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及其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特色论文,政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权力结构
政治学家在描述东亚各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时，常使用“个人魅力”一词，其实际含义是政治的运作是依赖个人关系而不是政治体制。在西方，制度是政府发挥功能的基础，但是在东亚国家人格化的社会中，在那些行政机构、政党、压力组织和立法机构还不成熟的国家里，政治意味着建立关系，建立那种个人交易性的关系，因为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更能保护个人的利益，即东亚国家的个人化的联盟完成了西方通过非个人化的法律体制而完成的事情。尤其能证明在东亚国家政治生活中盛行个人魅力的是这些国家对具有强制力和个人影响力的领导人的依赖。许多这样的领导人支配着东亚各国的政治运作。例如，北朝鲜的金日成和金正日，越南的胡志明，新加坡的李光耀，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菲律宾的马科斯，缅甸的奈温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苏哈托，马来西亚的拉赫曼和马哈蒂尔。而且，几乎这里的领导人一上台，就逐渐成为靠个人魅力掌权的领导者。因此，东亚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基础并非完全来自于它们的宪法，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由其强有力的个性产生出的能力和社会政治文化。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就总是利用国家机构来维持手中的权力。这些领导人都有很长的任期。一般来说，当这样的领导人失势或去逝后，整个政治体制都要发生变化。
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在东亚各国掌握了权力。这些新领导人比起他们的前辈来较少靠个人魅力发挥作用，尽管如此，人格主义仍然使他们的权力行使和移交带有浓重的人伦色彩，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还认同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这些新领导人也仍然愿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虽然当代东亚国家新一代领导人都在努力建立新的法治政治，但他们同时也都在树立自己的权威。在某种情况下这或许是不得不为之。
各国政治权力的基本载体是政府，而政府是由各大政治势力组成或受其影响和制约的，因此，一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是各大政治势力在国家政策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及其相互间的制约与平衡的综合反映。在东亚，虽然各国的国情有所不同，但决定其基本政治权力结构的主要政治势力不外是：政治精英、政党、军队、工商界组织和宗教势力等。政治精英的作用上面已有所论及，工商业组织的作用下面还要论及，因此这里主要谈谈政党和军队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其自身的现代性因素还不够成熟时因外部因素的输入而强行启动的，因此它需要诸多强力因素的推动，这就给政治精英、一党政治和军队等强力因素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条件。在东亚国家经济高速起飞的60—90年代，各国一般都选择了一党体制或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东亚各国在战后的四五十年代都有一个短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多党竞争的经历，但那时的多党竞争并不是民主发育成熟的标志，而是在现代政党政治发展的初期，众多政治派别不断分化组合以形成政党的一个必经阶段。此后，各国都逐步形成了一党或一党为主的体制。与此相伴，东亚多数国家或地区在50年代至90年代也出现了军人统治的局面。
在印度尼西亚，1959年苏加诺开始推行“有领导的民主”，这是一种消除政党竞争的软权威主义的政策和体制形式，虽然没有成功，但其结果是1966年苏哈托建立了“专业集团”一党执政的政府。早在苏加诺执政的初期，印尼的军队就开始介入经济领域，接管了荷兰人的企业和种植园。在实行“有领导的民主”时期，军队由于镇压了地主叛乱并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西伊里安，势力大增，成为苏加诺的决策中心——“最高指挥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最终导致了苏哈托的上台。苏哈托的军人政权几乎垄断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的政治权力，并深深地介入了经济生活，一度使经济发展很快。印尼的一党为主的体制和军人执政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年。泰国自1946年出现政党后，并没有形成一党制或一党为主的政治体制，总是有几个实力相差不大的政党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有时一党执政，有时多党联合执政。但泰国政党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不成熟和软弱，因而其成为军队的统治者蔑视的对象，军人多次发动军事政变，实行军政府统治。军事政变和军人政权构成了泰国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与其说泰国是一个多党制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军事管制国家。泰国军人政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军人只掌握国家的根本政治权力，而不控制国家的所有权力，也不控制地方权力，更不介入经济领域，这一点与缅甸和印尼有很大不同，与韩国和菲律宾也有所不同。缅甸在1962年发生了军事政变，军政府直接掌权，12年后，奈温建立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进行了20多年的一党统治。缅甸的军队到1958年开始介入国家政治生活。1962年正式建立了奈温的军政府统治。军队的绝对统治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而且也渗透到经济领域，国民经济各部门多由军人掌管。1988年虽然发生了民主运动，但目前还没有改变军人统治的动向。
