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渐进的体制转型及其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制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体制转型的渐进模式
渐进性是中国改革和体制转型的鲜明特征。改革先从农村启动，进一步在城市开展；由计划体制外围部分的改革——搞活农户经济，发展个体经济和乡镇集体经济——进至体改的核心部分，即国有经济领域；由国有企业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计划、劳动、流通、外贸、金融、财政等领域，演化为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在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中，还相应地开展教育、文化和政府职能的改革，并着手进行以扩大民主和实行法制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
渐进式改革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为目标，在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调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广泛参与，先行试点，总结经验，由点到面，有目的、分阶段地推进。中国创造出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模式，这种方式是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性质与规律相适应的。
（1）改革性质。 由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模式转换，无疑是十分深刻的体制变革与创新，是一场革命。它是公有制基础上的体制转换，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更不是全面“私有化”。社会主义改革和体制转型的性质决定了不能采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的方式，不能不顾条件的许可，采取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而只能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有目标、有秩序地进行改革。
（2）改革要依靠实践经验。当代社会主义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 怎样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人们不可能从书本上找到现成的答案，而只能在总结实践经验中前进。特别是改革是一场制度大创新，它涉及到体制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各种改革互相配套，减少体制上的互相制约和摩擦。实践表明，改革要依靠总结实践的经验，从中上升为理论，再用它来指导改革的实践。显然，改革理论的形成，必须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科学总结，这就要有一个过程。照抄照搬别国经验，靠本本来制订改革的药方，只能使改革走入歧途。
（3）改革尽管不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 但毕竟会带来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由此引起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一些改革措施会使某些人有所失，在心理上带来强烈反应，甚至会影响改革的亲和力。因此，需要在改革中使经济关系的调整，保持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和群众可承受的限度内，这就要求人们根据现实情况，掌握好改革力度，一些重大的变革也可能要分步走，逐步完成，以缓和矛盾和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4）改革总是在现实的宏观环境中进行， 转型时期改革释放的体制活力，促进高速增长，也会带来经济运行的矛盾，“一放就活”，“一活就胀”，随之而来的紧缩，这种由于体制内在摩擦带来的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在转型时期是难以避免的。此外，日益国际化的经济，在运行上还要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可见，改革受到环境制约是客观的存在。这也决定了人们只能审时度势，适应经济运行的势态和客观条件，来规划改革，确立其主攻领域，掌握好力度和节奏。不顾宏观条件的变化和许可，孤立地“深化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以上改革只能采取渐进转型的模式逐步推进。那种不顾条件的许可，不进行充分的试点，一轰而起的改革，将使体制要素更难以配套，加剧体制摩擦，造成更大的制度漏洞，造成主体行为的扭曲和秩序的破坏，这种改革将使人们付出更多的代价。至于那种苏东国家采用的以私有化为内容的“休克疗法”，不仅使改革离开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而且它带来经济秩序和经济运行的大混乱和生产的大破坏，引发社会大动荡和连续的政治危机，使改革走入难以自拔的泥潭。
中国渐进性改革进程回顾
实践表明，改革的渐进性是有序性的重要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的方针。1978年底至1983年，改革在农村拉开序幕，实行了农产品调价，发展多种经营和集市贸易等措施，改革的中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过1979年以来在四川、安徽的试点和逐步扩大，演变为1982、1983年全国范围内的家庭联产承包化。截止1984年底，全国有 1.8亿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实行了家庭承包。这一改革废止了多年在农村实行的僵死的计划体制，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使亿万农民成为自主进行商品生产的市场主体。
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使按市场方式营运的乡镇企业自发产生。尽管乡镇企业在占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下历经艰辛，但这一市场经济的要素，却表现出充沛的活力，冲破了重重障碍，在一些地区——首先在东南沿海地区异军突起。此后由于政府的提倡，而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发展起来，成为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要素。
