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价值问题及价值重建的社会历史哲学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哲学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物化、低俗和价值秩序的颠倒错乱，及由此导致的一定程度的社会溃败，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我们将严重的价值问题置于“社会转型”的概念框架中加以考察，也就为价值问题的产生和解决给出了基本方向。但是，社会转型是所有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民族的共同命运，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而博大的文化传统的文明体，并且属于后发的超大国家的转型，必定有自身特殊的问题和方式，其特殊性既植根于自身的社会历史传统及其矛盾，又只能在现代世界的交往关系中获得理解并生发出普遍的意义。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一向由西方所主导的现代世界，也将构成颇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乃至关联着人类新的价值的形成。因而，对当代中国价值问题的思考，需要我们采取宏观而又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涉及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个领域，因此本文只能是一个论纲式的研究和分析。
让我们首先辨析一个前提性的问题，这就是社会转型本身的“价值”问题。我们知道，把当代中国早就发生并仍在持续进行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指认为“社会转型”，这在理论界是有异议的。由于这种异议多半基于某种价值观而非理性认知，所以，它并未引起理论界普遍的重视。一般说来，无论何种价值现象，一旦发生，它就成了社会事实，承认它作为事实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这种现象的肯定。以此类推，我们说承认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并不影响人们对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向度给予不同的评价。然而，问题在于，“社会转型”这个概念本身的确不是一个中性的描述，就像“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属于褒义词一样，它指认了社会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变的正当性、必要性，而不像“社会变化”或“社会运动”这类概念，看不出变化的方向性和人的态度。但是，一方面，社会变化不同于自然的变化，它由人的活动所引发，不能不体现人们特定的目的和意志，即使这些目的和意志有相互冲突的一面，由此形成的社会合力也必定蕴含着某种价值属性，给予社会成员生存发展以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可能对自己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变化取无所谓的态度，因为社会变化既是社会风气的变化，更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规则制度的变化，后者直接决定着人们活动取向的调整及利益的获取方式，涉及效率、自由和公正的得失增减，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并按照自己的需要及价值观念加以回应。而对“社会转型”持有异议乃至反对的学者，无非认为中国不应当搞现代化，不应当从农耕文明主导转向工商文明主导，因为据说这背离或打断了中国自身运行的逻辑和千年一系的文明传统，使得由家国伦理、典章礼仪、经史子集、琴棋书画所表征的华夏文化，遭遇横祸，致使花果飘零、斯文扫地、意义尽失。而中国努力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果，不过是对它们的“复制”或“克隆”，让中华大地也变成机器轰鸣和遍布钢筋水泥的世界，而中国人的心灵则变得自卑和扭曲，传统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丢掉了，西方人在理性和宗教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的自由平等意识和伦理精神，我们却未能学到；由官方推动的GDP主导更是让国人变得急功近利甚至唯利是图……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肯定中国的“社会转型”呢?
这种质问，不能说没有道理，面对许多人为了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惜违法乱纪，甚至丢掉良知，面对今天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大面积的生态破坏，我们更会质问，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现代化，是否值得?毋庸讳言，这里面有政策和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也涉及路径选择，许多问题并非不可避免或减缓其严重程度。但从根本上而言，的确与我们所认可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大有关联，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式方法或工具理性的问题，而属于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思考范畴了。于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变成，其一，中国的现代化或社会转型是否完全是“被迫”的，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祸”还是“福”?其二，这又涉及更基本层次的问题，即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进步”?
