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迫害致死中国劳工近千万（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侵华战争论文,中国劳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战俘数量众多，但多数下落不明
中国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出兵千余万人，伤亡达700 万人（注：按孟国祥、张庆军合著《关于抗日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数字问题》一文，载于1995年《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所做研究为国民党军队伤亡3650405人，中共军队584267人，两者共4234672人。）， 但国民党的资料缺被俘人数，仅列失踪130126人。中共于1946年和1947年所公布的华北解放区被日军俘虏军民2760227人（注：其中133147人为中共部队。 ）。至于日军在华中华南作战俘虏国民党战俘自应多于中共战俘。按八年抗战中，有24次大会战（包括1940年夏秋之交彭德怀领导发动的八路军之“百团大战”及1944年以中国军队为主的缅甸会战）。据日本军方资料在10次战役中共俘虏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分列于下：
武汉会战俘虏9581人；江北（鄂西）会战俘虏23214人； 浙赣会战俘虏8564人；江南（湘北）会战俘虏4279人；常德会战俘虏14025人； 洛阳会战（“一号作战”）俘虏18807人；河南战役俘虏2109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俘虏111300人；衡阳会战俘虏13300人；桂林会战俘虏13151人，总计俘虏218330人。（注：以上根据《日军对华作战纪要》，台北国防部史政局译，1987年至1991年出版，第1、2、5、9、10册。）
这20余万人的下落如何？我们未闻日本在华中华南设有战俘集中营，自淞沪战役（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始， 日本对中国俘虏一律戮杀。战役中我军70万官兵在日本军舰巨炮的不断的轰击及飞机坦克车攻击下，浴血苦战3个月，死伤过半。日本军方公布的伤亡为40672人（注：其中阵亡9115人，负伤31257人。）， 但为何未提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也未提曾俘虏我军。请问中国军队死伤30万人，能够没有俘虏吗？
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后，进行史无前例的屠杀与奸淫。下面引证日军官方的谎言：
“当时的日本军判断防卫南京附近的中国军约有10万名，于昭和12年12月18日‘中国军的遗弃尸体不下于八九万名，俘虏达数千名’，但于翌年1月却估计‘中国军的损害（伤亡者）约8万名，其中遗弃尸体约53874名’。”
除日本外，中外任何报道南京战事，未闻有如此剧烈的战斗。日军12月10日开始攻城，12日晚中国军决定撤退，13日上午日军进城未发生巷战，如何能有八九万人或5万余人中国军人尸体？
日本作家古屋奎二在《蒋总统秘录》一书中说：“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伤亡超过6000人。”日军占领南京仅5 日即计算出八九万的中国军尸首，这正是日军屠杀俘虏的数字。
日本东京《朝日新闻》于1937年12月16日即刊出两角部队（即十三师团之第六十五联队）在南京东北郊幕府山一带俘虏中国军人14777 人。第六十五联队军邮天野三郎少尉12月17日的日记中载有中国投降军临时代表给“大日本长官”呈文，节录于后：
“我们离了队伍投到大日本军队缴枪……数万可怜的人，饿了四天多了，粥水都没有半点食，我们快要饿死了，在这生死的顷刻中，要求我们大日本来拯救我们数万人的命……”（注：见小野贤二等编：《皇军士兵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东京大月书店1996年出版，第251—252页。）
