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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1-0113-21
本文所界定的传统安全主要是一个西方主题，因此对这一主题的解读大多依据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立场的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视角的理解。早期安全文献主要包括战争研究、军事与大战略、地缘政治学，主要作者有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路易斯·福勒·理查森(Louis Fry Richardson)、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相比于早期安全文献，1945年以来的国际安全文献呈现出三种特点：第一，把安全而不是防御（或战争）作为核心概念，概念的转换带来了更为广泛的政治议题，如凸显了社会凝聚力、军事与非军事威胁的关系以及社会脆弱性（对安全）的重要性。第二，核武器之类的新问题导致了国家发生了从战争到避免战争的转变。第三，从重视早期的军事与战略转向了重视企业公民(civilian enterprise)，并引入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等文职专家(civilian experts)参与研究。文职专家的参与集中反映了国际安全研究在民主国家的兴盛，而在非民主国家，国际安全研究的战略思考则更多地停留在对军事的控制以及对战争研究的扩展上。
一 国际安全研究在学术语境中的定位
学界把国际安全研究分为传统安全研究和非传统安全研究这两个学术领域具有理论的合理性，但是，这样的区分在现实中显得很不容易。首先，这种区分带来了安全主题上的争论，即什么应当或者什么不应当被视作安全主题。其次，和平研究、情报研究、民主和平理论、军事行动研究应从国际安全中单独分离列出，还是应当被列入国际安全研究？最后，如果把某些部分（如传统安全研究或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分离出去，国际安全研究是否仍是一个在理论上前后一贯的领域？除了国际安全研究内部分化的问题，此外还需要考虑的是：作为整体的国际安全研究与其他学术领域研究的边界如何划分？（因为）国际安全研究可以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法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联。例如，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另外一个国际关系的重要次领域而诞生，并强调其与国际安全研究的差异性。事实上，国际安全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次领域相互关联，前者强调冲突和相对获益，后者则强调合作、绝对获益，两者共同扩展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
虽然国际安全研究总体上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次领域，但国际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边界难以划分。冷战后的起初十年，不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安全研究大体只是聚焦于武力的使用。在国际安全研究的传统视角中，“武力的使用”在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军事武力在国家间使用”，且国家面对的威胁主要是军事武力。然而，即使如此明显的狭窄框架仍然具有很宽的适用范围。武力的使用涉及战争以及各种军事力量的部署方式；涉及军事武力的各种基础（如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政治结构）；涉及多种国际冲突的原因（如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形成、维持以及动用武力实现目标等），其结果不仅导致了经济问题，而且还产生了包括环境和认同等问题。传统类型的国际安全研究有着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并以国家间权力斗争为基本假定，以重视专门军事技术的现实主义方法为核心路径，这类研究所包含的敌对军事力量之间互动的驱动因素有军备竞赛、军备控制、技术发展的影响等，因而存在复杂现实被过于简化的危险。新现实主义在思考国际体系中的“极”如何影响体系稳定与大战略方面，很典型地表现出了这种简化的危险。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武力使用”越来越不合时宜，其价值仅仅在于它提供了聚焦于生存性威胁和层次分析法的分析模式。①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安全研究议程开始扩展，“武力使用”的研究模式显得过于狭窄（大量学者均这样认为）。于是，国际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区别日益明显：国际安全研究越来越聚焦于国际安全的前提假设和国际安全概念的理论深化。
应当强调的是，虽然国际安全研究受到国际关系的强大影响，但它也受到其他分支学科的影响：某些一流的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硬科学家(hard scientists)”都纷纷卷入关于核不扩散的争论，至少博弈论在冷战期间大大影响了威慑理论。国际安全研究的概念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于90年代，并且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发展理论家、人类学家、传媒理论家纷纷加入讨论。与古代帝国一样，国际安全研究也没有与其他研究领域清晰地划定边界。相反，它的“边疆区域”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外交政策分析和政治学理论等日益交叉融合。
本文从广义角度对国际安全研究及其方法做了相关分析，也包括对安全研究分支理论的分析，如人的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等。国际安全研究的关键是能否着力于澄清安全的概念，这在研究之初似乎很难。在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那些挑战战略研究和国际安全研究的学者并没有认真审视安全的概念，而是对和平概念或者对裁军、军控、和平运动、世界秩序等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讨论。在冷战期间，安全概念在使用中并未被充分质疑或扩展，而是作为与和平研究相对立的概念常被现实主义者用来进行学术讨论或政治辩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安全概念得以被越来越清楚地表述，也被更多的批评者所接受。批判安全研究（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奠基于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PRIO)的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把《和平倡议》(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杂志改名为《安全对话》(Security Dialogue)。这并不意味着“安全”是一个没有异议的概念，事实上，它比以往更具歧义，它在超越以往视角的过程中仍然充满争议。