我们先来看后一个基本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自从人类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走出动物界，逐渐脱离浑然不知的蒙昧状态，就生发出善恶的二重性，陷入到各种利益和价值之争，因为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开始有意识地猎杀其他生命，还互相争夺生存资料和生存空间，甚至为此进行殊死的战斗，不能不使人类在“进步”中伴随“退步”：人类由蒙昧变得聪明了，同时也会伪装和说谎了；人的生存本领和效率提高了，杀人的技术也随之提高；人们有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原来共享的资源也逐渐分裂为排他性的私有财产；一部分人从体力劳动中脱离出来有了自由和闲暇，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却变得更加繁重，等等。这就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向社会和文明状态的“代价”，如果完全拒绝付出这些代价，人就不能成其为人，更谈不上文化的发展；而如果认为这些代价的付出理所应当，甚至安之若素，又将造成人类内部的严重不公，导致人在道德和人格上的低下。这就是人类进步特别是文明的基本矛盾。我们过去认识上的一大问题，是把人在社会生产和技术上的提高与革新，把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等同于包括思想道德等社会所有方面的进步，并以此为标准来区分“先进”与“落后”。如过去认为春秋战国的“社会转型”——从分权的“分封制”到集权的“郡县制”——是进步的，法家推动了这一社会转型，所以法家是进步的，而儒家基于“仁爱”的道德观念和对“礼乐”文明的推崇，反对上凌下僭、诸侯征战，要求“克己复礼”，恢复社会的价值秩序，所以是“退步”甚至“没落”的，完全没有重视当时社会巨变的内在矛盾性和某种程度的非人道性，不理解儒家出于捍卫人文价值和普通人的生命的价值立场的合理性。今天，有一些强调市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的学者，也很轻视社会道德和人的精神方面的问题，甚至认为“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这显然把商品价值或经济价值当成了社会最高的价值，其他都是为之服务的手段。从社会历史哲学的角度看，这是简单地认同一元论进步主义的必然结果，而一元论进步主义必定包含形而上学的同质性思维，似乎坚持“生产力标准”，就不能承认人文和道德的独立品格，或者必须以后者的牺牲为代价，殊不知这种观点和主张，不仅会加重世人价值的迷失和粗鄙化，还将助长社会的不公和溃败，甚至从根本上颠倒文明的价值秩序。
不能不承认，包括善恶在内的矛盾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境遇，还能构成人类社会及文明发展的张力和动力。这虽然意味着人类的生活注定与恶脱不了干系，却并不表明人们对善恶只能等量齐观。一方面，善恶的区分是相对的，善恶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人们褒善贬恶的价值态度与选择；另一方面，人的意识尤其是自我意识和语言符号的形成，使人类在“无事生非”、“制造事端”的同时，也能够自我反省、自我改造，不断地促使诸恶向善的转化，为自己建立起一个人文价值的世界。的确，在社会有了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之后，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甚至有意识地损人利己、巧取豪夺，致使人类内部的分化变成了分裂和对抗，但这种分裂和对抗，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的反抗，也将反作用于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和那些思想与文化的精神生产者，引起他们对现存的社会关系体系及其问题的重视和反思。的确，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改善人的生存条件，却未必能够直接改善人的道德意识和人性，甚至还会激发一些人的占有欲和贪欲，但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技术的进步，毕竟是人的潜能得以发挥的重要体现，也为全体社会成员提高生活质量和扩大自由度，为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与普及提供了可能。人类以往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固然一再说明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尽善尽美”的存在物，人与人之间也总是存在着各种竞争，但人类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和人类内部的交往与互动，人类超越自身有限性和狭隘性的理想与努力，总是能够使人不断地解决由自己造成的各种问题，使人类内部的关系越来越趋于理性和公正，使人性不断地趋向个体化和社会化、自然化和文明化的统一，虽然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曲折的过程。
那么，由此能否得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也一定符合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呢?如果一般完全可以涵盖和解释个别，那么任何具体的分析研究也就没有必要了。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说人是在大自然的选择压力和人类内部的矛盾冲突中生成为人的，那么，中国人的近代命运与西方文明的世界性扩张和辐射显然分不开，这构成了我们讨论中国现代转型的时代语境。
