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视域中的苏俄——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胡适论文,视域论文,近代中国论文,自由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K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0)04-0096-06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诞生及其社会主义实践，曾引起世界的巨大震撼。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出于对自由、民主理想社会的向往，对苏俄予以极大的关注。笔者尝试以自由主义的重要领军人物——胡适为中心，集中探讨胡适的苏俄观①，以有助于探究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视域中的苏俄。
近代以来，受进化论影响，中国人求变趋新的思想愈演愈烈，学习西方也力求最新最好。十月革命的发生，无疑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学习目标和选择路径，使一部分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视俄国的道路。1917年，已留美7年的胡适，正处于归国前夕。当二月革命发生时，胡适在日记中表达了欣喜之情：“俄国突起革命，市战三日而功成，俄沙退位，逊于其弟密雪儿大公。大公亦谦让不敢当也。吾意俄国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记。”②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并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自然契合胡适理想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同年4月17日夜，胡适在日记中又写道：“爱自由谋革命者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徒，摧辱惨杀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③
五四前后，胡适直接发表的有关苏俄的文字屈指可数，在他的日记、书信中也没有找到与苏俄有关的直接评论。对国内思想界影响甚大的苏俄热，胡适为什么具有相当的免疫能力呢？这还得从胡适归国初期的思想线索中去寻找原因。胡适归国后表示20年不谈政治，要从思想文化领域再造国民，曲线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其时胡适发表文字的着眼点在于宣扬实验主义、文学革命、个性解放。作为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总是强调实践与证据，在自己没有进行充分的学理研究和实地观察之前，在苏俄成立时间不长，尚未呈现出令人信服的建设成就之前，胡适对苏俄保持了一种实验主义的审慎观察态度。
1919年夏，胡适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开始了仍旧偏于思想方面的议政，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诸多研究成果表明：问题与主义之争并不表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水火不容。就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的朋友关系而论，胡适无意与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冲突。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说：“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④此文详细论述了如何输入学理、研究学理，说明胡适在坚持自己看法的同时，也试图尽量容纳主义一方的主张，足见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无刻意的抵制。五四前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再造中国社会的总体目标上趋于一致，或主张点滴改良，或主张从根本上推翻重建，但终究都是再造。所不同者，只是方法或手段而已。
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胡适在政治上并没有与之决然对立，双方一度在文化问题上还有结成联合战线的意味。胡适在1921年初给陈独秀的信中明确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而将梁启超及研究系划为“他们”⑤，这里的我们与他们涵盖着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等多领域的区别。一年后，胡适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所提出的11条原则全部转载于自由主义者的同人刊物《努力周报》，并评论说，“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⑥。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宣言中也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肯定“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同一篇文章里，胡适还提到中共的两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自然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胡适明确地称中共为“我们的朋友”，并在大目标上引为同道⑦。到1922年，胡适虽倡导好政府主义，但他又说：“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⑧可见，胡适并不完全拒绝革命。