请问日本政府对在南京大屠杀中在幕府山被俘的中国数万名战俘的下落如何交待？对八九万被屠杀的战俘作何交待？
在华中华南未闻日本设有战俘集中营，而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被俘者至少应在200万人以上。除非日本政府提出证据， 我们便认为这些战俘遭受了同南京大屠杀中被屠杀的八九万战俘同样的命运！其实日本皇军屠夫们自己已经给我们答案。“南京大屠杀”中，田中军吉上尉不是以其宝刀砍死战俘300人吗？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少尉在“百人斩”比赛中不是分别屠杀战俘105和106人吗？南京陷后一周，接任南京城防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不是当众示范砍下两名中国战俘的头吗？为训练日军新兵的胆量，日军采用以中国战俘作活靶的办法。1939年1月日军某师团长即用俘虏作活靶训练新兵， 又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中将承认于1943年在山东曾下令以600 名战俘作新兵训练以刺刀刺杀（注：以上两例见1998年4月7日台湾及美国各中文报纸载《45名战犯自白书》。）；又1942年7 月驻防山西太原的第四旅团长津田守弥即下令以中国战俘活人作靶，于7月26日在太原赛马场刺杀220人，一个月后，又在原地刺杀战俘120人，其中50 人为抗日大学女学员（注：见《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8 —101 页、第123—124页。）。
二 日本在华北设立的战俘集中营
日本倒是在华北设立一些战俘和劳工集中营。所谓五大集中营包括：石家庄集中营、北平集中营、太原集中营、济南集中营和塘沽集中营，分别略作介绍。
石家庄集中营 石家庄位于河北省中南端，素为交通之枢纽。日本首在此建立南兵营，1939年日军一一○师团进驻石家庄，将南兵营改成俘虏收容所，由一一○师团师部及华北方面军参谋二课直接管理。在战俘中选拔人员成立干部班、警备班、普通班，组建审讯班、处理科及教育科等。该集中营先后关押战俘和劳工5万人。设立3栋病房，一旦被送进病房，生还者极少，最多一天死200人。1944 年战俘和劳工不堪虐待，有5次暴动，被抓回的遭集体屠杀，死于该集中营者达2万人。
北平集中营 在北京颐和园东北，原满清御林军营房，直辖于一四一七宪兵司令部。此集中营又称为苏生队，这里关押的几乎全是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的战俘和政治犯，经常关押90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患传染病，每天都有几十人死亡。1943年从这个集中营抽调过1300人至东北充劳工，在黑龙江北黑河3个月就死亡800人，以后转到辽宁弓长岭铁矿又死去200多人。1944年7月从这里抽出300人送往青岛，转送日本。 在船上日本人委派耿谆当他们的队长。耿谆为花冈暴动的首领，现健在并继续控诉日本鹿岛公司索取赔偿。1945年初，日本人从苏生队抽出1000人送往青岛，据说在运往日本的途中轮船遭飞机炸沉，全体丧生。日本投降时，苏生队仅存3400人。前后关押的37000人中， 除已知送往东北的1300人（只剩200余人）及两次送往日本的1300人（抵达日本的300人可能有200人生还）外，大都死于集中营。
太原集中营 对外的名称是“太原工程队”，成立于1941年，位于山西太原城内，由日本驻山西部队司令部及山西特务机关直辖。据一特务机关官员织田又藏的报道，这座集中营收容的来自山西省各个战场的战俘，有八路军、国民党军、山西军、地方行政人员。1941年日军春季大扫荡中，俘获的数千名俘虏，大多数都被关到这里。织田说：“一进这里，就完全丧失了自由，每天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每天都有死亡。活着的人，有的送出去充当劳工；有的做为实验品，进行活体解剖或细菌实验；有的被当活靶，进行刺杀劈砍训练。”（注：见《太原文史资料》第9辑，转引自宋敏、何天义等编《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 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送入太原集中营三四千俘虏，其中二三百人被当活靶子枪杀了。又据报道，1941年即有数百战俘被集体屠杀。1943年4月，“工程队”派出500人去东北，担任修筑虎林地区的公路，5月份再派300人在太原铁厂和窑厂强制劳动。