菲律宾的两党制从战后延续到1972年，比其它东亚国家的时间都长，这似乎可以归结为美国的影响。但此后，马科斯实行了军法管制，取缔一切政党活动。到1978年至1986年是马科斯的新社会动党一党独大和独霸的时期。此后，在人民革命的支持下，反对党联盟推翻了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在东亚最早地实现了多党制。韩国自60年代直至90年代后期，民主自由党一党执政的局面维持了近40年，直到1998年金大中当选总统才标志着多党制度的初步形成。菲律宾的军队在战后清剿游击队的战斗中得到发展，其后，为了消除产生暴乱的根源，政府让军队充当“经济建设队”的角色，并使其制度化。因而，菲律宾军队的作用是从经济社会领域向政治领域扩展的。1972年马科斯实行军事管制后，军队全面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扩展了自己的势力。但菲律宾的军队从未发展到象缅甸、印尼和泰国的军队那样，建立起军人政权。韩国的军人政权从战后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60年代初也有昙花一现的文人政权，但没有什么影响。朴正熙时期韩国的经济发展很快，然而这一时期军人政府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达到了顶点。金泳三总统上台是军人政权瓦解的标志。尽管两国在形式上都完成了由一党制向多党制、由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的转变，它们的民主政治也很不成熟，不但政党内部还存在着浓重的庇护关系，缺乏现代性。而且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深受个人魅力的影响，并不公平，因而政党组织本身的价值取向仍然是垄断权力。
1955年，日本的几个保守派组织合并后形成的自民党一直垄断着除了90年代中期一度失势外，该党以目前为止仍然保持着第一执政党的地位。由于是战败国，日本的军队不能介入国家和社会生活，这与战前的情况大不相同。马来西亚的政党体制比较特殊，在形式上是多党联合执政。这种联合体在五六十年代是以联盟党、70年代以来是以国民阵线的形式出现的，但实际上掌握权力的是马来人的政党组织——巫统。因此它实际上也是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在新加坡，自1959年取得自治以来，人民行动党从来就没有在议会选举中失利过。尽管新加坡经常有十几个甚或数十个反对党存在，但它们很难对人民行政党形成较大的压力。因此，新加坡是最标准的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军队最初是由英军建立的，在英国军队传统的影响下，“非政治化”原则得到了严格的贯彻，这形成了一种传统。独立后，两国的军队都能够严守中立，只承担职业任务，受文人政府支配。尽管这三个国家的军队都没有介入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但其权力结构在其一党政治下仍然呈现出高度的集中化趋势。
现在看来，东亚国家的一党政治和军人政权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一度都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过程中，不但军人在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政治权力中心，而且一党政治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在以上独特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基础上，东亚各国的权威主义体制再清晰不过地显现出来了。东亚国家权威主义的特色主要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有足够的权威向人民和社会团体规定义务，并且有能力在它认为必要时予以强制执行；在政治参与方面，实行精英主义政治，国家可以有效地对自上而下的政治参与渠道进行控制；在行政与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行政主导”是其最大的特色，行政实际决定着立法和司法的取向，而不是相反；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中央的权力大大高于地方，中央完全有能力控制地主的权力运作；在经济关系上，国家采取多种手段对市场实行较多的干预。实际上，对东亚国家模式的表述的不同，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人们使用的参照系不同，例如，在经济关系上，上面的参照系是西方发达国家，如果与传统的体制，甚至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则更应强调它的“市场经济取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五十年间里，东亚各国的国家几乎都强大的足以支配或同化象政党、商会、农场主协会和工会这样的组织。这些强国家具有合法性，因为东亚国家政治文化中含有较强的权威主义因素；并且，一些学者和政治家认为，通过国家对社会的强有力的控制可以渡过现代化过程中的暗礁，可以抑制各种传统势力，例如农村的封建土地和社会关系，城市中各种传统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关系，以及种族和宗教势力的阻挠。