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社会科学史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视角论文,哲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两个常用的学科名称，在各自独立的知识和话语体系中，它们的性质和作用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和界定。但是，从学术史和现代学术建制的意义上来讨论两种知识形式和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实际上，这个问题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学术的格局及其发展方向。本文主要从社会科学史的角度重构这个问题的历史过程，借以明了社会科学的学术空间和学术规范，同时也试图揭示哲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意义。
一、反抗哲学：近代学术史上的普遍思潮
专业的社会科学是在近现代才得以形成的一种学术体系和学术制度(注：参见朱红文《社会科学方法》第二章，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拙著探讨了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或现代性生的联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基本认识取向。)。当然，由于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内在逻辑，社会科学不能不受惠于起先作为人类智慧之总汇的哲学。但是，在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开始了对哲学(实际上是某一种或某一类哲学)的反抗。“我们能够对人类的本性、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各种精神力量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制度进行理智的反思，这一想法至少同有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这些智慧果实要么以启示的形式呈现出来，要么就是对某些永恒真理所作的理性演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智慧的后裔，不过它乃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后裔，或许经常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后裔，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
哲学与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结构以及现代知识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有些悲壮的过程。在与中世纪、与宗教的对抗中，哲学曾经是世俗权力和世俗知识的最有力的袒护者和避难所，启蒙哲学乃至整个近代哲学把催生现代文明当成自己的最高使命。“近代知识结构主要是在哲学院里(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在法学院里)确立起来的。无论是文科领域的从业者，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都纷纷涌入哲学院，并在那里建立起多元化的自律学科结构”(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页。)。但是，古典哲学的总体性、综合性和思辨性的范式，在一定的时期和程度上又妨碍了近代以来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的趋向，因此，激起了近代知识和学科的普遍反抗。
对哲学的反抗，首先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十七、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主要衍生于天体力学的研究。起初，当人们试图确立对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时，他们并未将科学和哲学加以区分，即使是在对这两个领域进行区分时，他们也把两者看成是共同探寻世俗真理的同盟。然而，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视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也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以前，两个知识领域的分化业已失去了它们原先作为两个‘独立而平等的’领域的意义，而开始着上一层等级的色彩，至少在自然科学家眼里是如此：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到十九世纪初，科学终于大获全胜，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得到反映。人们把不带限定性形容词的‘科学’一语主要地(而且经常是惟一地)与自然科学等同了起来。迄今为止，自然科学一直都在竭力地为自身争取与另一种称为哲学的知识形式完全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社会思想上的合法性，而上述事实则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这种努力达到了顶点”(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7页。)。
受自然科学胜利的影响和鼓舞，哲学领域内也出现了新的转变，出现了反抗传统哲学这种立场的坚定的支持者和精神代言人，这就是所谓实证哲学或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作为哲学阵营中的革命者，成为知识学科化和专门化的旗帜和象征。而实证哲学最直接、最重要的目标和成果，也许就是社会科学的独立。
