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欣欣[1]2001年在《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与迁移——理论、实证与政策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浙江省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现阶段农业转移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特点、意愿、行为和决策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理论探索，进而对促进农业转移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提出相应的改革设想和政策建议。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 第一，国内外相关理论的综述和相关概念的设定。对本文所涉及的一些相关概念做了设定，并就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向城市的迁移两个方面已有的理论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剖析了各理论对研究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意义和局限性（第一、二章）。 第二，农村劳动力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的特点研究。按照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实现要求，对农业劳动力进行了系统的分类；通过对各类农业劳动力城市化倾向的分析，得出当前我国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两类目标群体分别是就地转移劳动力和异地转移劳动力；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叁个特点；测算了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迁移的状况，并比较了各类农业转移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可能性（第叁章）。 第叁，农业转移劳动力迁移的环境因素分析。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若干制度因素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变迁及其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迁移的影响；通过“推-拉”模型的运用，对各环境因素的作用力性质进行了界定，并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迁移过程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农业转移劳动力迁移的“推-拉”模型图（第四章）。 第四，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迁移问题透视。主要对我国当前最主要的两类农业劳动力转移形式——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模式下的劳动力迁移问题作了研究。分析了两种模式的形成背景，考察了这两类模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的局限性；以调查样本为依据，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迁移意愿进行了详细分析，运用“推-拉”模型对各环境因素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迁移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测算；最后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影响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劳动力迁移意愿的因素（第五章、第六章）。 第五，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和迁移决策分析。采用logit模型来研究与农业转移劳动力迁移行为相关的各种因素，从农业转移劳动力微观主体的角度，分析了其迁移决策过程，从而得到农业转移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该模型表明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农民的决策由其所处环境决定的外部因素和农民个体所特有的内在因素共同诀定（第七章）。 第六，若干典型案例的剖析。采用“推．拉”模型，从削弱农村的反拉力和增强城市的拉力着手，对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和城市的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案例进行剖析，从中得出一些削弱农村反拉力和增强城市拉力的可行性措施，为农村人口城市化政策的制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八章）。 第七，总体研究结论和政策思路及建议。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系统提出当前阻碍农业转移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思路（第九章）。
黄大伟[2]2013年在《城乡统筹发展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和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我国的城乡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严重滞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成为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和新世纪头二十年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也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要求。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体制、政策以及经济社会条件发展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识别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和方式的主要因素,重点研究新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特点及异地转移意愿,以期从劳动力转移角度为我国城乡统筹和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提供实证研究,进一步探讨扩大劳动力就业机会的途径。全文总体研究思路：第一,系统梳理了城乡统筹下国内外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并对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述评与归纳总结,为后文进一步讨论城乡统筹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奠定理论基础。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中国农村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又归纳了建国以来不同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演变的历史进程和现状分析,从而揭示了新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第二,从理论研究角度看,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个人迁移决策往往与家庭有很大的关系,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作出的。迁移的动机不仅来自城乡两地的收入差距,也来自个人或家庭因素。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接着选取东部、中部和西部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省份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Logit回归模型来拟合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意愿。第叁,从实践角度看,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渐进式的、阶段性的转移,其转移模式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就地就近转移,二是异地转移。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途经,主要包括农业集约经营、农户兼业经营、发展乡镇企业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的作用,从而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客观依据与现实基础。第四,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增收效应,说明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性。本部分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源结构视角,分析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从各个角度证明工资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而说明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然后用线性回归模型将农业劳动力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五,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劳动者素质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制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社会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有限等四个方面。最后,基于全文结论,本研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增进消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等方面。本研究的结论有助于为我国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劳动力资源利用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从未来发展看,政府所需要决策的并不是是否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而是如何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变得更加顺利和有序,从而最大程度地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目标。