1919至1922年，尽管胡适表面上对苏俄的评论甚少，但从他与中共的交往及对时局的态度中不难窥见其苏俄观的蛛丝马迹。须知，中共的背后或多或少有着苏俄的影子，胡适一度认中共为朋友，对苏俄自然不可能持显著的反对立场或否定态度。可以这样说，由于受时代环境、私人交往及胡适信奉的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的思想意识与苏俄日益趋近。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兴起均离不开苏联的帮助。1925年北京知识界爆发了一场联俄与仇俄问题的大争论，胡适却未加入。他迟疑甚久的理由是：“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随后，胡适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⑨言下之意，胡适似乎更亲近少年人。胡适虽以实验主义为自己不加入反赤化讨论辩解，但反对苏俄与胡适此时的思想倾向不说相左，起码是不相吻合。
1926年7月，胡适作为中国代表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途径苏联。自7月29日下午到达莫斯科至8月1日下午离开，3天时间里，胡适先后参观了苏联革命博物馆、莫斯科第一监狱，表示很受感动。胡适还接触了国民党方面的于右任、共产党方面的蔡和森和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左派教授梅里姆、哈珀斯，他和蔡和森纵谈甚快，辩论时间很长，从下午3点直到9点。身处实地的参观考察及与各派人士的谈话对胡适的苏俄观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在胡适留下的谈论莫斯科之行的文字里，他对苏俄的评价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赞赏苏俄有计划的政治。胡适在莫斯科写信给张慰慈说：“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苏俄有计划的政治实验似乎勾起了胡适1922年主张的有计划政治的旧梦，使他看到了一缕新的曙光。在信中胡适还说：“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⑩在8月3日的日记中，胡适回想与蔡和森的谈话，甚至发生了组织“自由党”的念头，而他初步草拟的党纲第一条即是“有计划的政治”(11)。第二，赞赏苏俄的教育。胡适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读教育部所作‘公家教育’，不能不感觉八年来的教育成绩可惊。此教育方针实根据于新的教育学说。”(12)在给徐志摩的信中，胡适再度为苏俄教育辩护：“我们只看见了他们‘主义教育’的一方面，却忽略了他们的生活教育的方面”，苏俄的教育制度是“养成人人的公民程度与生活能力，而同时给予有特别天才的人分途专习高等学问的机会。这种教育制度是不可抹煞的。”(13)第三，钦佩苏俄人努力奋斗的精神。在苏俄的几天，胡适处处感受到一种新的力量与勃发的生机。他说：“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14)胡适在苏俄的观感促使他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反省：“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15)第四，对苏俄的专政也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容忍与保留。在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胡适向梅里姆教授请教一直困扰自己的“狄克推多”问题。梅里姆的回答是：“此间作此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保障，故摧毁一切所谓‘反革命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所谓‘社会主义一代’；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独裁可以终止之时。”听了这番话，胡适的评价是“此论甚公允”(16)。胡适认为，苏俄虽然现在推行的是专政，但通过认真办教育，最终仍然会走向民主制度，苏俄是曲线在走美国的路。因此，胡适心中也就释然了。
为何胡适只经短暂三天的莫斯科之行，就对社会主义苏俄大唱赞歌呢？要解开这个疙瘩，还须从胡适的思想渊源入手。众所周知，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强调自由、理性、个人主义，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和社会干预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主张调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允许运用社会集体力量对经济等问题进行人为的调节和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从时空因素上看，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影响巨大的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杜威、罗素和拉斯基。实际上，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与社会主义结下不解之缘。胡适认同其老师杜威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加上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大同理念的影响，其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就不难理解了。胡适认为，“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17)显然，胡适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采用某些社会化的方法，或掺入部分社会主义因素，使社会逐步趋向平等。
