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增长环境分析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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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素投入环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1、耕地资源极度稀缺制约了农产品产量增长, 从而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我国属于人均耕地资源极度稀缺的国家,根据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资料,1996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3004公顷(19.51亿亩),人均仅0.106公顷(1.59亩),只及世界人均耕地的43%。实际上是以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而在未利用的土地资源中,可开垦为耕地的仅1亿亩左右,①且主要分布在西北干旱区和东北地区, 制约因素较多,开发利用的难度较大。我国粮食单产水平已很高,在技术水平没有明显突破的情况下,单产水平也不可能很快提高。因此,近期粮食产量增加的空间有限,受粮食产量制约,畜牧业生产也不可能持续快速发展。牧区受草场生产力的制约,农区受饲料粮的制约,畜产品产量增长,想快也快不起来。其他非主流农产品可能会有较快的增长,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产品总量增长空间不大的现实。而农民的第一大收入来源是农业,粮食及农产品产量增长情况对纯收入影响很大。1980年至199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57%,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9倍, 年均增长15.5%。而1997年~1999年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增加,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也几乎为零。②从耕地资源看,我国农产品总量增长已达到极限,很大程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

2、农村人力资源水平差制约农民收入增长。 人力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中,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的劳动人口,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因素。从数量上看,全国12亿人口,其中70%集中在农村,农村就业人口达到5.23亿,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为4.67亿人,其中粮农4.2亿人。 ③庞大的就业人口与有限的耕地相结合,造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城市企业的工人,在竞争的情况下,企业就业的均衡水平处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与工资相等的那一点,工资是由外生变量市场力决定的;而在农村,家庭是以劳动力分摊与收入分摊为特点的,劳动分摊解释了农村中不存在公开失业的原因,因为农业家庭分摊了工作负担,所以家庭(农业)收入也是在家庭成员间分摊的,因此单个劳动者的绝对工资是由内生变量家庭平均生产力确定的,而不是由这个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确定。另外从质量上看,农村人口素质普遍较低,其从业渠道因其自身素质低而受到限制,难以转入其他行业。据1996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文盲或半文盲占15.88%,小学程度占40.42%,中学程度占37.27%,其中受高中教育的仅占6.61%。同时, 我国农村还存在一支数量可观的文盲梯队,每年以大约200 万人不断的“充实”着本应呈递减的文盲大军,而且原已脱盲的人口有20%的复盲率。④农村人口数量多使得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下,而人口质量差又影响农外就业,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收入确是难事。

3、农业技术信息缺乏制约农民收入增长。 在农村中传播信息存在诸多障碍,我国多数农业人口位于遥远地区和难以到达的地区,他们的“遥远性”与“难以接近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乡村基础交通设施不发达,特别是在公路与铁路的数量与质量方面;其他的通讯手段,例如邮政、电报、电话等通讯服务供给不足,增加了乡村人口的相对隔绝;报纸发行量很低,主要由于普遍缺乏教育,也由于遥远地区报纸投送困难。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乡村基础通讯设施在地理位置上相当孤立,以及较低的人口密度,乡村地区人均提供服务的费用具有高于城镇与城市的趋势。

正因为此,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也是重科研,轻推广,造成农业科研与农业中需要的适用技术脱节。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1998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认的科技成果就达5万多项, 为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比之下,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却因为农民的“遥远性”与“难以接近性”而做的相对不够,目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转化成果的普及率也仅有30%左右⑤。

4、农业资金缺乏制约农民收入增长。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国家工业化第一阶段结束(1953年~1989年),国家从农村汲取工业化资金约7000多亿元,约占农业新创造价值的20%,超过当时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学术界公认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工业化步入中期发展阶段,但是城乡资金流动格局并未随之改变。1990年~1998年期间,通过财政与金融两个渠道,农村资金净流出多达14021.2亿元。 ⑥农村经济部门资源的巨额流出导致农村部门的储蓄份额很低,通过财政与国有银行信贷的方式支持农村经济部门,即金融资源的再流入不论份额多么巨大,也难以替代农村部门自身的储蓄积累对金融成长的内生作用。这是因为以国家银行信贷投入的方式进行的金融资源的再流入是外生的,给农村经济部门的“输血”只能维持其进行简单再生产,却不能带来农村金融成长的机会。这样最终的结果是农村金融发展滞后,能够给农业提供的融资机会不多,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更快发展。

二、制度环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1、 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民收入持续不前的重要原因。从经济结构看,出于战略考虑,地方政府强制规定农民的产业活动空间(主要是种植业),限制甚至是取消农村非农产业的自然发展,特别是农村市场经济的成长,并通过剪刀差等形式过度转移农民经济剩余,这就割断了农村内部产业间、城乡多种产业间的天然联系,农村基本上局限于搞农业,而且主要是种植业。农业种植结构、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农业技术水平、商品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很难提高,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受抑,农业基础地位严重削弱。从全国来看,至今还没有哪个部门能对农民负责,没有哪个部门与农民结成了经济利益共同体,没有任何组织直接代表农民参与政策制订,替农民说话办事,有效的维护农民的利益,因而各方面坑农、卡农、伤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农民负担沉重,农民收入持续不前。