实证哲学的创始人孔德，同时也就是广义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孔德提出了有名的人类思想发展三阶段规律和科学分类的思想，这是其实证哲学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思想的提出正是为确立广义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独立地位提供了哲学依据。孔德认为，人类思想的进步呈现为三个阶段依次叠进的过程，第一阶段是“神学”，人们用神灵来解释世界；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在这一阶段，所谓“本质”或“本质真理”取代神灵成为解释世界的原则；第三阶段是“科学的”即实证的阶段。到了这一阶段，科学逐渐渗透一切人类思想，包括人类自身行为的分析。与这个三阶段规律相联系，孔德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分类思想。他认为，三阶段规律只有与科学分类相相结合，才有严格而实际的意义。在他看来，科学可以区分为六门学科，它们呈现为“不变的序列”，这六门基本学科就是数学、天文、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孔德强调说：“第一门必然作为独一无二的出发点，最后一门是整个实证哲学的惟一基本目标。”(注：孔德：《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页。)孔德把使社会研究获得实证性或科学性看做自己的使命。在他看来，真正科学的社会学或社会科学就是关于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社会科学逐渐成熟，其反对“哲学”的声浪也越来越高。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独立于哲学”被标示为社会科学获得“解放”的重要纲领，被看做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规定。迪尔凯姆还说：“社会学的这种解放，对于哲学本身也极为有利，因为只要社会学家没有充分地摆脱哲学的影响，它就只能从社会事物的最普遍的方面，即从同宇宙间的其他事物极其相似的方面来认识社会事物。即便处于这种状态的社会学能够用新奇的事实注释哲学，那它也不可能用新的观点来充实哲学，因为它丝毫不能给研究对象增添新的内容……社会学随着自身的日益专业化，便能为哲学的反思提供更为独特的材料。”(注：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2～153页。)
从孔德到逻辑实证主义，一直保持着反哲学的立场，实证哲学及其反哲学的态度有着明确的科学化(包括社会科学的“科学化”)的背景和指向。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卡尔纳普曾经多少有点极端地说：我们不是一个哲学流派，而且我们并不提出任何哲学问题。实际上，实证主义也是一种哲学，它的“拒斥形而上学”的纲领表明，它反对的是一种旧哲学，一种从先验原则出发来推导所谓事物本质的思维习惯，对这种旧哲学、旧的思维习惯的拒绝，的确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符合当代社会对社会研究的要求。
二、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实质与问题
孔德、迪尔凯姆等社会科学家所倡导的作为科学的社会研究及其客观、实证的方法，与自古希腊以来的社会哲学相比，的确有着鲜明的区别。自柏拉图一直到18世纪，人类都没有摆脱从先验的人性原则或所谓道德真理出发来臆想和构造社会理念的思维模式。“18世纪以前的哲学基本上受一种软弱无力的社会观的支配：社会不是被规定为世俗制度和过程的客观结构，而是自私力量和自然状态的个人对现代国家和政治义务形成的自愿默认的产物。强调人性是人类社会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导致了这样的社会观：社会是一种内在的超历史过程的表现”(注：艾伦·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以前的社会哲学家“往往对社会实际上是什么样并不大关心，而更关心他们认为社会应该是什么样”(注：伊恩·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5页。)。
促使近代社会科学走向“科学化”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力量。首先，从表层来说，是自然科学的影响，表现为社会研究模仿和学习自然科学方法的努力和要求。其极端形式是早期社会科学家，尤其是J.S.穆勒的科学统一观。我已经在一系列著述中对此作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注：参见拙作《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概观》，《哲学动态》1987年第2期；《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7～9、127～135页。)。
其次，是对现代社会本身的深刻变革及其知识要求的反映，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曾对社会科学与现代性或现代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探索和分析。在传统社会中，也就是专制性的、等级制的贵族社会、军事社会中，真正的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既不需要更不可能。一方面，那时的社会变化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因此，不需要专业的社会科学家来研究社会；另一方面，在根本的意义上说，科学总是与专制相对的，在专制社会或政治社会中不可能发展出作为“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之一的社会科学。正是现代社会的发育及其功能性需要，决定着社会科学的性质和认识取向，决定着社会科学的具体的研究方法。现代社会结构不断发育、分化，社会的职能越来越丰富，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情形，决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问题研究”的取向，决定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客观的经验分析或定量研究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手段。这正是现代社会科学与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哲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社会科学的产生，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及其对组织、结构和秩序的要求(注：参见拙作《社会科学方法》，第9～32页。)。
