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现代人”——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人论文,学做论文,思想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从小生活在湖南长沙郊区，那里有许多小水塘，是我童年戏水的乐场。那时候以为，水的面积大概也就是水塘这么大吧。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北方上学，因为武汉长江大桥尚未建成，到武昌后要坐渡船到汉口转车。初见长江，方知什么叫“波澜壮阔”。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机会出差，曾从天津港乘海轮到烟台，终于初识大海的辽阔，第一次真切感到什么叫“一望无涯”。 我读书的体验也与此相关。从小学到大学，教材的厚度虽然与日俱增，但毕竟印张有限。如果从图书馆借到一部三四十万字的精装本小说，就会顿时感到沉甸甸的，捧着夹着都觉费劲。后来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知道这十卷的汉字总量是300万字，深感鲁迅用一支“金不换”的毛笔，竟书写出了这样厚重的著作，真是一种人间的奇迹。最近比较系统接触梁启超的著作，才知到目前收集到的已达1400万字。如果认真钩稽佚文，很可能还要突破此数。这岂不是奇迹中的奇迹？用“汪洋恣肆”形容庶几近之。 梁启超的著作几乎囊括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等，而且旁及了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如生物、天文、路矿、物理、化学、医学……记得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导言》中说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是博学多才，比如“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版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446页)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出现过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可谓名副其实。有论者批评梁启超的文章缺乏原创性，我认为这是一种苛评。任何思想家的观点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古老封闭的中国倡言变法维新，谁能说这没有原创性？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笔名有饮冰室主人、新民子、哀时客、中国少年等近五十个。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也是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一生有是有非，有功有过；时人和后人对他有褒有贬，至今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在同时代人中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 梁启超出生清贫，十世为农。祖父中过秀才，父亲连秀才也未中，且耕且读。梁启超早慧，被邻里视为“神童”。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但会试不顺，落第南归。经上海返粤时，从坊间购得清代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这部书首次使梁启超了解到世界各国的史地沿革、风土人情及社会变迁。 对梁启超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与康有为结盟。1891年，十九岁的梁启超经冯千秋介绍，入广州长兴里的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事实上的大弟子，并一度担任学长，承担部分教学工作。当时，梁启超是举人，而康有为还只是一名秀才。这成为杏坛的一段佳话；证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万木草堂按书院的形式进行教学。以“道”“德”“仁”“艺”为纲，德育居十分之七。学科分为“义理”“考据”“经世”“文章”四种，约居十分之三。同时兼顾体育和多种形式的教学，除每隔一天上体操课外，夏历每月初一和十五都举办讲演会，春秋佳日还共同旅游，边谈笑，边高歌，欢乐之声惊起林中的栖鸟。这种学习生活成为了梁启超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康有为那种重“个人的精神”“世界的理想”的理念，“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的宗旨，对于形成梁启超“重精神，贵德育”的教育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断言，万木草堂三年的学习生活，奠定了梁启超一生学术和事业的基础。 从1888年至1898年，康有为百折不挠，先后七次给皇帝上书，倡言变法；特别是1895年，又组织了千余名应考举人联名上书，即“公车上书”。1895年，正是梁启超大梦被唤醒之年。因为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不但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中方还赔偿了白银两万万两。深受国事刺激的梁启超随康有为之后奔走，终于促成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康梁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了这场维新运动名副其实的精神领袖。光绪皇帝颁布自强谕旨，决心革除陋习，淘汰冗员，办行宪政，筹饷练兵，恤商农工，给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线转机。在此期间，梁启超帮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以六品衔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是教育学上的重要原理，也是正确处理师生关系的基本原则。