“满洲问题”自此渐为世人所注意，并且成了此次会议讨论的焦点。在全部42次小组讨论中有21次是讨论满洲问题的。⑩ 讨论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满洲问题的由来”；二是“如何解决满洲问题”。
关于“满洲问题”的由来，中国代表指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日本实行侵略政策。日本在战胜俄国和吞并朝鲜后，继续扩张，伸其势力于东三省。日本在东三省之利益原本止于经济方面，“岂知日本野心甚大，得陇望蜀，于其权利之外，复肆活动，中日关系，遂陷于不可收拾”。日本会员则辩称，日本伸其势力于东三省，是为了防止俄国的扩张。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一种“自卫的活动”。（11） 日本会员表示，假使中国能防止俄国之侵入，驱逐俄人于领土以外，日本则不须侵入东三省。至于日本在东三省的利益，则不能止于经济方面，“吾人深信于经济的利益以外，尚有重大军事上之责任。日本之所以进出东三省者，实以中国无力抵御外敌之故”。（12）
日本所谓在“满洲”的经济利益就是要控制满洲的经济资源。会上，日本提出“民族生存权”说来为自己的侵略行动辩护。一位日本会员说，“从国际的眼光看，若是任何一个国家，要尝试着垄断本国的富源，不愿以本国过剩之富源，去适应其他国家之急需，实在是一桩可咒诅的过失。假若个人在生命上、自由上与寻求快乐上所享有之天赋的权利是不可动摇的，那么一个国家的自求生存的权利，也当然是一样的神圣的。由此说来，每个国家自然是应该把它的过剩富源公之于世以适应其他国家之需要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若采用一种政策，意在以国际上互利的与互助的方法，以确保其经济上与政治上之存在的资格，实在是极其正当而合乎义理的”。又说，“日本因为人口过剩，疆域狭小，生货缺乏的关系，她所遇见的情形，实在严重异常，颇感应付困难之苦。日本若不欲保证其独立国家的存在资格则已，否则她自然要为自己寻出一条出路……一个民族因被迫而寻求出路，实在是她的合法权利，别人应该加以谅解的”。（13） 日本的这种只求自己生存，却不予别人生存权利的谬论在后来的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再次提出，这令中国会员非常气愤。陈立廷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的这一论调表明，日本所采取的是他国所已经放弃了的侵略政策。（14）
日本提出的侵略中国东北的另一理由就是所谓“特殊权益说”。日本会员声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类似于英国之在印度、美国之在海地。（15） 这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早在华盛顿会议讨论旅顺大连租借地时，日本代表就宣称，“日本目前无意放弃以极大牺牲正式取得之重要权利。该租借地系满洲之一部，因领土接近之故，日本在该地有关系经济命脉及国家安全之生死利益”。（16） 日本的基本立场是：一、日本已在满洲进行了两次战争（日俄战争与中日战争），这一事实使得满洲与日本有一种特殊关系；二、与中国其他地区和其他列强相比，日本在满洲有特殊利益；三、满洲在地理上与日本相近，它的任何动荡都会对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构成威胁；四、满洲在过去几年内的经济发展是日本维持和平的结果；五、除非中国出现有能力维持满洲和平并且承认尊重日本在满条约权利之政府，日本的这一政策不会改变。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秉承日本政府这一看法，大肆鼓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谓“特殊利益”。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说，满洲“自昔以来即离中国本部而独立。过去二十年间，满洲之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住民繁荣，皆赖日本保障和平”。（17） 同时日本会员又声称日本无意垄断满洲的富源，愿意与中国在满洲开展经济合作。日本把从满洲获得的经济利益又重新投回满洲，以帮助满洲未来的发展，这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好处。（18） 针对日本所谓“特殊权益”说，中国太平洋学会会员进行了反驳。徐淑希指出中国自身力求发展东三省，但为日本阻挠而不可能；日本在东三省经济上发展之利益并非共同的，而且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设施中无不带有政治意味；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的在满洲的权益仅限于经济的利益，但日本在满洲设立领事馆，驻扎警察，伸其势力于经济之外，妨碍了中国的主权与统一，这是应该断然废止的。（19）
针对日本声称在东三省拥有特殊利益，英美人士主张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共同开发满洲，但同时又认为，如果不考虑政治，中日俄三国在东三省的经济发展中都有各自的优先利益。（20） 由于俄国因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其势力已实际上退出满洲，而中国又无力与日本抗衡，因此英美的态度无异于承认了日本在满洲的所谓“特殊权益”。即便如此，中国方面表示可以接受共同开发满洲之说。“夫我中国，不自开发满洲，而使他国共同开发，沦为世界角逐之场，固非所愿。但若为一国强占，则毋宁共同开发，转可借均等之势，以稍遏制野心国无限之侵略。”（21）