不过，这里要先指出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和帝制，早在宋朝特别是南宋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汉唐的气势、豪迈和国力都呈现下降趋势，作为社会主体的汉民族抵御游牧民族的能力大大降低，甚至越来越难以招架他们的骚扰和入侵了。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后来的清朝统治集团，还处在部落社会末期奴隶制社会的初期，因此，即使清廷努力学习并接受了华夏文化，在政治上也不过是把自己的“主奴”关系与经学的“三纲五常”结合起来，其社会控制更加严格，思想也更加封闭，这从清朝的文化专制政策和多达80余起的文字狱中不难看出。由此导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两大矛盾，越来越尖锐且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这两大矛盾，一是国内统治集团与被统治的广大民众的矛盾，即所谓“舟与水”的政治经济关系，只能更趋紧张，即使民众揭竿而起推翻清王朝，只要小农经济和家庭本位的传统文明一仍其旧，换来的也不过是由另一姓氏“坐天下”的新王朝而已，社会结构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二是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即所谓“夏与夷”的矛盾，最初主要不是主权问题，而是文化和文明问题，在这方面，华夏民族不仅优越于所谓夷狄，也呈现出显著的生存优势。但从宋朝以降，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民族虽然还保持着文化上的优越感，但创造能力和军事实力都呈下降趋势，在金元两朝更是沦为低等民族。清朝接受元朝的教训，“师夏之长技以制夏”，夏夷之间文化上的对立大大缓解，清朝统治集团成为华夏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但他们在此基础上实行的文化专制和思想控制的政策，却使得汉人和其他民族进一步被奴化。结果，到了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一方面，“夏夷”关系已历史地变成清帝国及其臣民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关系，而西方的“夷”却大不同于过去的夷，他们不仅器物先进，其文明也彰显出开放性和理性的优越性，这充分地体现在他们创造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也体现在其内部的个人权利和民主体制中。这让许多“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心向往之，认为这是儒家理想一定程度的实现。因而，当清帝国面临西方民族国家的挑战时，“夏夷之防”更加防不胜防，“夏”更不可能胜过“夷”了。另一方面，这一新的夏夷之间的关系，又反转来激化了中华帝国自身的矛盾，使得所谓“舟与水”即清朝统治者与广大被统治者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朝统治集团的专制、颟顸和无能表现出强烈不满。因而，在许多士人、新型知识人和开明官员的大脑中，一种解决“舟水”和“夏夷”的矛盾关系的新思想逐渐形成：如果西方的现代文明能够被我们所接受，那么，这将不仅有利于结束清朝的皇权专制，还将从根本上促使整个民族改变传统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走出在小农基础上王朝更替的循环，在国内真正实现变“家天下”为“公天下”的理想，在国际上则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推动世界文明向着越来越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看来，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资源就包含着解决上述两大矛盾的原则和智慧，这就是“天下为公”或“公天下”的理念。
中华民族有源远流长的“天下主义”观念。在中国人特别是士人的心目中，“天下”不是单纯的自然意义上地理条件，而是关乎天时、地利和人心的历史文化性存在，是大地、江河、民众和作为其表征的“大道”(或“天道”)，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不仅不是一家一姓可以据为私有的，甚至并非只是属于华夏族。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都不是立足于大夫之“家”、诸侯之“国”，而是立足“天下”的立场看待社会的矛盾与出路的，得道者得天下，孟子认为，得道就是得民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与民同乐、爱民如己，如其所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①。如果只是从自己所属的“家”或“国”的利益出发，则必定相互对立，甚至如孟子所批评的“以邻为壑”，——这的确就是当时天下纷争的事实，儒家的抨击并不能遏制其持续发生，但它却为当时和后世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正面的价值评价标准，并发挥了人文教化和政治批评的重要作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更明确地区分了“国”和“天下”，他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②“保天下”之所以“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就在于天下“是所有天下人的天下”，人人有份，因而人人有责。这一“天下主义”即“公天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美好的理想与胸怀，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却无法从制度上加以体现，充其量只能由贤明的君主即所谓“王者”按照孟子所倡导的“推恩”来实施“仁政”。然而，这不仅会因人而异、人亡政息，更重要的，基于血亲情感的推恩，必定由于“爱有等差”，而造成亲疏有别、厚此薄彼，到头来化公为私，并一定是排他性的少数人之私，理当每个人所有的变成部分人所有。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事实，就是天下之“公”其实是皇家之“私”，是压制和剥夺万民之私的一家一姓之私的招牌，而不是天下人众私之集合。这一点，明清不少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戴震等都曾指出并严加鞭笞。
