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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全祖望《宋元学案·水心学案》按语说：“乾（道）淳（熙）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其间，遂称鼎足。”关于朱熹道学与陆九渊心学以及叶适的永嘉事功学派三者之间的关系，朱、陆的论争如鹅湖之会等，是人所熟知的，而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却一向少人论述。拙著《叶适与永嘉学派》一书曾提出叶适早年与晚年对朱熹道学的态度有所不同，有人则认为叶适一贯反对朱熹，有所质疑。〔1〕因此再抒管见，予以详细申述，并请批评指正。
一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南宋时期温州瑞安（后迁居永嘉人），孝宗淳熙五年进士，官至宝谟阁待制、江淮制置使，著作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序目》等，是永嘉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1130—1200），字元晦，学者尊称晦翁。徽州婺源人，后迁居福建建安。高宗绍兴十八年进士，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著作众多，是道学派领袖。
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叶适任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这时朱熹与林栗发生政治学术论争。先是朱熹与林栗议论北宋邵雍的先大象数不合，林栗斥邵雍“不知而作”， 而朱熹则推崇为“精密微妙”〔2〕。这年，朱熹为丞相周必大推荐，由江西提刑召为兵部郎官，因足疾未能视职，林栗正任兵部侍郎，乘机以政治手段打击朱熹。参劾朱熹“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傲睨累日，不肯供职”。〔3 〕叶适虽不是御史之类的言官，却上书为朱熹辩护：
臣窈见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职间，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论怪骇，莫测其故。……暨栗劾奏熹文字传播中外，臣始得以始末参验，然后知其言熹罪，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利富所系，不独朱熹，臣不可不力辩。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传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4〕。
叶适认为，“谓之道学”是“阴废正人”的手段，是打击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稍慕洁修”的士大夫。斗争结果，林栗贬为泉州知州。朱熹乞祠，除直宝文阁主管嵩山崇福寺。
绍熙五年（1194）六月，孝宗病亡，因其子光宗不主持丧礼，引起宫廷政变，赵汝愚与韩侘胄拥立光宗次子赵扩为帝，是为宁宗。叶适因参与其事，升为国子司业。不久，赵汝愚进位右丞相，与韩侘胄争权。赵引朱熹自助，将朱由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升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为了打击韩侘胄，在经筵侍讲时向宁宗面诉孝宗葬地不吉利，要求改葬。同时，指使门人詹元善（体仁）和叶适到左丞相留正府中争论此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考异”条说：
会治山陵于绍兴，朝议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会朝士议于其家。刘（德秀）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则太常少卿詹休仁元善、国子司业叶适正则先至矣。……二人方并席交谈，扯臂笑语，刘至，颜色顿异。须臾，留相出，詹、叶相顾厉声而前曰：宜力主张绍兴非其地也，……有蔡元定（蔡季通，朱熹大弟子）深于郭氏之学，识见议论无不精到，可决也。