济南集中营 于1940年5月成立，名称为“救国训练所”，1943年3月改称“济南新华院”，由日军第十二军（1944年后为第四十三军）参谋部直接掌管。1941年被押人员有四五百人，其中包括：俘虏的军政人员、“扫荡”掳来的无辜百姓、宪兵队抓来的嫌疑犯。1943年3 月改名移入新建的集中营后，附设“济南军法会议”（即军事法庭），经常关押二三千人。很多人在军法会议审讯时，死于酷刑，活着的便被编入训练队，再分别从事各种奴役性劳动或押解东北和日本充当劳工。
济南新华院被称为“鬼门关”，以虐待战俘著称。1944年除夕之夜，即冻死60余人。1944年6月，日军将准备逃跑的20余名男女战俘， 全部剥光衣服，捆在木椿上，男的用刺刀割死，女的则先让狼狗咬其阴部，后剖腹杀害。新华院也是日军细菌实验基地，被抽血致死者百余人，被注射毒药致死者数百人，被注射细菌致死者数百人。这里也是日本夺取中国劳工的重点，被押送到东北和日本的劳工1万余人。日本投降后， 国民党接管了新华院，尚有被关押的2000余人。该院自1943年成立共关押抗日军民3.5万余人，死者多埋于济南西郊琵琶山下的“万人坑”。
塘沽集中营 日本在塘沽海边于1943年冬为运往日本的华工设立一集中营，大门上写着“冷冻公司”，后改为“新港劳工收容收”。这里共有4个牢房，最小的牢房为“病号房”，实为死人房。 “病号房”无医无药，病人只有等死，有的活活的被扔进“万人坑”活埋了。这里的战俘过着难以想象的悲惨生活。举一例如下：晚饭后清点人头后再回牢房，必须脱光衣服交给看守，立即躺下，两个人盖一条毯子，倘不经允许擅自坐起，即遭棒打。睡觉不许蒙头和枕东西，天一亮就得起来，等着送衣来，穿上后就只许坐着不准再躺下，更不许随便下地。“规定日间到厕所去，一次只许去3人。几百人的大牢整天排着长队， 尤其早晨……憋不住只好屙到裤子里，到夜间就更难了。”饭食难以充饥，每天两顿饭，每顿只给一个顶多二两重发了霉的玉米面饼子，偶尔给一点烂菜叶加盐的汤，几十个人只给一桶水喝。牢房面临海河，三面铁丝网，只有会水的难友有一线逃脱的希望。难友们不堪虐待，1944年初第一次暴动，仅数十人逃脱。6月再有第二次暴动，逃出114人。
上述的5大集中营，其中塘沽集中营为劳工转运站， 主要是输往日本的劳工，其他4个集中营以收容战俘为主。根据现有的不完全的资料，4个集中营共收容战俘13.5万人，死难于集中营者达7.7万人（注：计石家庄2万人，北平3万人，太原1.2万人，济南1.5万人。），死亡率达57%，较诸日本手中的美国战俘的死亡率30%几乎高出一倍，但这只占日本俘虏的中国战俘的极小部分。
三 日本在中国东北掠夺奴役劳工
“九一八”以后，日本为确保东北为继朝鲜及台湾后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于1934年起限制华北劳工进入东北，乃成立“劳动统制委员会”，并设立“大东公司”负责按限额招募华北劳工。于是华北进入东北的劳工由1934年的62.7万人降至1937年32.4万人。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扩大对华侵略战争，需要更多劳动力，乃于1938年撤消“劳动统制委员会”，新设企划委员会，公布《劳动统制法》，争取华北劳动资源（详见后文）。日本继续为扩大战争，在伪满洲国自1941年11月1日始施行《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 “以确保建设国防国家和整顿战时体制不可缺少的劳动力”，乃实施“国民皆劳”的总服役制度，仅月余日本即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 日本于1942年2月再推出《劳工供出制》，其形式有二：（一）“行政供出”，即由伪民生部下达摊派指标给各市县，凡年18至50岁者有人出人，无人出钱，使服役人数足额。（二）“紧急供出”，即藉抓逃跑的劳工和所谓“浮浪者”的名义，任意抓捕平民充当劳工。如1942年警察私闯民宅共抓捕219328人；1943年6月22日沈阳警察局仅用4小时就逮捕了3500“浮浪者”，随即送往各种工程服役。
