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传统经济理论的突破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无比挚爱的邓小平，在构建中国现代化经济的努力中，既继承前人，又突破前规，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于创新的魄力，对中国传统经济观念进行了变革，把中国传统的经济观念转变为现代经济思想。
一、邓小平的义利统一观，是对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的有力拨正
在义利观上，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重义轻利甚至弃利取义倾向。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多有重义轻利思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张“见利思义”，甚至“去利怀义”。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在董仲舒那里得到发扬，他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计其功”，把义的重要性强调到了不计功利的地步。宋代以后，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把义利对立推向极端。“义”成为人们认识事物、鉴别其价值的根本原则。由于极力强调伦理道德价值，必然会贬斥人对物质生活的要求。
重义轻利思想经过长期的宣扬，也便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十分巨大。它崇尚的是道义，轻视的是功利，在培养中国人的刚直不阿、舍生取义等精神气节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极力鼓吹道义，完全贬低功利，对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发展不利，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健康人格的形成，成了人们沉重的精神负担。
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改造旧传统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任务。毛泽东在改造旧文化过程中，建构了泛政治化的文化，即以政治至上取代了旧传统文化的伦理至上。这种政治至上的文化曾经激发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增强了社会的向心力。但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我们党逐步滋长了忽视发展生产，忽视物质利益，片面强调精神作用的错误，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把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地步，引发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鼓吹唯心主义的精神万能论，造成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针对这种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时期不行，”[1](P146)“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很大变化。”[2](P89)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在高度强调物质生活，即“利”的同时，也一再强调道德生活，即“义”的重要性，指出，如果只抓经济建设，不抓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2](P144)“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1](P146)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重，而不能“一手硬、一手软。”
邓小平通过对传统义利观的批判与拨正，打破了中国人头脑中的价值禁锢，在现实经济利益基础上实现了义与利的有机统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中国传统“重农轻商”、“重本抑末”思维定势的变革
“重农轻商”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重视维护小农的自然经济性质，从生产和流通领域阻断小农与私人手工业、商业过多的联系，人为的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观念形态上树立务农是“民之正途”、农业为“立国之本”的思想。古代经济学家虽然也承认商业行为为社会所必需，但始终认为“商”是一种恶的行为，必须对它进行严格限制，以防止由于“商”的发展而出现思想观念方面的变化，以致“人心不古”，离经叛道。
新中国建立后，在人们观念中，仍然认为商品经济会导致人们追求利润，会腐蚀人们的思想，会降低人们的道德素质，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融。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否定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搞全民“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结果导致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上的许多重大失误，直至发动了使中国经济走上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抛弃了“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论公式，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禁锢，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的伟大论断，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进行了一次巨大的冲击和洗礼，中国经济生活因此而焕发出活力，人们的经济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易变，走出了忽视商品经济、人为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误区。
三、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是对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模式的纠正
“重均平而抑分化”是儒学一贯的思想主张。传统均平思想是小生产交换方式的产物。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生产力发展异常缓慢，人们只能维持一种较低的生活水平。这种情况决定了人们没有强烈追求财富的欲望，害怕竞争，害怕分化，于是想到与其破产，不如平分财产，在同一水平上受穷，“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历代农民阶级一向主张“等贵贱、均贫富”，“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不可否认，这些思想鼓舞着广大农民向封建主义所有制进行冲击和斗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进步的革命作用。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它逐渐变成了一种狭隘、落后、保守的财富观念和分配观念，对社会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几千年来，这种平均主义观念已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一直在顽固地发挥着作用。
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平均思想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揉合，误把社会主义的平等理解为收入分配的平均，把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混在一起，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表现，几乎使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名存实亡，从而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生产力没能得到应有的大发展，到头来，虽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却仍旧是共同落后，普遍贫穷，社会主义经济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总结这一点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共同富裕不等于同等程度的富裕，而是一种有先有后的富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解决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吃大锅饭”的传统格局瓦解，人们头脑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和涤荡，使举国上下出现了奋发向上的新气象。
