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获得与失去——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就业女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上世纪论文,困境论文,年代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0年空前规模的大危机使美国经济几乎陷于崩溃。工业产量在第一年下降了17%。第二年又下降了17%。到1932年末几乎下降了一半，全国总产量下降了将近1/3。随着生产的下降，失业人数明显上升。据统计1930年，4,500,000人失业，1931年8,000,000人；到了1933年，失业人数将近13,000,000，即占总劳动力的1/4。与此相反，就业女性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女性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从1930年的24.3%增加到1940年的25.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婚妇女的就业状况。1930年，已婚妇女的就业率是11.7%，到了1940年，超过了15%。10年间，已婚妇女就业人数增长将近50%，而她们在人口中的比例仅仅增长了15%。1930年，已婚妇女仅占女性劳动力的29%，而1940年却占35%。可见，20世纪初以来美国女性不断增长的就业模式并没有因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而中断，大萧条也没有扭转大量已婚妇女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倾向。尽管在萧条最初的三年里，女性的就业率因为制造业、家佣和私人服务等大量雇佣女性的部门就业浮动大，而比男人的就业率下降得更快，但到1932年底左右，女性的就业状况就发生了转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女性似乎受益于从前所遭受的性别歧视。首先，在危机打击最沉重且恢复慢的重工业部门，过去一直排斥女性，因此，在这些行业中女性的人数很少，因此从这些部门被解雇进入失业大军的妇女人数也就少。相比之下，女性就业人数比较多的轻工业和服务部门比重工业恢复得更快，因此女性就业率的增长也就相对较快。其次，女性还受益于正在发展中的流水线型生产过程。
联邦政府在大萧条期间推动制造商重新装备机器设备，同时，NRA（国家复兴管理局）的法规有时通过限制工厂的生产时间从而达到限制产量的目的，这些都为工厂在一定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生产产品提供了额外的动机。为了能够生存下来，工厂用新的经过改进的机器代替旧机器设备，把技术性的工作变为流水线生产，企图在有限的时间里生产更多的产品。这种新的简单化的流水线型生产方式为女性创造了工作机会。
此外，建立在生理性别基础上的劳动分工对女性就业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女性担负着繁衍下一代的任务，因此她们在照顾孩子和家庭方面负有天然的责任，外出就业的女性所从事的职业也大多与照料他人等服务性工作有关。在美国，社会上的工作被严格地定义为“女士的工作”（或“粉领的工作”）和“男士的工作”。因此，这一分工对女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尤其有害。但是这种工作歧视模式也有另一面，即“粉领的工作”给了女性一定程度的就业保护，甚至像大危机这样严重的经济紧缩期间也不例外。这是在大萧条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女性就业人数仍然继续增加的又一个原因。显然，大萧条期间女性就业人数的增长并不是性别歧视减少的结果，而是过去和当时性别歧视的产物。因此，这种就业人数的增加也不意味着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相对提高，大量的女性仍然从事着地位低、工资少、工作条件差的工作。
尽管女性就业人数在大萧条时期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性别歧视的结果，而且妇女所从事的工作条件恶劣，其社会经济地位也没有什么改善，然而女性特别是已婚妇女外出工作在当时仍然要承受巨大的公众歧视的压力，甚至是比过去更大的压力。1936年，民意测验专家George Gallup曾问过接受调查的人：如果丈夫正在就业，妻子是否应该工作？82%的接受民意测验的人说不。同一年，财富杂志也做了一个民意测验。当问起“你认为已婚妇女应该在家庭之外拥有一份专职工作吗？”，15%的人表示赞同，48%的人不赞同，37%的人有条件的赞同。看来，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理想的破裂，男性挣钱人地位的丧失，自我价值的无法实现，从而导致的自我尊严的丧失这一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才是反对者愤怒的根源所在。而女性特别是已婚妇女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替罪羊。一个失业工人说：“女人应该呆在家里，我宁愿死，也不愿妻子去工作。”还有一个工人说：“我宁愿打开煤气开关，让一家人中毒而死，也不会让妻子养我。”