在“国民皆劳”政策下，日伪于1941年末制定了《国民勤劳奉公法》，成立“国民勤劳奉公队”，强征适龄青年每年服劳役4个月， 服役3年。1941年被迫参加勤劳奉公总人数为332107人。 据前四平省（伪满把东北分成20省，四平省辖9县和四平市）省长曲秉善报告：20 岁到45岁都要参加“国民勤劳奉公队”，充当劳役；实际上不足20岁的和超过45岁的也被抓去。说是每次服役4个月，实际有的竟延长一年以上。 四平省1943年全省从1943年4月到1945年8月，以“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名目奴役的人民就有15.5万余人。
1944年，日本在东北需要劳工331万人， 遂征调国民高等学校约16万学生，大学、专科学校学生2万名，总共18万名， 编成学生奉公队服劳役，学生奉公制度甚至扩大到小学，由校长任“勤劳奉仕队”队长，对儿童身心的摧残真是无以复加了。
四 关东军军事工程
日本占据我东北后，即做对苏联作战的准备。为确保长期据有我东北，乃沿中苏边境在13个据点，南起东宁，沿乌苏里江，再至黑龙江由北而西至满洲里之东，大兴安岭之海拉尔，建筑防御工程，耗时十载，每年动用中国劳工约30万人，今以有资料可据者简述于后。
（一）东宁要塞 东宁南近朝鲜，北靠绥芬河。自1933年1 月日军占领东宁后，即开始沿山10余公里修筑上、中、下3层的防御工程。 关东军前线防卫司令部设此。根据最近发现的31幅军事地图，东宁要塞正面宽110公里，纵深50余公里。已发现修筑了10处地下军事要塞，45 处野战阵地，400多个永备工事，84处地下弹药库和10 处作战机场的残址。要塞内配有军用物资、兵工厂、野战医院、发电厂、工厂、学校、慰安所等。经常有中国劳工3000人在此被强迫劳役，工程完毕多遭集体屠杀，极少生还。正如前日兵道原一郎在其著作中所说：“当年修筑工事的劳工一被送到筑垒地域，就别想再出来。 ”现已被发现的万人坑有3处，遗骸1万余具。根据此一浩大工程所需劳工数目计算， 一位专家估计所用中国劳工总数达17万人，故有16万人下落不明。（注：见宋宪章：“东宁庙惨案”，《牡丹江文史资料》第3辑， 转载于《伪满劳工血泪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侨报》1999年2月1 日； 《世界日报》1999年2月2日。）
（二）密山据点 位于黑龙江东部，在兴凯湖西北数十公里，位于东宁到虎林线上的中间。这里是前线的后方补充基地，设有各种工厂。有一被服厂，有600名女工。其他如汽车修理厂、食品厂、铁工厂等，密山下也修建地下飞机场。至少有5000劳工在这些工厂服劳役，他们都被拘留在半里长的大院内，四周设有3层铁丝网和电网，内有16 栋大席棚，每栋20间。有一次1800征调和抓来的劳工由一列闷罐车送到密山，他们每5个人照在一张像片上，实行5人连坐，一人逃跑，同受株连。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轻病固然得干活，重病转到病房就等于死。在工地附近的山麓上建立“炼人场”，他们称为“炼人山”，每次炼尸三、五人到数十人。
（三）虎头要塞 虎头在黑龙江省的虎林县，在密山之北，东濒乌苏里江，与苏联军事要冲伊曼城隔江相望。日军自1934年在此以猛虎山为中心修筑要塞。据1997年日本人组织的调查团调查，这里集中1 万中国劳工和很多战俘，1939年筑城工程基本完成，以后则为辅修工程。
1993年，虎头决战的生还者日军上等兵冈崎哲夫（曾著《秘录：北满永久要塞》一书）旧地重游，他老泪纵横、浑身颤抖地说：“当年我亲眼目睹了1300名战友葬身此地，13000 名修筑要塞的中国劳工被日军处死，尸骨遍地。”冈崎在他的书中提到1940年和1943年两次在竣工后，摆酒设宴慰劳中国劳工，酒兴正醋时，四周山上埋伏的机关枪声大作，中国人全体死于血泊中。（注：
田文雄：《虎头要塞调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2期；刘翰章：《虎林伪满劳工初记》， 载于《伪满劳工血泪史》。）为了日本修筑东方马其诺防线，在这里葬送了几万中国劳工的生命！