殷禹晴[3]2018年在《劳动力转移影响农业成本—收益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不论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还是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二元转型过程来看,劳动力转移都是一国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会发生的人口流动过程。按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所述,当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成后社会“二元”结构也就基本实现向“一元”的转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不断退出,但劳动力转移在农民增收、农村发展进程中并未发挥显着效果,城乡收入差距、产业效率差距仍较大,农业现代化依旧是我国“四化”建设的短板。当前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如何更有效的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断激发农村、农业、农民活力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议题,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转移劳动力的作用。因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从成本-收益角度探讨当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促进作用有限的原因,分析不同劳动力转移路径的影响差异,进而针对如何进一步发挥劳动力转移在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农业现代化理论为研究基础,确定农业成本-收益内涵,建立农业生产成本-收益、农村发展成本-收益、农民生活成本-收益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劳动力就地转移、劳动力异地转移、有效劳动差异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市场化资源分配比重、对外开放程度、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就业弹性作为衡量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解释变量,讨论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成本-收益间的关系。运用2001-2016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农业相关指标,采用熵权法分别对农业成本、收益进行综合测评,并将测评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模型分析转移劳动力以及相关外部环境指标对农业成本-收益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劳动力转移途径对农业成本-收益的不同影响得到如下结论:第一:2001-2016年全省农业成本-收益均呈逐年增加趋势,其中部分地区的农业成本自2013年起增幅不明显且略有下降;而农业收益不断走高且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第二:当前全省就地转移劳动力数量已达到有利于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收益阶段。第叁:目前劳动力异地转移数量增加既不利于降低农业成本,也不利于提高农业收益。第四: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差异增大一方面会降低农业成本,另一方面也会降低农业收益,但对农业收益的影响程度大于对农业成本的影响程度。第五: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指标对成本和收益的影响中,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均较为显着而其他指标的实证结果不显着或影响程度较弱。
兰景力[4]2011年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完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事关中国现代化发展大局,成为各级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好“叁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好农民问题,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努力缩小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制度进程中,其重点就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有序、平稳和持续地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既是现存制度的产物,又不断催生制度变革。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制度政策,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对从根本上解决“叁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背景、制度演变和制度影响过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发现,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是解决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成功做法。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在二元经济制度的推动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拉动下发生的,先后经历了农村改革的起始阶段、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与完善阶段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实施阶段,其中相关的制度政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城市公共品供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产业政策和城镇化战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别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影响最大。其次,研究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波动与转移结构失衡问题。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存在波动,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种转移波动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波动的现实分析,研究了其中的制度影响因素,并通过建立波动分析模型,找出波动与制度变迁的规律性和关联性。减缓波动的制度设计重点在于对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城乡公共品供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改革与完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存在着产业、行业和地区分布结构失衡导致的转移结构失衡问题,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结构性“短缺”与“过剩”、转移成本上升和转移速度变缓的问题,必须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布局调整步伐和实施农村转移劳动力资源开发战略等政策的完善,解决好转移结构失衡的问题。再次,设计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改革与完善方案。第一,在土地制度方面,应重点推进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第二,在户籍制度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原则,提出了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和办法,设计了采取低门槛,渐进式的户籍制度改革路线；第叁,在就业制度方面,提出了完善公共就业信息服务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管理规范制度、完善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和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创新思路；第四,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设计了分层分类实施保障,分步分阶段推进保障和改进完善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的相关措施；第五,在城市公共品供给制度方面,重点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最大的义务教育制度和城市住房制度提出了完善流入地政府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供给制度,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健全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科学规划农民工住房供给和保障政策等方面的创新办法。最后,提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的政策建议。第一,必须在调整产业结构中坚持扩大转移就业的原则,充分发挥第一产业的就业潜力,推动有需求的城镇化建设；优化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进一步拓展就业空间；优化第叁产业内部结构,不断拓展新的就业领域。