国际安全研究的深化必然要求对安全概念进行仔细与明确的重新界定，这将忽略大多数冷战期间的安全界定，也会难以解释那些源于冷战期间的和平研究、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为何能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方法路径上取得拓展。如果要完整地探讨冷战期间的国际安全研究，我们就必须把这些安全研究曾经界定过的安全概念与它们引起的学术批评一并纳入，否则，国际安全研究的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将不可避免地被过度同质化。笔者建议从三方面来理解“安全”：第一，通过一组互补概念（如战略、威慑、遏制、人道主义等）来揭示安全问题的特质与含义。第二，通过一组平行概念（如权力、主权、认同等）来揭示广义的、政治层面上的安全含义。第三，通过一组与安全研究对立的概念（如源自冷战时期和平研究中的“和平”，或者21世纪广泛讨论的“风险”或“例外”等）来替代安全的概念。
另一个不同但相关的问题是，安全边界的划定必然涉及安全的“前缀”，但这一点通常未被纳入安全研究的主流范围。明显的例子有“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计算机安全(computer security)”或“网络安全(aka cyber-security)”。社会安全经常被认为是讨论财富、收入分配和国内正义的一部分，而不是“专属安全(security proper)”；计算机安全作为一个技术词语是由计算机专家用在处理硬件与软件问题时所使用的词汇，针对的是计算机意外故障或遭受外部的恶意攻击等情况。国际安全研究的通常回应是，认为这些加前缀的安全概念缺乏国家或国际安全的紧迫性与场景性。就“社会安全”来说，它只处理国内的个体性问题；就“计算机安全”来说，它只是一种“技术”威胁而不是政治的或军事的威胁，尽管在语义上它们与安全或者国家安全有相似的含义，但它们是不稳定的、不实在的安全概念。
这样的回应在两个方面看来也许是准确的：第一，这些概念确实缺少国际安全所需要的特征。第二，这些概念没有必要被纳入国际安全研究。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国际安全研究是一个具有活力的领域，这一领域在过去20年已经十分显著地拓展了它在概念上的合法性。我们也必须知道，某些安全概念是否属于国际安全研究范畴并不是奠定在国内／国际的本质区分之上，而是奠定在国际安全研究如何随着国际环境不断变化的基础之上。那些通过政治行为体和学术行为体的不断努力而获得承认的国际安全概念总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的。“环境安全”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并未被纳入国际安全研究的主流范围，而现在把它排除在主流研究之外则是难以想象的。就像环境安全的前缀——“环境”——一样，这种概念化过程表现为那些作为前缀的词语在现实中不断地被安全化，表现为某些人物或事件、健康或疾病被媒体和政府官员建构为安全问题。②还有一些带前缀词的安全概念则是通过质疑它们曾经被研究者排除出安全议程之外的方式，从而进入安全议程的。最近由马克·尼古拉斯(Mark Neocleous)所做的分析揭示，20世纪30年代曾经被排除在安全议程之外的国内经济威胁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到了20世纪50年代，国内经济威胁就十分自然地进入了国家安全议程。③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笔者认为，国际安全研究以不同研究视角出现的时间大致排序如下：
其一，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其经典文献出现于1945年之后，研究主题限定在政治－军事领域，聚焦于军事的驱动力，也包括它的次领域如战争、核扩散、威慑理论、军备竞赛、军备控制等。其特征有：方法路径上的强物质主义，以国家中心主义为标准立场，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联系紧密。总体来说，战略研究盛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和英国，但是与法国研究传统不太一致。
其二，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与战略研究相对立的经典规范性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它力求减少或消除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使用，强调和批评存在于军事战略特别是核战略中的危险，批评把个体安全置于一边、或者无视个体安全、或者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做法。在军备控制与裁军、军备竞争、某些安全的分支领域、数量分析与博弈理论应用等方面，和平研究与战略研究有重叠之处。和平研究的影响力主要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国家（包括挪威、瑞典、丹麦、冰岛在内的北欧地区）；在德国和日本也备受重视并被制度化；在英国相对要薄弱些；在美国则有不同的理论导向。它们的和平研究横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者之间。
其三，早期扩展派(conventional wideners)。这类研究的文献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70年代，在80年代初达到高峰。它的主要努力是超越军事领域来扩展安全议程，进入到经济与环境部门，但仍然以国家为安全载体。它引发了关于“共同安全”新概念的讨论，④特别是在亚洲，它引发了“综合安全”的讨论。⑤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和军事安全议程的式微，这类研究就更足以对传统安全形成强大挑战，并引发“安全意味着什么”的重新讨论。
其四，女性主义安全研究(feminist security studies)。作为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一部分，它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美国和英国传播至全球。女性主义的研究工具包括了从和平研究到后结构主义等各种研究方法。女性主义安全研究认为，女性既通过军事功能也通过非军事功能支持国家安全政策，但一系列特定性别的安全问题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女性主义安全研究指出，占支配的男性角色支撑着军国主义的安全政策。
其五，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poststructuralist security studies)。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北美地区，但于90年代初期在欧洲更加流行，它采用的分析工具是话语而不是观念。它声称主权和安全只是政治实践的产物。后结构主义批评国家中心主义限制了其他安全客体的可能性，但是拒绝从传统的和平研究转向个体安全为本位的和平研究。
其六，哥本哈根学派(the Copenhagen school)。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初，它一方面要求扩大威胁的来源及其指涉对象（特别是社会／认同），另一方面呼吁要更多地关注地区层次的安全分析。但哥本哈根学派主要是聚焦于安全化（在社会过程中，一些人群将某些事物建构成威胁）研究，并针对传统安全研究中物质主义的威胁进行分析，提供了一种建构主义的回应。这一研究范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国最为兴盛，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也极有影响，最近在美国也受到关注。