会议还讨论了“满洲问题”的解决方案。日本会员建议由两国民间有名望的知识界人士组成一个协调委员会，讨论各项问题之解决方案。中国代表则指出，如果日本能做到：第一，日本官吏不滥用权力；第二，现在日本所掌握之警察权归还中国；第三，日本抛弃一切政治的领土的野心；第四，实行东三省门户开放主义，则东三省问题，自可迎刃而解。又有日本会员提出，由中日两国政府设立一个调停委员会，各举出委员三名，调查解决大小各种问题。其前提是：日本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领土权，中国则承认中日现存各项条约协定继续有效。中国代表坚决反对这一方案，因为这样一来，中方原本不承认的“二十一条”反生效力。（22） 但日方仍坚持认为中国有严守“二十一条”之义务，“因当时日本对北京政府最后通牒，系出自袁世凯向日本之示意，不能谓之胁迫。退一步言，即令由胁迫而成，然现在土地获得之条约，由威胁之例颇多，若悉谓其无效，将不知有若干现在条约之基础见动摇矣”。（23） 由于日方强词夺理，讨论无果而终。不过经此讨论，国际间对“满洲问题”开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而不致被日本的片面宣传所欺骗。（24）
京都会议之后，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就开始为下一次学会的年会做准备。他们定期召开会议，讨论下次会议所应提出的议题。总计他们先后举行了10次会议，讨论会上所拟提出的议题、会议代表的选派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等，其中1930年4月14日和1930年11月23日的会议特别关键。随后，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正式向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提议，“满洲问题”已经在京都会议上讨论过了，下次会议不应再作为主要议题加以讨论。（25） 日本之所以不愿意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讨论“满洲问题”，主要是担心这种讨论会导致“满洲问题”国际化。日本一直把“满洲问题”当作中日之间的问题并主张由中日两国协商解决。不过中国方面则迫切希望会议能讨论“满洲问题”。在1931年7月召开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有中国会员主张应在即将于中国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上提出“满洲问题”，“即触怒日本会员之退席，亦在所不计。”（26）
1931年10月21日至11月4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菲律宾、美国和荷兰九国代表。其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学会理事会为避免中日双方会员的冲突起见，对会议的议程作了相应的调整。修改后的议程为：（一）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关系；（二）太平洋地区的外交；（三）中国的国际关系；（四）太平洋地区的附属地和土著；（五）文化和社会关系；（六）移民和种族问题；（七）劳工和生活水平问题。（27） 但是，当会议讨论到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及和平机制问题时，话题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满洲问题”。结果，这个不能单独成为议题的问题，不但差不多独占了中国外交问题全部时间的讨论，而且在太平洋国际关系机制、劳工问题及移民问题里，都连带地讨论起来了。（28）
有关“满洲问题”讨论的中心是：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是否正当？会上，中国代表特别强调，所谓“满洲问题”也就是东三省问题，日方在满洲的军事行动是一种侵略行为。日本代表则声称，日本的行动是一种“自卫”。日本会员高柳说，“满洲”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和苏联的不确定性引起的。（29） 另一日本代表鹤见佑辅则称，“满洲问题的紧张，无非是中国政府，鼓动收回国权的所致”。鹤见并从历史的、国防的和经济的角度阐述日本在“满洲问题”上的一般立场。他说，日本在满洲的地位是从两次关乎国运的战争——日俄战争与中日战争——中得来的，日本决不会轻易放弃用无数生命和金钱换来的权益。（30） 当会议讨论到日本是否有权在满洲驻军的问题时，日本会员援引《朴茨茅斯条约》和中日《北京条约》附约，认定日本驻军并未违反条约的规定，强调满洲缺乏公共安全，日本有必要驻军以保护日侨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只要满洲的政局不稳定，日本就不会从满洲撤军。（31）
