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将在这个总题目下面，依次论述以下几个问题：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产生的历史根据及其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主张的特点及其与时代的关系；它的代表人物的文学观念与鲁迅文学观念的比较。在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这些问题一点也不“时髦”；但照笔者看来，对它们不应该回避，也回避不了。
一
中国古代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现代有些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曾经为中国争取自由主义的发明权。胡适说过：“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一个倡导者。”〔1〕他们至少想证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占己有之。周作人谈到新文学的源流时，认为明代公安竟陵两派使得中国文学史上言志派的革命得到了初次成功，“民国以来的新文学只是光复旧物的二次革命”〔2〕。这些话根据历史的事实，揭露了古代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矛盾的性质，以及中国人寻求进步所取的方向。但其中所说的不能算作中国古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而在专制制度下，任何向代表这种制度的权威的挑战和对正统观念的反叛，都会具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却未必就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之内。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在为自身发展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系统的世界观，一种属于历史的，因而也是空前的，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过伟大作用的独立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的意义上，自由主义，便是它的核心。
但到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发生，包括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却成了必然的事。笔者说必然，并非要宣传历史宿命论。历史的发展本来有其规律。不应当把规律简单化、绝对化；不应当看轻历史前进中那些具体生动的东西；不应当无视人在历史面前的主动精神。但是，今天有的研究者根本否认历史的规律，否认在研究工作中有必要对规律进行探讨这样的观点决不是科学的观点，也谈不上创造性。中国从古代到现代，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其具体内容，便是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以及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传播。前者是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破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结果；后者则大大得力于一批知识分子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其中当然也包括自由主义。严复就曾说，外国与中国“自由不自由异耳！”〔3〕。而当时人们文学观念的变化，莫不与此有关。陈独秀认为论学术“必守三戒”，即“勿尊圣”，“勿尊古”，“勿尊国”〔4〕。李大钊在已经发表了他最初那几篇著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之后，谈到“什么是新文学”时，乃说：
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5〕
这些观点，和自由主义的观点之间不但无“大防”存在，而且还有相通之处。事实上，对究竟什么是新文学，当时人们还只能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来回答。周作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它立即得到广泛认同，直至今天研究者仍旧给以很高评价。其实，也正是这个口号，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提供了基础。胡适说过：“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6〕。林语堂则认为：“自由便是艺术的灵魂。”〔7〕然而，这自由是指人的自由，人的思想自由，也如林语堂所说：“思想自由是人类心智的最高活动”〔8〕。因此，它必须以“人的发见”为前提，是“人的发见”的结果，“人的发见”最主要的意义所在。周作人当时还提出了“思想革命”的口号，他认为文学革命不能“单变文字不变思想”〔9〕。而他所谓“变思想”，也是指要认识关于“人”的真理。后来有的研究者借用这个口号来说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对它进行种种解释，赋予它种种涵义，但周作人的本意，只在于此。
所以，不能仅仅根据周作人后来所说“我是不相信文章有用的”〔10〕，以及林语堂所说“文化的艺术根本是悠闲的艺术”〔11〕等等，来对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下结论。果真如此，将会产生很大的误解。自由主义在它的故乡，本来就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改造社会的思潮发生和发展的。霍布豪斯说:
早期的自由主义必须对付教会和国家的极权统治。它必须为人身自由、公民自由及经济自由辩护，在这样做的时候，它立足于人的权利，同时因为它必须是建设性的，又不得不适当地立足于所谓自然秩序的和谐。
霍布豪斯指出，统治者们，“他们不仅有权掌握人们的肉体，而且有权掌握人们的精神”。因此他又说:
存在着一个所谓人身自由领域，这个领域很难说清楚，但它是人类最深沉的感觉和激情的最猛的斗争场所。其基础是思想自由——一个人自己头脑里形成的想法不受他人审讯——必须由人自己来统治的内在堡垒。〔12〕
应该说，发生于15世纪的西方自由主义，是包含着真正崇高的东西的。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同样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潮被介绍进来，因而同样包含着崇高的东西。胡适曾经概述易卜生的观点：“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13〕。这也是当时胡适自己的认识。肯定中国必须改造，积极探索改造中国的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胡适等人也在其内。林语堂后来说过：“记得民国六七年，新青年时代，我们的智识界是一致革命的”〔14〕。