第二,必须正确处理好城镇化战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在推进城镇化战略过程中,应重视公共政策创新,应重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大中小城市、城镇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第叁,必须正确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同步解决好“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的问题,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支持和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第四,应充分认识政府责任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集权”与“放权”的关系,进一步重视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长效机制建设。本文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完善为研究视角,以发展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考察分析了制度因素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的影响作用,旨在进一步创新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城市公共品供给制度和产业政策、城镇化战略,为有效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序、平稳和持续转移,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制度政策保障。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研究体系,对各地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郑祥江[5]2016年在《西南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叁十年改革发展,随着一、二、叁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二叁产业。人们普遍认为,农村劳动力适度转移亦应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事实证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合理的外出务工规模,可提高农村劳动力利用效率,加速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布局调整,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户家庭资源禀赋；但另一方面,外出务工规模超出一定限度后,农村劳动力投入不足,将对农业产生负面影响。国外已有研究深入论证了此观点,包括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如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等都认为劳动力转移到一定程度,当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大于城市劳动力时,为追求城市部门相对较高报酬的劳动力过度流动会给农业生产及农村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国内也有研究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认为当前许多农业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发展,造成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后继乏人。因此,论文充分立足当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大、务工方式多样的客观实际,在深刻认识外出务工产生的巨大社会及经济效益基础上,基于对农业生产发展利弊的争论,首先从地区宏观数据角度,分析了西南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群体数量、务工者人口学统计特征及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等基本情况。认为西南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在2004年处于转折点,说明农村劳动力数量变化不断影响农业产出,存在农村劳动力的合理外出务工规模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继续扩展研究视角,将外出务工产生的影响置于农户农业生产微观分析框架之内,依据表征农业生产系统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四个重要维度——农业生产率、生产结构、土地经营规模和农业技术使用分别进行详细分析,深入挖掘农业劳动力变化从四个维度出发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在农业生产率方面,重在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以农户粮食(水稻)生产为分析视角,使用估计粮食生产函数、分析要素弹性变化的方法来考察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率的影响。首先对西南地区农业生产率随劳动力变化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再通过对比研究两组农户有无外出务工时农业生产产出的差异,分析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率、生产风险之间的关系。调查统计发现,无外出务工和有外出务工农户的水稻平均产量分别是513公斤/亩和487公斤/亩。研究中通过估计一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将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和生产风险纳入函数,发现有外出务工比无外出务工农户有着更高的要素输入弹性,外出务工可以为农户家庭劳动力再分配提供一种有效途径,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生风险方面,有无外出务工农户农业生产投入因素产生的效果也有所不同,有外出务工农户面临着更高的农业产出风险。在农业生产结构方面,论文从农户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参与概率、种植面积及种植比重的角度考察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种植生产结构的影响。发现务工户和非务工户以及不同程度务工户之间,不管是在粮食作物种植比重还是在经济作物种植比重上都存在显着差异。在经济作物生产上,非外出务工户每亩经济作物的劳动力及资金投入分别为5.3人/亩和1237.14元/亩；务工户每亩经济作物的劳动力及资金投入分别为3.9人/亩和1306.02元/亩。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程度对经济作物生产的影响系数为负,这与粮食作物生产恰好相反,即农户家庭外出务工程度越高,越倾向于粮食作物生产,而减少经济作物种植。随着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的提高,劳动力约束突显,农户将倾向于减少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粮食作物的种植。研究表明,外出务工少的农户所带来的汇款少,农业生产规模不大；外出务工多的农户劳动力流出多,农业生产规模同样也不大。因此,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带来的劳动力和资金禀赋改变促使农户采用了资金替代劳动的策略,而且这种替代效应在经济作物生产上体现得更明显。在土地经营规模方面,研究发现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家庭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进行土地农业生产经营,从而减少租入土地可能性,以维持现有规模甚至租出土地。而有租入土地意愿的家庭大都是外出务工程度比较高和非农收入比较高的农户家庭。家庭中外出务工人口数越多、农户外出务工程度越高,其租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小现有土地面积与土地租入呈正相关。研究发现,非农收入增长1%,租入土地面积增加1.13亩；农业劳动力每增加一人,农户就会多租入1.23亩土地；承包土地面积增加1亩,租入土地面积减少0.31亩。另一方面,劳动力外出务工并未完全导致土地经营规模的下降,农户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完全放弃土地经营权。相反,外出务工后获得的收入使些农户有资金去租入土地,资源禀赋不同的农户在土地租赁行为上由外出务工而产生的变化有所不同。在农业技术使用方面,从农业劳动力变化角度分析了农户使用农业技术的现状,研究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技术采用带来的影响。数据显示,在有临时务工者的农户中,采用水稻新品种的相对较少；而在采用水稻新品种农户家庭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则属于“长期务工”的类型。分析过程中检验了农户是否采用新品种种子技术这一行为与家庭中是否拥有外出务工成员及务工形式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认为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会对农户是否采用高产水稻品种的选择产生影响,其取决于家庭成员参与的务工类型,即不同的外出务工类型(按时间长短分为临时、短期、长期外出务工行为)所带来的务工收入、人力资本变量等禀赋变化,会对农户农业技术的采用产生综合影响。在针对农业生产率、生产结构、土地规模和技术使用四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发现了四个维度中影响农业生产的机制、途径和效果,梳理其产生的各种影响,判断制约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问题解决路径与对策措施,认为完善的农业要素市场、高组织化程度的农户协作、不断提高的农户人力资本水平、有效的农业技术推广以及规范的土地流转会强化劳动力转移产生的诱导效应,从而有效促进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农业生产的良性互动,分析得出的解决路径和研究对策为政策有效制定奠定了基础。