历史表明，只有进入现代社会，与“家天下”相对立的“公天下”的理想，才能通过建立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通过从政治和法律上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实行民主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先进分子，正是有见于此，才一方面重视从传统中汲取思想营养，另一方面努力向西方世界寻找真理，认同并传播“自由”、“平等”与“民主”等现代意识，并在外争国权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公理”“公例”的普遍价值原则。视野广阔、思想开放的梁启超，明确地肯定这些价值，就在于他认为清乾隆之后，中国已由“亚洲之中国”向着“世界之中国”转变，并将与西方国家展开竞争合作的关系。总而言之，在“夏与夷”的矛盾的现代表现形态与现代解读中，就蕴含着中国内部“舟和水”的矛盾的现代解决方式，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之所以终于能够自觉主动地实行现代化、推动社会转型的内在因素。
历史研究表明，商品经济在宋明时期就有了较大发展，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是迫使许多农民弃农经商的重要原因，而经商带来的优厚利润和财富，以及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也促使“弃儒就贾”成为许多士子的选择。虽然商人及其经营活动面临着传统道德的质疑，但是，士商的相通和互动特别是儒商的形成，也慢慢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甚至开拓出新的社会和文化空间。然而，商品经济始终受着皇权专制的束缚，商人及其财产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官府的敲诈勒索甚至成为常态③。这样，商品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根本无力发展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也很难在此基础上产生西方那样基于财产和契约关系的“市民阶层”(citizen stratum)，而包括商人在内的广大民众，只能是以血缘为纽带且不得不依附于皇权及官僚体系的“小民”“草民”。因而，如果没有西方把中国拖入现代世界历史，没有西方现代社会及文明对中国人的挑战、逼迫和示范，上述传统的两大矛盾都不可能以有益于中华民族尤其是人民大众的方式得到解决。马克思在评论印度及整个亚洲的现代命运时曾说：“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④。这绝非马克思站在西方立场上所说的话，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也是严厉地谴责了英法列强在东方犯下罪行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但是，对历史辩证法和现代人类命运的深刻把握，使马克思不能不说出这种似乎“无情”的历史真理。
那么，这种历史真理在价值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和生存发展的要求天然一致吗?历史的真理是躲藏在人们社会活动背后的逻辑，不是任何人都能认识到的，即使认识到人们也无法将其取消，因为构成这种逻辑的往往是人们围绕利益进行的生存竞争，其欲望和意志的力量发挥着主导作用，甚至使理性处于从属地位，仅仅发挥计算的工具作用。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华帝国的国门，给中华民族造成生存的灾难和精神的屈辱时，反抗和御侮当然是中华民族的首要选择，也完全是正义之举。中国的统治者也似乎和广大民众拥有了同样的命运，成为激于“道义”的“爱国”共同体。因而，本来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义和团”，后来转为“扶清灭洋”并被清统治者所利用，最终惨遭列强和清王朝的双重镇压，也就不奇怪了。由此也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坚决地启蒙民众、发动民众推翻清王朝，终结帝制，走向民主共和。而这就必须在反抗西方欺凌的同时，努力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所以，中国人面对西方不能不处于两难选择之中。而由国外势力所激化的中国社会自身的矛盾，发展到相当广泛的分裂和对抗，政治及军事斗争成为主导性的活动方式，这势必促使一切当事人把传统的“实用理性”包括明争暗斗的谋略发挥到极致。如果说公开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宣传还不乏真实性、理想性和批判性，因而有助于国民现代政治意识的形成和分辨是非的话，那么，各种不公开的、言论背后或桌子下面的较量，就不可能讲什么仁义道德和规则程序，而必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使意志与情感的力量远胜过理性的思考。凡此种种，使中国近现代历史充斥着各种背反现象，甚至形成怪圈，出现大的反复。中国应当向何处去、能够向何处去?中国社会变化的逻辑究竟是什么?一系列关乎中国人命运的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能不造成国人精神上普遍的焦虑、浮躁和近视，甚至陷入听凭本能的盲动状态。