最后，社会科学作为新的思想方法与学术类型，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是根本对立的。社会科学对哲学的反抗，与其对客观性和经验性的追求是一致的。恩格斯曾经在探讨社会制度的现实基础时强调：“一切社会变迁和真正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7～618页。)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哲学”就是指无视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单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推演历史的旧的形而上学。迪尔凯姆明确地把客观性界定为其“方法准则”的第二个特点，他认为，“独立于哲学”是保证社会研究客观性的前提。当然，也只有贯彻了客观性才能保证社会研究对哲学(即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独立性。迪尔凯姆说：“社会学无须使用那些使形而上学者们发生意见分歧的重要假说。它既没有必要肯定自由，又没有必要肯定决定论。它的全部要求，是叫人们承认可把因果律的原理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而且，在社会学上这一原理不是作为一种合理的必然性，而只是作为一种经验的公设。”因此，“社会学不是其他任何一门科学的附庸，它本身就是一门不同于其他科学的独立的科学”(注：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152～156页。)。
当然，也不能说现代社会科学的“科学化”没有问题。但是，现代社会科学在建制化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不在通常批评的“科学化”或“自然主义”上。社会科学诞生初期的确存在对自然科学的简单模仿。即使在迪尔凯姆那里，关于因果律的普遍性和经验性的论断和主张，也是基于其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普遍应用。他说：“因为因果定律已在其他自然的领域里得到证实，即其作用范围已逐渐由物理-化学世界扩大到生物学世界，进而由生物学世界扩大到心理学世界，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把它用于社会学世界也同样是恰当的。”(注：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153页。)但是，应该说，到了迪尔凯姆等人这里，已经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以及两种知识比较的可能性有了充分的认识。迪尔凯姆曾经指出生物社会学家的错误，就在于试图从生物学的规律中推导出社会研究的规律。他强调这样的推导是毫无价值可言的(注：参见爱弥尔·涂尔干《社会学与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现代社会科学“科学化”的主要问题是其“社会学主义”。“社会学主义”的产生有强调社会科学独立的涵义，但是，在对独立性的追求中，为了避免陷入心理主义和对自然科学的单纯照搬，社会科学选择了“整体论”和“社会性”的路径。迪尔凯姆同样把这一点规定为其“方法准则”的重要方面。他说：“我们把社会事实看做物，即是把它们看做社会的物。这是使我的方法成为社会学的专门方法的第三个特点。”(注：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155页。)迪尔凯姆认为，不能把非社会科学的概念，即心理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用于社会科学的解释。一种社会事实只能以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集体进化”即社会进化的主要原动力存在于社会内部环境，不能把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简化或还原为心理现象或机体的自然过程(注：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156页。)。迪尔凯姆曾直接对“个体主义社会学”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说：“个体主义社会学只是把物质论的形而上学的旧原理运用到社会生活之中而已。它所坚持的原则就是通过简单解释复杂，通过低等解释高等，通过部分解释整体，所有这些都充满矛盾……我们必须通过整体特有的属性来解释现象是整体的产物，通过复杂来解释复杂，通过社会来解释社会事实……这是科学研究所能遵循的惟一途径。”他还说：“如果有人把个体表现生活所独有的特性称为精神性，那么他们就应该把社会生活定义为超精神性。这里，我们指的是一切构成心理生活的特性都可以从社会生活中找到，不过，它们还会被提升为一种更高的力量，并通过这种方式构成一种全新的东西……由此为科学开启的新的世界，要比其他所有世界都更为复杂；这不仅仅是用模棱两可的术语来构想的低等研究领域，而是一种尚未引起疑问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的领域，单靠低级的分析方法，我们根本无法发现这一领域的规律。”(注：迪尔凯姆：《社会学与哲学》，第29～33页。)
从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实际来说，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社会科学对整体性和社会规律的探求，但是，对社会规律的把握，不能取代对现实生活中人的感受、目的和意志的了解。在实际的社会决策中，固然我们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社会的总体趋势和社会秩序中，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具体行为主体的需要和愿望。也许可以说，对行为主体真实愿望和社会细节的关注，构成目前社会科学中众多新的思想流派和方法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更高文明程度的一个象征和需要。
