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变革与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困境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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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西方哲学的理论困境

反思西方哲学的历史,这一哲学不仅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1.哲学追求“自由”与实现“自由”途径的矛盾 西方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把成为“自由思想”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我们认取哲学为惟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惟一学术。”(亚里士多德,第5页)黑格尔也说过:“哲学的出现属于自由的意识,在哲学业已起始的民族里必以这自由原则作为它的根据。”(黑格尔,第94页)“思维必须独立,必须达到自由的存在,必须从自然事物里摆脱出来,并且必须从感性直观里超越出来。思想既是自由的,则它必须深入自身,因而达到自由的意识。”(同上)这就是说,哲学上所追求的自由,是以追求事物的无限为目标的致思趣向。但是,在实现哲学的自由的途径问题上,西方哲学又限制了自由的实现。

西方传统哲学把探究“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即确定性的“一”作为己任,以捕获终极知识为归宿,以建构绝对真理的体系为目标,以此论证“自由思想”。西方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追求一个绝对真理的体系,这就导致一种幻觉,似乎哲学能够掌握整个世界的最终奥秘,从而为人与世界的存在和未来发展设定法则和道路。所谓确定性的“一”表明哲学要追求事物的终极性,所谓绝对真理体系表明哲学要追求事物的全体性。但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如果哲学能追求到事物的终极性和全体性,那就等于阻止了自由;反之,如果哲学追求不到事物的终极性和全体性,那么其追求自由的目标就是虚假的。

2.“一”与“多”的矛盾 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对确定性的“一”的追求中又产生了“一”与“多”的矛盾。所谓确定性,古人称之为本源、始基,确定了本源也就确定了人的位置。无论本源是金、木、水、火、土还是理念、实体,都是产生万物的“一”。这自然就产生了确定性的“一”如何产生不确定的个别与具象的问题。古希腊哲人在处理一般与个别关系问题时,往往是偏向于追求一种共性、确定性,这样最终就必然要否弃个体性。中世纪哲学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的看法以唯名论和唯实论斗争的形式体现出来,折射出今生与来世、神与人的价值取向上的冲突。到了近代,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转换成了心物二元的关系问题,笛卡尔、费希特等人都力求找到统摄人类社会存在的确定性因素这个先验性的存在,并最终确认为是人的理性。当康德提出物自体的基本概念时,确定性问题出现了转折。康德把世界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而以往哲学理念所把握的只是现象,而不是物自体。在康德看来,物自体是区分自然、自由两大领域的界标。现实生活的确定性原则不在自然之中,而在人的伦理世界之中。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就是康德所寻求的确定性。尽管康德确立的原则是先验的,但其内容是社会的。这里的问题是,何为确定性?是物还是社会关系?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能破解先验的确定性和抽象的强制性?如何从确定性过渡到事物的多样性?西方哲学一直在求解这些问题,但终未解决。

二、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及其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内在超越

马克思正是在破解传统西方哲学的理论困境中,创建了自己的哲学。

1.马克思提出了变革旧哲学的任务 马克思关注现实的立场促使他对西方哲学的态度经历了由接受到批判的过程。当他认识到要改变现实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时,就提出了要消灭某一社会制度就必须消灭维护这一制度的理念。这是他提出“消灭哲学”的内在依据。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消灭哲学”的真实含义呢?从马克思的文本看,他之所以要消灭哲学的原因主要是发现了旧哲学的弊端:“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他又说:“哲学就其特性来说,从来没有打算过把禁欲主义的神甫法衣换成报纸的轻便时装。然而哲学家……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这就是说,马克思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抽象地谈论问题的哲学,强调哲学与现实的结合。

同时,旧哲学作为旧世界的“观念的补充”和“抽象化物质”而存在,因此只有否定旧哲学才能彻底打碎旧世界,才能创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哲学。当然,要否定旧哲学,又不能像当时的“实践派”那样只是“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而必须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同上,第460页)这就是说,必须将之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能由实践来解决。因此,马克思给自己哲学提出的任务是:不能只是“教条式地预见未来”,而必须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可见,马克思“消灭哲学”的含义不是不要哲学,而是要变革旧哲学。

2.由追求“自由思想”转变为探讨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西方哲学探讨的“自由思想”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人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提供根基。但实际上它所探讨的自由只是理性的自由,所追求的只是人的理想化的自由状态,它并不知道如何实现这种自由的状态。而马克思哲学却是以现实人的生存条件为基础,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特定阶段人的生存现状的统一中,探讨不同阶段人的解放条件,而不是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而且,真正的自由是“定在”中的自由。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继承了古希腊哲学追求自由、永不满足的批判精神,又超越了西方哲学中关于“自由”的观点。他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按同一方向、同一速度下落,不可能有自由,也不可能有多样性的世界;“偶然性”打破了命运的束缚,代表了一种批判精神。但是脱离“定在”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定在”中的自由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定在”即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改造。这就破解了所谓纯必然性的自由和纯理性自由的虚幻性和非现实性。自由的实现是在实践中由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西方哲学追求自由的思想,是以建构终极真理的哲学体系完成的,这表明它追求的自由是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实际上,这种哲学一开始就存在着追求的目标与特定阶段人类认识成果的矛盾、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企图在特定阶段上以单个人头脑的思维去实现把握世界的全体自由。因此,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并不是要抛弃追求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自由的目标,而是要抛弃传统哲学把追求的相对成果视为终极真理的幻想。