实验主义是胡适推许苏俄的另一因素。实验主义拒斥高深玄妙的形而上学思维，它关切的是眼前的具体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注重的是实际的效果。实验主义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18)。从实验主义出发，一切新事物、新思想、新制度都应加以观察、实验与研究，而不能从习惯、成见甚至武断出发一棍子打死。胡适是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认为“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的正当与我们试做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19)在胡适看来，对苏俄的赞赏只不过是他服膺的实验主义在政治上的运用而已。
胡适对苏俄的欣赏还与他的民族主义立场有关。1930年，胡适与曾去过俄国的法国人法布尔·吕斯交谈。吕斯告诉胡适，法国人今日思想似乎不能脱离苏俄与美国两个极端理想，总不能逃“苏俄呢？还是美国呢？”这一个问题。胡适以为“中国人恐怕也有点如此”。胡适对吕斯称颂俄国的话高度认同：“俄国最大的成绩是在短时期中居然改变了一国的趋向，的确成了一个新民族。”胡适感叹说：“这样子才算是真革命。”(20)莫斯科之行之所以对胡适触动甚大，主要是他在苏俄看到了一个民族在短时间内通过有计划的政治迅速改变国家面貌而新生的现实，这正是包括胡适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毕生的梦想。
面对苏联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胡适不能不感叹社会主义与苏俄计划经济的魅力。他说：“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21)胡适的语气虽暗藏遗憾，但在事实面前，他也不得不赞扬苏俄的计划经济，并将其视为中国学习的榜样：“我们从落伍的国家要赶上人家，非但要努力，真还要拼命。苏俄的建设工作便是拼命赶的榜样。”(22)胡适对计划经济的认知与20世纪30年代国内思想界的认识基本一致，这说明受世风影响，胡适的思想也在变动之中。
当然，胡适对苏俄大加赞叹，并不代表他对苏俄的一切都表示认同。胡适提倡英美的民主政体，不赞成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致徐志摩的信中，胡适虽对苏俄专政给予极大的容忍，但他又严肃地表示：“我是不信‘狄克推多’制的。今日妄想‘狄克推多’的人，好有一比，那五代时的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这种捷径是不可妄想的。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况且‘狄克推多’制之下，只有顺逆，没有是非，——今日之猪仔(不限于议员)，正是将来‘狄克推多’制下的得意人物。”(23)胡适同样反对阶级斗争，在他自拟的“自由党”纲领中，表示“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24)。这些分歧表明，胡适对苏俄的认识始终以其新自由主义及实验主义为依据，无论其对苏俄如何赞许，也不至于脱离其自由主义的根本立场。
实际上，自1926年莫斯科之行后，胡适对苏联国内政局一直有所关注。当苏俄前驻北京代表及驻维也纳大使越飞在1928年留下绝命书自杀后，胡适评论说，越飞近年“因托氏一派被排挤，一切职务皆被剥夺，穷困不能得钱医病”。“越飞死了，徐诺维夫与加米内夫投降了政府党，托洛斯基被流徙到突厥斯坦了。所谓‘共产党中反对派’可算是完全失败了。然我们从东方人的眼光里看去，似乎司太林的一派终不能安然无事罢？”“以政策上看，司太林一派似乎很有计划，又有手腕，也许他们站得住是因为适应俄国此时的需要。”(25)可以看出，1928年的胡适虽为苏联国内反对派的失败遗憾，但从苏联国内的现实状况出发，还是默认了斯大林一派的政治统治。
1931年，美国人艾尔弗雷德·M·宾汉问胡适，现在大家都不满意代议政治，应用何种政制代替？胡适回答道：“今日苏俄与意大利的一党专制是一种替代方法。”不过，一党专政并不是胡适理想的政治制度，他又提出也许可用无党政治来代替，并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为例说明无党政治“不是戏言”，“并非绝对不可能”(26)。从拥护自由民主制到用苏俄与意大利的一党专制代替代议政治，胡适迈出的步伐不可谓不大，这显然是基于胡适此时的苏俄与美国走的是同一条路的认识基础。
真正促使胡适对苏俄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是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运动。1937年，在即将停刊的《独立评论》上，胡适就一篇有关苏联的文章作编辑后记时写道：“这几天苏俄国内清党清军的惊人消息又占据了世界报纸的首页地位，又使我们心里不能不重新估计这个新国家的巨大试验究竟有多大的稳固性！”(27)胡适的语气虽然含混，但在内心深处已显示出对苏联政制的怀疑与动摇。大清洗运动为反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口实，资本主义国家某些人士借此大肆攻击苏俄社会主义的集权与残暴。作为自由主义者，胡适对大清洗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生命安全与自由的践踏深感不满。
随着德意日法西斯不断扩大侵略步伐，苏联从本国立场出发无视其它民族利益的外交与军事行动频频上演，进一步导致了胡适与苏联的疏离。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胡适大失所望。他在日记里写道：“‘苏德条约’全文今早各报发表了。世界之震动是意中事。最苦的是各国的左派，天天攻击德意，一旦忽被Stalin[斯大林]卖了，真有冤何处诉！”(28)同年9月，德国侵入波兰，二战爆发。令胡适震惊的是，苏联竟于9月17日进攻波兰，使波兰腹背受敌。胡适表示，“我以为苏俄的动机不过是避战孤立而已，尚不至于实行侵略土地。今竟出兵攻波兰实行与德国瓜分波兰了！”胡适认为，苏联的行动实与德国无异，“此举十分重要，可以是欧战完全变更性质！”(29)12月14日，英美主持下的国联迅速反应，开除了苏联的会籍。
正是在上述国际背景下，胡适对苏俄的态度由20年代中期的赞赏、30年代的容忍终于发展到40年代的批评。1941年，胡适根据自己对二战爆发后世界局势的观察，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发表了以“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为题的英文演讲，首次提出了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激进的革命与渐进的改革两种不同的道路。他将苏联与德意一起纳入极权国家阵营，并明确界定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两个根本区别为：“急进的过激的革命方式，不同于进步和逐渐改革的方式”；“控制划一的原则，不同于互异的个人发展的原则。”由此出发，胡适顺理成章地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解读为“有史以来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争”，是“近代的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战争”(30)。从胡适的演讲可以看出，大致从1941年开始，胡适对自己以往的苏俄认知做了彻底的清算，结束了对苏俄的梦想。胡适提出的这种二元政治模式成为此后他批评苏联的基本理路。
