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官文化与科举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中国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科举制对强化“官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统治者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王朝，实现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中国的封建政治自不必说，文化教育及相关的制度措施，在整体上也无不是以巩固封建统治为核心。可以说，培养、选拔统治阶级需要的政治人才，对统治阶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一般都比较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问题。唯其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诸多因素始终与封建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极为突出的特色。中国历代的封建政治始终力图将教育事业置于自己一元化的控制之下。所谓“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云云，如果说体现了教育事业的社会地位如何崇高，也正是因为它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教育事业具有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事业始终是笼罩在封建专制政治的阴影之中，从来也没有获得过独立的地位，教育始终难以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官本位”社会。官僚作为权力的掌握者和执行者，不仅直接控制着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经济、军事，而且还控制和干预思想、学术、教育、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使这块本应相对自由、远离功利的领域也都蒙上了“官”的色彩，散发着“官”的气息。文化教育的轻重取舍几乎完全依赖于和封建政治的关系。历史上不乏志士仁人在入仕为官以后得到了施展治国经邦才略的机会，但对于绝大多数士人而言，这并不是求学最直接的目的。古人求学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动力是入仕为官。“学而优则仕”是封建社会中士人理所当然的人生追求和人间正道，“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注：《孟子·滕文公下》。）宋真宗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在他的《劝学诗》中鼓励“男儿欲遂生平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目的是非常简洁明了的，毫无羞涩遮掩之态，那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揭破画皮，原来被古人视为清高的读书之举是再也实际不过了，只不过是为了获得实际利益的“俗物”，充满了世俗的气味。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读书求学已不是为了获取真知，而可以堂而皇之、毫不掩饰地把它当作一种攀升获利的工具。所以，中国封建社会中与仕途紧密相关的“人文科学”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相对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文科学”和相应的社会组织制度是那么的完备，以至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显得过于早熟；而科学技术则由于与封建统治者的“治术”缺少直接的联系，始终像弃儿一样营养不良、备受歧视，难以发育成熟。当然，我们可以说，封建时代的生产力水平还处于很落后的状态，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还处于十分低下的程度，在这样简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实环境中，还不可能明确地意识到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极端重视“人文科学”，为踏上此路的士人展示了光明辉煌的前景；科学技术则被视为“雕虫小技”和学识、修身之“末”而被压抑，不被社会各阶层所重视，从而失去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发展机会。于是，就更促成了这种“歧视”—“落后”的恶性循环。其根源所在，正如荀子所指出，农、工、商三者虽精于技艺，然终于不能为“师”，而“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非精于物者也。”（注：《荀子·解蔽》。）这里所谓的“道”就是指被统治阶级所重视的修己治人、精通人伦社会的学问。精于此“道”者，可以入仕为官，做人上人。这就是治“道”者高于治“艺”者之处。所以，只有读书做官才是士人“春风得意”的理想人生，而从事科学技术者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自然不会为人们所重视和追逐了。
任何一个社会形成的长期稳定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传统，即统治阶级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可以概括为“官文化”。那么，观念、学术、教育、宗教、风俗及社会的组织管理制度无不受到文化传统的制约，只能是在文化传统的笼罩、浸染下，或演化、发展或停滞、衰颓；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促成了文化传统的成熟、发展和对社会的影响。
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和强化起到重要作用的诸多因素中，科举制应该首当其冲。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酝酿、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科举制度的产生。而科举制度自产生之日起便以强烈的吸引力、极其广泛的社会触角、强大的社会功能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发展和巩固起到无与伦比、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结成一体。科举制不仅与封建文化教育有着亲密的联姻关系，曾对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与封建统治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将社会上的贤明之士网罗搜集到统治阶层中来。士子们倾尽时间和心血用于学习儒家经书和钻研考试的技巧，思想和言行都被束缚在正统的封建意识中。社会上任何人，不论是农、工、商、兵，也不论一个人是什么脾气禀性、天赋高低，是否适合读书做官，只要想出人头地、有所作为，就必须捧起经书，走科举应试的路。可以说，科举制对中央集权的强化、巩固发挥了全面的作用。纵观中国历史上比较完备成型的三大选士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特别是科举制始终和封建政治融为一体，已经远远超出了教育制度的范畴。科举制与其说是一种教育制度，毋宁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各王朝一种重要的政治策略。在本质上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封建制度整个链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把中央集权与儒生阶层和儒家思想结成三位一体的，正是中国的文官选拔考试制度。”（注：金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4页。）
二、儒家思想为科举制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既非造物主的赋予，也不是绝对理念的先验产物，而是从深厚的民族生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是与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紧密相联的。这里既有地理条件的因素，也有该民族早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因素。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在中国农业文明数千年延续与更新的历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