然而倘使以为《新青年》的运动就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化运动，那又是极大的误解。尽管在总体上，它的思想基础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确切说来，这是上面提到它的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所反映的鸦片战争之后改造中国的又一次动员运动；其中十分重要的，正是对改造中国的路的又一次探索。关于文化以及文学的思考，是与此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当时，事情是如此急迫，要求人们立即作出各自的选择，于是很快有《新青年》的分化，有所谓“新青年时代”的结束。紧接着中国走上的道路，乃是人们所作的选择之一。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些人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对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的结果，其正确性也已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但由于这个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所有的份量，对它产生这里所说的误解，并不奇怪。三十年代瞿秋白和茅盾等人就曾因此把继承五四的资格让给新月派，认为革命文学必须与这划清界限。四十年代胡风给予五四文学革命很高的历史评价，但也认为它乃是“以市民为盟主”〔15〕，即属资产阶级性质。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在于怎样认识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根本特点：一方面，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另一方面，它又是在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由无产阶级领导这场革命的历史。在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存在着共产主义世界观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比较。承认或者不承认这个特点，肯定它的积极意义或者认为它只有消极的意义，不仅关系到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系列重要现象的评价，还关系到对它的根本方向的评价，也就是对它的总体评价。不能不指出，在今天，在这些问题上，人们的看法重新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然而当年人们认识中国现代历史这个根本特点，远不像今天一些人否认它那么容易。从鸦片战争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对它作出概括，经过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毛泽东谈到文化问题时说：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平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16〕
有些问题须得进一步研究。比如，即使在五四以后，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文化中的份量、地位和作用，是否仍旧应该给以充分的、足够的估计呢？再比如，毛泽东后来说，就世界观而言，“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17〕。文化的问题远比世界观的问题复杂;所以，同样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是否也应该认真考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能给新民主主义文化乃至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什么样的启示呢？但无论如何，对有一个问题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那就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究竟是不是揭示了历史的事实？这个事实在中国是不是反映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是不是历史的进步？而给予怎样的回答，将会影响到今天我们是正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努力开拓真正广阔的前进道路，还是为当年没有处处同西方文化“对接”而痛惜，只想把事情重新来过。
正是上述中国现代历史的根本特点，使得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变成了实实在在是属于现代中国的东西，“中国化”的东西；就是说，进一步确实了后者的本质和特点，并且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由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引起的《新青年》的分裂，乃是中国现代历史这个根本特点明白显露的一个开始，也是政治上自由主义以改良主张为核心的独立品格形成的开始。至于文学上自由主义形成为一种独立思潮，则时间要稍为晚些，即要到二十年代初期。此时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如郭沫若，尊现实主义而贬浪漫主义，就因为他认为浪漫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另一些人则反对革命文学的思想基础和基本原则，他们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并由此出发有针对性地阐发关于文学艺术的主张。