鲁迅甚至说过：“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跟鲁迅处理跟业师章太炎的关系相比，梁启超在处理跟康有为的关系上是有缺陷的。梁启超原本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他不满意康有为给儒家蒙上纬书的神秘主义色彩，公开承认存在这种学术分歧。他崇孟子而贬荀学，也是对康有为学说的修正和发展。但是在“保皇”的基本政治主张上，梁启超却屈从于康有为，因而束缚了自己与时俱进的步伐。梁启超流亡日本初期，原本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接触频繁，倡言革命，力主破坏，甚至讨论孙、康两派的合作计划，引起了康有为的严重不满，始而婉劝，继而怒斥，向梁启超大叫：“你的命都是光绪皇帝给你的！”梁启超尊从师道，俯首认错，从此断绝与孙中山交往，回归保皇路线。其实，梁启超的政治主张更接近于孙中山，只不过梁主张从上层社会入手，致力于“君主立宪”，相当于当今英、日的政治体制；孙主张从下层社会入手，致力于“民主立宪”，相当于当今美、法的政治体制。在实行民主制、主张依法治国，崇尚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基本方面，两者并无根本差异。无怪乎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梁启超不受贿赂，不惧威胁，公开发表讨袁檄文，并支持指导弟子蔡锷组织护国军武力讨袁；1917年张勋复辟，梁启超再次发电讨伐，两次为捍卫共和国体作出了历史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曾花费一年多时间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他力图告别政界，致力于教育学术方面的工作。他筹备大规模地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有计划地分批邀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他募款接办中国公学，整顿《解放与改造》(后改名《改造》)杂志。他还受邀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学校、南开学校讲学，并将讲义整理成学术名著《墨子学案》和《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之后，梁启超还经常到济南、南京、上海、南通、武昌、长沙、天津、苏州等地讲演，撒播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种子。1925年他曾任北京图书馆和司法储才馆(培训司法人才的教育机构)馆长，为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学术研究领域，梁启超的大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的思想学术奠定了基石；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也是史学研究的理论宝典。为了给青年学人提供治学门径和楷范，梁启超还完成了《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陶渊明》等学术著作。1929年1月，56岁的梁启超盛年早逝，他用自己的言行兑现自己的诺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席”。 教育活动是梁启超生平业绩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教育的宗旨是育人。梁启超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提出：“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现代社会是现代制度、现代科技、现代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共同体。现代社会由现代人缔造，现代人支撑，现代人推动前行。教育体系庞大纷繁，学科虽然不一，但“教人学做人”则相同。 “现代人”不是一个孤立自是的个体存在，而是一个有多种“角色期待”的社会存在：父母期待他是一个好子女，子女期待他是一个好家长，单位期待他是一个好员工，国家期待他是一个好公民，夫妇都期望对方是一个好配偶……“现代人”既然要履行多种社会责任，教育就必须使其具备多种能力和品质。这也正如鲁迅所言，新世纪的青少年应该具备“耐劳作的体务，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梁启超是从国家和民族兴亡的高度来看待教育的。通过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认识到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位置，跟民众素质高低直接相关。因此，他发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的震聋发聩之声(《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众所周知，梁启超少年科举，春风得意，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后来反戈一击，成为了科举制度的批判者和颠覆者。梁启超指出，科举制度以八股文取士，试题和答案又不超出“四书五经”，其结果是使儿童无专门之学，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造，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即使以此为阶梯踏入仕途，也不会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既背离了“经世致用”的传统，又脱离了日新月异的新潮，所以科举之法是一种锢聪塞明的愚民政策。因此，戊戌变法的锋芒所向首先指向了科举制度。由于梁启超等人分别上书，促使光绪皇帝于当年五月下旨，废八股改策论，使“百日维新”开局获胜，从而为现代教育制度的确定扫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石。 