在这种体制下，人们感到自己确实得到了经济和生活上的实惠。同时，东亚各国内部没有强大的、有自治地位的、组织良好的非政府性的组织，例如，以职业、地区和阶级为基础的这类组织。这使东亚各国的领导人比较容易与各种压力集团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仲裁人的身份调节、干预和平衡各利益集团的利益，从而确保国家的中心地位。进一步来说，东亚国家是政治学家所称的那种“国家合作主义”体制。这是一种一元化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政府支配着代表社会各个行业的社团组织。在这种体制的运作中，国家拥有广泛的权力，居于中心地位。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国家中，各种自治组织起着平衡国家权力、防止政权被垄断的作用；它们也是通过吸收人们参与政治和进行竞争的重要渠道和组织。
东亚国家模式的另一特点是各国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较多，例如，各国政府都对金融业有较深的干预，对工商企业和资本也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控。现在看来，这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取得了成功（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的缅甸和朝鲜以及战乱不止的柬埔寨例外）。不过，这种成功是有时限和条件的，各国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在它们的市场体制发育还不够完善，还难以从经济结构中获取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因素和机制时，国家可以通过动员经济结构以外的因素和机制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例如，动员民族热情；宏扬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实施半军事化的管理方法等，这些在短时期内都有一定的效果。然而，一旦市场发育成熟，自身调节功能增强，市场规律就要按照自身的法则运作，非市场的人为因素过多的介入就会破坏市场秩序，造成混乱。1997年以来的东亚国家金融危机从根本上看，就是超市场的国家干预过多造成的。无论人们提出多少解决这场金融危机的对策，改革国家对经济的非市场化的干预都是最根本的。这一点，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亚各国处理危机的建议和各国政府的政策中也可以窥见一斑。从另一个角度讲，在国内国际市场还有很多真空可供填充，国内国际竞争环境还不是十分剧烈、并没有对东亚各国的出口造成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国家的介入可以组织和集中力量更为迅速地填补这些真空，以抓住机遇，占领市场，壮大自己。东亚各国正是利用战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多数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开始的时机发展了自己。现在，当各国都卷入了市场经济，国际竞争日趋激化的时候，它们那些靠国家而不是靠市场养育起来的企业的竞争力就出现了问题。这说明，东亚各国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化的要求了。
二、政治经济的民主化
民主转型的经典理论最关注的是政治精英和公民社会的代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理论认为，民主化是以公民社会的崛起为先决条件的，是国家对公民社会的让步，或者说是主要社会团体和阶级自我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家力量的削弱。因此，在成熟的公民社会中，人们固有的看法是，除非公民社会的运作明显地与国家的使命相抵触，国家干预公民社会的运作是非法的。这个思路把重点放在了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上。这方面经典的研究者是莫尔。他认为建设议会民主的关键取决于国王和贵族的、公民阶级和农村统治阶级之间的相对的力量平衡。因此，他认为，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以及对市场化的农村劳动的控制，是议会民主出现的基本条件。虽然这是民主化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的。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它假设各地的工业化都同样地越过各个历史阶段。然而，工业化道路不是单一直线式发展的，尤其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依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不断变化的。
政府在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发展阶段的制约。例如，在英国的纺织业中，制造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自由的，因为那里的资本主义是自发的，所以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受到政府的支持，也就不受政府的制约。这就为政治民主准备了相当丰厚的社会基础。然而在普鲁士和东方，工业化是后发进行的，“纺织业制造商不如农业的上层阶级强大，因此，他们对社会观念的影响也不如后者有效。东方的这个新的‘摇篮工业’在国内市场与来自西方的早已成熟的纺织制造业竞争时，显得非常脆弱。这样，东方的这些制造商们极力主张实行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纺织工业的这一特点削弱了它的自由主义的冲力和影响。”（注：J.Kurth,"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ProductCycle: Industrial