从社会结构看,二元体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制约农民收入增长。中国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城镇人持非农户口,农村人持农业户口,持农业户口的人不能随便向城镇迁移,于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及时向城镇转移,阻碍了农民阶层的分流和分化,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低生产率,农民收入持续不前。其次,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方面的差别。城镇人享有社会保障,并可以享受到各种社会公共设施(如大学、医院、图书馆、剧院等)的方便。农村人缺乏社会保障,不仅难以享受大城市所有的公共设施福利待遇,缺医少药,缺乏教育,而且连最起码的交通通讯设施都不具备。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仅11.4%,城市人均413元而农村人均14元,相差29.5倍。⑦最后从国有的信贷、财政补贴等方面均存在城乡严重的二元体制。这无疑影响了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

2、农村内部的二元体制也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1983年我国农村撤社建乡,实质上是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否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新的管理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结果是乡取代了人民公社,以新的形式恢复运行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旧体制。这样就难免有这种现象产生:乡镇政府的干部往往把农民赋予他们的职权当作自己可支配的资源,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可与更高的权力层产生良好的个人关系,更方便的获取市场中的机会。简而言之,乡镇政府的干部往往可以通过“权力寻租”,即依赖体制内权力资源与体制外物质资源交换这种方式,获取物质财富。与此同时,在农村虽然也建立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承包责任制,千家万户的农民从集体分得土地,进行以农业为主的各种经营,他们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方式下,依附低微的农业“剩余”获取收入,他们没有任何权力,也就没有任何关系,收入来源单一。农民与农村集体及集体经济的代表人在经济收入方面明显形成了二元体制,只要农村内部存在这种二元体制,乡村干部就会缺乏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激励,农民增收就会很困难。

三、国际环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1、国际经济一体化, 主要农产品价格下滑与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减少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我国已经加入WTO,国际国内市场融为一体, 国内农产品将接受国外市场的严格挑战。而我国农业大部分是采用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加之农业耕地面积、机械化程度、水资源以及支持农业发展的化工工业水平与国际差距较大,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品种和结构远远不能适应国际市场需求。据最新资料显示,我国除大米、大豆价格与国际市场较接近外,小麦价格已比国际市场高75%,玉米高63%,棉花高12%,菜籽油和豆油高37%,禽肉高35%,⑧加入WTO, 中国农民将直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竞争,国内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局面将结束,而且为适应国际市场,国内粮食价格将与国际粮价持平,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国内粮价要比现在还要低,因此农业部门的贸易自由化将可能使农村居民从事农业方面的收入减少。另外加入WTO后,规模不大, 实力不强的乡镇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将可能进一步减弱。尽管加入WTO后, 非农业部门就业机会将增加,但这一机会将更多的可能被城市居民所占据。这主要是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没有城市居民高,以及城市就业政策对农民工的歧视,农民能到城镇就业机会不会有较大增长,因此农民从非农业就业渠道所获取的收入,将不可能有较大幅度增加。

2、绿色贸易壁垒限制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农民收入增加。 别国的农产品要进来,我国不能用高关税限制,届时我国农产品不得不在国内市场直接迎接挑战;同时我国农产品还面临着能否走出去的间接挑战,即我国的农产品还要经受国际市场世界新标准的检验,其中最主要的是绿色贸易壁垒。当前的绿色贸易壁垒是根据各国国内的环保水平和标准来设置的,这样就容易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发达国家的农产品比较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却因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而往往被拒之于发达国家国门之外。因此这种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的国际环保标准是极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开展农产品贸易的,从这一角度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是不可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环保水平还比较低,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的过程和方法、包装贮运、组成成分及性能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利于环保的因素,从总体而言,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效应。这些方面造成其他国家对我国农产品的禁止进口、退货和索赔的案例非常多,如我国冻鸡因不符合欧盟卫生检疫标准,欧盟已决定从1996年8月16日起禁止我国冻鸡进入欧盟市场, 猪肉和牛肉几乎不能出口美国,这也间接影响中国农民的收入。

四、市场环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产品需求量增长空间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空间。农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人们对其的消费具有生理界限,受恩格尔规律的佐使,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很小,即在生活水平还未达到温饱水平前,农产品需求的扩张很迫切,扩张速度也很快,但一旦超过温饱标准,需求的扩张与消费习惯的变化有更大的联系,因而扩张速度也会放慢。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成果,未来15年全国总的粮食需求量(包括口粮、饲料粮和工业用粮、种子等)可能增长16%,其他农产品需求量增长50%左右。按照前20年农产品需求量增长与收入增长的数量关系,这部分需求最多只能拉动农民收入增长10%,平均每年不到一个百分点。⑨如果城市化加快,农产品需求量的增长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档次,国内农产品供求关系会改善,农产品价格下跌的趋势会改变,对农民增收有利。但由于受农产品供给增长的限制,农民也不一定会从事市场容量的扩张中获得多少好处,因为国家从保护消费者利益角度考虑会选择增加进口策略。

2、市场交易环境不对称制约农民收入增长。 首先农产品的交易双方力量极不对称,目前是70%的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与30%的城市人口进行交易,因而农产品销售市场中农业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压价竞争竞卖在所难免。其次农民面临着强大的市场风险。中国农村目前仍然是一家一户式的小规模分散经营,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生产成本降不下来,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市场竞争能力差,而与此同时,现阶段市场信息网络不完善,价格信号扭曲,基层政府信息服务不到位,使农民无法依据对市场行情及时准确的掌握及未来变动情况的科学预测进行生产决策。这种市场风险致使农民力求保险,因此思想保守,不敢采用新技术、新品种,严重制约农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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