（四）富锦五顶山要塞 在虎头北约200公里的富锦县， 位于松花江南岸，县城东南20公里高达545米的五顶山，可封锁松花江， 西扼三江口通往佳木斯的要道。日本自1942年春以自华北及其他地方抓来的中国劳工修筑五顶山要塞。工程分三部分：盘山公路；地表碉堡、重炮阵地、军用仓库；地下军事工程。此要塞共集中劳工2万余名， 由关东军直接管辖，其残酷虐待劳工之野蛮非我们可以想像。 1.每工棚住劳工100到120，由日兵看押，配有3到5只狼狗。5人一串， 大小便同去同归。2.山上只有劳工挖的一个水井，仅供日军用，劳工只能喝雨水和雪水。3.劳工生病，送医疗室，为避免喊叫，先打麻醉针，然后掷入“狼狗圈”，为狗的“美餐”。4.劳工每人每日发鸦片烟1份，重一钱半， 半年后发两份，超过一年者发3份，如是则劳工逃出五顶山也无法生存， 这是慢性杀人。5.每次一项工程竣工，劳工遭集体屠杀，一个不留。屠杀的办法以开庆祝会在菜里放毒药或给劳工戴上黑帽子后用汽车送往“万人坑”集体屠杀。五顶山2万多劳工，只逃出1名马车夫马远荣，因苏联飞机在上空盘旋轰炸，他被日军砍头，昏死过去，后得苏醒逃脱。（注：见刘学让：《白骨累累五顶山》，载于《伪满劳工血泪史》；郭素美、车霁虹编著：《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五）孙吴城堡 孙吴位于小兴安岭东北坡，距黑龙江数十公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自1935年起，日本即开始把孙吴建成浩大的军事城堡，可容纳10万日军，作对苏作战准备。孙吴的东西南北各山间要塞修建山洞1000余处，18个地下军火仓库，大中型兵工厂两座，电厂两座，医院、军用马防疾厂、军人会馆、慰安所（注：幸存慰安妇高明金最近披露，孙吴设有多处慰安所，见《侨报》、《世界日报》1999 年9月9日。）等一概俱全。七三一细菌部队在孙吴设立支部。
日本经营孙吴12年，动用中国劳工至少10万人，直接参加秘密军事工程者，在每次竣工后皆遭集体屠杀，极少生还。参加要塞外围如修筑公路、飞机场等工作多为自东北征调和抓来的劳工，以及“勤劳奉仕”的学生，他们还有回家的机会，但是死亡率也很高，当然这与饥饿劳累、衣不遮体、天气严寒，极其繁重的工作有直接关系。以搬运军用物资为例，一个工人每天背着30公斤的物资，要走完60公里的路。举几个实例如下：
1938年招骗到修额尼河公路的300劳工，最后只剩30余人；1939 年由哈尔滨招来的1500名劳工，饿死冻死700余人； 1942年修筑孙吴北大桥3000多名劳工，死亡1000余人；1944年由辽宁沟帮子被招骗到孙吴的700名劳工，不到一年全部葬身孙吴火锯厂。
（六）黑河基地工程 黑河即著名的1856年《瑷珲条约》中的瑷珲，隔黑龙江对面便是割让俄帝的海兰泡，是黑龙江上最重要的城市。关东军于1933年4 月制订的《对苏作战纲领》即以黑河为黑龙江北部的中心，设黑河省。早自1932年关东军即招骗中国劳工来黑河城西北10余里西岗子做工。1936年以后，这里经常有劳工两万余人为日军修路、造兵器、仓库及修建山神村的飞机场。据伪四平省长曲秉善供称：“由于残酷地虐待，苛重的奴隶劳动，卫生条件恶劣，没有医药，劳工的死亡率高达4%。”（注：原载《经济掠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据30名黑河中国劳工生还者的口述，回忆劳工受虐待屠杀死亡情形的25案例中，共有劳工21710人来黑河做工，死难者为11970人，死亡率达66%，这些调查和数字并不完整，但是，它们清楚地显示了劳工死亡率之高，和迫害屠杀劳工的严重性。
（七）乌奴尔工程 乌奴尔位于大兴安岭中部，在中东铁路线上。关于乌奴尔工程何时开始，笔者的材料尚付阙如，今仅将辽宁省绥中县派往乌奴尔的3名劳工口述情况简录于下：
冯德恩口述。1943年6月冯家屯被摊派4名劳工，一共六七百人，每100人编成一中队，送往乌奴尔。在那里做工的有数万人，分住4区，他们住在北区，5000余人挤在十几个席棚里。北区4个月内死了1000 多人，以饿死者居多，逃跑是不可能的，因周围是数百里的高山荒野，如被抓回也是死路一条。
狄玉林口述。绥中县涼水村于1944年春被摊派适龄（25到55岁）服劳役60名。被送往乌奴尔修山洞。7个月（原定6个月）后回家，全村只有40人回来，20人葬身乌奴尔。