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还启动了城市经济的市场化，1984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1.赋与企业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权力和责任，以增强企业的活力。2.改革价格体系，适当放开价格，形成市场机制，增强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与此同时，改革和削弱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计划体制。3.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企业活动的干预，着眼于宏观调控。4.其它经济领域的改革。
城市改革经历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对于国有企业如何改，价格如何放，这两大初始改革的目标和方法是什么，不可能一下子就弄得很清楚。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就经历了扩大自主权、两步利改税、全面实行承包制、转换机制等阶段。价格放开，有时表现出行动迟缓，有时又想跨大步。但是改革始终是以企业搞活和价格放开为中心，大方向是正确的，步伐较稳健，市场体制的要素与机制逐步地引入，传统的计划体制要素和机制逐步被削弱和取代。80年代是中国经济体制一步步变革，活力逐步增强的时期，尽管两种体制并存和摩擦，带来了经济运行的诸多矛盾，三度出现通胀，发生过生产的较大起落，但是GDP 平均年增9%，群众的收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表明了改革的发展是健康的。
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特别是实行特区，在中国的改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实行对外开放，不仅引进了资金、技术，而且引进了现代的科学管理，带来了观念的更新。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先行区域和“窗口”，全面改革的试验田，它不仅积累了引进外资，搞好三资企业的经验，而且也提供了城市全面改革的经验。经济特区发挥了强劲的辐射作用，带动了沿海与内陆地区开放和国有经济改革。中国传统体制的改革就是在两大领域的先行改革推进下得到启动的，即一是农村改革，另一个就是特区与沿海地区的改革。
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该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出现了一个大改革、大开放的热潮，并由此促进国民经济大发展。由于出现某些经济过热，物价一度增长幅度过大，1993—1996年加强宏观调控，着力抑制通胀。其可贵经验是：把实行适度紧缩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制订和坚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在试点中取得了经验，“三改一加强”，“抓大放小”，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等方针不断得到落实，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和组建大集团取得成果，一批国有明星企业在改革中已经表现出它的活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此外，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和市场竞争中形成，市场机制日益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财税、劳动、商业、物资、银行、外汇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也在向前推进，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也在由直接管理企业，转向进行宏观调控。
可以说，当前传统的计划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渡于市场体制，市场机制开始起着国民经济——除了价格尚未放开，直接的计划管理尚未改变的部分领域——的基本调节者的作用。19年的改革，尽管步伐时快时慢，但却是向着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方向不断迈步前进，从而使市场体制的框架初步形成。这一场对中国50年代形成的传统体制的大改革，在量变的积累中实现了局部质变。新体制在大范围内日益取代旧体制，中国经济活力明显增大。1993—1996年，尽管进行了经济紧缩，物价涨幅下降到1996年的6.1%，但是经济增长仍然保持9%以上，并且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实践表明，中国采取稳健的体制转型路线与方法是正确的。
改革过程中的难点突破
体制转型是一个大系统工程和长改革链，各个链条和环节互相制约，互为因果。渐进性转型要求改革配套，使各个链条、环节在改革中互相适应，互相促进，形成良性链锁作用，促进改革全方位联动。当然，现实的改革不会这样顺利，特别是传统体制在变革中会形成复杂的利益格局，从而给改革带来各种矛盾和阻力。改革遇到难点，某些时期，一些环节出现改革滞后，是难以避免的。一些环节改革的滞后，特别是中心环节改革的滞后，对体制转型的制约作用更加显著，甚至出现改革“卡壳”和胶着状态。在经济运行出现某种困难情况下，还会有“走回头路”的可能。因而，争取各个环节改革形成良性连锁反应和全方位联动，防止改革中出现“卡壳”，对于保证渐进性改革顺利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国有经济体系改革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核心，企业改革又是整个国有经济体系改革的中心。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要触动产权，引起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调整，由此牵动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改革越深化阻力也越大。企业改革的深化还涉及金融、财政、劳动、社会保障，要求各环节的改革配套进行。改革的有序全面推进，涉及诸多部门，政府职能转换更涉及原来的大政府体制下庞大干部的转业和安置，显然这是一个艰难课题。因而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面对的困难也越大，在一定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出现进展缓慢和改革滞后局面是不奇怪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及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针对主要矛盾，抓住重点，突破难点，由此启动全方位的改革。具体地说，要把国有企业的改革作为重点，集中力量，攻克难关，以推进全面的改革。改革的逐步深入——困难的增大——重点的突破——改革势头的重新启动和全面的推进，就是渐进性改革的辩证的进程。