其七，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目标与和平研究相似，特别强调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但使用的主要是后实证主义方法。总体上它以“解放”作为核心概念，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在英国特别兴盛。
其八，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出现于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它的目标与和平研究和批判安全研究相近。人的安全研究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因此国际安全研究应当包括贫困问题、不发达、饥饿以及对人类整体的其他潜在威胁。它寻求国际安全研究议程与发展研究议程的合并。人的安全在西方和日本进入了学术的范围，在联合国、欧盟以及加拿大、挪威和日本的政府受到重视。
其九，后殖民安全研究(post-colonial security studies)。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直指国际安全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认为非西方世界的研究需要包含殖民主义历史，需要关注第三世界的国家构成等。作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联结，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认为它提供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驱动力。其中对国家中心主义的批判，除了西方学者外还有非西方学者。
其十，常规建构主义(conventional constructivism)。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物质主义分析相反，它特别强调观念因素如文化、信仰、规范、理念和认同的重要性。这一安全范式主要流行于美国，通常关注于分析国家行为，其理论含有实证主义以及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
其十一，批判建构主义(critical constructivism)。自20世纪90年代后，它从常规建构主义流派中分离出来，更多地关注国家以外的集体行为体，甚至较多地关注军事安全。这一安全范式采用叙事的和社会学的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它主要源自于美国，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欧洲十分流行。
二 五个基本问题与国际安全研究的“三角洲”
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在学派激增的情况下，有两点需要纳入考虑：第一，围绕“安全”与“和平”争论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第二，如何界定非传统安全研究以及传统安全研究？自国际安全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产生以来，该领域内的争论基本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以下五个问题产生：(1)安全的对象是什么？(2)安全问题是内驱动的(internally driven)还是外驱动的(externally driven)？(3)将安全限制在国防领域，还是应该向其他领域扩展？(4)安全研究该基于何种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思想？(5)安全研究应该选择怎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国际安全研究从传统安全研究的核心转向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三角洲”和上述非传统研究路径时，经常使用“扩展与深化”，也就是说，是只专注于军事威胁还是将其他种类的威胁纳入“安全”的考虑范围？是仅将国家作为安全的对象还是将其他实体也作为安全的对象？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客观认识论还是将后实证主义的思想与方法也作为理解国际安全研究的合理途径？
问题之一，关于安全的指涉对象。传统安全研究将民族／国家作为分析的对象，并认为保障国家安全是保护其他指涉对象安全的最佳方法。因此，在许多观察者看来，“民族安全”实际上就是“国家安全”，而在冷战时期，“民族安全”的概念实际上是国家安全与民族安全两者的融合。民族支持着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则通过保护社会的价值观与利益来回报（民族）。大多数早期扩展派以及结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的分析也将国家作为最为重要的指涉对象。后殖民主义分析则将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区隔开，并将它们界定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指涉对象。许多和平研究倾向于将个体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这种观点主要存在于人的安全、女性主义以及批判安全研究中。哥本哈根学派明确地将指涉对象这个问题留给安全的执行者，而建构主义与后建构主义也没有在原则上明确指涉对象，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常规建构主义者的重心总是国家安全。
问题之二，关于安全问题驱动的内／外维度，或者说是否应同时将内部、外部的威胁纳入安全的考虑范围。如果安全与国家主权（无论这一概念是应被支持还是被批评）密不可分，那么它不可避免地会将威胁与领土边界联系起来。冷战期间，苏联被认为是施加于西方国家的外部威胁，这在战略研究中被逐渐制度化并成为主流认同。在现实中，“国际安全”概念与“国家安全”概念并存，而不是前者取代后者。随着国际安全的概念在安全研究中的影响力日增，因此该领域如今不再被称为“国家安全研究”，而被称为“国际安全研究”。冷战结束后，一直占据了美国以及西方安全话语的“苏联威胁”对学界来说不再是困扰，而安全的新的内／外维度引起了学界的讨论。战略研究（如传统结构主义）仍将外部威胁视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人的安全更关注内部威胁（通常从国家到个人），而其他方法则内外两方面均有所涉及。