HistoryandPoliticalOutcomes" ,International Orgnization ,vol.33,no.1,p.8.）在后发工业化国家中，由于资产阶级没有发展起来，不能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其他的社会力量就会跃跃欲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哪里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哪里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就会统治社会和政治生活。换句话说，这种个体的参与者对国家的依赖阻碍了在国家之外形成独立的利益群体。认识到这一点，对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政治经济的民主化非常重要。东亚国家的情况与德国和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有相似之处，即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扮着重要的角色。但更有甚者，东亚多数国家比它们更为出现独立的力量，并对国家的权威进行挑战时，东亚各国则因国家的强大而抑制了这种挑战，采取了有所不同的民主过渡方式。
东亚国家模式带来的问题是：第一，国家高度地卷入经济领域，是关键经济部门的操纵者和控制者，其结果是，私人参与者的独立性受到了限制；而且，其影响深远，就像一个雄心勃勃的母亲竭力去发现自己儿子的奇才一样，虽然这个孩子长大了，但是他很难克服由于被迫接受的强制性的抚育所带来的缺陷。第二，东亚国家的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然而，东亚国家在出口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它们限制了进口对国内经济的渗透。换句话说，在这里，自由的对外经济结构与受控制的国内经济结构并存。正是这种特有的资本主义体制使东亚能够充分利用战后贸易体系。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使日本在五六十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六七十年代没有成本地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大规模地出口而限制进口，在经济上捞到了好处，又不必担心引起国内的动荡。结果是权威主义体制没有因此而受到冲击。
那些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看作是民主价值观的主要载体的民主观，无疑是以一定的工业化模式为基础的。在推行这些模式的社会中，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而东亚国家后发工业化社会的特点是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界限的混淆。
东亚各国政府采取的国家主义的工业化政策要求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政治和经济的国家合作主义的体制模式作为保障。在这种模式中，几乎没有给资本留下自治的空间。个人参与者对国家的依赖，使结构主义理论所设想的那些独立利益一时很难发展起来。然而，自80年代以来，正在变化的国际国内情况，削弱了这种体制安排，增加了资本的自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民主正在通过国家和资本之间的相互协商和妥协来发展。不过，这既不是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拓展，也不是资产阶级的独立性的发展，而是国家与资本之间协商相互依赖的条件。因此，现阶段东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是资本不断地、相对地脱离政治精英而取得自治的过程，是政治精英和资本通过协商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的行为。进一步说，这种变化不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是在国家内部展开的。这主要涉及到国家的“开放”，涉及到以前在政治精英和资本之间的庇护关系的重新调整。
东亚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的重新协调开始于70年代末。从外部环境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使东亚国家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丧失了以往享有的优惠。例如，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化使它们的出口条件恶化。这时，美国也对东亚国家采取了新的贸易政策，强迫它们实行国内经济的自由化，增加进口。“东亚各国（地区）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使里根政府强迫这些市场对美国的商品和金融机构开放。”（注：Nora Hamilton and Enn Mee Kim ,"Liberalisation in South Korea and Mexico",Third WorldQuarterly,vol.14,p.117,1993.）与此同时， 东亚各国国内也出现了问题。在韩国，由于过于想从政府那里得到贷款使财团债台高筑，而政府又不能从这些庞大的企业中抽走资金，这会使它们破产，并进而引起社会动荡。因此，意想不到的是，正是那些使国家得到强化的因素，开始导致国家的弱化。