除了辩称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是“自卫”外，日本代表还抛出所谓的“防俄防共说”。日本声称在中国东北采取行动的原因，除了经济的因素外，还有战略的因素。日本代表高柳说，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的利益；其次是在满朝鲜人的利益；第三是战略的利益。这主要是指苏联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对日本造成的威胁。日本认为，由于苏联宣称共产主义不仅对俄国，而且对全人类都是最好的制度，资本主义必须在全世界消灭，因此当苏联国内的秩序安定下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时，就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外蒙已处在它的控制之下了，它可以决定满洲是否也应在其共产主义控制之下。如果需要，还可以诉诸武力。从战略上看，这一因素对日本很重要”。（32） 1932年，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会长新渡户在向美国听众解释日本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因时说，日本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现实主义”政策，日本在满洲或亚洲内陆的利益的关键是安全。由于中国无力保护边界，统治那里的人们，开发那里的资源，同时又试图取消日本的条约权利和利益，日本就把满洲当作阻止俄国推进和共产主义思想渗透的第一道防线。针对日本的这一论调，中国会员指出，苏俄的威胁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我们假定，苏俄是天天在那里筹备攻击日本的，日本也只能在他自己的国内，预为设防”。（33）
此次会议上日本最恶毒的反华论调，就是声称中国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日本会员高柳宣称，满洲成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正努力想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的实现是中国的目标。然而，按照法理学的观点，国家的存在必须建立在政府存在的基础上，没有政府就没有国家，而中国则不具备这种基础。中国的局势表明，西方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还不如说是一种抱负，因为在中国没有真正有效管理整个地区的中央政府，在那个地区同时存在几个政府。（34） 对此，中国会员指出，中国自远古以来就有效地控制着自己的土地和人民，这一事实并不因她同意给予外国人司法豁免权或者因内战而引起的临时纷争而改变。（35）
会议也讨论了“满洲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坚持要把争端提交国际联盟来解决，而日本则坚持要通过与中国直接交涉加以解决。日本拒绝接受国联理事会10月24日的决议案。（36） 日本会员认为，满洲事件与国联盟约或凯洛格非战公约（Kellogg Pact）无关，纯为和平或自卫起见，日本军队的行动只是为了保证条约的权利，它的外交官随时准备与中国的外交官谈判解决当前面临的争端及争端背后的问题。中国会员表示不能接受日本的“防卫”理论，并指日本不愿接受国联理事会所通过的议决案，“不是因为日本的心理变态，即是因为日本不愿停止其侵略的行为”。（37） 中方坚持通过国际联盟签约国的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领土上撤军。只有侵略军完全撤走之后，才可能与日本进行谈判。（38） 当时与会的英美各国代表，虽然对中国表示同情，但“敢依据事实，仗义执言，作公允之论列者，盖也鲜见”。（39） 这实际上纵容了日本在侵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宣布建立。3月5日，国联调查团会见了日本陆军大臣、外务大臣及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成员。日本陆军大臣在同国联调查会会谈时强调：第一，日本每年增加人口约一百万，为此必须向海外发展经济。“而帝国之所以寻求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外发展经济的对象，也是基于满蒙与帝国的地理和历史渊源的必然现象。”第二，中国的排外思想已经侵入满蒙地区，“甚至发展为涉及帝国国家生存的事态。因此，帝国出于确保生存权的必然要求，才有此次行使自卫权的行动”。第三，除了经济的要求外，满蒙因与日本在地理上接壤，“而该地区的大部又被奉行同帝国（对中国也一样）的社会秩序全然不相容的主义的苏联领土所包围，经常在思想上受到其威胁”，“万一失误，帝国的国防地位立即受到威胁”。第四，“中国的内政动乱无常，尚未形成现代统一的法治国家。”（40） 这些内容，都是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会员在前述两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提出过的。
1932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承认所谓“满洲国”，并公布所谓《日满议定书》。10月，国联公布了调查报告，肯定了中国对满洲的领土主权，日本方面不满意。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但日本并未停止其外交活动。为了促使国际社会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司令、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计划利用太平洋国际学会来宣传日本的意图，以促使国际社会承认伪“满洲国”。1933年5月7日，他给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了他的计划。其内容是：
“我们计划派一个满洲国代表团出席今年夏天在加拿大召开的班夫会议。为达此目的，满洲国外交部需要以下材料：1.班夫会议议程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组织说明；2.到目前为止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录；3.收集与今年会议宣传及会议安排相关信息的程序等。我们希望能尽快得到这些材料。谢谢你的合作。”（41）