何汝伶口述。1944年4月， 绥中县“国兵漏子”（未征调充军的壮丁）1.2万人组成“勤劳奉仕队”，被派到乌奴尔。头3天吃到了烂虾米和几顿白面，以后则完全是稀饭，每人一顿只许喝一小碗，中午有时吃窝头，每人两个，饿得抬不起头来，到外面寻些野韮菜充饥，说是有毒，如发现有吃的就会遭一顿毒打。等到6个月到期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中队240人已死掉80人。
（八）海拉尔“死亡工程” 位于乌奴尔西100 公里在大兴安岭之西坡，海拔610至760米，三面环山，中东铁路经此，为扼守中苏、中蒙边境的屏障。日本自1934年开始修筑防御工事，以北山阵地为中心，深入地下15米，地下道全长5000米。地下道两侧，有指挥室、宿舍、储电室、医疗室、水库、弹药库、仓库，每行50米即有通风孔道直通山顶。此工程设计之完善、建筑之复杂、规模之庞大、施工质量之高，不仅是当年最高的水平，即便在今天，也是一流军事工程。海拉尔为关东军第六军防地，第八十混成旅司令部设此，驻军7000余人。工程历经十载竣工后，日本人把全体劳工数万人屠杀，只逃出张玉普一人。去年夏天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组织考察团前往海拉尔考察。他们在河边见到遍地尸骨。在工事附近的沙坑洼地内，尸体一层压着一层，形成了“万人坑”。他们更发现日本人恐劳工在被屠杀途中逃脱，把数名劳工用粗铁丝穿透肩胛骨拴到一块，或枪杀或活埋。（注：赵聆实：《海拉尔考察报告》，载于《侨报》和《世界日报》1999年8月31日； 张玉普：《对修筑军事工程劳工的虐待和残杀》，载于《伪满劳工血泪史》；高晓燕：《海拉尔日军侵华遗迹考察记》，载于《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日本在伪满的头号战犯伪满洲国总务厅长武鄂六藏供称：“1943年兴安岭军事工程中，4万劳工中发生了病死3000人的事情。 ”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供称：“兴安岭筑城工程中，发生了死亡6000名劳工的事件。”我们尚不知此“事件”为何，但并不是武鄂所说的“病死”。武鄂所说在1943年在兴安岭有4万中国劳工是很有价值的史料。 在无新证据之前， 乌奴尔和海拉尔区日本迫害和屠杀中国战俘和劳工至少有4万人。
除上述八大军事工程外，当然还有些次要的工程，如在图们江中苏韩边境的吉林省珲春，在其邻近的张鼓峰日苏曾于1938年8 月发生战事，所以珲春为军事要地。1939年5月至9月日苏大战于诺门坎（贝尔湖以东哈勒哈河一带），日军第六军两个师团，全军覆没。石井四郎所率之七三一细菌部队也积极参战，所以在阿尔山必亦建筑要塞。
此外，应该提及的是日本于1941年响应纳粹德国于6 月进攻苏联而于7月下令举行“关特演”，计划最迟9月初开始对苏作战。为此，1941年伪满政权出资3500万元修建边境地区军事阵地；修路费2500万元，修建1000公里的公路；临时军费6000万元。仅用两个月的时间（8至10 月）即从各省县招派劳工2.5万人完成修路。 “关特演”给中国劳工造成的伤害是惊人的。据关东军1941年12月6 日的《关特演征用劳力归还后的动向调查表》，共动用中国劳工68817人，但自1941年起， 平均每年大约征调30万劳工（1942年为40万）为关东军修筑军事工程，如在日本占领东北后的前9年以每年15万人计算，后5年以每年30万人计算，则关东军奴役中国劳工和战俘达285万人， 其中修筑秘密军事工程的劳工可能有数十万人遭日军集体屠杀。
五 在煤矿和丰满水坝受奴役迫害的劳工
东北有40多个煤矿，较大的有抚顺、阜新、辽源、北票、本溪、老头沟等，其劳工遭受迫害及死亡情形简述于后：
抚顺煤矿 日俄战后，日本自俄帝夺取了在东北的权益，开始经营抚顺煤矿，共40年。抚顺产煤几乎全部运往日本。1932—1944年的12年期间共产煤132亿吨，但每700吨煤即夺去了一个工人的生命。据日方资料所载，1939年抚顺中国工人71437人中，患病者达57269人（其中患皮肤病者12933人，疟疾者9376人）。抚顺矿工的伤亡率是异常惊人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以人换煤”的政策，不改善设备，虐待工人所致。1931年2月7日，抚顺大山坑西二条发生大火，日本人立刻封闭洞口，乃使华工3070人丧生。当时各报纸均有报道，中国全国总工会亦提出抗议。据日本提出的统计数字，40年在籍工人死伤281554人，因不得及时医治和饥饿及日本人的迫害，大批死亡。据抚顺市博物馆等的调查，抚顺地区共有“万人坑”30多处。