简言之，1930年～1940年女性进入劳动力大军人数的继续增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性别歧视的结果，而不是女性地位改善的表现。就业女性大多处于比就业男性条件恶劣得多的工作职位上，而且对男性就业基本上不构成威胁。尽管如此，公众反对女性就业的呼声却愈来愈高，对就业女性的攻击和歧视也愈来愈广，和过去相比可以说有增无减。这固然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在就业问题上歧视女性的继续，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男性的地位和尊严在大萧条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整个社会，包括男性和女性，政府和私人企业，都对性别问题上原有的权力关系可能受到的破坏非常关注，结果在舆论和行动上都向维护旧有性别权力关系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步伐。这就使就业女性相对于就业男性的社会地位不仅没有什么改善，反而下降了。整个1930年代，就业的女性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危机期间，官方的失业统计很少超过30%。但是，官方的统计数字也许并没有反映女性失业的真实情况。
大量失业的女性的存在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因为绝大多数公众关注的焦点是“被遗忘的男人”。莱苏尔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当女人们失业和饥饿的时候她们会去哪儿是这个城市最神秘的事情之一。在等待食品救济的队伍中没有很多妇女。没有提供给男人那样的廉价客栈供给女人……然而在城市里一定有许多像男人那样失业和忍受极端贫穷的女人。慈善机构仅仅照顾那些被称作‘值得照顾’的很少的人……我生活在城市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帮助，过分懦弱而无法在救济处得到食品。我知道许多妇女像我这样生活，直到极度穷困而昏倒在大街上，不对任何人说一句话。一个女人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直到房子被拿走，一天吃一块饼干，像老鼠一样安静，因此关于她没有任何社会统计。”对失业的无家可归的女性的这些描述表明了在大危机期间生活严酷的一面。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境遇是所有失业的人群中最为艰难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男人是家中的挣钱人，经济灾难尤其是一个男人的问题，救济的主要对象理应是失业的男人。而对于女人来说，天生就有男人供养，不需要救济。因此，救济队伍中出现女人的身影是不正常的现象。虽然城市救济处为无家可归的女性临时增加了床位，但是，她们多被单独分隔在救济处的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有一个单独的入口接待妇女和儿童并把她们直接送上楼，吃在那里睡在那里。这样，在救济处，人们看到最多的仍然是男人站在长长的等待救济的队伍里。
没有人捕捉城市妇女受到的伤害；她们的代表人物好像不存在一样。城市贫穷和无家可归被定义为男人的事情；没有工作的男人和有规律的收入来源是测量城市经济贫困和失望水准的主要因素。琼·斯科特的想法给了我们更多的启发，她认为，人从出生的那天起，视力就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人们看不到这些女性因为他们没有学会看到她们，他们也不想看到她们。经济危机加深了人们对男性挣钱人理想的政治合法性和统治地位观念的维护，因此，失业的女性往往被人们视而不见。可见，人们正是从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看得见的迹象中创造了人类的历史。
大危机期间，罗斯福政府实施的新政为成千上万名失业工人提供了救济。这些救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以工代赈，二是由联邦政府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拨款，对失业者提供社会保障。然而，新政救济政策没有给失业和被迫接受救济的至少200万女性提供任何帮助，因为，救济机构在设计救济项目的过程中用不同的方式对待男人和女人。“被遗忘的男人”是制定一切救济项目的出发点。