5月30日，武藤又给内田发了一电：“在参加班夫会议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或者我们应该留心收集哪些材料？我希望得到你的建议。关东军已将此事报告给了日本军部”。（42） 6月，武藤要求内田通过日本外务省秘密探询太平洋国际学会对“满洲国”派代表出席会议一事的态度。他想知道太平洋国际学会是否接受“满洲国”的代表或观察员。在收到武藤的请求后，内田指示日本驻加拿大使馆了解加拿大作为会议主办方的态度。在认真考虑了国联、美国和中国的态度后，加拿大太平洋国际学会表示，在“满洲国”的形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不便邀请“满洲国”参加。（43） 日方的计划没有实现。
1933年8月14日至28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次年会在加拿大的班夫举行。中日双方都有代表出席。由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会议对当时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中日问题尽量避免讨论，结果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只限于“太平洋之海上军备”、“税则与贸易之限制”、“菲律宾独立问题”及“美国禁止东方人入境法”。（44） 不过，在实际的讨论中，“满洲问题”仍然是中日分歧的焦点。讨论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满洲的移民与人口问题；二是“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关于满洲的移民及人口问题，在前两次会议中其实也均已涉及，此次会议再次提出来讨论。日本向中国东北扩张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日本“人口过剩”，必须向外寻找出路。按照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估计，日本的总人口1930年时为6400万，1940年将达到7200万，1950年时将达到7800万或8000万。（45） 日本认为它国土狭小，资源缺乏，难以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必须向外寻找出路。又由于列强不允许其向外移民，因此只能向地广人稀的满洲移民。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东北的移民，总数不超过100万人，而且其中多数系与满铁会社及关东厅有关系者，真正的农业移民几乎没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向东北的移民大量增加，其居住的范围也遍及东北各地农村之中。同时日本拓务省（46） 复利用各种因武力侵略所获得的优越条件，于1932年10月开始实行集团农业移民，并计划在1937年至1957年间向满洲移植100万户共500万人。（47）
日本向东北移民的理由就是日本“人口过剩”。但“人口过剩”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只有与其他的社会情形比如消费水平、国民收入分配、技术进步等联系起来考虑才有意义。日本片面地从人口的数量和人口增长率来理解人口问题，并且要求别国的土地来解决它的“人口问题”，这是毫无道理的。事实上，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压力比日本更为严重。中国会员在会上指出，中国近4亿5千万的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华北平原、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如果把四川盆地也算在内，那么大约3亿6千万集中在上述地区，而这些地区的总面积只占全国的17％，也就是说，有85％的全国人口生活在17％的国土上。根据土壤和气候条件，西北和新疆地区只能吸收很小的一部分移民，出路只有东三省。因此，“满洲”对于中国来说远比对日本更为重要，它是中国数千万人口的合法出路。（48）
针对中国会员所说的中国移民满洲的情况，日本会员表示，日本并不反对中国向“满洲国”移民，“但此项移民，必须担保彼等之移植，并无恶意。如中国之移民，能适合现行于‘满洲国’内之新环境，则彼等将受欢迎”。（49） 显然日本是想独占满洲。日本之移民中国东北，其实是其整个的大陆扩张计划的一部分，“人口过剩”不过是其进行扩张的一个借口。有意思的是，日本代表在会上一方面宣讲日本向满洲移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又极力否认日本计划在满洲殖民，并表示“满洲国”绝不会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人口过剩当以日本工业发达来解决。（50） 日本的这种欺骗性宣传很快就被它的侵略行动所戳穿。
中日两国会员会上还曾进行秘密接触，试图草拟一个解决中日争执的方案。日方还提议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宣布互相尊重领土之完整，但遭到中国代表的拒绝，因为此举无异于保障“满洲国”之现状。中国代表强调，中国将永不承认所谓“满洲国”。（51）