抚顺煤矿是使用中国战俘最早也是最多的煤矿。1938年11月即用战俘，有案可稽者：1941年使用战俘，称之为“特殊工人”，共6322名；1942年5600名；1943年5265名。“特殊工人”最受虐待，生还机会甚微。（注：傅波：《日本侵占抚顺煤矿期间迫害矿工情况概述》；顾向东：《抚顺煤矿特殊工人的反满抗日斗争》，载《伪满劳工血泪史》。）
本溪煤矿 1941年秋，首批“特殊工人”1498人到本溪。翌年，本溪的两个矿区茨沟和柳塘已有“特殊工人”4000余名，他们来自太原、天津、保定、石家庄、青岛和济南等地。1942年4月29 日发生瓦斯爆炸，死亡矿工1494人。为防止逃跑，日本人特设小电网把“特殊工人”围起。“特殊工人”每天规定在坑下劳动12小时，常常做16小时还不准出坑。轻病不治，重病送医院，十去九不还。到日本投降，整个本溪的“特殊工人”将近半数死亡。（注：陈守崇：《本溪特殊工人在“八一五”的日子里；肖彦：《柳塘特殊工人的抗日斗争》，载《伪满劳工血泪史》。）再者，本溪设有大规模的钢铁厂，其工人的遭遇与矿工同样的悲惨。
北票煤矿 北票煤田1933年2月开始了最黑暗的日本统治，1940 年年产煤100万吨。在日本统治的12年又5个月中，日本共夺走精煤（炼焦煤）8639638吨，同时期内，共招募、 骗诱、 捕抓、 逼迫进矿的矿工56530余人（其中童工4000人），被摧残致死的31200人，占进矿总人数55.2%，平均每生产277吨煤，就付出一名矿工的生命。
1939年以后，有大批“特殊工人”进矿。日本人在北票的统治残暴之极，除有警卫队200多人外，亦有30多人的宪兵队，另有坐探890人。1943年后，每月死亡矿工数百人，甚至上千人，附近有5 个“万人坑”。1968年在台吉南山“万人坑”约1.7万平方米内，就挖掘出6500 多具遗骨。（注：孙玉玲主编：《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53页； 陈树堂等：《日伪时期北票矿工的苦难生活》；高尔丰：《北票台吉万人坑》，载《伪满劳工血泪史》。）
阜新煤矿 北票东北大约100公里即阜新。 “九一八”后阜新煤矿完全为日本占有，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到1945年的12年间，日本掠夺阜新煤炭3000万吨。自“九一八”到日本投降，日本人在阜新共杀矿工及无辜百姓达7万人，其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杀人方法及酷刑多达百余种。日本“七三一”和“一○○”两个细菌部队，于1942年在阜新施放了大批带有细菌的田鼠，致使鼠疫泛滥延续到1946年末。
阜新煤矿自1941年初使用“特殊工人”，是年共押来1500人；1942年押来1031人；1943年押来1154人。有案可稽者：阜新共接收“特殊工人”9300人，死亡4000人以上；仅1939及1940年两年日本人即在阜新设立了4个“万人坑”，从1934到1945年的12年间，阜新劳工7万多人被埋在“万人坑”里。（注：王云鹏：《日本侵略者在阜新的暴行》，载于《日本侵华研究》第23期。）
辽源煤矿 辽源旧称西安，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南约100公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接收，除有宪兵队和警卫队外，实行劳务人员监卫制，成立了“帝国在乡军人会”、“报国会”、“国防妇人会”、“义勇奉公队”等组织。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名词下，日本人残酷的剥削和迫害劳工。日本不顾劳工的生命，贯彻“人肉开采”政策，几乎每年都发生瓦斯爆炸。1942年9月23日泰信一坑瓦斯爆炸，死劳工600余人。
按1941年的记载，工人每天产煤1.88吨，每吨市价12元6角5分，经层层剥削，每名劳工实际所得只为煤价2%。 如果是“特殊工人”所得更少了。劳工病死、饿死、被打死者不计其数，1941年以后的4 年当中的登记卡片，共有92438人，可是当时实有人数仅1.8万人。煤矿附近的“方家坟”（以“方家柜”得名）万人坑，从1941年开始埋人，很快就填满了，于是旁边修个“炼人场”，不知有几万劳工葬身于此！（注：中共辽源矿务局：《辽源煤矿阶级教育资料选编》；邬德隆：《辽源煤矿工人的遭遇》，载《吉林文史资料》第17辑。）
