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探索中前进——三论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上没有既定的答案可供参考，实践上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它作为一个历史性课题摆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面前，要求我们去实践、探索。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既有凯歌行进的辉煌，也有迂回曲折的悲歌。今天，我们立足于世纪之交，认真思考和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众所周知，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初步预测：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第二，消灭私有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第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由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计划调节，商品货币关系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第四，产品归劳动者共享。在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即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在高级阶段，由于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觉悟极大提高，生活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第五，阶级和国家逐步消亡，整个社会将过渡到自由人的联合体，最终实现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深知，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不是为某个国家具体规划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更不是描绘未来社会的详细蓝图。他们反复强调，未来社会是一幅什么图景，将采取哪些措施，完全应根据那时的历史条件来决定。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首先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开始思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结果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加重了连年战争所造成的困难。——“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70页）面对这种情况，列宁不是固守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而是“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66页）实践使列宁看到，俄国原有经济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小农经济犹如汪洋大海，二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落后。这就是说，原有经济尚未为社会主义经济奠定足够的物质基础，自然也就不可能立即实行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于是，列宁开始尝试通过市场和商品交换使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活跃起来，再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把它们引向社会主义道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69页）这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1921年3月，俄共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到新经济政策。这个转变标志着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初步形成。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列宁晚年对它的总结、思考，使这一思想日臻完善，概言之就是一个中心：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为中心，奠定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两个中介：以商品交换为中介，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以合作社为中介，将小农经济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经济。三项措施：改革国家机关，发展文教事业，实行对外开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上，列宁的最大贡献在于深刻阐明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须而且可能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而且可能利用资本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迂回”道路来发展社会主义。
在列宁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斯大林进一步推进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当时苏联的形势异常严峻：一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二是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增强国防实力，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客观上有必要实行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体制，以便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动员，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诚如斯大林所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页）在一个被列强包围的“小农国家”，工业化的资金只能来自工农业的积累。斯大林由此意识到：社会主义决不可能长期建立在现代工业经济和传统农业经济两个不同的基础之上。只有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才能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赢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正是在“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业生产以年均递增21%的速度持续发展，到1940年已超过英、法、德等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创造出用短短12年的时间完成资本主义国家用50至100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奇迹，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尽管这种体制从产生起就存有种种缺陷，但它适应当时历史环境的需要，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则是铭刻青史，谁人也抹煞不了的。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3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二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基本原则大体一致，它所取得的成就证实了这些设想的正确性。因此，苏联的实践对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一时成为学习的榜样。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开始觉察到苏联经验的某些弊端和缺陷，提出要以苏为戒，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56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所有这些精辟的、具有开创性的见解，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这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力图摆脱苏联经验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发生了“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的错误。所有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为后人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利弊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都作了科学的判断和概括，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就是邓小平理论。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从新的实践出发，又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及其他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光明的前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确立，标志着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探索中的经验教训
国际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苏联走上了党解散、国解体、社会改制的歧路。当初，俄国十月革命突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可谓“其兴也浡焉”；如今，苏联这个具有7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竟没费西方的一枪一弹便顷刻瓦解，可谓“其亡也忽焉”。尽管历史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但其中蕴含的深刻教训，不能不令一切社会主义者进行认真的思考。
1.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但它并不是一诞生就完美无缺、一出现就一成不变的。现实社会主义大多脱胎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健全、上层建筑不完善，所有这些特定的国情，决定其发展、完善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疑将伴随着一系列的改革。恩格斯早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3页）
二战以后，世界政治格局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两大阵营的对峙，70年代三个世界的鼎立，80年代发展成为东西南北关系的交错，时代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和较量的重点已从过去的军事抗衡转到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竞争。这就是说，谁拥有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快速的经济增长、更强大的综合国力，谁在竞争中就处于有利地位。社会主义只有改革创新，才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经验，在有效地调动各种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又包含着严重的弊端和缺陷：就经济体制来说，它过早地推行单一的公有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就发展战略来说，它片面地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必需品短缺。这些弊端和缺陷由于社会主义建立初期成就斐然而被掩盖，但是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时代主题的变换，它们便逐渐暴露出来。从70年代下半期到80年代上半期，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已开始丧失对于美国的优势。