和叶适一起去相府的詹元善体仁，是叶适早在太常寺的同事兼好友。叶适《中奉大夫直龙图阁司农卿林（湜）公墓志铭》说：“余昔与公及詹元善，同在太常，续炬纵语。”这位詹元善体仁又名张体仁，是个道学观点极端顽强的人士。淳熙十三年陈亮与朱熹进行“王霸义利之辩”时，陈亮《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说：“比见陈一之国录说：张体仁太博为门下士，每谈亮与门下书，则怒发冲冠，以为异说。每见亮来，则以为怪人，辄舍座不与共坐。”〔5〕
这两次政治斗争，叶适都站在朱熹这边，而且和张体仁这样一个道学观点非常顽强的人“续炬纵谈”、“扯臂笑语”，可见叶适和朱熹等道学人士的关系是亲密的。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叶适走上仕途，有赖道学人士的提携；叶适的学术思想，则源出于洛学，与朱熹等道学人士同一渊源。叶适之发解和参加省试，均得道学人士吕祖谦的照拂，〔6 〕高中进士第二名，走上仕途。
在学术思想渊源上，永嘉学派源出于程颐的洛学。叶适最密切的友人是陈傅良。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学者称止斋先生。温州瑞安县人。他是同郡薛季宣、郑伯熊的学生。薛季宣是永嘉事功学派的创始人，但其学出于程门弟子袁溉。陈亮说：“吾友陈傅良君举为余言：‘薛季宣士隆（亦作士龙）尝从湖襄间所谓袁道洁（袁溉之宇）者游，道沽盖及事伊川’”。〔7〕郑伯熊则私淑于北宋周行己， 周行己是程颐早期的学生，是个将伊洛之学传播于温州的学者。郑氏在南宋前期洛学受压时，亦曾“首雕程氏书于闽中”，〔8〕因此， 叶适的学术渊源与朱熹是相同的，朱熹是程颐再传弟子李侗的门人。
同时，叶适青年时期在金华一带“游学”，又曾受教于吕祖谦。叶适《月谷》诗云：“昔从东莱吕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9〕。 以后，曾多次写信向吕氏请益。《叶适集》中今天虽只保存给吕氏的一封信，但也可见端倪。叶适《与吕丈书》说：“去冬之书，辄自陈道。大抵以乍出坑谷，忽见天地日月，不觉欣跃惊诧，过于高快。自接报赧，盖用力其间，乃知天地尽大，日月尽明，缉熙工夫无有穷已……向时平实之语，乃今始知味矣。更惟有以进之，不胜颙俟。〔10〕这说明叶适是受过吕祖谦较深影响的。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金华县人，他是与朱熹、张栻齐名的道学家，他曾和朱熹合著《近思录》，帮助朱熹写作《伊洛渊源录》。
由上述这些因素可知，叶适早年既是朱熹、赵汝愚政治集团中人士，思想上又受到洛学的较深影响，这在他学术思想上也有所反映。例如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非常尊崇《大学》、《中庸》，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或称《四子》），使与《五经》并列。朱熹说：“《四子》，《六经》之阶梯”〔11〕。叶适当时也很推崇《大学》和《中庸》。他说“《大学》之说备矣，始止于善，终明于德，不待外物而自为正。……孔氏没百有余年，子思、孟轲继之，其说自亲亲敬长之心达之于天下，虽匹夫匹妇可以能行焉，而不若此其备也。”〔12〕这些话完全像个道学家的口吻，也说明叶适早年并未摆脱洛学的影响。
最近笔者撰成《叶适年谱》承邓广铭先生赐寄《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下简称《文粹》）的叶适三篇佚文中有关“道”和“物”、“知”和“学”的观点，与叶适晚年所写文章的观点有所不同，可以窥知叶适早年思想与朱熹道学思想的有其近似之处。
《文粹》一书，据邓广铭先生考证，当刊刻于叶适死后的理宗在位之后期。〔13〕此时，理学如日中天，极为兴盛。所以书商刊刻《文粹》，亦选一些与理学思想相近似的叶适文章。这倒便于使我们知道这三篇佚文是叶适早年的作品，更可证明他早年仍未能摆脱吕祖谦、郑伯熊的影响。
如三篇佚文中之《君子学道则爱人》，叶适有“道超于形器而备于全体”一语，这和他晚年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14〕有些不同。永嘉学派自薛季宣提出“道则常存于形器之内”后，〔15〕他的学生陈傅良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器便有道，不是两样”。〔16〕叶适晚年是服膺并坚持薛、陈这一“道在形器之内”的观点的。
又如知和学的问题，叶适晚年强调学而知之，反对二程、朱熹的“圣人生而知之”的说法。叶适在晚年所写的《叶岭山房记》中说：“夫书不足以合变，而材之高下无与于书，此为不知书者言也。使诚知之，则非书无以合变，而材之高下，固书之浅深系焉。古之成材者，其高有至于圣，以是书也”。〔17〕他认为人的才能高下决定于教育。可是这三篇佚文中之《夫子毋意必固我》，就有“虽圣人生知天纵，其于道体不假修为，至其积习成德。或者私念入以为主，则亦有专精固滞之病随之。圣人之心，广大无物，顾以是病窒于其中，求其合彼我一涂而廓然于大同之域亦且难矣，而况学者之去圣人，等伦相绝之甚”，这里承认“圣人生知天纵”、“学者之去圣人，等伦相绝之甚”，与上面晚年所说“其高有至于圣，以是书也”，就有所不同。可见叶适早年思想是有与朱熹道学思想相通之处。