论文最后从政策层面给出了对策建议：认为政府应更多聚焦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发展红利”,推进特色城镇化、加快城乡一体化；要进一步完善农村要素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要在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基础上实现转移模式的根本转变,规范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农民就业培训力度；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社会化服务；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将农业科技创新作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支撑和强化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论文创新点为：一是理论框架建构上,立足西南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与经济社会特征,构建了多维要素约束下劳动力变化对农户农业生产的联动作用分析框架,侧重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带来的农户资源禀赋和生产意愿变化,对其农业生产行为的反作用机制为研究视角,为当前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提升农业生产竞争力提供理论参考；二是研究观点上,基于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和发展利弊的争论,瞄准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生产的深层次综合影响问题,结合劳动力转移新经济学理论关于农户的劳动力转移决策对家庭短期产出和长期投资作用的假设,以及劳动力分配理论关于农户的非农就业、农业生产和雇佣劳动的决策机制,深入探索了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叁是研究方法上,将静态的经济学模型和动态的生产系统模拟模型相结合,将生产的不确定因素考虑在内,分析和预测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系统的长期作用,从农户微观层面,分析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发现的解决问题路径可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陈怡[6]2015年在《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及其对农地集约利用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是现阶段最为深刻而影响巨大的历史性变革。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农地集约利用方式的转变。但是,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理论侧重于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现代工业部门的影响,而忽视了对传统部门即农业的影响。本文以二元经济转型为时代背景,以微观农户行为为研究视角,探讨农户劳动力转移行为对农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本文以1675个问卷调查为基础,主要研究工作包括：第一,借鉴“推拉”模型的基础上,拓展为推力、拉力和能力的“叁力”模型,并分析了农户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第二,论证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新阶段,并推动农地集约利用进入新阶段。计算了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表明福建省耕地集约利用具有向资本集约型发展的趋势。第叁,构建了农户劳动力转移对农地集约利用影响的内在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户的兼业农业、土地流转、耕作规模、农机使用、化肥施用、新技术应用等行为特征进行统计描述。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农户劳动力转移对劳动投入、化肥投入、有机肥投入、农机服务投入的影响,得出一些重要结论。第四,就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地集约利用提出重要的政策建议。
王萍[7]2006年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所有国家经济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在发展中国家，就业的增长意味着收入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是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在发达国家，扩大就业和减少失业也是维持社会稳定、使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劳动力就业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且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以及在新的贸易格局下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发挥比较优势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和配置。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农业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劳动力过剩是经济的重要特征。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劳动力也会相应地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农业部门劳动力过剩现象会逐步得到消除，并最终形成一个与产业结构大体近似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刘易斯，1954)。但这一般是以劳动力自由流动为前提的。如果经济中存在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被人为阻断。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通过某种非市场化的途径加速工业化过程，但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不可能与工业化过程同步，出现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的现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实现国家工业化。经济改革之前，中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来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农业产值结构的重大转变。但同期农村劳动力就业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转换的比例和速度。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政策，在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一直限制着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过去20多年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急剧社会变迁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由从事农业转向从事非农产业、由农村流向城市算得上是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随着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确立和市场经济体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取代，曾经被长期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在非农产业寻找就业机会。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劳动力配置结构的变化，无论是从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的角度看，都是激动人心并具有启发意义的。毫无疑问，对于已经发生和正在进行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的全面解析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机制、作用的理解，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解析对于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劳动力利用政策也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尽管在过去20多年，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已经促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但农村劳动力过剩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伴随于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长期过程。由于中国正处于重要的经济转型时期，这一过程能否协调顺利地进行，关键取决于政府能否选择合理的机制和设计有效的政策对这一过程加以引导和规范。经济改革以来所发生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实际上包含着许多极其重要的政策信息，只有通过解析这一过程，我们才能够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制、作用，并发现其中的矛盾和问题，从而为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政策提供依据。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笔者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研究”为题，拟从实际出发，解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制、过程，评价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等的影响，识别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分析扩大劳动力就业机会的潜力和途径。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了理论研究的方法，同时也涉及了与之相辅相成的经验研究方法。理论研究部分主要是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和本质做出理论上、逻辑上的分析和概括，运用经济史的知识和方法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发展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能够根据经验事实进行检验的理论命题或理论陈述。