尽管会议涉及了“满洲问题”，但中日两国代表尽量回避有关中日问题之激烈辩论。与前两次会议相比，这次会上中国代表的态度表现得更为温和。中国代表团团长胡适在会上大谈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法则”，并痛斥各国竞争海军之非，但对东北四省先后失陷于强邻暴力之下的“本身问题”却未置一词。这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反感。有人指责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学者’藉以麻醉民众的组织”。参加学会的学者是“迷于和平的幻想，欲于坛坫之间‘化干戈为玉帛’”。（52） 胡适本人在会后谈及班夫会议的感受时也承认故意回避了政治问题，“会议无甚结果”，但他又表示“此也为事实所趋，不得不如此也”。（53）
以上就是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会员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四、五次年会上为其侵略中国东北所作的辩护，综合起来不外四点：一是所谓“民族生存权说”；二是所谓“特殊权益说”；三是所谓“防俄防共说”；四是所谓“自卫说”；五是所谓“人口过剩”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的宣传重心在前两点，九一八事变后宣传的重点是后三点。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又回头强调日本在满洲的经济利益，刻意掩饰自己的侵略目标。日本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诬蔑中国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会员在会上的反华言论，与日本政府的态度一致，完全沦为了日本政府的一种宣传工具。
注释：
①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由关心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的民间学术组织。总部最初设在檀香山，后来迁到纽约。有关太平洋学会的历史与活动，参见John N.Thomas.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sian Scholars and American Politic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4; John K.Fairbank.William L.Holland and the IP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acific Affairs,1979,Vol.52,No.4; Paul F.Hooper.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Pacific Affairs,1988,Vol.61,No.1。
②有关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历史与活动，参见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黎明期ァジァ太平洋地域の国际关系：太平洋问题调查会（I.P.R.）の研究》，东京：早稻田大学，1994年。
③徐淑希：《东省问题》，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下卷，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1932年，第485页。
④颂华：《大可注意的第三次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东方杂志》第26卷第12号，1929年6月25日，第8页。
⑤《太平洋会中满洲问题中日大论战》，《申报》1929年11月11日，第7版。
⑥《太平洋会议开幕》，《申报》1929年11月3日，第8版。
⑦余日章：《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中国与太平洋之关系》，《国闻周报》第6卷第45期，1929年11月17日，第2页。
⑧《太平洋会议开幕，我国代表提出宣言》，《申报》1929年10月30日，第8版。
⑨刘驭万：《第四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与中国之国际关系》，《东方杂志》第28卷第15号，1931年8月10日，第10页。
⑩《太平洋会议开幕》，《申报》1929年11月3日，第8版。
（11）《太平洋会议讨论满洲问题》，《申报》1929年11月6日，第8版。
（12）苏上达、祁仍奚编：《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77—80页。
（13）Yosuke Matsuoka著：《中日在满蒙地方之经济合作》，陈征帆译，《青年进步》第131册，1930年3月，第15、22页。
（14）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47页。
（15）《太平洋会讨论满洲问题》，《民国日报》1929年11月5日，第2张第2版。
（16）王勤堉著：《满洲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2页。
（17）《太平洋会继续讨论满洲问题》，《申报》1929年11月6日，第8版。
（18）Masamichi Koyama.Japan' s Position in Manchuria,in J.B.Condliffe( eds.) ,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29,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pp.591-592.