梁启超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新民”。他在《戊戌变法记》中，将中国学习西方的历史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同治初年(1862年)。林则徐编译《四洲志》，魏源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警醒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促使洋务运动发生。第二阶段从同治初年到光绪甲申(1884年)，洋务派官员创设制造局、方言馆、招商局，并派学生出洋，学西人之长，被顽固派诋为汉奸。第三阶段从甲申中法战争到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人从鼾睡中惊起，认识到仅学西方的奇技淫巧不足以救国。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只在枝枝节节上补漏弥缝，而不变其本。第四阶段从甲午战后到戊戌(1898)年变法。在深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之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先进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无魂。“魂”即精神。人的精神面貌如不改变，即便购船炮，筑铁路，开矿藏，习洋操，也不过是“披绮绣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 1902年至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载重要论文《新民说》，指出没有“新民”，便没有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因此他以“中国之新民”或“新民子”为笔名，以“新吾国民”为己任。这篇文章提倡一种自尊、自立、尚文、尚武、冒险进取的民族新精神。由于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在俄国觊觎满洲，德国觊觎山东，英国觊觎扬子江流域，法国觊觎两广，日本觊觎福建的危急情境中提出的，因此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 所谓“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具体实施途径有三项：一、新民德；二、开民智；三、鼓民力。“新民德”，就是要使中国既独立又合群，既讲权利又讲义务，既利己又利他，既爱家又爱国。在“公德”与“私德”两方面，中国人最欠缺的是“公德”，所以应该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全新的道德风尚。二、“开民智”。就是要废除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束缚，使中国人能够充分发挥“求智之性”，提高创新能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注入西方先进文化，既不封闭自锁，又不拾人余唾。三、“鼓民力”。“民力”不仅指国民的强健体质，而且更是一种乐观进取，敢于拼搏的高尚精神。梁启超向国民介绍斯巴达的历史时，特别着重介绍“斯巴达之国民教育”。“其教育专重体育，翦发使短，跣足裸体，以为游戏。睡则叠芦为榻，衣则冬夏同服，食则赋以最薄之廪，使游猎山林以自给补，务养其耐寒暑、耐饥渴之习惯。”斯巴达人对身体合格的青少年进行这种“魔鬼训练”，是因为敌国环伺，非身体、精神皆优于所敌则不能担负护国之责任。梁启超以此与中国对照，发现很多父母尽管本身羸弱，犹复早婚早育，结果“恶种相传，每下愈况，人数虽多，半奄奄无生气”。为了立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梁启超希望教育当局吸取近世各国学校的经验，“以体育为第一要著”。 梁启超的“新民”实际上是一项“灵魂工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所谓“立”，就是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所谓“破”，就是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改造。国民性一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移译的西方词汇，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在中国，国民性与民族性是近义词，主要指国民的文化心理特质和由此形成的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风采、民族情调。国民性是一个相对于个性的概念，它代表了该民族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先天生理因素和后天精神素质。当然，人是有独异性的，所以国民性中的一些通病又不能代表该族群中的所有人。影响国民性形成的有地理因素、生理因素、制度因素，还有潜移默化的文化因素。 如何让中华民族浴火重生，梁启超认为必须改造国民劣根性。他认为这种劣根性有多方面的表现，如凡事缺少毅力：行而鲜克有终，一呼而蚁蜂集，一哄而鸟兽散。如愚昧：四万万人中，能识字者不满五千万，略微通晓世界大事者不满五千，而懂得强国新民之道者不满百数十人。如麻木，特别是“良心麻木”，表现为社会善恶标准的颠倒错乱，逐利而不赴义。特别令梁启超痛心的是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认为，“奴隶”的特征是“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凡事听命于“主人”，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特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不敢不死……(《中国积弱溯源论》)梁启超认为，国民性如不提升，老百姓就不可能成为具有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的“现代公民”，一切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如同沙上建塔，顷刻即倒。 