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波动的测算及分解：1985-200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解论文,中国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3-0051-06
一、引言
出口贸易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成功的领域之一。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达14285亿美元，略低于德国的14652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①。大量文献从出口增长趋势、成因及其经济效应等角度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发展进行了解读和诠释，但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波动性的关注则相对不足。由于贸易开放在中国改革和转轨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贸易依存度显示中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因此，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国出口波动的特征、趋势及成因，进而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避免出口过于频繁和剧烈波动并将其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减小到最低，是一个具有丰富政策蕴含的重大命题，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同时，国内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也逐步凸显，使这个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出口波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多在贸易或经常项目框架下从估计进出口需求弹性的单方程入手(Goldstein和Khan，1985；Clarida，1994；Hooper和Marquez，1995；Obstfeld和Rogoff，1996)，涉及的变量包括进出口价格、实际汇率以及相对收入等。Senhadji和Montenegro(1998)、Bayoumi(1999)、Cerra和Dayal-Gulati(1999)等为此类方程建立了微观优化基础，Krugman(1989)、Cagnon和Knetter(1995)、Muscatelli、Stevenson和Montagna(1995)、Bayoumi(1999)等从实证角度进一步引入国内供给、第三国竞争及市场定价行为等因素对模型进行拓展。由于影响贸易波动的相关因素自身变动也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部分，随着现代经济理论和计量技术的发展，有关研究更多采用结构模型或动态一般均衡方法，探寻贸易或经常项目余额波动的成因。另外，不少文献就贸易波动与宏观经济周期的互动关系，以及贸易导致的国际经济周期传递等问题展开研究。国外相关研究具有较大参考借鉴价值，但关于贸易波动的理论模型基本是在充分市场化的假设前提下推导出来的，而我国改革转型阶段的出口增长和波动与世界产业转移背景下政府的梯度开放、外资政策、产业政策等特定阶段的特定制度安排分不开。实证方面，国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研究的多为古典周期波动，而中国出口具有明显的持续上升趋势，是典型的增长型波动。
国内文献方面，大量研究焦点集中在出口增长趋势、成因及其经济效应等方面，近来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出口波动问题。马晓野和刘明兴(2001)构建了一个我国国际贸易波动分析的理论框架，[1]张茵和万广华(2005)运用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贸易余额波动的成因，[2]李晓峰(2009)运用因子分析研究了我国贸易波动的主要因素；出口方面，谷克鉴(2000)、王小平(2006)、张庆君(2007)、闫逢柱、苏李(2009)等从总量和结构上考察了中国的出口波动问题，[3]高铁梅、谷宇、王哲(2007)构建了中国的出口景气指数，并尝试探讨了出口周期波动的主要成因。[4]更多研究则从某一层面展开，如刘卫江、徐颖君(2006)、刘靖、毛学峰和辛贤(2006)、胡兵和乔晶(2009)等则分别从出口商品集中度、出口地理结构等视角分析中国出口波动。[5]
考虑到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出口迅猛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出口结构的较大变化，本文关于中国出口波动的测算及分解与上述文献有所不同：首先，综合运用H-P、B-P、C-F等滤波方法刻画1985-2008年期间中国的出口波动特征；其次，基于方差分解技术，从出口商品结构、出口方式结构、出口国内区域结构三个维度对出口波动进行较为全面的分解，并将整个样本分为1985-1992年、1993-2000年、2001-2008年三个子样本分阶段考察。
三、中国出口波动的精确测度