中国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核心体制部份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尽管迈出了若干关键性的步子，但是改革在许多方面，面对阻力而难以推进。更具体地说：（1）国有企业尚未完成向市场主体的转换；（2）完备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价格的市场形成和市场调节机制尚未健全；（3 ）银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只迈出了最初的一步。（4 ）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还受到条件的制约。（5 ）特别是政府职能转换滞后和实现政企分开，更是当前改革中的一个难点。因而尽管改革已进行了19年，但体制转型远未完成。
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十分艰难和出现改革滞后，在我国体制转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国有企业改革萌芽于1979年的四川，1984年在全国正式拉开帷幕，迄今已进行了10多年，经历了多种试验，但是在机制转换上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虽然企业有了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力，但微观活动尚未真正摆脱政府的干预；企业引入了激励机制，但还缺乏自我约束；企业已被迫面对市场，但仍然“一支眼睛盯着政府”。总的说来，企业仍然处在体制转换的中途。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迟缓和滞后，不仅仅影响银行、财政、社会保障等等领域改革的推进，而且改革不到位的国有企业包袱沉重。软预算约束使企业必然表现出投资饥饿、消费亢进等等畸化行为，造成转轨时期经济的多样矛盾，带来经济运行中的“一放就涨”、“一管就死”。特别是企业缺乏活力和自我调整能力，造成产品不对路和竞争力低下，使国有企业越发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和竞争。因此，无论是就渐进性改革所要求的体制各个环节良性连锁反应和全方位联动来说，或是从我国改革现实发展的要求来说，狠抓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求得实破性的进展，都是迫切必要的。
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反思
我国渐进性改革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存在问题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以及由此带来的改革成本累进性的增长。这种改革成本在当前国有企业亏损增大，效率降低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除此而外，在世界性的经济改革和转型的背景及各国在经济上进行激烈竞争格局下，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带来的转型迟缓，以及由此带来经济矛盾，也增大了转型的风险。因此，当前贯彻十五大提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有必要进行反思以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
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其主要症结有：
1.企业改革的理论认识问题
改革需要理论指导，渐进性改革要有序地推进，更需要理论指导。小平同志在1978年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设想，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总的脉胳是实行市场取向，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一段时期内未能在理论上加以明确。就国有企业改革来说，是大改、小改，还是如何改、从何处开始改，这些问题最初不可能摘得很清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过了扩大自主权、两步利改税、承包制、转换机制和制度创新等阶段。认识必须来源于实践，需要不断深化，要求人们在认识上一步到位，彻底搞清和掌握有关企业改革的规律是不现实的。但是也要看到，政策多变带来工作困难，造成基层行政单位与企业无所适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一要明确方向，即以构造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为目标，二要进行深层次改革和触动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要改变公有制实现形式，要利用股份制及多种新经营形式。但是由于传统理论的束缚，“姓社姓资”的陈旧思维定势，造成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和争论，甚至先行改革者受到责难，从而造成一段时期一些地方国企改革踟躅不前。可见，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关键是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求得认识上的突破。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为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近年来江泽民主席又基于改革的新经验，进一步阐明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重大方针政策。