可是，事实是错综复杂的。年长叶适20岁的朱熹，门户之见森严，他始终认为叶适思想与他有某些分歧之处。早在淳熙十二年（1185），朱熹在答陈亮的一封信中谈到叶适，“正则闻甚长进，比得其书，甚久不曾答得。……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18〕绍熙五年（1190）叶适在荆州任湖北安抚司参议时，因闲暇无事，读佛经数千卷，其间曾致书与朱熹，朱熹答书说：
……世衰道微，以学为讳，上下相徇，识见议论日益卑下，彼既不足矣。而吾党之为学者，又皆草率苟简，未曾略识道理工夫次第，便以己见抟量凑合，撰出一般说话，高自标置，下视古人。及考其实，则全是含胡影响之言，不敢分明道着实处。……如来书所谓：“在荆州无事，看得佛书，乃知世外瑰奇之说，本不能与治道相乱，所以参杂辩争，亦是读者不深考尔。”此殊可骇，不谓正则乃作如此语话也。〔19〕
叶适致朱熹书，因己失佚，无法知其究竟，但叶适在同年十一月为友人范仲艺所作《觉斋记》，似可见叶适之意是：“夷夏之学，不可以有乱也。”〔20〕朱熹虽是援佛入儒，又是辟佛的，所以对叶适来书所说“（佛教）本不能与治道相乱”，表示不安。而此信值得注意的是“吾党之为学者”。这表明朱熹承认叶适是“吾党”之人，不过论说稍有分歧尔。所以南宋时学者大都认为叶适与朱熹“犹是同中之异”。 〔21〕
二
叶适批判、反对朱熹理学是在他的晚年，也就是59岁罢官回到永嘉之后。这时叶适经过长期的社会政治实践和悉心研究经史之后，认识到道学的错误，并使自己的事功思想体系正式形成。因叶适少年家道贫寒，16岁就在温州乐清县白石小学塾教授童蒙，20多岁“游学”婺州，以谋生计。到他29岁考中进士，家庭和个人生活才免受冻馁。丁忧服满后于32岁出仕，59岁罢官回永嘉，中间还有两次贬斥和大病，他的前半生可说忧患频仍，实无暇专心读书。直到他晚年回永嘉老家后，才“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以吕氏《文鉴》（即《宋文鉴》）终焉”〔22〕。写了《习学记言序目》，开始对道学作深入的批判。所以，这部《习学记言》被南宋后期道学家真德秀目为“此非记言，乃放言也”〔23〕，认为是狂妄的言论。
叶适晚年对道学的态度大大改变了。他在《答吴明辅书》中说：
垂谕道学名实真伪之说。《书》……言学修而后道积也。《诗》……言学明而后德显也。皆以学致道，而不以道致学。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24〕
从此信可以看出叶适晚年对朱熹道学的态度和早年有所不同。过去他认为道学之名，“郑丙倡之，陈贾和之”，意在“阴废正人”，打击“稍慕洁修”的士大夫。现在知道是实创自朱熹等道学家自己，意谓自己是继承孔孟道统，故能以道致学。他批评朱熹这种说法不合于古代圣贤以学致道的本旨。
叶适晚年反对朱熹道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二：
一、经过长期的社会政治实践和参加开禧北伐后，政治关系上与道学集团逐渐疏远。
叶适是一贯主张抗金的爱国学者。早在淳熙十四年任太学博士时，曾向孝宗上书说：“人臣之义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指徽宗、钦宗被俘死在金国）未报，故疆之半未复。”〔25〕朱熹早年也主张抗金，但以后却逐渐消沉忘却复仇之义了。朱熹向孝宗所上的《戊申封事》提到当前六项急务，唯独没有讲到抗金和恢复失地。反说：“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26〕而叶适则始终主张抵抗外侮，在晚年的《习学记言序目》中还说：“今日存亡之势，在外而不在内。”〔27〕正确地认识到在当时形势下，只有认真做好抗战准备工作，恢复中原，才能救北方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也能减却南方人民向金贡纳岁币之苦。
嘉泰元年（1201）韩侘胄筹划北伐，为了团结朝野人士，“伪学”党禁开始松动，叶适被任为湖南转运判官，他大病初痊，即赴长沙上任。次年党禁正式解除，过去因伪学罢官的，一律官复原职，已死者追赠原官。朱熹已于庆元六年（1200）病死，亦追赠原官。叶适改任泉州知州，因叶适向有“大仇未复之言”，很受韩侘胄重视，不久即升任兵部侍郎，开禧二年四月改任吏部侍郎。这场北伐战争初期获胜，后因四川吴曦叛变，宋军失利。同年六月，金兵进犯淮南，长江下游地区告急。叶适虽然不同意韩侘胄草率用兵，曾提出“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的战略方针，不为韩侘胄采纳。但大局危急，叶适带病出任建康府（今南京市）知府兼沿江制置使，负责长江下游防务。这期间，金兵前锋一度进抵建康北岸，城中震动。叶适沉着处置，一面妥善安顿难民，一面招募健儿配合官兵进行夜间偷营劫寨，终于迫使金兵北辙。接着他改兼江淮制置使，在江北建立堡坞多处，安辑流民，屏障建康，对南宋国防作出重大贡献。