问题之三，关于安全的领域（范围），或是否该将安全扩大至军事部门及武力使用之外。国际安全研究起源于冷战期间，因此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在冷战期间，由于对敌、友、自身的军事（常规和核武器）能力的强烈关注，“国家安全”在战略研究中被等同于军事安全。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冷战伊始到70年代战略研究真正演变为国际安全研究的近30年间，军事安全研究始终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扩展／深化方法对这一公认的研究“主流”进行批判与攻击的时候，也从另一个侧面更加说明了它的“核心”地位。而那些主要针对外部军事威胁的研究以及由此衍生的使用武力的整套议程安排，构成了这一核心问题的关键内容。刚开始，这一核心问题只关注核武器与美苏之间的军事化政治较量，但后来逐步关注冷战终结和九一一事件所带来军事威胁的特点与本质，包括威慑、军事竞赛、武器管制和裁军、全局战略、战争和新型战争、武力使用、核扩散、军事科技和恐怖主义等方面的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的能力被忽视了，《国际安全》的首任主编曾强调应在国际安全的研究中纳入经济活力、政府稳定、能源供给、科学和科技、食物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内容。但是迄今为止，它们之所以被纳入研究并不是因为它们自身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其影响了“武力的使用、威胁和控制”，从而最终影响了军事安全。⑥从很多方面来看，对安全威胁的军事化定义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目标，一些和平研究者和大多数建构主义者也同样这么认为。但是，许多和平研究者将威胁范围界定得甚为广泛，而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内其他分支的研究者则继承这样的传统。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逻辑领域内的阐述最为明晰，安全被划分为军事、经济、政治、社会／身份和环境。
问题之四，关于安全政治的观点，或者说安全是否与威胁、危险和紧急密不可分。“国家安全”是在美国（或者广义上的西方）认为自身受到了强大敌人威胁的政治气氛中产生的，正如约翰·赫茨(John Herz)著名的安全困境构想所提出的：安全与“攻击”、“征服”、“占领”和万不得已之时的“歼灭”相联系。这一构想不仅迫使国家集团去获取更强的实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削弱对手，同时也将竞逐双方逼入安全与权力聚集的“恶性循环”之中，⑦使安全成为一种与极端和例外相关联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常见的不方便或麻烦，而是有可能摧毁我们的社会。⑧冷战期间，似乎所有的战略研究都享有一个共识——苏联无疑是威胁的制造者，而核武器是克制和威慑其最好的方法。20世纪90年代，随着关于安全概念扩张的争论在学界占领一席之地，安全与紧急情况、与极端的防卫措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重要。也许传统安全研究与非传统安全研究最重要的分水岭就在于认为这种情况能否改变。传统安全研究采纳了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生存性威胁是人类处境的永恒特征，特别是国际关系领域普遍存在的永恒特征。但其他非传统安全研究流派则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这一情况可以改变，并且人类境况并不能被固态地视为为了生存而永无尽头的斗争。
问题之五，关于安全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战略研究将安全定义为“获取价值时而威胁的不存在”，⑨并基本依赖“军事为主、经济和其他资源能力为辅”的物质主义认识论。也有一些研究将恐惧、领悟、意图、信仰等主观因素纳入考虑，视之为能影响目标和重大决策的因素。尽管相当多的研究都是经验主义和政策导向型的，但大多数战略研究学者都遵循实证主义路径，因此在认识论方面受到较少的争议。不少和平研究也赞同实证主义路径，但大多数非传统安全研究采用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表1不仅反映了这些情况，并针对国际安全研究的主要流派对上述五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进行了总结。
这些差异性或许显示了国际安全研究的严重碎片化。值得关注的是，相比“防御”和“战争”，无论是传统主义者还是扩展／深化论者，均将“安全”作为一个共同的新的主导概念。⑩安全是一个本质上不断拓展的概念，包括了社会凝聚力、军事和非军事威胁的关系以及脆弱性等方面的重要性。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情势使得超越军事政治之外的扩大化的安全理解并未被认知。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超级大国间的核平衡发展，经济与环境威胁日益受到关注，安全的初始定义得以拓展，国际安全研究议程向军事－政治之外扩展。虽然很多文献仍停留于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优先”的框架内，但是也有一些文献开始对过分强调物质能力以及国家中心（主义）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开始提出理念和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提出国家之外的安全指涉对象。伴随着对国家中心主义更具批判性和更为激烈的挑战，国际安全研究开始出现分支而形成“三角洲”，即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开始分流，形成了不同的但具有内在联系的支流。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其一是战略研究、其二是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与此同时，还可能包括受到共同关注的环境议题以及反恐战争。
三 五种驱动力
从传统安全研究演进到非传统安全研究标志着安全研究领域的大大拓展，原来以国家为中心的、以军事－政治为核心的安全理解转向了更广泛的互相竞争的安全理解方式。为何国际安全研究的概念范围、指涉对象、认识论层次上的理解会有如此不同？国际安全研究到底如何形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学科，且该学科又是如何演化的？国际安全研究的现实主义基础主要强调世界政治中军事威胁的持久性，它暗示着国际安全研究应该具有极大的连续性，但是为什么国际安全研究又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和波动？
以下主要分析了国际安全研究的源起与演化、连续性与转变性，其中五种驱动力在理解国际安全研究为什么演进、何时演进、如何演进时具有关键作用：即大国政治、技术发展、关键事件、学术争论和制度化。这五种核心驱动力一部分是从国际安全研究中归纳出来的，一部分是从社会科学文献中呈现出来的。其中每一种驱动力都足以解释国际安全研究中的主要概念动态及其连续性与转变性。同时，人们可以看到任何社会结构均可以被物质权力（如大国政治）、知识（如技术）、事件（历史的或者影响未来的）、主流的社会建构（如学术争论）、财富与组织化的动力系统（如制度化）所安排。这五种驱动力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其一，它们帮助人们塑造和界定了当今世界的主要安全问题。其二，不是很明显但也很重要的意义是，国际安全研究塑造了人们对以下主题的认识：安全本体论、安全认识论、安全方法论以及安全研究者应当扮演何种社会的、政治的、学术的角色。有诸多理由相信这五种驱动力将持续地塑造国际安全研究未来几十年的走向。
（一）大国政治
国际安全研究最明显的驱动力曾经来自于世界主要大国在权力配置中的互动。20世纪40年代后期，因美苏激烈的军事竞争而导致的两极分化，设定了接下来40年国际安全研究的主要架构。在这一架构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尽管后来并没有一直朝这一方向发展），那就是：西欧和日本以公民化的权力方式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而不再寻求以往曾有过的大国军事能力。这使得两极架构能保持稳定和不断拓展。这导致冷战时期的安全分析几乎都是研究美苏关系与两极系统以及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对全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研究议程上虽也存在第三世界的安全议题，(11)但这些议题即使不是由两极系统来决定的，至少也是在两极系统影响下形成的。