过去人们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进行毁灭性的批评，主要是着眼于它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说过：“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艺术，自然就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它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18〕而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霍布豪斯则说：（那些实行一场革命的人）“他们需要有一种社会理论……理论来自他们感觉到的实际需要，故而容易赋予仅仅有暂时性价值的思想以永恒真理的性质”〔19〕。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运动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时候，这两种情况，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它正是从一开始就要求文艺运动同实际运动结合，发展到后来明确提出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并将此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这里认识有重大的缺陷，而人们在长时期里并不自觉。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代表人物的观点又是怎样的呢？周作人曾说：
有些本来能够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20〕
林语堂则说：
艺术是身体的智能力量的充溢，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如果我们没有认清这一点，那么我们便不能了解艺术和艺术的要素。这就是那个备受贬评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政治家无权发表什么意见；我觉得这仅是关于一切艺术创造的心理基础的无可置辩的事实……如果商业化的艺术常常伤害了艺术的、创造，那么，政治化的艺术一定会毁灭了艺术的创造。〔21〕
这样的观点，本来源于自由主义的本性，并非因为有革命文学的兴起，或者因为革命文学运动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它才产生出来。但联系到中国现代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它又具有了特殊的性质。周作人说过：“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22〕。林语堂也说过：“今日，文学受着政治阴影的笼罩，而作家分成两大营垒，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捧出共产主义，两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当作医治一切社会病态的万应药膏，而其思想之缺乏真实独立性，大致无以异于古老的中国。”〔23〕意思是，他们反对任何政治对文艺的干涉，无论革命的政治还是反革命的政治。他们当时说的是真话。但由于思想基础和基本原则的不一致，他们的理论的矛头，必定主要指向革命文学。三十年代梁实秋的理论，就是一个证据。
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基础和基本原则分歧的性质是什么呢？要言之，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主义世界观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比较，在文学问题上的表现。曾经被当作改造社会的武器的自由主义，此刻已充分显示了它的软弱性；自由主义的文学也充分显示了它的局限性。但自由主义还是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文学也还是民主主义的。1934年，胡风在论到林语堂“个性至上主义的艺术观”时，曾经相当准确地说：“这虽是朴素的民主主义（德谟克拉西）底发展，但已经丢掉了向社会的一面，成了独往独来的东西了。”〔24〕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努力用一种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的所谓共产主义世界观认识文学问题，他们除了要求文学不断加强同政治的联系，高度政治化，还弄明白了一些什么呢？要知道，以文艺从属于政治为前提，来研究文学的特点、规律等等，问题很难真正解决。应该是，把文学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的本质的对象来研究，从它的独立的本质，认识它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在当时首先是与政治的关系。然而，中国现代致力于探求文学独立的本质的，反倒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几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在历史潮流中的位置以及认识上的原因，他们得出了不少错误的结论，包括在某些根本问题上一——一例如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的错误结论。但也有不少正确的结论，包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真知灼见。应该把这些看作他们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贡献。因为，文化建设的问题，尤其像造成高水平的文学这样的问题，决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代表人物有些见解，正切中了革命文学的要害，可惜的是它们当时不可能被接受，直到今天，人们才感到从中确实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关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必须提及的是，它的本质和倾向，在理论和创作中，表现并不完全相同。林语堂说过：“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往往相信本国是最坏不过的社会。”〔25〕他谈到陶渊明时还有一个精辟的说法：陶渊明“想要逃避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26〕。前一句话是对一般自由主义的描述，后一句话讲的是一位古人。但即使在中国现代，也还有这样的情况，而它们对自由主义文学创作的倾向有重要的影响。就是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虽然在理论上矛头主要对着革命文学，但在创作上，固然有对革命的错误认识和反映，更主要的，却是从他们独特的角度，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些并非不重要的问题，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独特的图画。跟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壮丽历史画卷相比较，自由主义文学描绘的图画无疑是有所逊色的，更谈不上“指明出路”。