如果说1992年以前国有企业如何改革还不是很明确，那么目前，有关企业改革的性质、目标、路线和基本措施已经明确。特别是党的十五大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进行了重大突破，阐述了我国所有制结构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阐述了公有制的涵义、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内涵，强调了国有经济质的重要性，要讲求控制力和提高竞争力，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而且应该多样化”和“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的重大命题，以及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性质和重要作用。十五大进一步解决了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深化改革，进行战略性大改组的问题，特别是给近年来有关股份制的争论打上了句号。如果说十四大标志着我国国有制改革走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而进入自觉推进的阶段。十五大则使国企改革方向更明确，措施更具体，特别是使思想更解放，十五大为真正组织起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创造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当然，国企改革还存在许多难点，也有认识的分歧，但是应该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不搞无谓的“争论”。总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落实十五大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胆子更大一些，思路更活一些，国有企业改革步子完全可以加快，转型的“难关”完全可以攻破。
2.企业改革的难点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是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改革的难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实行微观抓搞活，宏观抓改组，做到两个方面同时并进，互相促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和企业机制转换，始终是体制转型的难点和重点。国有经济的活力来自：（1）企业体制和机制转换；（2）企业组织结构调整；（3 ）国有经济的整体结构优化。体制和机制的活力无疑是起决定作用的，即使企业实行了资产重组，组建了大集团，但离开了有成效的改制转机，仍然难以形成生产力，甚至还会因体制不顺，块头增大，矛盾增多，而出现“并大”的企业更难以正常运行的风险。所以，当前应该把宏观抓改组和微观抓搞活相结合，特别是要把搞好企业的改制转机，作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
企业的改革旨在构建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上适应市场的微观主体，因此国有企业就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彻底转换机制，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从而使企业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成为真正的企业。为此，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坚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模式。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形式是公司制，主要是股份公司。公司制是资本联合，它使个人资本转变为联合资本，从而使小资本转变为大资本，以适应于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资本社会化，拥有实现大量资金聚集的重要功能，它有力地促进生产和社会现代化。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它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所有制，轻易地给股份制经济贴上“姓资”的标签是一种十分皮相的思维。就我国来说，无论是就加快发展，实现为社会主义制度构筑物质基础这一根本任务来说，或是从解决国有企业“小而散”、技术低、产品质量差，缺乏规模效益等等问题的现实需要来说，都需要充分利用股份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既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
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是涉及企业经营方式，组织形式和财产结构的重大变革，是一场全面的制度创新。股份公司的产权结构，体现了出资人财产权和法人财产权的既相分离和又相联结，体现了多数出资人相互间产权关系的妥善处理，上述主体——出资人和代理人（经理）——以及债权人之间产权的明晰，权责的清楚，是现代公司企业的特征，它使股份公司企业能够实现多个出资人的稳定资本联合，充分发挥经营者的作用，使企业在经营者主导下进行独立营运，从而使资本联合形成的、实力强大的公司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
公司的上述复杂的财产权关系，是由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来保证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难点，在于法人财产权结构的构建和主体权、责、益的合理划分和明晰化，关键在于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等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和有效运作。