客观事实发出的信号是严峻的。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几任领导人大都把社会主义具体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等同起来，自己不思改革，也不允许别人改革，结果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改革的大好时机，使苏联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虽然对体制的某些方面也作过一些调整，但大多局限于权力是上收还是下放、部门是合并还是分设的层面上，结果或是浅尝辄止或是半途而废，总体上都不成功，以致积弊愈重、危机日深，为苏联的剧变埋下了隐患。
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如果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就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体体制绝对化、凝固化，而不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适时地加以改革，那么它就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丧失曾经赢得的一切，包括它自身。
2.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历史上有两种革命：一种是制度上的革命，一种是体制上的革命。社会主义改革并非制度上而是体制上的革命，其目的是为了兴利除弊，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在改革中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
如果说苏联的演变由来已久，那么由演变发展成剧变，则是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事情。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共公然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戈尔巴乔夫从全盘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出发，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各个领域的垄断：共产党的领导造成了“政治垄断”，公有制造成了“经济垄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造成了“精神垄断”，并由此导致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异化”。基于这种认识，他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中露骨地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怎样“改造”呢？就是在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在经济上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在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的引导下，苏联一步步滑向了剧变的深渊：整个党失去了一切执政依据，整个社会失去了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敌对势力则乘机制造政治动乱，图谋夺取政权。而党在这样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却步步退让、束手待毙，致使政权易手、社会易制。
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如果因为社会主义具体体制存在种种弊端和缺陷而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那就把改革变成了改向，其结果必然是葬送社会主义，使整个社会陷于深重的危机和灾难之中。
3.必须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保持高度警觉
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实体一经出现，就成了西方敌对势力攻击的主要对象。他们对付社会主义的手段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不外乎武装侵略与和平演变两种，并依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不断变换手法。如果说二战以前是以武装侵略为主，那么二战以后则是以和平演变为主。和平演变，说到底，就是西方敌对势力以经济科技优势为后盾，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施加政治压力等各种非武力手段，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战略图谋。苏联剧变就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
7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资本主义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攻势，试图通过思想渗透使其朝着西方的模式演变。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苏联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入政治领域，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一些西方政要的关注。他们纷纷指出：戈尔巴乔夫“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而且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并由此断言“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有朝一日党甚至可能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1989年5月，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便根据这种形势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声称将采取相应的步骤，使苏联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中来。
西方推行和平演变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用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二是进行政治方面的颠覆，通过扶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敌对分子，达到篡政夺权的目的。三是进行经济方面的诱迫，通过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促使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西方的轨道。1989年3月13日，美国的一位国际战略专家提醒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的互换条件是其正式制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的改革。”1989年12月4日，法国的一家报纸载文指出，西方似乎已采纳了下述观点：“应当给共产主义提供一笔合乎礼仪的安葬费。”1991年3月26日，美国总统公开宣称：苏联应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独立问题上发出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样将使我们较容易地对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种种事实表明，其援助幌子下的“西化”、“分化”图谋已是昭然若揭。四是进行外交方面的干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制造矛盾、挑起动乱，以实现其“以压促变”、“以乱促变”的图谋。苏联正是在这些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走向解体的。
苏联的悲剧告诉我们：在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战略态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将受到来自西方大国的双重挑战：一是资本主义国家“西化”、“分化”图谋的现实威胁，二是发达国家经济科技优势的巨大压力。在风险和挑战面前，只有头脑清醒、对策得当，才能赢得主动，“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4.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关键在党，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政治设计者、组织协调者、思想引导者和行动带领者。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共产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制定既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又符合本国实际和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奋斗。这是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关键。苏共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苏联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开始，苏共开了否定自身的先河；从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党”的口号开始，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发生改变。从此，苏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以至形成不可收拾的败局。一是党内思想混乱。长期以来，苏共领导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能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并以此回答和解决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致使党的宣传教育在群众中越来越失去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就为戈尔巴乔夫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提供了口实。为了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积极倡导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他所主张的民主化，是不要人民民主专政、不要集中的“无条件的民主”；他所主张的公开性，是放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他所主张的多元论，是在思想上“摒弃”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多元论。事实表明，这些所谓民主、公开、多元，实行的都是“单行道”，即只准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而不准对此进行批判和反击。结果党的思想被搞乱了、组织被搞散了，完全丧失了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严重破坏。毫无疑问，苏联的结局是由戈尔巴乔夫一手导演的，但把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仅仅归罪于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个人赖以发挥作用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是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够把党和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是因为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本身就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缺陷。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这就使戈尔巴乔夫能够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集权，进而将个人集权变成个人专断，形成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党和人民意志之上的局面，而党和人民却失去了监督制约领袖人物的现实手段。三是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苏共党内腐败由来已久，并从中繁衍出一大批蛀虫。他们早就希望“变天”，以便“合法地”保守和扩大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当党外反共分子点燃了剧变之火时，党内腐败分子便起而呼应，煽风助燃。