第一，从地理环境来看，我们的祖先自古生活于东亚大陆上。这里东南面临茫茫沧海，北部是苍凉、辽阔的大草原，西北横亘漫漫的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与别国接壤之处，多是环境恶劣、人迹罕至的荒凉之地。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古代的先民几乎完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而内部却是一个不受外来侵扰、便民生活的开阔腹地。从气候上来看，中国主要处于北半球的温带和暖温带，基本上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这是一种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气候；中国大陆境内还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土地、河流和林木等资源，“地大物博”确是值得中国古代社会自豪的一个描述。在这个半封闭的疆界里，先民们获得了一个比较安稳、富饶的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环境。特别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大片肥沃的土地，既为我们的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也为我国农业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经济型社会。农业生产事关封建统治的稳定、发展和平民百姓的实际生活，所以农业生产一直是上至封建统治阶级，下至平民阶层最为关心的事情。“以农立国”、“民以食为天”成为朝廷、民间普遍接受的观念，深入人心。历代帝王都颁发过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劝农令”和措施；设有各种企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祭坛；都把“重本抑末”作为“治国”的方略。中国农具的发明和制作，农书的刊行，都著称于世。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农民，不论是否接受了文化教育，一般都有从实践中得来的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经验；农民们最关心、最操心的就是“年景”如何、“收成”好坏；“耕读之家”是农民们对小康生活的美好向往，家中有务农、读书之人，就不愁家族的兴旺。即使是地位很高的士大夫也会为把自己的家庭建设成“耕读之家”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古代中国人的主体——农民大都对土地有强烈、深沉的依赖感，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世世代代生于斯，老于斯。整年的辛勤劳动使他们可能谋得低级的自给与温饱，维持着他们单一、简约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形成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注：《吕氏春秋·上农》。）这里记述了我们的先民“以农为本”的质朴生活。他们就是这样凭借着男耕女织的单薄力量顽强地生存着，在狭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投入了巨量的劳动，也寄托了对生活的美好希望。
第三，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亲族关系凝结而成的宗法制社会。这种由原始氏族社会父系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族制系统，延续、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有力维护了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我国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漫长过程中，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组成的氏族部落组织及其相应的管理方式、礼仪、观念，并没有随着原始社会的衰落、阶级社会的兴起而消亡。在这个社会变革过程中，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奴隶主贵族，宗法血缘关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反而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而展开的诸侯、卿大夫、士的统治关系，是以血缘关系织成的权力网络，几乎延伸、覆盖了国家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统治者家族、宗族的势力成了国家的统治力量；家族、宗族的利益也就代表了国家的利益。这种以统治阶级的血缘纽带组成的宗法社会，不可避免地将“家”和“国”融合到一起，形成“家国一体”的局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突出的特点。
宗法制在中国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根深蒂固，它与中国的农业经济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在中国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中，村社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细胞群，每一个村社细胞群中又存在诸多以家族、宗族构成的子细胞。由这些血缘关系或远或近的家族、宗族组成的社会，成了国家的基石。这种社会结构为宗法制、宗法意识顽强的存在、发展、延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宗法制有一个思想核心，就是“孝”，敬仰祖先、尊敬和奉养长辈，这是宗法社会中最基本的人伦道德。正如《中庸》所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宗法制在家族中表现为对祖宗前辈的绝对的敬仰；在国家方面则表现为思想、观念和情感的大一统，由家族中的“孝亲”发展、推衍为对封建最高统治者也就是对皇帝的“忠义”。这种在宗法制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统治必然是专制主义的。马克思曾指出这些家族式的村社制度塑造了东方的专制主义：“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67页。）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在半封建的暖温带大陆上繁衍起来的、以农业经济为基本生存手段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也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上产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注：参见冯天瑜《中国古文化的特质》，载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8页。）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 养育了中国人特定的社会心理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同时也是复杂的，往往是粗精、善恶、真伪良莠混杂。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质，在儒家思想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精致的体现，以至于儒家思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是官方的正统观念，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没有儒家思想，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是不可设想的。杜维明先生在《人性与自我修养》中也指出：“儒家思想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一个以家长为准绳的官僚政治和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有密切联系。”（注：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99页。）
儒家思想学说虽宏大博杂，但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儒家学说注重人伦道德关系以及天人关系，最关心的是“人事”，具有“入世”、“实用理性”的特点。儒家思想虽然特别强调人自身的修养，但这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儒家的“务实”特别决定了个人的修养也具有鲜明的功利性，染上了强烈的社会色彩。儒家的教育思想强调，最理想的人生就是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修养和能力。取得政治地位，即“学而优则仕”。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进入“内圣”的境界，进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的人生理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分工和生活的简约、单一，人们要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几乎没有别的出路可走。农、工、商等为统治阶级所不齿，皆属于被统治的“劳力者”。社会上没有为人们成才提供更多的途径和领域，也没有可以展示个人才能从而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机会。只有从政、为官一途（或者做“君师”，总之是离不开政治，离不开统治阶级），才可能体现出来自己的社会价值。对于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士人而言，最理想、也是最具可能性的出路就是由“学”至“仕”。读书不只为求“知”，更在于通过读书求“达”。可以说，这也是整个封建社会所承认的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所以，儒家教育始终有一个明显的功利价值取向，它并不热衷于纯粹的学术研究，它更强调个人的治学、修养、作为要切实贴近现实的人生和社会，要具有实用的社会价值。荀子就认为，凡是与政治无关的学问都是“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注：《荀子·天论》。）
