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研究中的“真”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3)06-0012-03
一、教育研究不仅要研究“真”问题，而且要有“真”态度
世界著名教育学专家、教育哲学家、“现象学教育学”的开创者马克斯·范梅南(Max Van Manen)在其《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中描述了如下一些荒谬但真实存在的现象：有的人为从事教育学术生涯而抛弃自己的妻子、孩子；有的人整天与孩子在一起却不知如何与女儿沟通，致使女儿滋长仇恨的心理；有的人声称自己沉醉于孩子的生活研究，却不能与孩子建立亲密的教育关系。这些教育中存在的具有极大讽刺性的实例，形成了教育研究领域“与孩子相处是一回事，讨论如何相处又是另一回事”的局面。对此，范梅南提出了一个教育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既然教育理论研究不能与日常生活的教育实践发生联系，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又何在？”[1](P193)
联系我国的教育研究现实，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其中有教育研究工作者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我国的教育研究工作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派繁荣。面对这种大好局面，笔者却时常有这样的烦恼：既然我们有如此众多、如此完备的教育研究成果，为什么我们的现实教育却没有显著的改善？甚至有时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此，笔者决无意否认教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无意贬低那些对教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者及他们的研究成果。笔者迷惑的是，如此众多而完备的教育研究成果，理应成为我们现实教育的改良剂和有力的助推器，从而不断促使我国的教育改革迈上新的台阶，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我们为数不少的高中段教育仍然在死抓升学率，我们的校园仍会不时传出不和谐的声音。难道是我们的教育现实极其顽固、拒不接受这些完备的教育研究成果？还是我们的教育实践工作者没能把握好这些完备的教育研究成果的精髓而不能很好地实践？当然，笔者也清楚地知道，任何科研成果都有一定的转化过程，但事实决非如此。只要我们留意一下广大中小学校的校门，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各种“科研基地”、“课题研究基地”、“项目基地”等，名目繁多的教育科研招牌赫然悬挂在各校的校门两边，这难道不能表明现实教育对各种教育科研成果的渴求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没能使如此众多而完备的教育科研成果在现实教育情境中开花结果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教育研究成果本身存在着问题。仔细反思这如此众多的所谓完备的教育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教育研究成果”仅仅是形式上的“成果”，或公之于世的文字上的“成果”，而非真正研究意义上的成果，它们可能是一些漂亮的文字，却毫无理论建构和指导实践的价值。
最近研读《教育研究》2002年第11期刊载的吴康宁老师的大作《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一文，有一种清新的感觉。作者表达了一种教育研究者对教育研究现状的担忧和关怀，针砭时弊，倡导严谨的治学态度，非常令人钦佩。但笔者仍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对教育研究而言，紧紧抓住了“教育理论的发展或教育实践的改善迫切需要去解释与解决，且研究者本人也有研究欲望与研究热情的“真”问题是非常不够的，因为“真”问题仅仅是研究的开始，而怎样去研究、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研究，才是决定日后研究成果的价值的关键因素。因此，笔者认为，教育研究不仅要研究“真”问题，而且要有“真”态度。只要我们怀着对“研究”工作的尊重，只要我们是真心地研究教育中的“真”问题，我们的教育研究成果就一定会在教育实践中开花结果。
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态度才能称得上是“真”的研究态度呢？或者说，我们如何判定自己的研究态度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看似一个非常模糊而难以具象化的问题，其答案早已存在于每一个研究者的头脑中。既如此，我们是否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呢？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教育研究领域，仍非常有必要明确这种教育研究的“真”态度。因为，只有明确了这种“真”的研究态度，我们才会杜绝那些毫无意义的“研究”，才能不断提高教育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率”。
二、教育研究中的“真”态度
笔者认为，教育研究过程中的“真”态度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身体力行的态度。
（一）教育研究中“实事求是”的态度
实事求是是我们一贯提倡的工作态度，不仅在具体实际工作中需要实事求是，而且在理论研究工作中也应坚持实事求是。对教育研究而言，要充分体现其“真”的研究态度，就必须实事求是。
第一，研究者对自身的研究状况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者而言，应当客观地估价自身的研究状况，即要做到对自己“心中有数”，有自知之明。只有清楚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优势、研究动机及自己的研究能力等内在规定性因素，研究者才能据此确立可行的研究内容，才能避免选取那些“无根”或“无望”[2]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笔者并不反对研究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教育研究，因为这是研究者进行教育研究的原初动力。但是，研究者不能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所研究问题的社会性效果，如果没有现实的需求，没有未来的可行性，再好的研究也只能是徒劳。笔者也不反对研究者在“扩大知名度”或“职称晋升”等利益驱动下而开展教育研究，但这种研究更应坚持实事求是，切忌无病呻吟、空洞乏味，或仅仅为了积攒“资本”而东拼西凑、言而无物。其实，也只有真正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才能不断扩大研究者的知名度，才能在职称评定中显现研究者的才华和能力。
第二，研究者对教育现状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当下的教育发展状况是教育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有正视现实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或潜在的问题，并以此为线索去学习、探索和研究，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原则和方法，才能指导并有益于现实教育的发展与改善。对教育现状和教育问题的客观而准确的认识，决定着研究者所付出的智力劳动的有效程度。如果对现实教育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准确把握，或者无视现实教育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好高骛远地去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题材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或者有意回避教育的现实问题而投机取巧，最终必然会使自己的研究走向歧路，既浪费了自己的热情、精力和时间，又无益于现实教育的改善和发展。这种研究无论取得多么“宏大”、“精深”的“成果”，也不会有任何实际价值，对其付出的劳动愈多，就愈是一种对生命的浪费，也是对社会财富的浪费，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毫无意义。