这年十一月，礼部侍郎史弥远勾结皇后杨氏和皇子赵侂严等人，阴谋杀害了韩侘胄，向金求和，使开禧北伐以失败告终。史弥远为巩固自己权势，保持苟安局面，将大批支持北伐的爱国官员予以罢官或放逐，叶适亦被免职。同时，则大批引用道学人士，道学大盛。朱熹赠官赐谥，配享孔庙，这些都说明叶适后期在政治上与道学集团关系疏远，彼此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了。
二、注重事功的永嘉学派和强调义理的道学派的对立，终使叶适晚年批判道学思想。
上面讲过，朱熹是崇奉邵雍的《易》学象数之学的。其学出于北宋建国初年的方士陈抟，陈得道家修炼之图，创为太极、无极、河图、洛书、先天、后天等说。周敦颐因其说而稍变易之，著《太极图说》。邵雍精于数又稍变易之，著《皇极经世书》。朱熹著作《周易本义》，篇首冠有九图，又作《易学启蒙》，说明图书之义。他认为“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28〕叶适对朱熹等奉为“宗旨秘义”的“太极”提出批评说：
“易有太极”，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按卦所象唯八物，推八物之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孔子以为未足也，又因《彖》以明之，其徽兆往往卦义所未及。……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传《易》者将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又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则文浅而义陋矣。〔29〕
这里，叶适指出朱熹等道学人士所谓渊源于《易》的“太极”，是孔子著作中没有的，是杜撰。并认为道学人士将《易》作为孔子所著，本身就有错误。他说：“言‘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亦无明据。《论语》但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而已。’《易》学之成与其讲论问答，乃无所见，所谓《彖》、《象》、《系辞》作于孔氏者，亦未敢从也”。〔30〕今天，《十翼》非孔子所作，已成定论，历史证明叶适之说是正确的。
叶适早年对朱熹、二程是尊敬的，可是晚年则直斥二程之说为非。例如《习学记言序目》中《礼记·大学》说：“程氏言：‘格物者，穷理也’。……若穷尽物理，矩矱不逾，天下国家之道已自无复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疑程氏之言亦非也。”
二程、朱熹为了使自己心性之说得到正统地位，他们利用唐代韩愈、李翱等人所创造的道统说，加以修改，谓古代圣贤之道，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递传至孔子，孔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二程吹嘘自己兄弟得孟子之传。朱熹则在孔子与子思之间加进曾子，并自谓继承二程之学。他们利用道统说的目的，以正统自居，借此作为排斥其他儒家学派的手段。叶适则明白指出：“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31〕道学家主张曾子传孔子之道，其依据是曾子以忠恕释孔子一贯之道（《论语·里仁》），及临死对孟敬子言君子所贵之道（论语·泰伯》）。叶适认为曾子重内轻外，执精略粗，于孔子一贯之道不合。他说：“余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32〕又说：“按曾子殁后，语不及正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不可也。”〔33〕叶适的批评确是合情合理的。
最后，叶适认识到道学的心性之说很多来自佛学思想。叶适揭露二程将佛学思想引入儒学说：“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儒释并驾，异端会同。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敦颐）、张（载）、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佛、老甚久……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34〕朱熹也是吸取佛学思想来丰富自己的心性之说的。他承认：“某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35〕所以佛教学说对他影响颇大。他的《伊洛渊源录》就是仿照真宗时编写的禅宗史《景德传灯录》写的。