由于改革初期出口数据存在明显断点，为保证测算结果的稳健，我们选择的考察期间为1985-2008年。此间，中国出口贸易发展迅速，从808.9亿元增长到100394.9亿元，除1993年、1996年增长率为负外，其余所有年份均为正值，增长率最高达63.48％(1994年)，年均实际增长率16.24％②，但增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呈现明显的波动特征，图1直观地描绘了出口增长与波动的变动趋势。从增长曲线看，中国出口增长存在1987、1990、1994、1997、2000、2003年6个波峰，按照“峰—峰”法划分，考察期间中国出口波动包含5个完整周期，目前尚处于2003年后新一轮周期的下降通道中③。通过波动幅度、波动高度和波动深度指标可以对这5个完整周期进行比较分析。从波动幅度看，最大波幅出现在第三周期，为68.58个百分点，最小波幅出现在第四周期，为17.43个百分点，5轮周期波幅均值为35.98个百分点，总体表现为强幅型④。从波动高度看，最大波峰出现在第三周期，达63.48％，最小波峰出现在第四周期，为18.75％，5轮周期波峰均值为36.16％，总体表现为高峰型⑤。从波动深度看，最大波谷出现在第三周期，为-5.10％，最小波谷出现在第五周期，为4.59％，5轮周期波动深度均值为0.19％，总体表现为增长型⑥。结合图1的增长曲线和波动幅度、波动高度、波动深度的分析可以发现，1985-2008年期间中国的出口在大多数年份具有较高的增长率，是典型的增长型波动，而且，这种增长波动在早期呈现大起大落的特征，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则显示波动周期加大、波动幅度下降趋势。
基于增长率曲线进行简单统计描述后，我们进一步分离增长率序列中的长期趋势成分，对1985-2008年期间中国的出口波动做更精确的测度。早期对趋势的分离一般采用线性和指数方法，但该方法要求宏观时间序列趋势平稳的假定过于苛刻，而滤波方法放松了这一假定，在近来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综合使用H-P、B-P、C-F三种滤波方法测算中国的出口波动。滤波方法涉及参数取值问题，对于年度数据，B-P滤波、C-F滤波一般选择[2，8]，H-P滤波参数λ的取值根据Ravn和Uhlig(2002)、Iacobucci和Noullez(2005)等的建议，选择λ=6.25[6]。基于HP(6.25)、BP(2，8)和CF(2，8)方法测度的出口波动结果报告参见图2。
图1 出口增长趋势(1985-2008)
图2 出口增长波动(1985-2008)
图2显示，三种方法的测度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滤波方法和参数的选择较为合适，我们根据CF(2，8)滤波结果分析中国出口波动的周期特征。1985-2008年期间，中国的出口波动经历了6个短周期，由于前3个短周期波动特征较为相似，后3个短周期波动特征较为相似，因此将考察期间大致分为1987-1997年、1997-2008年两个中周期，每个中周期包含3个短周期⑦，可以采用平均位势、标准差和波动系数对这两个中周期进行比较分析。平均位势取周期内出口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由于两个中周期的平均位势不同，需要采用波动系数⑧消除其影响[7]。从表1报告的结果可以看出，第二周期的平均位势高于第一周期而标准差和波动系数低于第一周期，这意味着第二周期相对于第一周期增长率高而波动幅度小。因此，可以认为，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的出口贸易发展逐渐摆脱了早期起伏剧烈、峰谷落差较大的波动轨迹，转而进入起伏相对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⑨。
综合基于增长率曲线进行的简单描述和基于HP(6.25)、BP(2，8)和CF(2，8)等滤波方法的分析可知，1985-2008年期间中国出口具有明显的持续上升趋势，其波动属于典型的增长型波动，且波动在早期剧烈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相对平缓。
四、中国出口波动的结构分解
改革开放期间，伴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迅猛发展，出口结构也出现了显著变化：从出口商品结构看，中国的出口并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领域，工业制成品远远超过初级产品占据出口商品的绝对主导地位；从出口方式结构看，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兴起，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和其他国家的资本、技术等优势资源相结合，中国制造日益融入世界生产分工体系，加工贸易占据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从出口国内区域结构看，中国梯次开放的发展历程放大了不同省份在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等初始发展水平方面的异质性，目前不同省份间在出口贸易上的非均衡发展态势非常明显，而这种非均衡又主要表现在东部与中西部之间。本节将基于方差分解技术，从结构层面对中国出口波动进行分解。
(一)方差分解方法
(二)分解结果
根据上述方差分解模型，我们分别将出口按商品结构分为初级品和工业制成品、按方式结构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11)、按国内区域结构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12)，对中国出口总额波动进行分解。样本区间与上文一致，为1985-2008年。按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方式结构分解所需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按国内区域结构分解所需数据，1985-1998年来自《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2008年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所有名义值均使用GDP平减指数转换为以1985年为基期的实际值。除对1985-2008年整个考察期间进行结构分解外，我们还将样本分为1985-1992年、1993-2000年、2001-2008年三个子样本进行分解，结果列于表2(13)。