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深刻影响了鲁迅、胡适等一代中国人。鲁迅对奴性的批判，对“看客现象”(即梁启超所谓“旁观者”)的批判，对民气散而不聚的“一盘散沙”现象的批判……完全是梁启超思想的承接和发展。胡适也坦承自己受到了梁启超思想的“无穷恩惠”。他也认为，离开了国民性改造这个先决条件，无论是帝制也罢，共和也罢，都不能救中国。 教学活动的过程是一种知识传授过程。梁启超是一位求知欲极其旺盛的学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断发胡服走扶桑”，在开赴日本的军舰上即开始学习日语，五个月里就具备了阅读日文文献的能力。他不仅阅读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民约论》《万法精理》的日译历史名著，而且亲赴美国考察半年，把读“有字之书”与读“无字之书”浑然结合为一体。特别是1918年至1920年赴欧洲考察，更促使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飞跃。在此期间，他还争分夺秒学习了法文、英文、拉丁文。 “广求知识于寰宇”，是梁启超教育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他出生于封建社会末期，成长于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近代中国。《时务报》上连载的《西学书目表序例》《西学书目表后序》等文中，梁启超阐明了他的中西文化观。他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但同时也强调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必要性：“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因此，中国的国民教育应该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批判继承，以及广泛吸取世界各国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之上。他主持编译局事务时，编辑的西方书籍多达300多种。在时务学堂任教时，他设置的西学课程(如《几何原本》《代数学》《地质浅译》《化学鉴原》《英律全书》等)，在比例上已超过了国学。即使在社会科学的教学上，他也大量吸收西方成果，上至古希腊下至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他都将其引进了学生的视野。“非读万国之书，不能通一国之书”，就是他的经验之谈。 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设计者。他指出洋务派办学堂的弊端，一是谈专业技能多，而言政治教育少；二是崇洋媚外，不事德育，不讲爱国，后果是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通过总结上述教训，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教育纲领，即教育纲目十八条(见《变法通议·学校总议》)，其精神是中西兼学，学以致用：“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中，普通学校、专门学校和大学校的办学宗旨同中有异。“同”是都需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在社会当中生存发展的能力，“异”表现在普通学校重基础知识教育，专门学校需培养学生赖以谋生的技术特长，而大学则需培养学理高深的学问之士，能够发扬本国之文明，并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无论在什么类型的学校，梁启超都希望能培养一种遵守纪律、刻苦学习、头脑冷静的新学风，学成之后，能具有发扬蹈厉的精神服务于社会。 梁启超特别重视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他1896年撰写的《变法通议·论师范》为我国师范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石。文章指出：“夫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正因为兴学育才关键在教师，所以“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洋务派办的学校多聘外国教师，而轻视本国的师范教育。外国教师与学生言语不通，靠翻译既耽误时间，又难免使内容失真。至于本国的那些蒙馆学究，十之八九“六艺未卒业，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这种冬烘先生误人子弟，不足为人师。为了培养合格的师资，梁启超建议仿照日本学制，在中国设立三级师范教育机构，即师范学校(中专)，高等师范(大专)，师范大学(大本)，以适应各级学校的需求。 女子教育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1896年，梁启超撰写了《论女学》一文，指出中国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女性不能跟男性受到同等教育，反而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中国女子约占人口的一半，不受教育即无正当职业，结果被男人“以犬马奴隶畜之”，不但自身不能独立，而且浪费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梁启超不仅认为男女应该同等施教，而且相信女性在很多方面可以超越男性：“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妇女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在《斯巴达小志》中，梁启超介绍了斯巴达尊重妇女的教育制度，使女性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有健全的体魄，高尚的人格——其爱国甚至超过男子。 梁启超还向国人介绍了美国男女平权的观念和日本兴办女学的经验，大办倡设女学。他认为，面临就业竞争，女性仍然应该发挥自己的优长，替社会做最有效率的事情。比如研究史学、会计学、图书馆理学、新闻学，就是比较能够发挥女性特长的专业。