除了这种理论与创作倾向的不一致，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还跟它的成分并不单一有关。自由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在中国现代，对它还须做细致一点的分析。林语堂谈及《现代评论》和《语丝》时曾说：“我们都认为胡适之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们是能写政论文章的人，并且适于做官的。我们的理想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的让你说的话’。”〔27〕不仅在胡适和林语堂之间隙有对政治兴趣浓些和淡一些的区别，信仰自由主义的人们中，还有利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把小资产阶级问题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研究，但他也曾得出结论，认为依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28〕。建国以后，他更进一步抹煞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区别。然而，倘使从中国现代社会的实际出发，应该说这是不正确的。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中国现代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过的路。另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坚持民主主义的民主观，坚持对自由主义的信仰，也并不奇怪。但之后一部分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对社会改造的态度，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旧会有重大的区别。因此，甚至在他们成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的时候，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尤其是创作，倾向上还是会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来。
二
以上笔者谈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理论跟创作倾向上往往存在差异，也谈到它所包含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倾向上的差异。岸然而笔者只谈了这些差异产生的表面的原因，还没有来得及谈更深一层的原因。这乃是文学自身的原因，文艺思想的原因。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是它认为人性对文艺来说至高无上；文艺的使命，就在于深入发掘并具体表现人性。于是人性论便成为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霍布豪斯说：
有一样远为深奥的东西，只不过粗粗地论述过，而且通常论述得不恰当，这样东西就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人是一样比曾经用人们能理解的语言恰当地陈述过的东西更加含蓄的东西；正如人性比社会地位、阶级和肤色甚至性别（尽管是在不同意义上）的一切差别隐藏得更深，因此它也深深地处在那些使一个人成为圣人，另一个人成为罪犯的比较外部的事件下面。〔29〕
霍布豪斯把人性描述得近乎神秘，旨在说明问题的重要性。本来，人性论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尤其在欧洲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运动之后，已经扮演过各种角色。它是胡适所说“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30〕、即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根据。它又是当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同环境激烈冲突，人们迫切感到需要进一步认识人自身的时候，所使用的理论工具。今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性论仍将继续扮演它的角色，一些人试图把人性问题弄得更加神秘，另一些人则试图给它以严肃的答案。只要人类社会永存，人性论也将不朽。而在现代中国，五四之初，文学革命者共同的要求是人性解放。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些代表人物，便是从要求人性解放走向人性论，后来却又反过来，实际上，或者说在特定的意义上，否定人性解放的要求，即主张一种不要求人性解放的人性论。
梁实秋三十年代曾因用人性论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反对革命文学而名噪一时。他认为即使是外国过去的儿童读物，能够流传至今，成为古典的，“其所描写必定是千古不变之人性”〔31〕。下面这段叙述白璧德对他影响的话更值得注意：
白璧德……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操几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我在学生时AI写作的第一篇批评文字《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随后我，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及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艺术》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32〕
照梁实秋看来，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多了一点“浪漫的趋势”，浪漫的热情。但这里使他不快的浪漫的热情，跟要求人性解放的热情是不可分的。梁实秋把它跟革命文学鼓吹阶级斗争扯到一起，根据白璧德等人的观点，提出必须给予某种束缚，使之遵守一定的纪律，即所谓“文学的纪律”。而纪律的根据，就是他所说的远离一切求解放的斗争的“普遍的人性”。必须把文学束缚在这样的人性的范围之内。林语堂说：“古典主义及浪漫主义乃人性之正反两面，为自然现象，不限之于任何民族。”〔33〕梁实秋倡导的，正是古典主义。
再来看看沈从文。汪曾棋说过：“沈先生关心的是人，人的变化，人的前途。”〔34〕具体一点说，沈从文关心的是人性。他对自己的创作有一段生动而又贴切的描述：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35〕