最早的救济机构之一是民用工程管理局。该局在1934年1月有400万工作人员，但是仅有30万女性。该局集中在大规模的建筑和公共工程项目上，这些工作被认为不适合女性。1935年，女性仅仅占人数的12%。第二年公共事业振兴局取代了民用工程管理局监督救济。
女性在以工代赈的救济项目中受排斥主要通过三种方式。首先，在项目中女性的参与被限制在最多占全部位置的1/6。并且，女性很难达到接受救济项目的标准，因为仅仅“一家之主”才有接受救济项目的资格。第二，一旦女性被安排在接受救济队伍中，她们面临着难以替她们安排一个工作位置的问题。因为她们被认为仅仅适合做“女人的工作”。第三，女人在工作救济项目中得到的工资比男人的少。救济项目为女性安排了更低的工资标准的事实，反映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低下的地位。一位全国工业复兴管理局的官员辩解道：“在法规中能发现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很难依靠纯粹的逻辑理由，但是它们代表长期建立的习惯。”
在接受救济方面，少数族裔妇女面临着种族歧视的问题。首先，她们遇到了不够救济项目资格的困难。非裔美国人被认为比白人有更低的生活标准和更低的需求。黑人申请获得救济的过程慢并且能够得到救济的人数少是普遍现象。这些做法在农村地区更严重，在那里非裔美国人在工作项目和直接救济单上出现的人数非常少，仅在1939年2月，在公共事业振兴局花名册上仅有2.1%的黑人女性，12.1%的黑人男性，11.0%的白人女性，足足有74.4%的白人男性。第二，非裔美国妇女在得到工作方面甚至经历了比白人女性更多的困难。因为，找到公共代理机构赞助包括黑人的项目经常是非常困难的，可以利用的项目几乎都被种族隔离。
由此可见，尽管新政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使男女双方都受益，然而它却对男女两性以及不同的种族群体进行了不同的限定。白人男子是政策制定者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女性和少数族裔是附带考虑的对象，并且大萧条造成的失业白人男子数量的增多，使女性和少数族裔这些弱势群体的从属地位进一步增强。
然而，女性独立意识的不断增强、劳动力人数的持续增加以及在政治生活中的突出表现，严重地挑战了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男性挣钱人的地位。这些“被遗忘的女性”为获得承认和得到一份工作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她们发出了“我们不要施舍我们要工作”的呼声。可是，她们发出的声音仍然十分微弱，因为在人们的普遍行为、政府制定的救济等政策中大量存在被社会性别化的特征。尽管在新政的一些机构中涌现了不少杰出的女政治家和改革家，她们为社会保障等立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在许多救济和社会保障项目中，妇女仍然是二等公民。人们关注的焦点还是“被遗忘的男人”，而大量的“被遗忘的女人”仍然被视而不见。
新政期间，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性劳工立法。这些立法在某些方面确实使就业女性比职业男性受益更多。比如：在许多产业部门，工资和工时立法，使女工的工资几乎增长了一倍，工时大大下降；更多的就业女性成为工会会员。这些进展都是就业女性前所未有的收益。然而，相对于男性来讲，就业女性所受到的歧视却由于大萧条中通过的这些劳工立法反而被加重了。
《全国工业复兴法》是罗斯福政府第一个百日出台的重要的立法之一。在根据这部法律建立的国家复兴管理局监管下颁布的工业部门的不少公平竞争法规及其后国会通过的《公平劳动标准法》为男性和女性劳工规定了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国家复兴管理局认可的法规施行仅仅两年，妇女事务局就得出结论：“就业女性在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和增加就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首先，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虽然适用于所有男女工人，但这些法规通常使女性比男性更受益，特别是在工资领域。因为女性传统上集中在低工资的工作中，所以最低工资的规定使她们从中受益较多。在纽约州，恰好在法规生效之后，女性的工资从1933年7月到1934年11月增长了16.6%。男人的工资仅增长了3.4%。然而，国家复兴管理局法规存在巨大的缺点。例如，它们影响到的女性仅仅是劳动力的一半。虽然这些法规包括了制造业和商业部门绝大多数女性，但是其他女性占优势地位的领域，如家庭服务、专业服务、农业和办事员工作则很少或没有得到保护。一个甚至更大的问题是，在1/4的法规中规定工资的不同（从一小时5美分到25美分），规定女工比男工更低的最低工资标准，男性在报酬高的应急工作中占有绝对优势。另外，国家复兴管理局的法规同样存在着种族歧视。许多黑人女产业工人无法从新政的工资和工时立法中受益。