我国公司化改革已进行多年，占国有企业总数6.3 %的企业已经改组为股份制企业，上司公司已有700多家。 公司制改造取得很大成就，一批上市公司不仅筹集了资金，加快了结构调整，取得了规模效益，而且依靠公司制，实现了机制转换，增强了活力。但是也有一批公司，换了牌子，但是机制并未转换，或者是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依然如故，上市公司“无上级主管部门”未能实现；更多的是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体制十分不健全，甚至是有名无实。从而出现了下述情况：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者“缺位”，企业职工与党组织的约束软化，政府的法制和审计约束乏力，证券市场机制不健全，更谈不上股东“用脚投票”的市场约束，再加之以经营者政府委派制下缺乏经营者损益、责任的有效约束。因而，企业改制后，内部制衡机制未能形成，经营者越位和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普遍。其结果是：损害出资人利益和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且一批“有权有钱”的上市公司，出现政策失误，花钱不当，如以筹集的股本炒股和炒房地产、“以股代管”及其它短期行为，由此带来经营业绩下滑，甚至出现亏损。尽管出现亏损的公司在1996年的上司公司总数中仅占4%， 但是股份公司建立后出现的企业行为畸化，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股份制改造中出现的上述企业行为的扭曲，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因为上述现象，并不是股份制本身固有的。恰恰相反，它在于股份制改造未按照公司法规范化构建和运行，在于法人产权结构未建立起来，各种主体权、责、益未能明晰，关键又在于法人治理结构未能健全。可见，为解决公司化改造中出现的行为畸化，当前必须着力于健全公司制度和规范公司行为。关键是：（1）明晰出资人和企业法人的财产权。（2）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为主轴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公司内部出资人、经营者、职工三者间的制衡机制。与此同时，要加快建立国有资产的经营和管理体系，建立和健全国有投资主体，促进证券市场的发育和运作健全，逐步形成和加强对企业的来自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外部约束机制。还要改变企业经营者的遴选和任用的行政方法，实行由董事会聘任总经理，加强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强化其物质责任。作为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还需要加强经理人员的思想建设，增强他们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发挥思想道德的自我约束的功能。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所有者切实到位，内在的和外在的约束机制的形成和完备化涉及多方面的改革相配合，不可能一蹴而成，因而推进公司化改造中经营者缺乏约束和企业行为扭曲化的产生，仍将是人们面对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加快实行股份制改革，进一步放权于企业，还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国有资产多种形式的流失，但是不能老是采取计划体制下的行政控制和干预的老办法。例如，对生产和投资活动进行审批，对工资分配实行限额，冻结产权转让等等，这样就会束缚和压制企业自主经营，与公司化改造的方向相违背。特别是这些限制措施，属于外在的，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它并不能完善企业机制，而且会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循环，导致更精巧的“内部人控制”。解决企业十分棘手的产权构建的途径，只能是切实推进有关改革。当前特别要把公司制的规范化运作和滞后的国有资产经营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3.政企分开问题
国有企业要成为独立营运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必须做到政企分开。政企难以分开的原因在于：（1）政府职能的转换， 是政企分开的前提。政府职能的转换，由于原有行政管理体系十分庞大，而且政府人员越改越多，改组十分困难。（2 ）划分为“条条”和“块块”的行政体系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进行政府改革需要妥善处理利益关系和克服阻力，推行起来十分棘手。（3 ）改革过程中企业行为出现畸化，“一放就乱”。在国有企业改革初期，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就表现出所有者对企业约束的松驰和分配向职工倾斜现象。此外，特别是1992年以来加快推进的公司改造中，由于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健全和有关约束、监管机制的不完备，企业不受所有者约束的种种短期行为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究本溯源，用推进与完善改革的办法去解决，而是为了维护所有者——国家的权益，简单地采用进一步扭紧对企业进行行政控制的“螺丝钉”式的传统方法，这是当前政府改革和职能转换滞后和难以推进的深层原因。
当前，政企分开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关键，人们应该站在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高度，对政府职能转换作出通盘设计。另外，还要致力于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法人财产权制度，搞好股份公司运作的规范化和行为合理化，同时建立起新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系，实现政府的所有者职能和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相分开。抓住上述关键，将为政企分开在深层次上创造条件。
4.配套改革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不仅仅要求推进企业内部改革，而且涉及到劳动、人事、金融、外贸、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制约着上述领域的改革，而这些领域改革步伐不协调，也制约着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明显滞后外，银行商业化进程如何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如何减少制肘，增大促进，成为银行改革面临的问题。国有企业增大直接融资，对搞活搞好企业是迫切必要的，因而需要发展证券市场。但证券市场存在风险，特别是初生期发育不健全的证券市场存在高风险。在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条件下证券市场发展跨步过大，会催化金融泡沫，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因而，从多方面着手，促使证券市场的稳步发展和健康运行，使之对经济发展切实促进，而减少负效应，就成为金融改革需要解决的迫切课题。