在现代经济学中，经验研究已成为经济研究的重要方法，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本文的经验研究部分主要是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测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除此之外，经济分析中通常采用的对比分析法也在本文中得到较多运用。全文共分为七章，结构设计如下：第一章是引言。主要说明研究背景和意义，提出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全文组织结构，综合阐述本文的写作概貌。第二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理论综述。主要回顾国内外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对国内外学者就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概括或评述，尝试厘清农村剩余劳动力研究脉络，把握这一领域的理论发展前沿。第叁章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的进程回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别对中国经济改革之前和之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进行了总体进程回顾，运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不同阶段的转移特点。本章具有创新之处，主要是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的回顾，发现了一条清晰的制度因素作用的轨迹以及一些相当独特的特点：(1)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的启动与经济体制的变化密切呼应；(2)在整个改革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在不同阶段受到国家相关政策变动的影响很大；(3)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呈现出了一系列与制度安排密切相关的独有特征：(4)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与其留在农村地区的家庭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联系。第四章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因素分析。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就业规模是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组合形式，与人口总量的变化相关联的。中国农村出现大量劳动力过剩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以往长期隐蔽于农村社会各种劳动要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总体上讲，造成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主要有以下因素：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这些重要的基本因素导致中国农村出现了劳动力过剩却又未能及时转移的问题。第五章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状况及乡城转移模式。本章研究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数量、质量及其就业等基本状况，探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就业地域、部门等特征，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对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两种主要模式的优劣进行了比较分析。第六章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途径分析。主要研究了农业集约经营、农户兼业经营、建设民办型农村服务体系、发展乡镇企业、农村城镇化以及发展第叁产业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的作用。第七章是促进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的措施条件。本章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创造就业条件和制度条件两个方面，提出促进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若干具体对策，主要包括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赋予农民部分土地所有权、建立公平自由的劳动就业制度、建立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城乡衔接的福利保障制度。在这一章中，提出了两个创新之处，一是设计了一个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部分土地所有权的建议方案；二是提出现阶段只能建立一种既符合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趋势又适合当前国情的、过渡性的、能够使城乡社会保障有机衔接的“叁层次”社会保障模式。最后，需要说明本文存在若干有待改进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一是由于农村转移劳动力普遍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从而导致难以获得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准确数量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经验研究，进而获得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二是本文仅分析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四个典型的制度改革。事实上，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远不止这些，还有许多制度有待改革。例如与劳动力转移有关的产权制度(包括农民资金财产制度、房屋农具等财产制度、农产品财产制度、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等)：与劳动力转移有关的非产权制度(包括创业投资制度、教育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等)。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不足之处将是笔者下一步研究的动力所在。
李抗[8]2015年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新型城镇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实质是要实现“人”的城镇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是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市民化同步协调进行的,而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特殊性,分隔为两个阶段：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完成职业转变——由农民到农民工；二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逐步沉淀融合,实现其市民化,完成身份转变——由农民工到市民。农民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为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市民化是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的必然趋势,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涵,是实现人口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叁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关系到城镇化健康发展、社会公正和谐以及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全局。农民工市民化的本质是要使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同时也更多地考验着城市的公共资源承载能力、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财力。目前,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制约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公共服务发展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农民工无法在人口流动过程中顺利融入城市,面临着教育、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户籍、土地等一系列困难与阻碍。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撑,也是促进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关系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渐渐暴露出诸多体制障碍和政策缺陷,改革创新势在必行。本文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以作为公共政策的财政政策为视角,以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主线,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和创新财政扶持政策为落脚点,综合运用了历史分析、比较分析、调研分析与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政策演进和现状特征,从动态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视角剖析了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机理、体制障碍和政策问题,从经济周期理论下经济增速、经济新常态下经济降速这两个角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需求及政府财政供给能力进行了多情景估算预测,对东中西部7省份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行了需求调研,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不同财政政策导向下的影响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结合境外经验教训,提出了加快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财政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根据本文的逻辑框架,主要包括九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包括相关概念界定、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主要创新等。