根据表2的测算结果，可以得到几点结论：
1.从出口商品结构看，工业制成品占据中国出口的绝对主导地位，其波动也占据中国出口波动的绝大部分。
中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开放后推动出口的贸易政策，有效地发挥了二元经济结构下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展现出强大竞争力，工业制成品出口获得迅猛发展。在1985-1992年、1993-2000年、2001-2008年三个时间段，工业制成品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为72.23％、87.07％、93.64％，2008年达到94.55％。可以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据中国出口的绝对主导地位，初级品出口份额很低，而从出口波动的方差分解结果看，工业制成品出口波动贡献率略高于其在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相对波动贡献率高于100％，1985-2008年整个考察期间为104.47％，但分时间段看，相对波动贡献率存在下降趋势，2001-2008年期间降到101.81％。因此，可以认为，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据中国出口的绝大部分份额，其波动贡献率与所占份额基本相当，同样占据了中国出口波动的绝大部分。
2.从出口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出口占据中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波动贡献率低于其所占份额，加工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平抑出口波动。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世界制造业生产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重构，一体化的生产过程被分解成若干阶段，根据不同阶段的要素密集程度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再经全球贸易网络进行系统整合。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变化，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和贸易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制造的崛起和加工贸易的发展均与此密切相关。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85-1992年间的36.14％快速上升到1993-2000年间的53.60％，其后年份略有下降，但份额仍维持在50％左右(14)。从出口波动的方差分解结果看，除第一时间段加工贸易的波动贡献率高于其所占份额外，第二、第三时间段加工贸易的波动贡献率均低于其所占份额，因而相对波动贡献率由第一时间段的120.16％大幅度下降到第二、第三时间段的78.94％和77.96％，整个考察期间为83.57％。方差分解结果揭示，加工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平抑中国出口波动，这个结果不难理解。虽然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深深铭刻着外商投资企业的烙印，且存在附加值低、对国内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有限等问题，但不可否认，这种贸易方式为中国快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并沿着价值链不断攀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和通道。而且，这种“嵌入”式的模式使得加工贸易出口相对于一般贸易而言，能够有效减少国际政治经济气候、自规模和经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和冲击，抗风险能力较强，波动程度相对平缓。
3.从出口区域结构看，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开放相对东部而言尚处在较低层次，且相对波动贡献率高，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发展与平抑中国出口总额波动之间存在两难。
中西部与东部在出口贸易方面的非均衡发展，是不同区域初始发展水平差异的沉淀和延续，又在中国梯次开放的发展历程中得以放大和凸显。1985-2008年整个考察期间，中西部21个省份的出口额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仅为14.32％，而东部10省市的份额达到85.68％。虽然国家不断推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但在考察期内，中西部出口份额由第一时间段的31.55％逐渐下滑到第二、第三时间段的17.51％、11.70％，这一巨大差距目前并无扭转迹象。而从出口波动的方差分解结果看，中西部地区的波动贡献率在第一、第二时间段低于其所占份额，在第三时间段高于其所占份额，相对波动贡献率存在上升趋势，逐渐由65.46％、85.77％上升到2001-2008年期间的135.46％。因此，现阶段推动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以缩小区域差距与平抑中国出口总额波动之间存在两难。