早在1979年面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时，东亚一些国家就不得不做出反应。为了使经济能够尽快地适应市场的这种变化，它们调整了政策。例如，韩国在宏观领域实行了财政紧缩政策，使政府的财政赤字从1981年的21.9%下降到1984年的零。更重要的是政府开始寻求一种解除金融管制的政策，使金融体制逐步对外开放。这涉及到“……旨在给银行更大的决定贷款分配自主权的自由化……”（注：Chung Moon,"ThePolitic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South Implications" ,Korean Journal,vol.31,p.61,1991.）到80年代，一些财团开始提供过去是政府提供的服务。例如，许多财团建立了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以“规避严格限制财团拥有银行的国家规定”。（注： Nora Hamilton and Enn Mee Kim,"Liberalisation in South Korea and Mexico"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14,p.118,1993.）甚至在研究与开发和企业国际化方面，财团也加强了自身的服务能力。为了推进这些经济改革，商界还不断地推进政治的民主化，以限制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例如，韩国工业联合会的领导人曾宣称：商界将更加频繁地使用经济力量“以促使执政党把更多的经济控制权下放给私人机构”。 （注： C. J .Eckert,"The South Korean Bourgeoisie:A Class in Search of Hegemony",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p.129,1990-1991.）这种改革以及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与过去国家主义的管理模式显然有所不同。尽管这一变化还很有限，但却是一种实质性的变化。它限制了国家指导私人资本的能力。
这种变化在新加坡等地也出现了。在新加坡，政府于80年代中期调整了企业政策，结果是不但原有的商会组织，如中华总商会等在国家的经济决策中的参与度和地位大大提高了，而且新建立了些诸如中小企业联合会这样的雇主组织，使中小企业的意见可以制度化地进入国家体制。（注：李路曲：《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第591页，新华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其实，在新加坡、 印尼及东亚的其他国家，80年代以来对国营企业进行的股份制和私有化改革，都属于这一性质。
这些经济改革除了使私人企业得到更大的自治外，还进一步导致了国家内部权力的扩散。随着国家的经济功能由领导经济发展向制定规则方面转化，过去建立的像经济企划院（韩国）这类的组织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越来越失去它的中心地位。由于经济政策的目标更多集中在宏观而不是微观方面，因此像中央银行这样的国家机构开始在指导经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997年东亚国家金融危机发生后，银行的私有化、独立化和法制化进程加快了。结果是，在国家体制内部，权力不再集中于少数经济部门手中。这些机构利用手中的权力排斥其他政府部门，并对企业实行强制性的命令，现在则要更多的与其他部门和企业进行协商。现在，国家需要改革它的控制手段，要更多地倾听合作者的呼声。要使私人资本遵从政府，就要允许它们表达自己的利益，给它们以更大的权利。
如果把这种变化看成是社会已经对国家的权威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还为时过早。这种变化目前主要是在国家体制内部，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只能在国家内部寻找它们的代理人。反之也一样，政治精英为了追寻各自的政治目标而积极的与参与政治的各种社会力量结盟。例如，在印尼，技术官僚与军方的争斗迫使这两个集团都与国家体制之外的参与者结成联盟。“在当今的印度尼西亚，最有影响的支持者是工商界和政府本身，它们使法律在推动中大的主张新秩序的精英和不那么强大的亲民主派间的联合方面发挥作用。”（注：Shiu Hing Lo,"Taiwan rusinessPeople,Intellectuals,and Democratization",Pacific Review,vol.5,no.4.p.338,1992.）结果是增强了技术官僚的地位，而不是军方、也主要不是商界的地位。在泰国，“公私联合协商委员会”的建立是政府在这方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该组织建立后，一直关心解除政府管制和改革税收，使商业利益和组织在制定政策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到90年代，这里的商业关系已由庇护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当然，国家仍有能力通过审批商业组织的合法性来保持自己的支配地位。但是，在像“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局”这样的部门中，技术精英通过“公私协商委员会”经常从商界得到支持，从而增强了自己在国家内部与军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这说明，技术精英因正式的民主程序的发展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在90年代，东亚国家的资本已经能够通过选举政治渗入国家体制。选举政治的发展使商界能够通过资助个别候选人或政党来投资政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操纵选举。泰国的商人近年来也非常活跃，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泰国议席的花费估计每票在30—500泰珠之间， 依竞争激烈的程度而定，这意味着商界是唯一有能力进行或资助竞选公职的组织。”