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关键在党，社会主义改革要靠党来领导，社会主义方向要靠党来保证，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要靠党领导人民来击破。共产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并把党真正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使自身永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色。
社会主义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先后经历了两次高潮、两次低潮的曲折变化。第一次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起点，形成了1917—1923年风起云涌的欧洲革命浪潮。尔后除俄国外，其余均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绞杀，革命运动随即转入低潮。第二次以二战结束为起点，形成了1945—1959年汹涌澎湃的欧亚革命浪潮，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出现了一个堪与资本主义抗衡的国际社会主义体系。从60年代以后，高潮逐渐转入低潮。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苏东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要经历一个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早在封建社会内部就已经产生，而且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所以资本主义一经确立就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也并非一蹴而就。英国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曾两度复辟，直到1688年才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国家体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789年算起，先后经过两个帝国、两个王朝、三个共和国、四次革命，折腾了86年，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才大体巩固。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尚且需要经过如此长期的曲折反复，同一切剥削制度实行彻底决裂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巩固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曲折，就更不足为怪了。
社会主义制度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只有80多年的历史。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它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社会主义在前进中之所以会出现曲折，是因为新事物与旧事物的斗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能完全改变新弱旧强的力量对比，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还必须经历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经验到有较多经验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而实际这种结合并非易事，它不能不是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常常是难以避免的。列宁曾形象地把它比喻为攀登一座人迹罕至、未经勘探的高山。“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25页）列宁承认，在探索中也走过弯路，“做了够多的蠢事”，（同上）“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落后、我们的贫弱、我们正在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付出代价。谁要学习，谁就得交学费。”（《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51页）“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694页）
社会主义在探索中出现曲折不要紧，问题是如何对待曲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实事求是地评价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得失成败，包括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是一个国家制定正确的改革路线的重要前提。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就必然引起党内外的思想混乱，最终导致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使改革犯方向性错误。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他多次强调：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而且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息息相关。我们总结历史，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坚持下来，把毛泽东同志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这种纠正不是简单地否定历史，而是从错误的后果中吸取经验，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我们党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方法运用于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既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从而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毫无疑问，苏联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犯过错误，而且有的错误还相当严重，但是把这些问题放到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与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毕竟不是主流。总结历史教训，可以侧重分析各种错误，以便改进工作；探索改革方略，可以侧重研究体制弊端，以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但在评价党的全部历史和整个社会主义实践时，却不能黑白颠倒、主次不分。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扭曲了的社会主义”，必须全盘否定。否定得越彻底，改革得就越彻底。令戈尔巴乔夫十分尴尬的是，一旦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党也就把自己摆到了历史的审判台上，在政治上失去了执政的根据，最终因“虚无历史”而变成“历史的虚无”。
苏东剧变之后，西方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弹冠相庆、欣喜若狂，以为“21世纪的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然而他们搞错了。苏联的解体只是宣告了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错误路线的破产，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就不会改变。不管历史的发展会出现多大的曲折、反复，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当代世界的种种变化充分证明：“在卡尔·马克思逝世113年以后，资本主义再度驶入这位革命的经济学家为他那个时代所正确描述的那个方向上。”（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第1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精辟指出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只要无产阶级政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从严治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思想上政治组织上完全巩固，就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牢牢掌握历史的主动权，把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推向高潮。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必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伟大、光荣、正确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确曾出现过失误、遭受过挫折，但我们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反复实践、反复比较、积极探索，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顶住了西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巨大压力，经受住了经济、政治、自然等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创造了社会主义事业前所未有的辉煌，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有决心、有能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更加踔厉风发的姿态迈向新的世纪，让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世界的东方高高飘扬、永远飘扬。我们坚信，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也必将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而健康地向前发展。“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社会主义的前景无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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