揆诸世界现代史，我们不难发现，包括德国、日本和俄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其现代化进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倒向“右”的方面，就是倒向“左”的方面，并引发了民族意识和精神方面相当严重的危机。我国同样走了很大的弯路，留下很深的创伤，包括道德的失范、精神的迷惘和信仰的坍塌。其共同的原因都是因为后发国家既面临自身与列强之间的双重矛盾关系，又面临与此密切相关的国内矛盾，尤其是加强民族统一和国家权威与个人争取自由的社会权利的矛盾、尽快提升国家实力与改善民生的矛盾等。而同样是在有着深厚的农民意识和专制传统基础上建立的苏联，似乎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足以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这就使我国一度走上苏联的道路，因而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甚至更加严重。我们知道，包括按照英国政治实行民主制的印度，在经济上也长期推行计划经济，就是为了利用国家的权威和力量迅速实现工业化。然而，脱离了世界性的市场经济，广大社会成员不能从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出发，自主地从事生产和交换，结果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都受到严重制约。就东方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来说，支持集权的家长式传统非常深厚，而支持个人自主和民主的资源则相当有限；平等主义和大同理想源远流长，理性的分析与批判精神却相当薄弱；表面的平和谦让与钩心斗角从来并行不悖，公开的程序化的竞争却只能见于个别场合。这种文化土壤，加上东方国家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经济上的高度集中甚至政治上的集权，意识形态上则重新把“公”“私”对立起来并倡导“大公无私”，就必定是最具现实可能性的选项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从原来的“家国”体制很难直接变成人民民主体制，而是变成了“党国”体制。就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性质和历史处境而言，由原来的家国一步走到人民民主共和是不可能的，它需要一种形态和一定阶段来过渡，党国就是这种历史形式。但是以党代政和轻视法治，又必定造成政治对整个社会的主宰和侵权，使社会各领域无法确立符合自己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准则与尺度，包括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规范也就很难确立起来。“世界之中国”的形成同样曲折艰难，列强入侵迫使我们众志成城、共同御敌，在“冷战”到来时，出于巩固新政权、获得外援和意识形态的多重原因，我们全面倒向苏联；时隔数年，由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走上了一条越来越“左”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与苏联决裂，并试图在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之外，建立起一个没有等级差别，也没有商品交换的自给自足的“国家社会主义”，结果不仅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而且陷入到频繁的政治运动之中，陷入到乌托邦的空想和虚妄之中，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极“左”路线彻底破产，这才迎来改革开放。
可见，中国现代的价值问题特别是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问题，不是狭义的道德问题，而是原来的社会关系体系及其秩序——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解体在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投射和表现。因而，当代中国大陆价值的重建，也只能诉诸以经济政治制度为关键所在的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文明秩序的建构。
那么，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今天，我们又如何看待似乎愈演愈烈的价值问题?价值重建的可能性与途径究竟何在?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自觉展开，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因而也就从经济、文化和政治各方面，重新塑造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和各种民间的文化和公益活动的频繁，更是为民众的普遍交往、信息交流、知识学习、时事评论和政治参与提供了动力和公共平台，促使人们思想解放和视野的扩大，推动着人们形成以共同信念、利益或兴趣为纽带的各种共同体，乃至自律和自治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所以，不难发现，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主体能力、权利观念和公民意识，已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这当然极其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好转和价值秩序的重建。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同时，必须有与之匹配的文化、政治和法律条件，但由于这些条件的所谓“敏感”性，官方过去并没有真正给予重视并努力创建，结果导致社会转型中各子系统之间的矛盾激化和对立。
就文化而言，它既要有能力支持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又要超越市场完全由利润或利益主导的原则，对其构成一定的超越性和批判性。