冷战结束后，大国政治的重要性从多极取代两极、多元替代单一的事实中得以证明。(12)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超级大国之间的强烈对立已降低为轻度敌视和相互接触。然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不仅出现了国际关系中对“极”的重新考虑，而且出现了大国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议。美国将面临更多的敌人吗？美国通过它的“软权力”或者“吸引力”能否会使得国际系统趋于稳定？(13)美国准备投入多少资源去处理那些自身迫切利益之外的安全问题？(14)
1949年以来，中国的崛起也持久地成为大国政治的重要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日本经济的滑坡，中国越来越明显地开始作为美国的“对手”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以及与西方半友好、半竞争的关系，使得中国已成为国际安全讨论的关键性主题，它的重要性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头十年里还在上升。九一一恐怖袭击导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许多安全分析家认为，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全球反恐战争”最终是加强还是削弱了美国的相对权力，是加剧还是缓和了国家间的友好或敌对关系，这些均有待观察，(15)但大国政治仍然是国际关系议程中的关键因素。
把大国政治视为一种驱动力，意味着国际安全研究作为一种源起于美国的学科，将自然聚焦于美国的安全，并多由美国的学者来谈论（当然也包括某些在二战前或二战期间从欧洲移居到美国的学者）。(16)欧洲的研究路径形成于冷战结束后，但如穆罕默德·艾尤伯(Mohammed Ayoob)和基思·克劳斯(Keith Krause)所指出的，他们仍然坚持以国家为国际安全研究核心的西方模式。(17)美国中心主义促成了国际安全研究的兴起和它在冷战期间的发展，这意味着美国既作为国家又作为社会的诸特性使之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因此，需要在大国政治驱动力背景下结合国内社会变量进行分析。
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拥有支配性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作为单极的超级大国而变得更具影响力。虽然美国并非唯一拥有自己特性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性，但美国的统治地位使得它的特性比那些缺乏权力的国家看起来更重要。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我们可进一步查询有关“美国例外论”的大量文献得以了解其内情。(18)
美国的独特之处是它的地理与历史，这使得它远离残酷的战争、远离欧亚大陆大多数国家曾有过的权力争夺和制衡。美国可以选择孤立主义而其他国家不行（19世纪以前的中国除外），因而美国具有很强烈的摆脱军事纠葛与保持国际接触的传统，也有着自己的国家安全的高标准：恰如其在历史中显示的那样，以期获得应对外部威胁的绝对安全。苏联造成的全球性威胁，包括对美国所珍视的大多数理念以及美国将成为人类未来模本的信念产生了全面挑战，把美国从孤立主义中拽了出来。但即使美国长期承诺反对一个广义挑战者，它仍然不会放弃国家安全的高标准。(19)人们可以从美国热衷于人造卫星以及从为了确保美国处于有利地位而热衷于制定威慑的逻辑细节中看出来。更明显的是美国对《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和反弹道导弹防御计划(BMD)的投入颇多，旨在确保其不受攻击。尽管技术并不一定有助于承诺，许多专家甚至认为无助于承诺，但实施反导计划的目标已经成为美国战略思考与政策制定的中心任务。美国在安全方面的高标准也体现在冷战结束以来仍然决定保持前所未有的高军费支出（尽管之中也存在着国内官僚政治等因素）。另外，深入美国本土的攻击使美国震惊，美国对安全的高期望也能在它如何回应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中体现出来。在那些安全标准较低的国家看来，美国的回应方式难以被理解，因而难以引起他国的共鸣。
综上所述，大国政治的驱动力包括主导国家（国际关系的“极”）中的权力配置、大国政治中敌友框架、大国参与或干预的共识以及大国在安全层面的特定社会安排。
（二）技术发展
与大国政治一样，新技术演进以及它们在威胁、攻击和稳定战略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也是国际安全研究的驱动力。20世纪40年代中期，原子弹的使用成为战略研究的关键事件，原子技术的影响力在冷战期间基本没有被夸大。在军事史上，原子武器第一次提供了毁灭全球的能力。远程弹道导弹不仅提高了导弹攻击的速度，而且还可以加带核弹头，使核武器投射摆脱了以往易受到攻击的轰炸机投递系统，从而大大增加了对对手进行首次打击的能力。核弹头和洲际导弹的出现使得国际安全研究的文献数量成倍增加。反弹道导弹／洲际导弹防御体系的大量研究表明，潜在的技术发展对战略关系与国际安全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并不是专门的军事技术才会对国际安全研究产生影响。历史上，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经常是相互影响并具有“双重”作用。以互联网为例，互联网就是源起于军事技术，目的是为了在发生核攻击时通过分布型网络传递信息。再一个例子是，核技术既可以是军用的也可以是民用的（能源和医学），它们之间很难区分，所以核扩散的评估也十分复杂。同样的困境也发生在生化武器的应用以及计算机技术在普通商务与战争管理中的使用。
如果安全的概念能够超越军事部门，那么各类技术因素也能成为安全的驱动力。如果艾滋病被视为非洲或亚洲的地区性威胁的话，那么治疗感染者的病毒技术对疾病的传播及其后果就十分关键。(20)如果环境受工业化的威胁，那么应对这类威胁的技术以及对问题的解决就变为中心议题。技术与如何辨识威胁的来源密切相关，同时，国际安全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技术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我们强调技术的影响力并不意味着要接受技术决定论。(21)技术自身受其他驱动力的影响，人为因素（如军事的、民间的、商业的、公共的因素）也决定着什么样的技术可以得到研发。一旦技术在世界上对其他事物形成压力，进而就会影响政治的进程，但这是一个技术和其他驱动因素与人类意志之间互相回应的复杂过程，而不是某个单一因素的决定论。
（三）关键事件
上文已提到，没有关键事件的影响，国际安全研究的诞生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种事件不仅仅是现实国际政治发展的原动力，而且还是作为在学术界产生理论影响的事件。因此，在结构主义视角中，或者在强调事件与其他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中，现实事件对理论创建极有意义。事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它们不仅能改变权力之间的关系，而且能改变运用于这些关系分析中的学术范式。最令人注目的是某些特定的危机事件，不仅使得其自身成为了研究的对象，而且在更广泛的战略层面改变了原有的理解、关系和实践。两个典型的例子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22)和九一一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攻击。(23)