四、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彻底改变了我国古代“尊道鄙器”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尊道鄙器”，即把封建的纲常伦理、仁义道德视为“道”，把天文地理、方技数算看作“器”，鼓吹“君子不器”。孔子斥学农技之人为小人。孟子认为君子之事是道德政务，别的事都是小人之事。荀子更是一语破的：“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曰切磋而不舍也。”《新唐书·方技列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之能。”“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既便是历代科举考试，也不必考技艺。这些都导致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注重探求自然规律，把思维重心和实践活动放在社会历史领域，只注重背诵《四书》、《五经》，探求人际关系，践履道德原则，而把科学技术放在从属地位上。从孔子到宋明理学，莫不如此。这种传统习惯严重阻碍了我国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大大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自然科学理论是生产力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基础和动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精神状态存在的生产力。所以，马克思把自然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3](P372)毛泽东虽然对科学技术有过认真注意，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4](P15)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及国外的环境的多变性及复杂性，使毛泽东在后来的指导思想上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去考虑问题，把阶级斗争、斗私批修、个人德性放在首要位置，而忽视了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使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没有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科学技术及其载体——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搞得混乱不堪，使科学技术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束缚。邓小平从时代发展的新形势出发，总结了本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情况，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1](P86)经济要想发展的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必须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生产力”的位置上，并围绕这一结论作出了一系列发展科技的战略决策，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的科技思想，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只注重思考人际关系和个人道德修养的“轻自然、斥技艺”的文化心态，彻底打破了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为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大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物质文明生活的提高。
五、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既是对中国传统变革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又是对它的发展和超越
中国古代的改革变通思想源远流长。一部《易经》的主导思想就是一个“变”字，“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唯变所适”。这种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变革思想的源头。从商鞅、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到康有为、梁启超，无不因势利导，变法图强。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我们民族生命力的改革思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有着永恒的价值。我们民族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居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与此有着直接关系。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用什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这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把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实践证明，这是错误的。邓小平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了“改革是一场革命”的系统改革理论，使中华民族的变革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古人倡言变革，是为了稳固统治阶级的统治，近人倡言变革，是为了挽救封建社会的危机，都采用改良的手段，对旧体制进行修修补补。而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尽管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但它绝非改良。邓小平多次提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旧框架的突破，是一场全面、系统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特别是他强调改革与开放同步进行，更为传统的变革思想所不及。
六、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突破了传统的自我孤立的封闭意识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对外开放史绩。盛唐时期，中国与世界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长安城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都市。但这种开放限制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和某一区域里。从总体上讲，中国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念是倾向于封闭的。最典型的是老子所描绘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理想。这种理想反映了小生产者封闭的现实心态和没有开放愿望和意识的心理。而某一时期出现的“万邦朝圣”的繁荣景象，使封建统治者及民族心态上出现了“华夏第一”、中国为天下之“中”的意识，导致固步自封的社会心理状态和夜郎自大的保守观念，从而使曾一度为世界文明之先的中国在步入近代后走向衰落。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国沿海屡遭日本倭寇和西方海盗商人的骚扰和劫掠，对中国封建经济构成严重威胁。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明嘉靖年间，开始实行闭关政策，禁止外国船只抵达广州。到了清朝初年，由于东南沿海一带反清复明的斗争及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境内的非法活动，使日趋保守的清政府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对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实行严格限制。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闭关政策，固然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对我国沿海的侵扰，但它却封闭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处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使原本落后的中国经济更加落后，统治者们“天朝大国”的美梦被侵略者的炮火击得粉碎。
近代中国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给中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讲过，我们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做生意。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及中苏关系逐步恶化，我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之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解越来越片面化，独立自主被误解为闭关自守，自力更生被曲解为盲目排外，中国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恰恰迎合了我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强烈的内向和对外封闭的传统，割断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脱离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导致了国家的贫穷和落后。邓小平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他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2](P78)这个教训必须认真吸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坚决主张实行对外开放，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用以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使整个国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断的发展和壮大。现在，在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指导下，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在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经济思想的同时，更注重从当代实际出发突破和超越传统，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