渐进性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中国创造了由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渐进转换的成功经验。渐进性的模式转换意味着：（1 ）改革不是照搬书本——西方的或东方的——而是从实践经验出发；（2 ）把市场体制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国情相结合；（3 ）实行保持稳定下的体制转换，减少风险，以避免出现经济和社会振荡，使付出的改革成本更低。
（二）渐进性的模式转换，意味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可能出现步子缓慢，使改革拖延持久，并由此带来不确定因素和风险。
1.一旦条件变化，例如出现经济过热和宏观环境的恶化，受条件的制约，改革的力度就会受到影响，一些改革进程会放慢，一些关键性的改革甚至会难以推进。
2.渐进性的改革，要点在于利益格局的“稳健”调整。改革的进程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变化。渐进性的改革着眼于各种利益集体之间的“协调”与利益的“磨合”，而不是“爆发式”地“快刀斩乱麻”。全面的协调，多方的兼顾，难度很大，致使改革出现难以推进的“僵持局面”和“磨局”。其表现是，尽管人们说推进改革，实际上改革却走走停停，甚至一定时期还会有改革前的作法重新被采用。
3.渐进改革使改革分步演进，一些改革措施是为解决眼前矛盾而采取，带有过渡性质，必须在条件成熟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但实际上往往是过渡性措施采取后，形成的利益格局难以打破并且形成一种习惯性势力，使必要的新政策调整难以实行。
4.体制转换的时间拉长，意味着两种体制的共存和互相摩擦，体制的制约和摩擦正是模式转换时期经济运行中各种各样的矛盾滋生和加剧的深层原因。
5.模式转换的时间拉长，由于依附于旧体制的各种陈腐观念和习惯势力难以打破，给改革带来思想阻力。
6.新旧体制的共存中也会产生一种“共生”现象：即新旧体制的互相依存，互相支撑，体制负效应的相互交织和强化，其结果是主体行为扭曲，市场秩序难以形成，不良的经济运行持续化。
总之，体制转型的渐进方式也存在风险，有可能加强旧体制的惯性力量和出现“体制胶着”，使改革丧失势头，导致改革旷日持久，拉长转型的进程。
（三）在选择和实行渐进性的转型条件下，人们应该把改革的总体上的逐步推进和局部环节的快速变革相结合；把面上的演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把一定时期具体条件限制下改革的“求稳”和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不失时机地加大力度，加快改革步伐相结合。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进程，是上述改革辨证发展的生动体现。中国的农村改革发源于1978—1979年，经过两年多试点与思想准备，1983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庞大的农村在较短时间内， 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化这一重大变革。 1984年来，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无论是价格放开，国有企业的改革，市场体系的建立都是逐步发展的，但它又是和在局部地区——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市场化改革的快速发展相结合的。1992年以来，中国体制改革加快了步伐，展示出重点突破和全面发展相结合。1994年中国的财税改革，外汇并轨的改革等均是快速变革。1996年以来中国国有小企业改革取得了新的势头，当前，这一领域正在出现出快速变革的局面。但是总的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却表现出滞后。19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的渐进性改革在实践上是把渐进发展与快速变革相结合。要做到稳健变革与大刀阔斧相结合，这就要求在理论上透澈把握改革的规律和讲求改革的战略战术。
（四）把握机遇，创造条件，加大改革力度，加快体制转型。
由于1993—1996年的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果，1997年物价涨幅已经大大降低，经济运行平稳，出现了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深化改革面对着新的机遇。当前重要的是：（1）搞好“适度从紧”， 贯彻“稳中求进”，要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胀再起，为改革创造较为宽松的宏观环境。同时，也要解决好激励增长所必要的有效需求拉动力疲软问题。（2 ）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进度，为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提供“安全阀”和“减震器”。（3）更好地贯彻“抓大放小”， 把小企业大胆放开搞活，腾出手来，集中力量于“关键性的少数”，抓好大集团和骨干企业的公司化改造，在进行结构调整、企业改组、技术改造中，推进和实现机制的转换。（4）面上大量的中型企业，实行政策“放宽”， 放手依靠市场力量进行调整、重组。
党的十五大标志着体制转型进入新时期。我国国有经济的改革，已进入改制转机的关键时期。当前要更好地实行重点突破，以大集团和骨干企业为重点，打一场改革的攻坚战。在这一领域中，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取得突破，重点国有企业切实得到搞好搞活，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我国改革的困难关口将由此越过，改革和发展就会出现新的形势。同时，企业改革将有力地推进整个国有经济体系的改革，促进金融，财税、商业流通、外贸等领域改革的深化和完善，我国由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型将获得更大的启动力和更健康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