1947年8月，胡适批评苏联对国内人民的政治压制。他说：“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胡适强调，苏联的专制制度违背历史潮流，世界文化终将朝着民主化方向前进。他表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31)
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胡适对苏联态度的转变呢？胡适对苏俄态度的改变与其自由主义立场及对世界局势的新思考有关。30年代，国际上开始呈现德意日法西斯国家、苏俄社会主义与美英民主政治三种模式竞争的局面，胡适心中泛化的西方世界一分为三，他必须面对选择立场的问题。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胡适此时已不再犹豫。法西斯国家扼杀民主、肆行侵略的野蛮行径使他对独裁政体不抱幻想，而苏联国内大清洗运动从侧面加强了他对专制政体的拒斥。1946年4月，胡适读了苏联驻美采办委员会金类专家克拉基克的自传《我选择自由》后，“很受震动”，说此书：“描写苏俄的内部惨酷情形，甚有力量。”(32)从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其震动，胡适批评苏联领导集团“还不敢相信他自家的人民，还得用很冷酷的暴力压制大多数的人民”；“还不敢和世界上别的国家自由交通，还不敢容许外国人到他国里去自由观察游历，也还不敢容许他自己的人民自由出国或和外国人往来”；“他至今还在他的四周围扩充他的‘屏藩’，树立他的‘卫星’，同时他至今还不放弃世界革命的传统政策，还迷信只有在世界纷乱里才可以得着自己安全的保障。”(33)同时，二战爆发后，美、英等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迅速做出新的调整，将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等阐释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与法西斯的极权政治的对抗。胡适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即是对英美等国调整意识形态立场的一种呼应。
当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胡适的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信念。二战期间及战后，苏联领导集团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并造成了中国利益的受损。胡适对此耿耿于怀，这也是促使胡适放弃苏俄梦想的重要因素。在1948年1月21日致周鲠生的长信中，胡适不仅详细道出了他20多年来对苏俄的认识，而且明确指责苏联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他说：“我梦想中苏两国的边界，能仿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的好榜样，不用一个士兵防守！”“但是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的东三省的被拆洗”，“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34)胡适以鲜明的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对苏联损害中国权益的大国沙文主义侵略行径进行了抨击。他说，苏联“在他三十年前革命理想最高潮的时期，也曾宣告放弃帝俄时代用暴力取得的一切外国权益。现在呢？他在中国东北的行为，他在大连、旅顺的行为，处处是回到帝俄时代的侵略政策，这是崇拜彼得，崇拜伊凡的反动心理的当然结果。”(35)
晚年胡适对苏俄的批评更进一步，连同他一直追寻的社会主义梦想也一并放弃了。1953年，他在评论海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时指出：“论社会主义与自由不能共存，其意甚可取。我在二十年前，尚以为社会主义是民主运动的逻辑发展。近十年来，我渐见此意之不是，故蒋廷黻兄提议我们发起一个‘社会党’，我不赞成。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主要信条乃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不能接受各种社会主义的信条。”(36)其中所提到的以为社会主义是民主运动的逻辑发展是指1933年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那时他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评价甚高，视其为对西方民主理想的进一步实现和补充。20年后，胡适却表示不能接受各种社会主义的信条，完全否定了自己有关苏联与美国走的是同一条路的说法。