其他发展过程较为缓慢的事件也能改变原有的知识、理解和意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环境问题从一个非核心变量演化为核心变量。(24)推动环境问题的凸显并不是某些特别的危机事件，而是新信息、新理解的持续涌出以及日益提升的公共意识，它们为政策争论与国际安全研究中的环境安全议题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当然，对关键事件的认知或许常常是简单明了的，例如，苏联不断增加核武器的后果导致其在1991年解体、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对美国的深远影响等。但是，经过深入分析之后，我们应当注意，现实中的事件是被政治和主体间(inter-subjective)建构的。是否成为一个“事件”，这是由政治家、机构、媒体和公众等确认（或否认）的，其依据是，有些事情是否重要到了必须去应对，或者重要到了是否必须采用军事手段来加以解决的程度。(25)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的诸多争议是，为何在第三世界造成大量生命损失的事件如饥饿、疾病、内战等却没有在西方被建构为安全问题。
由于不同的视角会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现实事件，所以不存在现实世界与国际安全研究之间一对一的简单对应关系。事件与事实的描述也同样要受到特定方法路径中安全概念的影响。在国际安全研究中，有些事件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而有些却没有，国际安全研究并不是对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进行一律平等的描述。为了获得资金支持和声誉，国际安全研究需要不断地与其他学科和次领域进行竞争，并声称自己的研究才具有“政策相关性”。这就意味着国际安全研究不能完全忽视其他的领域与因素（特别是政策制定者以及与关键事件相关联的机构）。
（四）学术争论
学术知识生产的实证主义模式表明，国际安全研究就是不断地对关键事件、新技术和大国政治做出回应。根据这些回应，假设不断被提出、修正或证实，理论不断被修改、拓展或放弃。缺乏科学的模型以及“安全”的内在政治本质会使得国际安全研究与其实际发展充满冲突。包括国际安全研究在内的国际关系文献更多地受当前事务的影响，但它也受到理论与认识方式的影响，这些认识方式有的已经与现实世界有直接联系，有的则没有。从更加系统的角度来观察学术争论的内在动力，我们可以发现四种对国际安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推动因素。
第一，很大程度上，关于认识论、方法论和研究重点选取的讨论推动了包括国际安全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推崇客观衡量与理性科学成为国际安全研究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讨论逐渐成为其焦点。国际安全研究争论中一个显著的且反复出现的特征是强实证主义(hard positivist)和弱反思主义(softer reflectivist)之间的二元划分，一边是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强实证主义，一边是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弱反思主义。(26)在国际关系中，“理论意味着什么”的整体方法论探索反映了一种深层次的割裂。美国社会科学特别接受理性主义的、经济学的方法路径来进行研究，这一特征源自早期的威慑理论，虽受到批评但其仍不断发展。很显然，欧洲方法路径一直强调解释和分析的阐释学形式。从某种角度说，学术争论有其自身的意义，虽然人们可以怀疑这一点，可以认为许多著述各有其野心，国家或私人的基金出资者动机不纯，但是核心的事实是学术在争论中兴盛，大多数学者相信对事件不同解释的争论有利于获得更好的理解。社会科学领域对问题的竞争性解释可以是规范性的（例如，战略研究作为与和平研究、批判安全研究及人的安全之间的争论，或者对威慑到底容易还是困难的议题进行争辩），也可以是分析性的。
第二，国际安全研究中的学术争论受到其他学术领域发展的影响。国际安全研究依赖于对其他学科有意义的借鉴。这种借鉴不仅仅是大多数第一代核战略家们所借鉴的数学和经济学，重要的还有博弈论、认知心理学、语言学、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发展研究、后殖民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这些学科理论和它们之间争论的影响已经融入国际安全研究之中，如安全如何被概念化、哪些可以纳入国际安全研究以及安全怎样才能被很好地分析等。
第三，学术争论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的特别之处是，国际安全研究的政治或政治化实质取决于安全学者的政治地位。国际安全研究被建构为一个学术领域，其合法性来自于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和对一系列紧急政策问题的探究。因此，学术和政治、学者和政策顾问之间的边界划定总是处在一个微妙的可争议状态中。学术研究者可以直接介入政治，或者作为政策顾问，或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去选择他的行动，通过争论去影响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政策顾问究竟是应该扮演科学权威的角色抑或是政策的倡导者，这种角色往往是模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取决于特定的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是否将他与普通公民区分。安全学者可以谈论政治，正如某些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在2003年反伊拉克战争中所做的，(27)然而，他们需要谨慎地保证：他们没有放弃学术权威的独立性而沦为政治工具。确切地说，学术与政治的边界很难清晰划定，它是一种文本性的或语境化的产物，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大学与大学之间对其理解都可以是不同的。安全的高政治特性与安全的客观定义缺乏这两种因素的同在，导致了无论是学界内部，还是学界外部对学术探讨与政策咨询之间边界划分的激烈争论。
第四，国际安全研究也受学者所持有的安全研究领域的“元观点(meta-view)”的影响。国际安全研究是（或应当是）通过单一学科方法还是通过不同学科方法来发展？对这一问题存有许多不同看法。不管国际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威胁和政治背景有何不同，如果其由不同的学科方法来建构，那么能否建构起一个关联整个领域核心主题的“元通约性(meta-commensurability)”？安全学者是否有责任进行跨范式研究，或者只是尽力排除和忽略其他的范式？这一问题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划分特别重要，对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不同学派的认定也十分重要。不同的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回应了这一问题，他们的回应对国际安全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这一领域如何发展兴盛以及这一领域中的学术交流合作等提供了重要的结论。
（五）制度化