第二章是理论基础。系统考察了农民工市民化及财政相关理论,梳理了我国财政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关系,阐述了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机制,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叁章是对我国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发展历程的脉络把握。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城乡二元体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演进和财政政策特征。第四章是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体制障碍和政策问题。梳理了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状况,并深入剖析了财政作为重要的促进手段,面临的多种现实挑战和体制性障碍,改革势在必行。第五章是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调研与财政支持路径。对7个省份的部分城市和地区开展了问卷调查和走访座谈,结合强意愿弱能力的现状和政府财政能力的边界,探索提出了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分阶段路径(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就业、由农民向市民转化落户)和多层次路径(阶梯式落户渠道、均等化公共服务)。第六章是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供给能力分析。通过经济周期理论下经济增速和经济新常态下经济降速两个角度的多情景预测,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需求及财政供给能力进行了估算分析,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不仅是数量问题,归根结底是结构问题,要明确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公共成本分担责任,协调好政府间财政关系,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间财力均衡、转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七章是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效应分析。建议构建系统化、标准化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指标,并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脉冲响应分析法,对我国财政投入要素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关系和政策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下一阶段深化财政改革提供了现实依据。第八章是对境外经验的借鉴与启示。选择了以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台湾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地区,以及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从成功案例、失败教训两个角度,对各国（地区）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政府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为我国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经验参考。第九章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财政改革思路与政策建议。系统构建了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体系,包括对现行财政分权、财政预算、转移支付等财政体制的改革,并提出了加大财政支持动态调整资金分配、健全“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建立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扩大教育培训覆盖、完善就业转移服务、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措施,进而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农民工城市融合。
毛隽[9]2011年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工业化进程中,传统农业产业与现代非农产业之间的相对收入差异,诱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自主选择向城镇迁移定居。与此不同,我国劳动力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及其一系列制度,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森严壁垒,改革与变迁相应的体制与制度,才能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自主转移。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制度变迁,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取得了巨大成就：2009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1.45亿人,占城镇从业人数的46.7%,加上就地转移的0.85亿人,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已占我国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9.1%和全国工人总量的2/3以上,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应清楚看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任重道远,面临复杂情况。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转移进入“总量过剩、结构短缺”的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尚有近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另一方面,新制度供给不足,农民工应有权益得不到保障、待遇不公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入城定居阻力重重,已成为影响农村劳动力可持续转移的顽症,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如何面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突出问题,有效推进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制度化建设,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可持续转移面临的一个极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对此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从制度这个根本上切实保障农民工应有权益,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可持续转移,而且对解决“叁农”问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维护社会稳定,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外劳动力转移理论,将不存在迁移的制度障碍的发达国家或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制度对劳动力转移影响问题没有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成为该理论的“缺项”。本文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劳动力流动存在明显的制度障碍这一国情出发,来研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外劳动力转移理论的缺陷。而且,本文从动态的制度变迁视角,较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补充了目前国内静态研究为主的不足。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进入,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旨在探索“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可持续转移,应该进行怎样的制度变迁或制度安排”,围绕这一研究目的,首先,确定了将劳动力转移理论与新制度经济理论融合起来,形成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其次,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叁十多年来我国政府主导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变迁的历程、特征与不足；分析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变化与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制度原因；最后,依据目前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制度缺失,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可持续转移的制度安排构想。全文分叁篇九章展开研究：第一章导言。主要论述了选题背景与意义；论文的逻辑框架与研究方法；并对相关概念的内涵作了界定；对论文可能性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作了自我评估。