三、社会科学的开放性与哲学的复兴
可以说，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及其在实证哲学上的表达，是社会科学建制化时期的特点。但是，在社会科学逐渐形成自己的建制和风格的同时，也一直存在否定社会科学独立性的力量；而且，伴随社会科学疆域的扩展，其无知之域也在同步、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展。这样，“开放”社会科学，成为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的新的努力，其实际的意图无非是使社会科学与其他知识和文化形式之间重新展开对话，哲学的复兴无疑是这种对话意识的表达和表现形式。目前，复兴哲学的努力，具体说来，包括三方面的力量。
首先，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意义”的发现和强调，是否定社会科学“科学化”和复兴哲学的一个主要理由，这种否定性观点往往被称之为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流派或解释性社会科学。
对社会行为中的意义，可以做出三种方法论选择。第一种选择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亨普尔和奈格尔等人的极端方式，认为科学必须是价值中立性的，必须坚持事实陈述和价值陈述之间的严格区别，由此而完全否定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资格。第二种选择，在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彼得·温奇那里得到极端的表现。温奇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一书中，强调“有意义的行为”是社会研究的中心课题，致力于分析和揭示“社会”这个概念的特殊的“逻辑语法”，以便表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研究之间的根本区别和逻辑不相容性，但是，结果同样否定客观的、普遍的、规律的社会科学。第三种选择，表现为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米德的象征互动论、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等思潮。它们重视社会的细节，重视个体对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的切身感受，这些流派和思想对社会科学的具体实践产生了有益的影响。目前，“专门从事教育、护理、医药、法律、心理治疗、咨询和心理学等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来越意识到解释性研究模式的重要性”(注：马克斯·范梅南：《生活体验研究》英文版再版前言，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不过，在这里必须强调，虽然不能忽视社会生活的价值层面，也不能否定或无视人的个性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但是，完全把社会关系等同于价值关系，仅仅从精神性和价值性的角度来界定人的社会行为乃至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用个人的行为或个人对个性的追求来否定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否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对个人的超越性，是明显有局限性的。
其次，社会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现代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要求社会科学有新的视野和方法。
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全球交往的扩展，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地区研究乃至全球范围的社会研究得以兴起，社会科学的学科边界模糊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华勒斯坦说：“1945年以后的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便是出现了一个称为地区研究的领域，它是一个新的制度性范畴，用于把多方面的学术工作集合在一起。”所谓地区是指一个大的地理区域，它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诸多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地区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对传统的学术体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是，华勒斯坦由此否定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他说：“当人们研究社会体系时，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分科是毫无意义的。”(注：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华勒斯坦甚至还否定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他说：“多学科研究看起来是超越固有的学科规范，可是在实践上，它往往只是强化了固有学科的存在。因为多学科研究——把各种独立的学科知识合并起来——这概念，本身就预设了学科分类的合法地位，并赋予了这种分类法意义，因而其背后不言而喻的信息就是学科知识可以个别独立地存在。”华勒斯坦强调：“历史社会科学应是一门单一学科，现存社会科学的一组分门别类的‘学科’，是没法获得足够学术理据支持的。即使把历史社会科学分割为不同的学科可能具有启发性，但仍没有足够理由要我们相信这些分割的学科要采用现在的‘学名’。”(注：华勒斯坦：《超越年鉴学派》，参见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2、223页。)