第三，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教育研究成果是对教育问题经过认真研究而得出的最终结论。对待经过千辛万苦得出的研究成果，每一位研究者都会倍加关爱，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能过分“溺爱”，不要因为最终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初衷不符而随意改动数据或结论，做出削足适履的蠢事以求证自己的预想；也不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去随意套用，认为只有自己的成果才是现实教育中惟一的选择。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要正视自己的劳动，即使自己的研究不能得出有用的结论，起码也能从反面给我们以启示：或者是自己的研究方法不当，或者是自己的研究目标设定有问题，等等，从而使研究者在以后的研究中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少走弯路。如果研究者在虚荣心或一己之私欲的驱使下，硬把有缺憾的研究结果主观随意地“改造”为“完备”的研究成果，或者东剽西窃，将别人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并以此来博取功名或利益，那将不仅仅是研究态度不真诚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败坏的问题。
第四，研究者对所研究课题的未来可行性应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教育研究，尤其是教育理论研究，应该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这是研究本身固有的内在规定性。但是，这种研究的未来性应具有可行性：即所研究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是能够遇到的，或是必然发生的；所取得的成果对将来问题的解决是可行的。惟如此，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如果研究者所从事的研究脱离现实太远，或者是未来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那么，这种研究充其量只是一种幻想或美丽的预言，于当下的教育发展毫无价值。现在的教育理论研究中，不乏完备的宏大叙事式的面向未来的研究，这种对未来教育发展的关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对未来教育发展前景的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基于现实的前瞻性分析，而仅仅是盲目地、理想化地选取某些看似非常时髦而未来却难以实现的课题进行研究，那只能是一种徒劳，最多只具有自娱自乐的功效，于教育和社会发展不会有任何作用。
（二）教育研究中“身体力行”的态度
任何一项研究，都应该是研究者身心的全力投入，教育研究也不例外。教育研究中“身体力行”的态度，要求教育研究者不仅在思想上全力投入，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全力投入，即进行通常所谓的“扎根”研究。赞科夫曾毕其15年之生命历程专心从事教育改革实验研究；杜威为了实践其“进步教育”之理想曾十几年如一日全力在芝加哥创办实验学校；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了实现其教育救国之理想，“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精心组织并实践其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等等。这些扎根于教育现实中的研究态度令人钦佩，而由此取得的研究成果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教育问题是一种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教育研究永远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凭空想像。杜威倡导“从做中学”，并把它视为一种“科学的方法”，教育研究也应该提倡“从做中研究”，只有扎根于具体的教育现实进行真实的研究，才会取得如赞科夫、杜威、陶行知等先哲们那样伟大的研究成果。
杜威把科学的思维过程分为五个步骤，并据此进行教学以训练学生的思维：(1)学习者要有一种“经验的真实情景”，有一些感兴趣的活动；(2)在这种“情景”里面，要有促使学习者去思考的“真实的问题”；(3)学习者须具有相当的知识，从事必要的观察，用来对付这种问题；(4)学习者须具备解决这种问题的种种设想，并将这些设想整理排列，使其秩序井然；(5)学习者把设想的办法付诸实施，检验这种方法的可靠性[3](P11)。这里，如果把杜威所讲的“学习者”换成“教育研究者”，必定会对教育研究者有很大的启发。教育研究者就应该在真实的教育情境中去发现真实的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观察、实验，然后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种种设想，最后在教育现实中去实践自己的设想，检验这些设想的可行性、可靠性。只有如此身体力行地进行教育研究，才能得到切实可行的研究成果。即便是那种对教育问题所进行的极其抽象的哲学思考，也应最终落实到教育实践中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因为越是抽象的、宏大的理论研究成果，一旦被教育实践所接受，其对教育现实的影响越是巨大而深远。因此，在教育研究中，应该大力提倡教育实验，提倡研究者尤其是教育理论研究者深入到教育现实中去亲自进行实验，把自己的理论应用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以此检验理论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同时，这也是对理论研究的有效促进。只有理论研究与具体的教育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有效的教育研究成果。那些整天呆在书斋里冥思苦想而得出的教育研究成果，要么脱离于教育现实，要么落后于教育现实，很少能够对教育现实施加有效的影响。这大概就是上文所提及的当下我们的教育研究成果不少，而对教育现实的作用意义不大的现象所产生的根由吧。在教育研究中追求一种“真”态度，必须从两个方面来锻炼自己：一方面，不唯名，不唯利，不仅要有吃苦耐劳的勇气，而且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表现出一种对教育研究由衷的热爱；另一方面，不说大话、空话，更不能说假话，反对述而不作，提倡言行一致。教育研究的意义所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它其实是一种对人的发展的关爱，一种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关怀。如果每一位研究者都能深刻地体认到教育研究这一庄严而又深远的意义，那么，我们的教育研究就会少一些空洞的结论，多一些适用的成果，我们的教育也会因此而得到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