（19）前溪：《太平洋讨论会特记》（续），《国闻周报》第6卷第46期，1929年11月24日，第1—5页。
（20）Jerome D.Greene.American Attitude and Relations in the Pacific,Pacific Affairs,1930,Vol.3,NO.1,p.64.
（21）默：《英美之开发满洲论》，《申报》1929年10月31日，第7版。
（22）苏上达、祁仍奚编：《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第81—82、91页。
（23）《满洲问题与二十一条》，《申报》1929年11月18日，第9版。
（24）《太平洋会议闭幕了》，《中央周报》第76期，1929年11月18日，第8—9页。
（25）Nobuo Katagiri.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PR) and the Manchurian Problem:With A Focus on the Discussions at the Fourth Shanghai Conference of 1931,in Michio Yamaoka( eds.)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ons:Pioneer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Tokyo:Waseda University,1999,pp.47-48.
（26）《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纪录》，1931年7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73页。
（27）Institute Notes,Pacific Affairs,1931 Nov.,Vol.4,NO.11,pp.1047-1048.
（28）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46页。
（29）Kenzo Takayanagi.The Application of Existing Instrument of Policy,in Bruno Lasker eds,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31.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2,pp.233-235.
（30）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52页。
（31）Nobuo Katagiri.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PR) and the Manchurian Problem:With A Focus on the Discussions at the Fourth Shanghai Conference of 1931,i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ons:Pioneer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pp.82-83.
（32）Kenzo Takayanagi.The Application of Existing Instruments of Policy,in 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31,p.236.
（33）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49页。
（34）Kenzo Takayamgi.The Application of Existing Instrument of Policy,in 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31,pp.233-234.
（35）Shuhsi Hsu.The Pending Case and Their Adjustment,in 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31.pp.238-239.
（36）该议案要求日本先将军队撤回原防，然后与中国进行谈判，解决悬案。
（37）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50页。
（38）Elizabeth Green.Conference Trends in China,A General Indication of Round Table Discussion,Pacific Affairs,1932 Jan.,Vol.5,No.I,p.17.
（39）时评：《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展望》，《申报》1931年11月1日，第9版。
（40）中央档案馆等编：《九·一八事变》，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3、454—456页。
（41）Nobuo Katagiri.Another Aspect of the Problem of Manchukuo Recognition:The Attempt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Pioneer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p.106.
（42）Nobuo Katagiri.Another Aspect of the Problem of Manchukuo Recognition:The Attempt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Pioneer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p.107.
（43）Ibid.,p.108.
（44）周宪文：《毫无生气之第五届泛太平洋学会》，《新中华》第1卷第18期，1933年9月，第45页。
（45）Bruno Lasker and W.L.Holland( eds.) .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33,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p.122.
（46）日本拓务省成立于1929年6月，专司移民事务。南满铁道会社归其监督。其第一次实施方针中关于满洲者凡三。一、组织满蒙及沿海州农业考察团，考察各地未开垦荒地情形，并设立一大规模之开垦事业研究机关；二、移住民之初期生活费及开垦事业费，由拓务省供给。移住地分两种。第一种为南满各地，其风土气候与朝鲜相同，在朝鲜已有农业经验之农民，皆可移住。居住第一种地达相当年度，习于该地风土者，即向南满以外之地移住，是为第二种移住地。三、在满洲设一金融机关（满洲中央银行），与朝鲜银行互相联络，供给移民金融上之便利。参见王勤堉著：《满洲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60页。
（47）《日本移民东北计划》，《申报》1936年8月31日，第7版。
（48）Bruno Lasker and W.L.Holland( eds.) .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33,pp.129-130.
（49）《太平洋学会讨论满洲问题》，《申报》1933年8月21日，第9版。
（50）《太平洋学会日本政策众矢之敌》，《申报》1933年8月19日，第10版。
（51）《太平洋学会中日间秘密谈话》，《申报》1933年8月29日，第9版。
（52）周宪文：《毫无生气之第五届泛太平洋学会》，《新中华》第1卷第18期，1933年9月，第46页。
（53）胡适：《太平洋学会》，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51—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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