如前所述，社会科学产生、存在及其建制化的根本理由，就在于说明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世界，甚至可以说是现代世界发展的产物和条件。但是，既有的学科并不是一堆僵死的知识和概念，而是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一种切入不断变革的现代世界的角度。全球化的时代无疑比以往的世界要复杂得多，因此，我们需要综合性的观念和超越单一学科边界的努力，需要复兴哲学，需要哲学的抽象力和整体地把握社会历史的能力。但是，如果由此否定充分发展了的、专业化的当代社会科学，让“世界体系理论”这种“单一学科”取代当代社会科学的多样的学科和观念体系，那么，除了满足个别人的虚荣心以外，对于当代社会的思想和学术机制来说，也许是灾难性的。当代社会的文化和学术是一个交流和对话的体系，任何单一的学科和个人都很难说真理在握。正是这样，我们才需要“开放”社会科学。
最后，社会科学的专门化和学科建制与社会对公共知识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也往往成为否定社会科学和复兴哲学的一个理由。
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为学科独立和专业化分工的格局。这种局面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分工、大学设定学科的需要等等，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社会科学在自身建制化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职业标准的独特性、专业语言和理论体系的统一性以及研究调查的客观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造成了与公众的隔膜。以美国学者罗伯特·N·贝拉为代表的把社会科学改造成“大众哲学”的倡议，是专业化社会科学危机的反映(注：关于贝拉的主张在社会研究领域的影响，参见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第八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贝拉写道：“狭隘的专业社会科学，它的性质是专业化的，各个专业学科不承认整体知识或者超越其严格限定领域的整体的任何一部分知识……狭隘的专业社会科学，尤其以最简化的形式出现，确实会否认任何整体的存在。它可以推出一种极端的唯名论，把社会看成一批迥然不同的个人和集体，既缺乏共同的文化，也没有统一的社会组织。”因此，贝拉提倡“一种带哲理性的社会科学”，认为作为“大众哲学”的社会科学是“一种建立在专心致志于真正传统基础上的社会科学”。贝拉还强调说：“关心整体并不意味着把来自各个专业学科的事实加在一起。这类事实只有依据一种能包括各专业学科、又能形成一种整体概念的参考系统来加以阐述才会变得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概念不一定能简单地从寻常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中形成。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所涉及的知识不只是来自邻近学科的有用见识，而是完全超越学科界限的。”(注：贝拉：《为新的现实构筑新的框架——作为大众哲学的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如何保持专业社会科学与公共知识之间的张力，这在目前后现代话语关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讨论中是一个重要而普遍的课题。著名后现代思想家齐格蒙·鲍曼，在阐述知识分子或知识者在从现代的“立法者”到后现代的“阐释者”这一立场和角色的转换时说：“‘知识分子’一词乃是一声战斗的号召，它的声音穿透了在各种不同的专业和各种不同的文艺门类之间的森严壁垒，在它们的上空回荡着；这一个词呼唤着‘知识者’(men of knowledge)传统的复兴(或者，可以说这一词唤起了对于这一传统的集体记忆)，这一‘知识者’传统，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统一。”(注：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后现代社会学方法论的倡导者史蒂文·塞德曼，把社会学理论与公众话语的分离看做是目前社会学危机的根本原因。他说：“社会学理论这种日趋严重的与世隔绝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样的事实：理论家们根本不使用广泛的公众语言；这个学科文化的传统和关注焦点使得他们的思想既不能让普通大众接近，也与日常生活中讨论当下道德、政治事务的方式无关。令人沮丧的是，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社会学理论几乎无人去读。”因此，他设想一种社会学：“既保持概念分析和经验分析的丰厚传统，同时又恢复其公共角色和公共权威”(注：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第2页。)。强调社会研究对社会整体的关心，强调哲学和人文科学对于社会科学的支持和补益作用，强调社会科学家的公共责任和道德关怀，对于更好地发挥社会科学的社会作用，的确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以社会的整体性为由，完全否定社会科学的专业化，甚至否定跨学科的研究；以社会科学的道德责任和人文关怀为由，完全否定社会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则是一种倒退的观点。这对于实际的社会研究实践来说是没有现实性的，对于人类文化和精神的发展来说也同样是无益的。
到底如何改进专业社会科学与公众话语的联系，真正发挥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公共责任；如何把握哲学(以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知识和方法论上的建构关系，是具有重要文化和理论意义的大课题，关涉着社会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关涉着学术的整体格局，需要另加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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