承认制度化作为一种驱动力，就是进一步强调学术争论并不是在真空中展开的，而是与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紧密相关的。简言之，作为学科的政治科学、作为学术领域的国际关系、作为国际关系次领域的国际安全研究，它们都有一套支撑性的制度（化）结构和认同。学科和学术领域并非只是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更是关于世界观察的特定方法与知识创造。(28)因此，学术研究领域必然存在着以自我认同为特征的学术圈，如安全学术圈和国际关系学术圈。任何主题的制度化不仅涉及学术资源的配置和主题可持续性的实现，而且会导致组织体系的官僚化。由于组织一经确立就难以被取缔，因此制度化也制造出一种由过去向未来的惯性（这种惯性也被视为一种动力）。国际安全研究的制度化经过几代人的实践或许很容易形成保守主义，直至拓展了的安全概念被关注到。但是制度化的其他方面（诸如基金项目的变化）也能迅速扩大其他驱动力的影响。奇怪的是，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研究的这类问题很少被人注意到。简言之，制度化可以被视为由四种重叠的要素构成：组织结构、基金、研究的传播和研究网络。
第一，制度化表明国际安全研究是在一套组织结构的支持下而进行的。各类组织包括从大学的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到拥有更多政治议题的智库，也许所有的组织都可以进行政策研究，但是智库与研究中心却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除了学术机构的影响，国际安全研究还受到教育部门施教、学位授予、研究管理、主题设定的影响。战略研究课程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设了，这个事实表明国际安全研究在学术界与政策界已经被制度化。终身教授决定学生将学什么、什么样的研究生可被接收、什么样的研究主题可被设定。成功的研究生课程使得毕业的博士拥有能力在正规大学和政策研究机构中找到工作，因此，正规大学的人才雇佣政策对于制度建设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29)
与基本采用客观分析立场的学术机构相比，由基金支持的智库往往按照它们所处的政治立场（或左或右，或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来研究。智库对政策的影响是制度化过程中最具有政治性的问题之一。国际安全研究学者与纯粹政策倡导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分析标准和方法论的不同，这些标准存在着争议，并取决于该领域的其他人的评价。智库的工作有时也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部分，如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对于博弈论和威慑思想的产生就起到了先锋作用。但在其他一些情形中，智库的研究由于太过于意识形态化而不能被当做国际安全研究的一部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难以划分，就像难以界定对布什政府产生影响的新保守主义到底是不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部分一样。(30)
关于智库和基金的意义的讨论经常涉及它们影响国际安全研究学术圈和决策圈的能力。政治影响力问题也涉及对国际安全研究与政府机构之关系的探讨。在这一意义上，受公共基金支持的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当然依赖于政府。公共基金有其或多或少的目标以及特定的约束。许多安全分析采用了学者与政府合成的含蓄的观点，认为这样既不会有问题又有可取性，因为国际安全研究应该具有政策相关性，应该作为政府的咨询者或定期雇员。然而，也有对这类合成观点持批判态度的安全分析，体现在一些特定的政策辩论中，如美国与越南战争、谁“失去”了中国、谁破坏了公民基本自由和人权政策等。当然，批评不仅仅指向特定的政策，也指向安全学者与政府在观念上合成的总体趋势。(31)这种批评更全面地反映在对国家持批判态度的研究范式中，特别是体现在后结构主义、部分和平研究和批判安全研究中。
第二，政府和基金资助的额度和类型显然也是重要的，没有经济上的支持，我们难以想象组织如何运作。在那些教育和研究方面公共支出很高的国家，不仅对大学的教育和研究进行投资，也对一些研究中心给予资助。(32)基金会也会慎重地选择特定的项目作为它们的资助对象，以期培育或者阻止某些新的研究方向。比如，20世纪90年代安全研究方法的扩展就曾受益于一系列美国基金会的资助。(33)资助基金在大学各学院之间和学院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分配方式也间接地影响着国际安全研究。
第三，在学科制度化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研究成果的产生和传播。学术出版的意义在于，一方面，研究者通过课程和教科书的形式把知识传递给学生；另一方面，研究者通过在高端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发表研究成果来获得个人与机构的学术声望。这种机制被视为“现代科学的关键制度”。(34)尽管学者出版作品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经济收益，但出版本身就是一种学术体制内的商品，它不仅能为研究者所属的机构赢得某种支持，也能为其自身在工作或晋升方面增加筹码。如此，那些高端期刊所使用的书评环节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它们对什么应该成为制度化的合法性研究进行把关。此外，安全学者也常常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为普通大众撰写专栏文章，或者接受平面和电子媒体的采访。
四 结论
虽然冷战结束给国际安全研究的扩展与深化提供了开放的空间，但这还不是国际安全研究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国际安全研究诸多发展出现在20世纪70～80年代，有些发展还源于或响应于冷战时期的和平研究。国际安全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发展部分是由能源危机和逐渐提升的人类环境意识所促成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军事议题的式微也给国际安全研究提供了发展空间。在方法论的深化方面，女性主义、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均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是社会科学理论引入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例证。正如和平研究／批判安全研究所言，对任何将安全议程限定于国家中心和军事议程的企图，批判安全理论对此总是坚持一种规范性批评。非传统安全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与深化，即要在杂志、社团、学术训练过程中很好地制度化，储备传统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的资源，凸显安全研究中正在持续的非军事问题（如环境问题、认同问题、人权问题、经济问题等）。这样，非传统安全研究就需要建基于总体的社会科学和作为导向的公共政策之上。如此，任何影响非传统安全研究未来的变化，即使军事议程重新被设定为中心议程，国际安全研究的扩展和深化仍将是持续进行的。和平研究者、结构主义者、批判安全理论者、女性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对威胁的理解已经从纯粹的物质性考虑转向更多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理解，这已经是重大进展。