今天看来，梁启超的上述看法仍有保守之处，但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仍不失其先锋性与超前性。1898年，梁启超积极参与中国第一所女学——经正女学的筹办，以实际行动推动女子教育的发展。 梁启超的教育观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在教学内容上，梁启超特别强调“政学”的重要性，主张把政治教育和法律教育放在首位，而把“艺学”(即专业知识)放在从属地位。他认为洋务派办的学堂之所以培养不出既有爱国之心又有报国之才的学生，就是因为“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正是基于政治是立国的基石，“新民”是教育的宗旨，梁启超在重视“政学”教学的同时，还建议设立“政治学院”，以培养一批趋新求变，能在世界大潮中扬帆猛进的改革型人才。 在智育方面，梁启超特别强调尊重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科学批判精神。他认为旧教育课程统一、标准统一，将学生放在同一模具中浇铸，结果使学生“成为物”而“失却人”。为了弥补旧教育体制的缺陷，他主张在大学实行自由讲座制，学生可以自由选修，自我钻研，并跟教师相互切榷，“使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从而得到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 梁启超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解放思想。他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他鼓励人们不盲从，多思考。在《论思想解放》一文中，梁启超指出，不能“拿一个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他以历史上汉武帝独尊儒术为例，指出定思想于一尊不利便于维护学术多样化生态，只有在不断质疑和辩难中才能发现真理，发展真理。 梁启超不仅重视德育、智育，而且高度重视体育，十分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他反复告诫长女思顺：“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他还告诫远在美国留学的长子思成：“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入心不下，就是为此”。 梁启超还将审美教育视为开启民智的重要途径，力图通过多种手段提升和加深人们的审美体验，排拒假、恶、丑的腐蚀，熔铸真、善、美的灵魂。他说：“我确信‘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美术与生活》，原载1922年8月15日《时事新报·学灯》)美育从本质上讲并非单纯是琴棋书画一类生活的点缀品或消遣物，更是一种人生态度，能够培养人的感知能力、表现能力和吸纳美好事物的能力，培养高尚的情操和趣味。梁启超不仅提倡美育，而且身体力行，成为了“中国近代书法美学第一人”。令人惊叹的是，梁启超留下的墨宝竟多达三万余件。这些上乘之作融北碑南帖之长，充满了光之美，力之美，线条之美，既守正，又求变，充分体现了梁启超的书法个性。 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者，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中还有三大特色值得特别提及：一、注重普及教育；二、注重趣味教育；三、注重家庭教育。 鉴于挽救民族危机必须首开民智，梁启超提出了教育平等观点，主张实行强制性的普及教育，以“教小学，教愚民”为“救中国第一义”。他希望在千人以上的市镇村居设小学一所，大镇大乡，每两千人或三千人增设一校，由此养成小学义务教育的风尚，达到强民救国的目的。由于梁启超等志士仁人的大声疾呼，清王朝学部于1906年至1907年制定了《强迫教育章程》。梁启超还特别重视用文艺的手段普及教育，比如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进行启蒙。他认为小说有改造世界的功能，“新一国之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生”都必须“新小说”。 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是普及教育的有力工具。从1895年参与《中外纪闻》的编辑工作开始，到1922年《改造》杂志停刊，梁启超办报时间长达27年，跟他相关的报纸有三十多种。他主编的报刊不仅在辛亥革命之前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以他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的报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也不应该被忽略。比如，在蓝公武主编的《国民公报》上连载了鲁迅用“神飞”为笔名的《自言自语》。这组散文诗正是鲁迅享誉世界的《野草》的雏型。宗白华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现并培养了狂飙突进的新诗人郭沫若。《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这些时代最强音正是在《学灯》这块沃土上奏响。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阿Q正传》也是首刊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附刊》上。 提倡趣味教育是梁启超教育思想中的另一亮点。他希望国民不仅“敬业”，而且“乐业”。“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这里的“业”既指本职工作，也指艺术、游戏和做学问。他一生中最常用的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他甚至说，他是趣味主义的信仰者，趣味是他一生中的原动力。他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志淋漓。如果趣味枯竭，那活动就会随之停止，如同没有动力的机器会停摆一样。 学习的过程就是充实知识、训练思维、更新观念的过程，其间肯定会遇到困难，遭受挫折，耗费精力，难免产生畏难厌学的情绪。