一方面，推动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将其纳入现代经济的生产分工体系，更多分享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收益，对于缩小区域差距、促进中国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朱诗娥和杨汝岱(2009)、胡兵和乔晶(2009)等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目前东部地区贸易发展的增长效应和外溢效应已明显不及中西部地区[10]；另一方面，在推动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过程中，必须切实关注出口波动问题，前瞻性地采取相应政策措施以促进中西部地区出口的平稳增长。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综合运用H-P、B-P、C-F等滤波方法分析了1985-2008年期间中国的出口波动，进而基于方差分解技术，从出口结构视角分阶段对中国出口波动进行较为全面的分解，结果发现：(1)中国的出口波动属于典型的增长型波动，且波动在早期剧烈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相对平缓。(2)从出口商品结构看，工业制成品占据中国出口的主导地位，其波动也占据中国出口波动的绝大部分。(3)从出口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出口占据中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其波动贡献率低于所占份额，加工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平抑出口波动。(4)从出口区域结构看，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开放相对东部而言尚处在较低层次，但出口的相对波动贡献率高，在推动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过程中必须控制其波动风险。
本文的实证结果尚有待其他后续研究提供更多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以更好地探寻和识别中国出口波动的特征、趋势及成因，本文测算和分解结果的启示意义在于：第一，出口增长波动可能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且随着政府驾驭和管理开放风险能力的增强，波动幅度有减缓的趋势，但由于中国出口已达很大规模，当前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也与改革初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分析新形势下中国出口贸易平稳发展的思路与对策，并探讨政府发挥作用的合理空间与有效方式，是现阶段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二，在综合运用产业、区域、外资、外贸，以及汇率等政策工具或政策组合缓解和平抑出口波动时，不仅需要考虑总量问题，也需要考虑结构问题；不仅需要考虑市场和竞争因素，也需要考虑体制和国家宏观调控因素；不仅需要考虑中国作为快速增长的转型经济体的时序阶段性，以及不均质大国的区域发展差异性，也需要充分考虑中国作为经贸大国在决策时与其他国家的协调与互动性。
注释：
①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新近发布的“World Trade Report 2010”，2009年中国已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②1985-2008年出口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使用GDP平减指数将名义值转换为实际值后计算增长率。
③“峰—峰”法以一个波峰到另一个波峰的时间长度确定一次完整的周期。
④波动幅度即振幅，指每个周期内波峰与波谷的离差，可分为强幅型(大于10％)，中幅型(5％-10％)和低幅型(小于5％)。
⑤波动高度即峰位，指每个周期内波峰位置的增长率，可分为高峰型(大于15％)，中峰型(10％-15％)和低峰型(小于10％)。
⑥波动深度即波谷，指每个周期内波谷位置的增长率，可分为古典型(小于0)和增长型(大于0)。
⑦短周期又称商业周期或基钦周期，平均波长为3-4年；中周期又称朱格拉周期，平均波长在7-8年。
⑧波动系数为标准差与平均位势比率的绝对值。
⑨这与刘树成、张晓晶和张平(2005)指出的现阶段中国GDP增长率波动所具有的“适度高位平滑”特征较为类似。[8]
⑩我们在后文具体测算时采用CF(2，8)滤波方法分离的趋势值。
(11)按照现有统计口径，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考虑到易货贸易等其他贸易方式的贸易额极小，将其归入一般贸易中。
(1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界定的区域范围，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的现实，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0省市，其他为中西部省份。
(13)限于篇幅，详细数据和计算过程略去，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14)根据裴长洪(2009)的分析，近年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的下降可能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政策调整有关。但裴长洪认为，降低出口增长速度和限制加工贸易出口的政策并没有实现“转变出口增长方式”的目标，相反，导致了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削弱和出口商品结构高级化的停滞。[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