国会于1938年通过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是继《全国工业复兴法》之后的又一个保护性工业立法。全国消费者协会为该法令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公平劳动标准法》的影响下，工资立即增加和工时下降的工人中主要是女性、南部人和非裔美国人，因为这些群体集中在过低的劳动标准的职业中。例如，服装业、鞋业和纺织工业中的许多女性，和化肥、家具和据木厂的许多南部男性（绝大多数是黑人），获得了立即的改善。但是这个成就无法掩盖女性和少数族裔工人过多地被排斥在法令之外的事实。尽管男性工人在保护范围之外的比例和女性的比例大致相同，然而许多未得到保护的男性从事的是报酬高的专业职业，而绝大多数未被保护的女性从事的是低工资的家佣和农业性质的工作。协会为了促使法案通过所做的政治妥协不但没有为女性带来更大的收益，反而使男性由于他们在制造业中占有的支配地位而成为关注的中心。
新政时期是美国劳工运动的高潮时期。这得益于1935年《全国劳工关系法》的通过，该法令规定联邦政府支持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然而，当女性在1930年代以不同形式参加劳工运动的时候，她们面临许多问题。首先，绝大多数工会对女成员持有性别歧视的态度。许多人相信，由于绝大多数产业女工聚集在低工资、非技术的工作中如糖果厂、纺织厂、服装厂和商业性质的洗衣店，工作的季节性特征使她们经常变换工作，因此，很难形成一个劳工运动所必需的稳定的具有凝聚力的群体。同时，妇女作为暂时的劳动力，她们对组织起来也没有迫切的要求，她们最终的位置是家庭。这些传统观念强烈地渗入男工会成员的心里。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女性在劳工运动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胆识和勇气，也无法改变男工会成员心中固有的观念。
事实上，不仅男性持有这样的观念，而且许多女性也不愿意参加工会，因为她们担心参加工会会失去自己的工作，她们中的许多人是家中唯一的挣钱人。另外，大萧条加重了就业妇女的双重负担，她们一方面要外出工作；另一方面，回到家里还要自己动手做许多原来只需到商店就能买到的东西，以便节省家庭开支。许多女工们感到，工会是男人的事情，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那些事情。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的女劳工组织者斯特拉·诺维克(Stella Nowicki)，亲身感受到了女性参加工会的艰难。她说，当她做完了一天的繁忙的工作回到家里时，没有人为她洗衣做饭，而她的男同事却有妻子为他们做好了这一切。
在工会领导层中没有充分的女性代表也是引人注目的。国际女士服装工人联盟(The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ILGWU)，每4个成员中就有3个是女性。然而，整个1930年代在24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中仅有一个女性成员罗斯·佩索塔(Rose Pesotta)，她干满三个任期后，谢绝了第四个任期。她对自己的隐退评论道，“就职的十年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单单一个女副主席不能充分地代表现在组成ILGWU305,000个成员的85%的女性。”另外，大量的女工人被完全排除在劳工运动之外。在1940年，产联有800,000名女成员，6年中增长了7倍，与此同时男成员增长了3倍，这是美国历史上女工会成员最多的时期。但是在11,000,000女工中，这个数字还仅仅是少数。另外，严重的种族歧视把有色人种的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排斥在劳工组织之外。
1930年代，性别歧视使工会仍然提不出职业女性特别关心的问题和需求，因而造成了女性在劳工运动中的从属地位。10年间，尽管劳工运动有了重大的发展，妇女参加劳工运动的人数明显增多，然而，对于不同阶层的女性来说，她们还无法完全形成代表女性权利的工会组织。
1929年开始的持续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危机是对美国就业女性的严峻挑战。她们不仅承受着更加沉重的家庭负担，而且还要忍受更加艰难的就业环境退步。然而，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刻，美国就业女性在为生活得更好而进行的拼搏中，逐渐增强了对自我价值的认知。
美国的就业女性正是在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不断增强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成熟，而这一切都为战后女性运动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