第一篇,基础理论研究篇,分叁章论述：一是劳动力转移理论。第二章在大量的文献检索、整理与评述的基础上,将已有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成果,作为本文研究可资借鉴的基础理论,与此同时,摸清该理论研究现状、前沿问题及薄弱环节,为本文研究从制度视角进入找到依据。二是制度变迁理论。第叁章对旧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有关代表人物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分别作了概述与简评。叁是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两个基本条件的理论。第四章主要论证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业劳动力吸纳”,是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制度直接制约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否转移与能够怎样转移的程度,因而对阻滞转移旧制度进行改革与变迁,是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充分条件。这两个基本条件理论,为以后各章尤其第九章的研究,从这两个基本条件入手展开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篇,作为实证分析篇,共分四章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第五-六章,侧重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变迁的实证研究。主要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变迁轨迹、特征、路径依赖与利益博弈,以及制度变迁存在的缺陷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与研究,并阐述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流动政策的变通行为与执行偏差的原因。第七章,对当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变化和主要特征作实证分析。认为“新变化”集中体现在：我国劳动力转移进入了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现阶段农民工的主体,并归纳分析了总量、人口学、流向、流动“周期性”和流动“宿愿”等五个特征。第八章,主要从制度视角,对当前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制度缺失,作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认为当前农民工面临的困境的根源仍在于制度缺失：包括维护农民工权益仍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某些制度设计有缺陷,使其发挥不了应有作用；某些新制度安排事实上没很好实行,也是一种制度缺失；某些制度安排没有突破制度环境的制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制度安排,仍停留在政策、规定层次,尚缺乏法律、法规的完整有效保护。第叁篇,对策探索篇,即第九章。从“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化,促进转移”,以及“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促使非农产业吸纳更多劳动力,促进转移”这两个方面入手,对促进转移的制度安排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转移”的制度安排设计,主要针对目前农村劳动转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困难,从六个方面切入：必须建立与完善农民工公平合理的工资制度,这是当前维护农民工权益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使农民工享有公平待遇的权利；建立和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就业服务制度,为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均等化和就业能力的提高创造制度条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解决城镇落户定居问题；增强农民工维权的立法强度,提高执行力度,以确保新制度的落实到位；造就包容的城市人文环境,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制定促进非农产业吸纳更多劳动力的产业政策应包括：支持劳动密集型和服务型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鼓励和扶植农民工回乡创业政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政策等。
廖永伦[10]2016年在《基于农村就地城镇化视角的小城镇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以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的视角为切入点,着重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载体──小城镇──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详细分析阐述了中国城镇化面临的国际国内背景,指出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出了亟待解决的系列问题。第二,辨析了城市化、城镇化与农村城镇化;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农村就地城镇化与小城镇等几组概念,并首次对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作了明确的空间范围界定和空间层次分析,提出了小城镇是就地城镇化的主要载体观点。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城镇化、农村就地城镇化和小城镇发展的经典理论和经验模式,为本课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第叁,重点分析研究了小城镇发展的外在关联和内在建构。小城镇发展与国家整个城镇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和政策环境等外在因素紧密相关,包括与国家选择何种城镇化道路、小城镇在农村就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的关系以及小城镇与农村的关系等,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小城镇体系构建、模式形成、产业支撑和规划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了小城镇内部建构问题,认为这是小城镇发展的关键。提出必须构建起适合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的小城镇体系,进行合理的空间分层,完善小城镇的功能;选择适合不同地域小城镇发展的类型模式;建立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大力发展产业;加大小城镇规划建设力度,创新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居民住宅建设模式,规划建设功能完善、产业发展、人文特色、生态和谐的美丽小城镇,为农村人口迁移到小城镇实现就地城镇化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最后,提出促进新型小城镇发展的对策建议,认为应加快小城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机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为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的实施和小城镇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通过上述系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在国内外背景发生重大变化,国家重视发展小城镇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意愿和迁移方向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城镇化路径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从传统异地城镇化主导的路径模式逐渐转向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路径模式,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符合中国的现实发展要求,能够满足老百姓实现城镇化的愿望和需求,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的现实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 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与迁移——理论、实证与政策分析[D]. 陈欣欣. 浙江大学. 2001
[2]. 城乡统筹发展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D]. 黄大伟. 北京林业大学. 2013
[3]. 劳动力转移影响农业成本—收益的实证研究[D]. 殷禹晴. 江苏师范大学. 2018
[4].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完善研究[D]. 兰景力. 东北林业大学. 2011
[5]. 西南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D]. 郑祥江. 四川农业大学. 2016
[6]. 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及其对农地集约利用影响[D]. 陈怡. 福建师范大学. 2015
[7].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研究[D]. 王萍.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8].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财政政策研究[D]. 李抗.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5
[9].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D]. 毛隽. 复旦大学. 2011
[10]. 基于农村就地城镇化视角的小城镇发展研究[D]. 廖永伦. 清华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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