3.由解释世界向改造世界的转变 西方哲学追求的“一”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其基本的实质则是具有绝对性、永恒性。这种追求在社会历史领域表现为以抽象不变的人性论解释现实。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以人都具有天赋的自私本性作为出发点,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空想社会主义虽然直接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其论证的根据仍然是抽象的人性论,即以不变的、应该的善去批判资本主义。这两种观点虽然对立,但都有一个不变的抽象的人性作为基础,即自私的本性或善的本性;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对现存社会中人性的经验归纳的抽象,而后者是从理想状态提出的价值判断。马克思则揭示了抽象同一性的虚幻性,认识到西方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脱离现实而又统治现实的颠倒的世界观。马克思的历史任务是把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再颠倒过来,以使人们正视真实的现实世界。因此,马克思哲学绝不去追求永恒不变的“一”,并以绝对真理之名去规范人的全部思想与行动。马克思发现不动的“一”与他自己的价值追求是矛盾的;用应该的人性是驳不倒现实中人的自私本性的,反而会得出对现状直接肯定的观点。因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解放使命的探讨不是要直接肯定现实,而是要发现改变现状的力量。他吸取了黑格尔的劳动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对象性活动的思想,建立了从人的实践活动上理解人的本质及发展,以及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从人的对象性活动中探讨人的本质,从而提出了“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破解了抽象不变的人的本质的虚幻性,论证了人的本质的被决定性、历史性和具体性。

马克思进而探讨了西方哲学形成“抽象的齐一性”的原因,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统治人的一种反映。他说,资本主义决不是“‘依赖关系’的消除,它们只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11页)又说:“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同上)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出了西方近代哲学追求确立性的“一”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思想根源的虚幻性,即它不是先验的,而是有其本体依据的。抽象或观念是对统治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反映,它不是先验的,而是被决定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人的统治的反映。“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在形而上层面表现为“理性”对人的抽象统治,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表现为“资本”对人的统治。马克思哲学的任务是把人从“非神圣形象的双重异化中解放出来,在现实层面把人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二是指出要改变抽象或观念统治人的现状,不能仅仅改变观念,而是必须改变观念产生的现实基础。因此,破除西方哲学以“抽象的齐一性”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哲学追求,就要追问现实中什么统治人、资本主义社会中什么统治人的问题,资本主义是否具有永恒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具有永恒性的问题。破解资本统治人的永恒性的关键,在于破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永恒性,论证其暂时性。当马克思把生产关系与人的分工、活动联系在一起时,受生产力决定又制约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概念已经形成:它不是先验的,而是人的活动创造的,即统治人的生产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一”。因此,要在理论层面改变抽象或观念对人的统治,在现实层面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统治。这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

4.由逻辑在先向实践在先的转变 马克思要创立自己的哲学,就必须破解西方哲学的内在超越性本质与逻辑在先的矛盾。对此,马克思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其一,批驳逻辑在先的先验性和概念万能的神秘性、虚幻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述了意识的起源、本质及逻辑在先的唯心主义的根源。他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马克思已深刻认识到人的意识根源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意识的内容是人们特定阶段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中的反射和反响;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同上,第73页)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意识产生、发展的本体论根源,剥去其先验性和神秘性的外观。它不是无人身的理性而是现实人的思维,它不是万能的而是被决定的。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分析了西方哲学逻辑先验性和神秘性的根源。他说:只有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时,“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上,第82页)针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体系,马克思指出:“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同上,第101页)这里指出了所有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即脱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据,把统治阶级的思想说成是历史上从来就有的、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并决定历史发展的思想。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把统治者中构造思想的人与统治者的阶级利益分开,为了现实的历史具有“秩序”,又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哲学家,而这些人又被看作历史的制造者。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同上,第102页)可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是唯心主义构造哲学体系的前提。脱离产生思想观念的主体及主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考察思想观念的产生问题,并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观念上升为超历史、超阶级的普遍意识,是唯心主义逻辑在先的根源。

其二,论证哲学的时代性与内在超越性的统一。哲学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还是引领时代的先导并超越着特定时代。旧哲学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超越一切时代的,因而不可能提出并解决时代性与内在超越性的统一问题。马克思把哲学的发展奠定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从而为解决哲学的时代性与内在超越性的统一问题指明了方向。他说,“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同上,第82页)这说明哲学的危机根源于时代的危机,是已有的哲学与现存的关系发生了矛盾,因此,社会形态的变革要求哲学的变革。这样,哲学的时代性与内在超越性就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特定阶段的实践形成特定阶段的哲学。无论只看到哲学的时代性而看不到超越性,还是只看到超越性而看不到时代性,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马克思看来,立足于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的“是”中就包含着“应该”。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就包含着对其否定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二是哲学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危机;统治阶级利益与社会的发展相违背时,其已有的哲学思想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不一致时,往往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阶级就会提出变革社会的思想,如为了推翻神圣形象对人的统治,就会提出要人性不要神性,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因此,解决社会危机时,不仅要改变现实存在,还要改变维护现实存在的观念,实现思想的内在超越。

其三,进一步揭示西方哲学未走出困境的原因并建构自己哲学的基础。马克思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诉诸革命的实践才能最终克服旧哲学。马克思不但把解决哲学问题的任务交给实践,还把它交给一个特定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只有这个阶级才能把旧哲学连同产生它的社会制度一起克服。

总之,马克思哲学宣告了以往一切脱离历史、脱离实践、企图建立绝对真理体系的思辨哲学的终结,它追求的也不再是纯粹的理性批判,而是变革现实的实践批判;它破解了终极存在的“一”,立足于实践活动基础上探讨思想的真理性、客观性和力量。它对哲学危机的思考,不是用一种理性代替另一种理性,而是从实践出发,通过解决哲学危机的根源去解决哲学的内部危机;它对时代问题的求解,不是从观念出发去解释世界;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实践中确立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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