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由于人们都希望“发财”、“享乐”且会“精明”地盘算，因为这种愿望和能力是“世间再普遍不过的事”。市场经济只是从西欧发展起来，与新教伦理所主张的“天职”观念和“节俭”意识及其伦理原则是分不开的，它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动力。如同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这里与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劳动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⑤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种观念和精神吗?韦伯对此是否定的，但我们从儒家文化及其孕育下形成的家训乡规，特别是儒商的经营理念中，其实可以发现与新教伦理的相通之处。但遗憾的是，这种文化因子在中国近现代的外敌入侵、动乱、革命，特别是后来长期开展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运动中，几乎被消除殆尽了。我们以“大公无私”这一似乎最高的价值观念——这里的“公”即“一大二公”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不仅同样排除了每个人的个人所有，而且否定了世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做人做事的基本要求和道德规范，而这些平实的要求和规范，本来包含着诚敬谨慎、仁爱守信、勤劳节俭、公平合理、义利兼取、功成身退等原则，结果，这些日常生活的伦理道德一旦被假大空的体制及其高调所颠覆和取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只能凌空蹈虚。而随着原来精神虚妄的破产，是无数个体满足物质需要的急迫要求与私欲的急剧膨胀，这固然不乏历史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如果不择手段，则必定导致人们竞争的恶性化和对正常的经济秩序的破坏。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的确不是韦伯所称许的宗教伦理，而是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世俗的发家致富的愿望。显然，这种愿望之所以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国际上现成的商业和贸易体系，吸引了大量的外资。然而，这种愿望固然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很大的正面作用，但它本身却不包含多少伦理规范的内容，孔子当年提出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或者我们提倡的“劳动致富”的“诚实劳动”，对当代中国人的规范作用都非常有限。相反，由于传统信念的坍塌、社会的庸俗化、权力不受约束、政策本身的偏差和漏洞等等，在面临各种不劳而获、一本万利的机会时，就必然会诱发人们的投机心理和贪婪的欲望，出现权力寻租、行贿受贿、贪污腐败，以及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严重问题。而宪法赋予民众的各种社会权利并未得到充分落实，个人财产更未得到法律切实的保障，政治民主对他们来说，还是难以直接参与的少数人的事情，加之从原来的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或陌生人社会，传统道德失去原来的作用环境和对象，这样一来，人们普遍出现行为的非道德化，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社会严重缺乏诚信和道德的制度与社会文化原因。
一切社会问题都是人自己造成的，因而，问题的出现和问题的解决，也必定有着内在的因果关联。其实，国际化的市场和企业的发展本身，一直要求、规训并锻炼着一切参与者，它的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基本规范和规则，已被许多人自觉遵守；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也强烈要求与之构成良性互动作用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这就是韦伯所称道的“理性主义”。只不过我们根据当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更应当强调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主导，发展超出旨在赢利的“文化工业”范畴、体现人类自我超越和人性光辉的文化创作；负有为市场和社会制订游戏规则和提供秩序保障的政府，则更应当秉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并使之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各方面，让更有价值和意义即更具普遍性和恒久性的价值和意义的社会活动，改变或替代人们狭隘的利己主义价值取向。
在当今中国，一方面社会的各种贪腐、溃败的现象仍然呈现弥漫态势，潜规则仍然很有市场，但另一方面，从上到下都已认识到价值或价值观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强烈地要求消除不公、铲除腐败、建立信任，并由此要求加强法治、约束权力、规范政府和公务人员的行为。而一切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中，从包括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在内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念中，也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实践经验中，广泛地汲取思想文化资源，提炼出真正来自于时代并且与民众的生活和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并付诸实践。照此去做，中国的文化建设就会大有希望，社会转型也将会越来越顺利地进行并展示出光明的前景。