叶适认为二程、朱熹授佛入儒的做法，是混乱了儒学的本旨。他说：“佛之学入中原，其始固为异教而已，久而遂与圣人之道相乱。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胜之，卒不能有所别异又自同于佛者，知不足以两明而学失之略也”。〔36〕指责二程、朱援佛入儒的做法是“中国之人实自乱之也。”
在南宋洛学盛行之时，叶适早年在思想上受其影响，在政治上有过联系，因此彼此思想有近似之处，这是事实。但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政治实践和悉心研究经史，终于在政治上彼此疏远，在思想上认识到道学的错误及危害。叶适晚年对道学所作的批判，深中其弊，诚如现代经学史家周子同先生在《朱熹与当代学派》中说：“按初期浙学，如陈亮之粗疏，陆傅良之醇恪，其功力与辨难，自非朱熹之敌。但自叶适之《习学记言》出，不仅与朱、陆二派鼎足而三，而且有将破坏朱氏全部哲学之势。”〔37〕这是中肯之谈。
注释：
〔1〕何隽：《叶适与道统》，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论文， 第17页。
〔2〕《朱子大全》卷三七《答林黄中》书。
〔3〕《宋史》卷三九四《林栗传》，同书卷四三四《叶适传》。
〔4〕《水心文集》卷二《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
〔5〕《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下列《陈亮集》增订本， 均省去“增订本”三字）。
〔6〕《陈亮集》卷二七《与吕伯恭正字书》：“廷栻揭榜， 正则（叶适）、居厚（徐元德）、道甫（王自中）皆在前列。自闻差考官，固己知其如此。……正则才气俱不在人后，非公孰能挈成之。”
〔7〕《陈亮集》卷二三《伊洛礼书补亡序》。
〔8〕《攻媿集》卷九五《陈傅良神道碑》。
〔9〕《叶适集》卷六。明招山在婺州武义县， 吕祖谦曾在此教授生徒。
〔10〕《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七。
〔11〕《朱子语类》卷一○五。
〔12〕《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七《进卷·大学》。
〔13〕《陈亮集》卷首《陈龙川文集版本考》。
〔14〕《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皇朝文鉴一·四言诗》。
〔15〕《浪语集》卷二三《答陈同父书》。
〔16〕转引于《朱子语类》卷一二○。
〔17〕《叶适集·水心文集》卷十。
〔18〕《朱子大全》文三六《答陈同父》（第七书）。
〔19〕同书之五六《答叶正则》（第四书）
〔20〕《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九。
〔21〕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九四《赵虚斋注庄子内篇序》。
〔22〕《习学记言序目》附录孙之弘序。
〔23〕《四朝闻见录》甲集《宏词》。
〔24〕《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十。
〔25〕《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五《上殿札子》。
〔26〕《朱子大全》文十一。
〔27〕《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三《唐书六·列传》。
〔28〕《朱子语类》卷九四。
〔29〕《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周易四·系辞上》。
〔30〕同书卷三《周易三·上下经总论》。
〔31〕〔34〕同书卷四九《皇朝文鉴三》。
〔32〕〔33〕同书卷十三《论语》。
〔35〕《朱子大全》文三十《答汪尚书》（第二书）。
〔36〕《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九《李氏中洲记》。
〔37〕《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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