（注：S.Maisrikrod,"Thailand's Two General Electionin 1992",ISEAS Research Notes and Discussion Paper,p.142,1992 .）韩国商界卷入选举从90年代揭发出的丑闻来看更是不争的事实。 其结果是，立法力量的发展削弱了行政力量。议会已经日益成为政治精英、官僚和议员三者讨价还价的场所：“经济决策政治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内阁不再能通过操纵立法院来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经济官员必须准备与立法建议的内容和推行的时间表相妥协，这样才贯彻自己的主张。”（注：Chu Han Chu,"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Taipei :Ins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p.145,1992.）当然，这并不是说代议制机构已经成为国家最有影响的机构，只是说传统的以行政为主导的国家体制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在国家内部出现了竞争和多元化，已有多种政治经济集团加入竞争行列。
经济改革使东亚各国出现了选民重组和新旧政治联盟交替的情况。例如，朴正熙集团是通过与大资本和农村结成联盟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的。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庇护关系与大资本之间的庇护关系一样非常明显。当时，韩国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很高，这使农村对朴正熙集团的支持率很高。然而，经济改革很快使这些联盟解散了。政府改变了使产业权力分散的政策，它引进了国外的竞争，并使国内贸易多元化。这就使农产品价格被迫下调，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联盟很难维持下去。谷物补贴对于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持续亏空的政府来说，负担太重了。失去了补贴，农村就不再是权威主义政府的支持者了。在卢泰愚集团的后期和全斗焕集团时期，其获得的选民支持非常有限。不过，当时与中产阶级的新的联盟正在建立的过程中。现实是，政府仍能控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并通过改革与中产阶级结成新的联盟，从而维持国家的最高权威。
总之，在东亚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政治竞争的方式。正如上述，这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的：一是在政府与社会参与者之间设立使权力重新分配的半政府性的政治机构；二是通过给予某些组织以合法性使它们参与国家政治；三是促进体制内的变化，以重新制定民主游戏的规则。
三、结论
西方现代的民主体制是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最初，市民阶级经由启蒙运动认识个人的价值，从争取人权、民权、参政权和自由权开始，进而向君主和贵族抗争赢得政权。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后，他们继续扩大民权，然后是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社会平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处处受到法的限制，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权力支配着政治权力。而东亚国家的权威主义体制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力必须凌驾于其他一切权利之上，因此，在取得政权后，它有能力对付民权运动的挑战。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不是在民族运动之时已经发育成熟，而是在民族独立之后依靠权威主义国家的扶持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是权威主义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这种社会屈从于国家的体制决定了东亚政治改革自上而下的特性。在这一阶段，民主化反映的是政治精英与资本的代理人之间在国家体制内部的关系的重新协调。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自主地位的加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治精英迫于形势变化而主动采取的改革措施所至。在西方，劳工的政治参与可以通过选举来实现，因此，它可以从资方那里获得让步，以维持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在东亚国家，工会的独立地位和民众选举的实际意义都还比较有限，而资本的力量却已发展起来，因此，与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社会的独立力量还没有对国家体制构成多大威胁，它们不得不在国家体制内部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与这些代理人协商、互相利用和妥协。总之，“市场”被国家如此深厚地控制着，以至于不存在资本从国家那里获得完全独立的可能性基础。因此，资本只能在现存的国家体制内部扩大自己的影响。西方的政治多元化是以社会力量的多元化为基础的，而东亚国家的社会力量还被控制在国家合作主义的体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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