近年来，围绕现行政治体制的问题与变革，人们已经说了许多，从本文的角度看，发展并提升现代政治理念，以开放的和人类社会的视域重新理解政治，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更有根本意义。从政治的产生来看，固然是因为人类共同体内部发生了利益的分化和竞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只是为利益服务的，充当的是分配利益、调节利益的工具，为自己带来各种社会资源的权力、满足自己做“人上人”的虚荣心理的地位。在中外历史上以及当下现实中，政治的确充当了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的角色，政治等级成为主导性的等级，政治待遇成为最高的待遇，政治权力也成为最大的权力，造成并不断地强化着“官本位”。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热衷于从政做官的原因，也是导致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严重的虚假和低效的原因。我们不能不说，这种政治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传统政治的范畴里，其价值观也是落后和低级的。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德国法学家施米特的政治观，不管有多么“深刻”，本质上并未超出中国的韩非子和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的见解，只是对政治的一个历史面相——即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资源的垄断、操控和支配——的洞察，但是，把这个历史面相作为政治永恒的本质，是片面的也是有很大误导或煽动作用的。现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道德价值问题，往往是这种狭隘的落后的政治观念与实践所造成和加重的。我们今天必须对这种政治观说“不”，并坚决地加以批判、破除和超越。
政治就其本质和价值目的而言，并非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关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公共事务，是对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追求。换言之，政治是以优良的社会生活和文明秩序为目的的，并非为自己及其小团体谋私利的工具，因而是所有人的事情，也是高尚人的志业。这样的政治必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每个人也都将生活在这种政治之中，这从现代民主、从公民自治、从各种公益和慈善活动、从维护生态的绿色和平组织的运动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世界普遍交往和经济一体化的现时代，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也在原则的高度关联起来、统一起来。如民族国家之间固然存在着利益的竞争和博弈，每个民族都要维护并尽可能地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发展中国家更应如此，但这种竞争和博弈也必须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虽然这与民族国家内部公平正义的具体内容和实现的程度可能不同，但原则一致。所以，在人类越来越一体化、越来越需要有共存信念和共享价值的情势下，价值的双重标准已变成一种落后的标准，其不合理性已大于其合理性。这也是康德以来的许多大学者思考并提出世界和平、提出万民法的理论依据和语境。
事实上，即使作为权力，代表善与正义的思想和精神的权力也高于现实的政治权力，除非后者充分地体现前者，才能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民族和人类。这就是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等等，总是高于那些单纯的政治领袖的原因。正是基于上述政治理念，马克思才将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确定为“人类解放”，而孙中山先生才倡导并力行“天下为公”；而现代的政治家，才会将个人的梦想、民族的梦想与人类的梦想统一起来，通过制度和文化的作用，让全体公民自主地创造属于公民自己的美好家园。显然，在今天，只有确立这种政治理念，才能为政治体制的变革规划出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这样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无疑会极大地净化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引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道德风气，并推动优良的现代价值秩序的确立。
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价值问题虽然发生于中国，其产生原因和影响却是世界的；同样，中国的价值秩序的重建，作为在全球化运动中开展并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转型的内容和要求，也只能在向世界开放、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充实、丰富和有力地推进。因而，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不仅与现代世界文明密不可分，还将与人类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形态——人类共生共荣的观念、生态和谐观念及相应的生产和经营理念——的生成相关联，从而具有世界意义。由此也决定了中国的价值重建的复杂性、开放性和长期性，需要我们必须有持之以恒的决心与韧性。
注释：
①《孟子·离娄上》。
②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③参见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9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⑤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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