国际安全研究的扩展与深化使安全面对诸多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对于哪些应该纳入安全研究领域以及哪些应该排除这一问题依然存在争议。不管是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扩展与深化使得国际安全研究碎片化、主题不连续与分散化；还是另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国际安全研究所共同关注的范围内正产生着更多微妙与复杂的对话，产生着既需要回答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没有或很少有不同视角之间的对话与争议，那么国际安全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领域就可能消亡。有些研究者把国际关系认定为一个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阵营，这种认定也适用于国际安全研究。(35)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美国与欧洲的分离也被认定为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欧洲更多的是重视和平研究、批判理论和各种类型的后实证主义研究；美国更多的是重视战略研究、实证主义研究。说扩展与深化只体现在欧洲国际安全研究中是不对的，坚持传统主义的美国也呈现出某种扩展与深化。
已有证据表明，国际安全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单方面对话，但在解释某些特定问题上，这种对话已经变得越来越深入和复杂。安全研究的扩展和深化可以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劳动分工，这种分工有助于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来深化对同一事物的理解。然而，富有争议的是，冷战后安全研究的新进展反而使国际安全研究在政治取向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与问题，尽管它们也承认，在冷战期间，和平研究中安全的价值、现实主义者反对美越战争和美伊战争中安全的价值都不应受到贬损。但是，就像经历了九一一恐怖袭击和全球反恐战争一样，未来我们也会经历其他重大事件。不管传统主义者喜欢与否，讨论安全化的内涵及其过程均已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主要部分。
［收稿日期：2009-10-28］
［修回日期：2009-12-11］
注释：
①Barry Buzan,Ole W
ver 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enner,1998.
②Ole Wver,"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Lipschutz,ed.,On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p.46-86; Barry Buzan,Ole Wver 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CO.:Lynne Rienner,1998; Susan Peterson,"Epidemic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Vol.12,No.2,2002,pp.43-81; Stefan Elbe,"HIV/AIDS and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War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2,2003,pp.159-177; Colin McInnes,and Kelley Lee,"Health,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2,No.1,2006,pp.5-23.
③Mark Neocleous,"From Social to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Dialogue,Vol.37,No.3,2006,pp.363-384.
④Olaf Palme,et al.,Common Security:A Programme for Disarmament,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London:Pan Books,1982.
⑤J.Chapman,R.Drifte and I.M.Gow,Japan's Quest for Comprehensive Security,London:Frances Pinter,1983; T.Akaha,"Japan's Comprehensive Security Policy:a New East Asian Environment," Asian Survey,Vol.31,No.4,1991,pp.324-340.
⑥The Editors,"Foreword,"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No.1,1976,p.2.
⑦John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Vol.2,No.2,1950,pp.157-180.
⑧Michael C.Williams,"Words,Images,Enemies:Securi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7,No.4,2003,pp.511-531.
⑨Arnold Wolfers,"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67,No.4,1952,pp.481-502.
⑩Daniel Yergin,Shattered Peace: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 Ole Wver,"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Lipschutz,ed.,On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p.46-86; Barry Buzan,and Lene Hanse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11)Hedley Bull,"Arms Control and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No.1,1976,pp.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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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dward A.Kolodziej,"Renaissance in Security Studies? Caveat Lecto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6,No.4,1992,pp.42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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