为了使教学达到预期目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培养教育对象的学习兴趣就显得非常重要。针对“填鸭式”“惩诫式”的教学方法和名目繁多的课程设置，梁启超提出了“快乐学习”的原则。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中，他指出儿童教育不仅要循序渐进，由浅而深，由易而难，由形象而抽象，而且应该采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使学生“乐知”“乐闻”，因兴趣而获得主观能动性，由被动变为主动。 梁启超的教育成果不仅体现在著书立说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中西合璧式的家庭教育当中。梁启超注重人格教育，将传统的“义理”“名节”与西方的“自主”“自立”“自强”熔铸成一部新型的《诫子书》。他教育子女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写家书。现存梁启超家书有400余封，前后持续十五年，少则每年数封，多则每年几十封。有时清晨写，有时夜深写。或寥寥数十字，或洋洋数千字。内容有时事，也有家事，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浓浓的父爱。这些深情的家书形成了一种好的家风。他的子女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据解玺璋先生提供的资料，梁启超共有五儿四女：长女思顺是诗词研究家，长子思成是著名建筑家、中研院院士，次子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中研院院士；三子思忠是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早殇；次女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是经济学专家；三女思懿是社会活动家；四女思宁早年即参加新四军，献身革命；五子思礼为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梁启超传》上册，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0页)像这种“满门俊秀”的家庭，在中国实不多见。 在行将结束本文时，还有必要谈谈梁启超的文风。因为这种文风直接关系到他著作的教育效果。笔者曾执教十四年，感到教师可分为三类：一、既有丰富知识又有相应的表达能力；学生听讲如沐春风，如醍醐灌顶。二、有学识而讷于言，恰如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三、知识和表达能力都存欠缺。如果把梁启超著书立说比喻为教学，那他就属于那种学问和口才俱佳的优秀教师。 梁启超的文章通称为“新民体”。这类文章为达到思想启蒙目的，力求发于至诚，言文合一，甚至杂用新名词，使新旧词汇熔为一炉。为了使文章易入人心，振聋发聩，除了追求内容的耳目一新之外，还多用排比、对偶、比喻句，以增强宣传鼓动性。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梁启超自己也概括了“新民体”的特点：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种魔力焉。 作为梁启超的门生，吴其昌在《梁启超传》中高度评价了“新民体”的撼人力量： 至于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魂；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含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文如此耳。(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吴其昌的评价可以从梁启超同时代人的回忆和经历中得到证实，近代诗界革命的先行者黄遵宪赞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页)。近代著名翻译家、《天演论》的译者严复赞扬梁启超“下笔不能自休”。他说：“任公文笔原自畅达，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载1922年8月《学衡》杂志第8期)。 鲁迅受梁启超的影响极深。1902年鲁迅赴日本留学，其时梁启超在横滨办《清议报》，后来办《新民丛报》。鲁迅虽然不苟同梁启超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但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潜移默化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的“新民说”为鲁迅的“立人”主张和国民性改造主张提供了精神资源。鲁迅编译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显然受到了梁启超《斯巴达小志》一文的直接影响。鲁迅反对单纯因职业的需求读书，而主张出于兴趣的读书，实际上也就是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一文中的观点。 胡适对梁启超十分崇敬，认为如果没有梁启超文章的宣传鼓动，虽然有百十个孙中山、黄兴，辛亥革命的成功也不会如此之速。在《我的童年》一书中，郭沫若深情回忆起上世纪初中国文坛的情况。他说，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无论对梁启超的观点是赞同，或者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郑振铎的《梁任公先生》一文跟郭沫若持同样观点。他指出，许多学者文人的影响是狭窄的，往往限于某地某个人群，而梁启超作品的影响却是广泛的，普遍的，可以说是无远不届，无地不深入。记得梁启超曾说康有为是“先时之人物，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梁启超本人也正是这种“先时之人物”。因此，我们把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介绍给读者的同时，也希望能关注和效仿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文风跟教育效果息息相关，梁启超的成就恰好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