1954年3月5日，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社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公开同意海耶克的观点，并对自己1926年说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表示“公开忏悔”。胡适在演说中引用一位公务员朋友的话，“大家以为左倾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社会主义是现时代的趋向。这两句话害了我们许多人。”胡适公开承认，“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这里所谓同样的错误自然是指对社会主义及计划经济的认同。胡适又说，在这几年来，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澳洲、新西兰等，都相继抛弃了社会主义。两年前英国的工党自选举失败后，也离开了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在抛弃社会主义而归向资本主义是一个很普遍的趋势。”(37)就这样，曾经一度主张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信仰新自由主义的胡适，出于对苏俄的彻底失望，终于在晚年告别了他梦想中的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以其社会主义的标志形象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产生了相当的吸引力。受世风语境、实验主义与自由主义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将苏俄与美国纳入其大西方的框架，对苏俄的政治实验既有推许，又有所保留。40年代，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之战与苏俄大国沙文主义的行径等因素促使胡适对苏俄的态度发生逆转。晚年胡适始终将苏俄纳入极权政治模式考察，回归了其自由主义立场。胡适苏俄观之演变表明，社会主义始终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思考中国出路、构造现代中国历史图景的重要资源。
注释：
①关于胡适的苏俄观，学界迄今未见全面、细致的研究，但在一些研究胡适及论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论著中有所涉及。可参看：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阐释》第八章第一节“对‘苏俄模式’的认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罗志田：《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等。
②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俄国突起革命》，《胡适全集》第2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9页。
③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沁园春新俄万岁》，《胡适全集》第28卷，第553页。
④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⑤胡适：《致陈独秀》，《胡适全集》第23卷，第337页。
⑥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第10期，1922年7月9日，第1页。
⑦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第22期，1922年10月1日，第1—2页。
⑧胡适：《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努力周报》第4期，1922年5月28日，第1页。
⑨胡适：《欧游道中寄书·三》，《胡适文集》第4册，第42—43页。
⑩(14)胡适：《欧游道中寄书·二》，《胡适文集》第4册，第41—42、41页。
(11)胡适的日记，1926年8月3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223页。
(12)(16)胡适的日记，1926年7月31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220、219页。
(13)(17)胡适：《欧游道中寄书·五》，《胡适文集》第4册，第50、47页。
(15)胡适：《欧游道中寄书·四》，《胡适文集》第4册，第44页。
(18)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第273页。
(19)胡适：《欧游道中寄书·三》，《胡适文集》第4册，第42—43页。
(20)胡适的日记，1930年3月5日，《胡适全集》第31卷，第624页。
(21)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4卷第77号，1933年11月9日，第4页。
(22)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3卷第51号，1933年5月21日，第4页。
(23)胡适：《欧游道中寄书·五》，《胡适文集》第4册，第49页。
(24)胡适的日记，1926年8月3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222页。
(25)胡适的日记，1928年3月30日，《胡适全集》第31卷，第14页。
(26)胡适的日记，1931年7月31日，《胡适全集》第32卷，第133页。
(27)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0卷第239号，1937年6月20日，第19页。
(28)胡适的日记，1939年8月24日，《胡适全集》第33卷，第263页。
(29)胡适的日记，1939年9月17日，《胡适全集》第33卷，第274页。
(30)胡适：《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中译文刊于《自由中国》创刊号，1949年11月20日。
(31)胡适：《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33期，1947年8月1日。
(32)胡适的日记，1946年4月24日，《胡适全集》第33卷，第577页。
(33)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大公报》1947年8月24日。
(34)胡适致周鲠生的书信，1948年1月21日，《胡适全集》第25卷，第318、319页。
(35)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大公报》1947年8月24日。
(36)胡适的日记，1953年11月24日，《胡适全集》第34卷，第311页。
(37)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胡适文集》第12册，第832—8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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