以选拔政治人才为特征的科举制度正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应运而生的。
三、批判和否定“官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科举制在中国走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行程，到了近代终于命数已尽。在本世纪初的1905年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与科举制相伴随的“官文化”的阴魂却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游荡在20世纪末的中华大地上。前面已经提到，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基本上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所以为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赏识和重用。唯其如此，滥觞于儒家思想、又被科举制进一步强化了的“官文化”，不论是在中国的统治阶级中还是在普通民众中都已根深蒂固。科举制所展示的“读书——考试——做官”的途径是知识分子“出息”的唯一“正途”，也成了整个社会衡量人才的价值标准。其实，这种“学而优则仕”的魅力就在于“禄在其中矣”，即使下层贫民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政府官员，由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就有了财源滚滚的机会，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封建时代的士子自然是乐此不疲、趋之若鹜了。
官文化的直接表现就是“官本位”和“官至尚”。为了得到官位、保住官位，可以不择手段，官位成为做官者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的命根子，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动放弃官位。升官，则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罢官、降级则甚为不幸，门可罗雀，茶可结冰；在位时，宾客盈门，退休后，则无人问津；社会崇尚权势，当官者似乎是真理的化身，是判别是非的标准。官位越高，权威越大，唯官是从。其作为价值取向，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主政治、思想道德、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都起着阻碍的作用，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进程。
从政治上看，官文化是官僚政治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在官僚政治的延续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为独裁专制、不正之风、效率低下等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严重背离了民主政治的方向。更为可怕的是，官文化可以腐蚀为官者的灵魂，扩而广之，也就是政府的灵魂。求官自保的私利足以使为官者丧失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从而也就会淡化和丧失掉服务人民、振兴祖国的宗旨和远大理想。
通过对政治的影响，官文化也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传统的官文化中，“商”处于四民之末，为官吏和文人所轻视；绝大多数的统治者都把“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他们不能容忍经商所获得的丰厚利润，指斥为“不劳而获”；更不能容忍商人在商品活动中追求利润，灵活机动，斥责为“投机取巧”，认为有悖于传统的“朴实、厚道、勤劳”的道德品质。商人的经济活动往往要依附官府、投靠官僚才有可能得到维持；经商者自身更是难以确立独立的人格，以至于有许多商人在有了一定财富积累以后，或以钱捐官，或重新捧起书本、从事学术活动，以求步入仕途来改换“门庭”，改变自己商人的身份。此外，经济管理中的财政、税务、金融等各种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机构，都可能因官文化的影响而存在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这些都严重地束缚和阻碍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官文化”腐蚀人们的思想道德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这又同轻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直接联系起来了。有学识、有修养、有技术，这些都不如有“官位”重要和实惠。在人们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只有当了哪一级的官，才算有了“地位”。不论你是教授、研究员、专家还是学者等，如果不挂个官职，就都属于没有能耐、不能“办事”的“老百姓”；而处长、所长、主任、校长、局长等，才是有“社会地位”的人。所以，即使是理、工、农、医等技术性专业的人才也往往争过“官”这一独木桥。如此状况，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怎么能够真正很快腾飞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当前的中国，这种观念的形成自有其背景存在，就是可以给“官”带来实际的待遇以及由此附带的诸多好处、利益，这是在现实中得到明确显示的。
批判官文化，改革官文化，复杂而艰难。但这却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中国历史上有众多的思想家，他们有的对传统的“官文化”进行演绎、发挥，在此基础上形成某种新的思想学说；有的对科举制的缺陷也提出过修正和完善的建议。但是，真正能够从根本上对“官文化”和科举制进行批判和否定的极为罕见。祖宗先贤留下的学说、典制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被视为理所当然了，他们只能依附它、顺从它，不能反对它、抛弃它。到了中国的近代社会，传统的社会格局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和文化的冲击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使得传统“官文化”的存在出现了危机。它日趋显露出与近代动荡社会中改革应变的要求相矛盾冲突。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对“官文化”作彻底的否定。康有为的社会改良也只能是“托古改制”，不敢与传统的“官文化”正面冲突。中国人对“官文化”进行公开和系统批判、否定的，当是始于孙中山，他在吸收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民权”、“民主”的思想和以“民”为核心的“三民主义”。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理解，对中国社会的矛盾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明确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在后两者中，官僚主义体制和官文化又是主要的成分。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在他所发动的历次革命运动中，对官僚主义和官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和批判。（注：参见刘永佶：《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和批判家——孔子与毛泽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封建时代的官文化已经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基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民主政治、民主文化和现代人的精神风貌，必将以强劲的步伐走向中国的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