沈从文因其独特的生活经历，而对现代中国“边城”的社会生活有深切体验。他把问题归结到“人性”上。但无论从目的还是从手段说，沈从文追求的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性解放，或许可说是林语堂所谓“在一个熟悉世故的世界里返朴归真”〔36〕。因为，为了避免与革命文学相通，他在寻求他认为足以造成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的人性的时候，离开对那使人性遭到扭曲的现实的革命改造，而把目光转向过去，以为只有过去才有这样的人性，他甚至不能给里面添加什么新的东西。这一点，人们从他的小说《边城》、《长河》，以及他自己关于这些小说的说明，可以看到很清楚。
梁实秋的理论和沈从文的小说都告诉我们，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的人性论，它那不要求人性解放特点的形成，跟当时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它不能不发生变化有关。中国的历史进入现代才不过十年出头，但要求人性解放已经被证明不是改造社会的利器。革命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发展，都并非仅仅出于某种个人意愿，乃是由于时代的呼唤。而人性论得不到新的动力。它必定要变化，而且并非偶然地朝着梁实秋的理论和沈从文的创作体现的方向变化。今天有些人重新对要求人性解放表现出无限的热情，这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然而，当年曹禺的《雷雨》、《日出》等戏剧，已经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基础上要求人性解放的现实的悲剧；梁实秋、沈从文等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代表人物的人性论的变化，则又是人性论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的一种反映。但沈从文以及另外一些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也表明，人性论尽管有可能引导作家对历史的，发展作出完全不正确的结论，却并不引导作家脱离生活。相反，它有时能够引导作家对人的状况、人的命运作深深的思索，唤起他们关于人的善良美好的愿望。当然，在这一点上，各个作家又都有自己具体的情况。
人性表现在人生之中，或者说，人生是人性的表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从开始到后来，在强调文学表现人性的同时，都强调文学同人生的联系。周作人便是新文学之初著名的“人生派”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但“人生派”并非都属人性论者，人性论者也并非都属自由主义者。周作人在文学与人生问题上的观点，很快就显示出了它的特点。周作人说：“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意思是，人性的艺术成为人生的艺术是自然的，这样的艺术又是独立的。他又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37〕。这又进一步强调人生的艺术是个人的。
朱光潜认为人生和人性不可分开来谈。他说：“健全的人生理想是人性的多方面的谐和的发展，没有残废也没有臃肿。”〔38〕但关于人生的艺术，他的看法也有特点。他曾说：“诗与实际人生世相之关系，妙处惟在不即不离。”〔39〕同时又为自己辩护：
我们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时，并非肯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40〕
这里包含着朱光潜等人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问题仍旧跟“文艺独立自由”有关。因为，在现代中国，讲人生的艺术，倘使不对所谓“整个人生”和“实际人生”予以区分，不“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那就难以抵抗实际运动——实际的革命运动对文艺的要求，文艺也就没有“独立自由”可言了。这样的情况，是朱光潜等人所不愿接受的。至于创作中的实例，那么，当沈从文从已经逝去不能复返的时代寻找合理人性合理人生的时候，他的作品跟当前实际人生的距离，也就拉开了。再来看看周作人怎样评论废名的小说：
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41〕这样一种境界，在中国现代，和“实际人生”正可谓“不即不离”。而它乃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代表人物对创作的一种要求。（待续）
注释：
〔1〕〔6〕〔30〕胡适《自由主义》。
〔2〕周作人《〈苦茶随笔〉序）。
〔3〕严复〈论世变之亟》。
〔4〕陈独秀《随感录（一）》。
〔5〕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
〔7〕〔8〕〔11〕〔21〕〔25〕〔26〕〔36〕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9〕周作人《思想革命》。
〔10〕周作人《关于写文章之二》。
〔12〕〔19〕〔29〕霍布豪斯《自由主义》。
〔13〕胡适《易卜生主义》。
〔14〕林语堂《讨狗檄文》。
〔15〕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
〔1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8〕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
〔20〕周作人《〈蛙〉的教训》。
〔22〕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
〔23〕胡风《林语堂论》。
〔24〕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27〕林语堂《八十自叙》。
〔2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1〕梁实秋《桑福德与墨顿》。
〔32〕梁实秋《影响我的几本书》。
〔33〕林语堂《说浪漫》。
〔34〕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
〔35〕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37〕周作人《自己的园地》。
〔38〕朱光潜《文学与人生》。
〔39〕朱光潜《诗论》。
〔40〕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
〔41〕周作人（〈桃园〉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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