老头沟煤矿 位于吉林东北延吉市西20公里，1933年由“满铁”委托抚顺煤矿代为经营。一般工人住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大房子里，外设警卫；“特殊工人”住的工棚周围有电网和碉堡，上下班也要由矿警押送。4个坑口都设有岗哨，每12个矿工中就有一名日本人或监工。 每年都招骗一批童工，多为12岁到15岁的流浪儿，做成人的工作但得不到应得的工资。1940年日本人招骗来56名童工，经过一冬天的折磨，活下来的只有3人。
日本侵占东北的14年中，从老头沟掠夺了164万吨煤， 在这期间累死、饿死、冻死、砸死、烧死和被日本监工、把头（包工头）打死及直接活埋而死难的矿工达10900人。
在上述几个重要煤矿之外，应该在此一提的是吉林东部在吉林市南郊的第二松花江丰满水坝，座高91米，长1100米，最高水位标高266 米，为当时亚洲最大的水利发电工程。劳工多系自关内外抓来和骗来的，常在零下40多度施工。日本人对丰满劳工的残酷奴役达到了极点。1943年春，劳工们因过度劳累，饥寒交迫，很多人病倒。一日清晨，日本人和警卫队30来人开几辆汽车前来，把两栋工棚放上汽油，点火焚烧，把棚内160劳工全部烧死。日本人的借口是劳工得了传染病， 又在大坝合拢时，淹死劳工200多人。
丰满“万人坑”究竟长眠了多少死难劳工？原丰满警察署特务系主任野田茂作于1954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供认：
“丰满水闸于1936年10月作为伪满洲国国营事业，以1.75亿元，于1943年9月完成了。7年使用劳动者2250万人次（每日平均使用1 万人次），每天平均有2人死亡，7年就有5110人死亡。”
为纪念死难的劳工，小丰满旁建立一个纪念馆记载了死难劳工为1.5万人。（注：刁歧山：《尸骨堆成大坝》； 张羽：《白骨盈野的丰满万人坑》，载《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刘桂琴：《日伪统治下的丰满劳工》，载《伪满劳工血泪史》。）
鞍山钢铁“满铁”于1914年成立鞍山制铁所，其铁矿来自50公里外的弓长岭。弓长岭是贫矿，矿砂中含铁仅35%，因之日本人加倍压迫劳工生产。九一八事变后，除雇用的劳工外，日本人把抓来的战俘和平民送进矫正院，强迫作矿工，每人每天装3车矿砂，共计18吨， 规定12小时工作，但是不完成工作不许出井，所以时常延长1—2小时。1942年矫正院有1600多人。附近有一个万人坑，坑边有一个炼人炉，每隔十天半月炼一次。14年下来，死于弓长岭的劳工至少有数千人。
弓长岭只是“鞍钢”的一个部门。鞍钢在七七事变后，与日本的八幡钢铁厂一样重要。“鞍钢”为日本在我东北最大工业之一，日本在这里制造坦克车和大炮。“鞍钢”辖有20多个各种不同工厂，如轧钢、钢管、薄板等厂；有炼铁炉9座（其中3座为自德国购入的500 吨炼铁炉），500吨炼钢平炉两座，年产钢铁达200万吨。员工10万以上，其中日本人占1／10，他们过着优越的生活，独居南满铁道之东， 中国人只能拥挤于铁道之西，在肮脏的环境中挣扎。日本对鞍钢劳工的压榨和迫害在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剧，太平洋战争开始后达于极点。在这14年当中，先后在“鞍钢”被奴役的劳工何止三四十万人，最保守的估计，以劳工死亡率10%计算，也有三四万名劳工丧生于“鞍钢”。
在日本统治东北的14年中，抚顺煤矿迫害致死劳工最多，至少有20万人。鞍山钢铁的劳工死亡率可能最低，但也有4万人。 死亡人数最少的是老头沟煤矿，10900人。死亡率最高的是阜新煤矿，7万人。北票、阜新、辽源3矿劳工死亡率均达40%以上， 其他几处劳工的死亡率应达20%以上。这8处的劳工迫害致死者，以最保守的估计应达50万人。1939年4月， 有伪满240家大企业签署了《关于劳动者招募与使用的全国性协定》，所以其奴役和迫害致死者必为上述8处的若干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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