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千年还是一万年》的一些疑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千年论文,一万年论文,疑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1)02-0042-08
刊载于1999年6月10日《团结报》并被1999年第9期《新华文摘》转载的《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一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在今天史学界有一定代表性。但是读后，我对该文的一些论据和论断存有疑问，特直述拙见，向此文的作者史式先生请教。
一、关于“司马迁忽视源出南方早于黄帝的伏羲、神农”问题
史式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新鲜的命题，却没有运用充足的史料加以论证。对于伏羲、神农源出南方的说法，我是有怀疑的。
首先，在春秋时期就有西方的炎帝为羌人的记载。《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左传·哀公九年》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历史学家黄烈同志在所著《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一书中有一段话我认为写得很精辟：“从纷纭互歧的传说史料中进行比较，我认为《国语·晋语》关于炎帝的一段，有较多的合理内核，比较可信。‘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为姜’所包含的地望和族属，都可以在有关周族先世的事迹中得互证。从周羌两族先世的传说中说明羌族的一支早在炎帝之世就居于姜水。姜水是渭水的支流，今陕西关中渭水流域曾经是羌族的分布区域。近年扶风羌戎墓群的发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后面将论及。这与以后卜辞中羌和羌方的地域也是比较接近的。”（注：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
《正义》引《帝王世纪》谓：“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水经注》渭河十八注：“岐水又经姜氏城南（注：羌人在渭水流域建筑了姜氏城，可以说明该地的羌人已经定居，经营农业生产。又，在渭河流域羌人与周人比邻而居，世代通婚。羌女姜嫄在传说中为周人后稷之母。周人认为后稷教人种植黍和麦，有大功于当时和后世，故声名显赫。周人既经营农业对当地经营农业的羌人必然会产生相互影响。），为姜水汇入渭河。”
皇甫谧撰《帝王世纪》谓：“庖羲氏生于成纪。”成纪在今甘肃省秦安县北部。伏羲氏与神农氏出生与生长的地方，分别为成纪与渭水的支流姜水，均属渭河流域。在先秦时期这些地方都是羌人的居住区。神农氏，姜姓，长于姜水，可以证明神农氏为羌人。伏羲氏，虽未明言他为羌人，但就其出生地而言，在先秦时代也是羌人的居住区，伏羲氏可能是羌人。在我的童年时期，人们仍把秦安县的邻县甘谷县称伏羌县。在今天水市有伏羲庙，与天水市相邻的秦安县旧有女娲祠。（注：冯绳武教授著《区域地理论文集》中，有《甘肃的历史文化遗迹》一文，内称“查先秦时期的成纪，确在今秦安县北部，故一般文献通称秦安县为古成纪或羲皇故里”。“今秦安阳兀川旧有女娲祠，并有关于女娲的不少传说。”见该书201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在今陕西省宝鸡市有炎帝庙。抗日战争前，北平市宣武门外有一座关中会馆，属陕西省与甘肃省所共有。该馆建于青海与宁夏两省尚未从甘肃省分出以前，我曾亲眼见到过该馆大门上有一副“羲皇故里，河岳根源”的木刻对联。以上所说，究竟有没有可靠的根据哩！在这里我不愿多所引证，只想列举两条例证。
第一，秦安县境内大地湾遗址的发现，为同生于渭河流域的伏羲氏与神农氏提供了文化传统的背景。大地湾遗址为“中国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以大地湾文化和仰韶文化为主的遗址。还有少量的马家窑文化。……大地湾文化为公元前5850～前5400年，仰韶文化早、中、晚期遗存为前4050～前2950年。”“大地湾文化发现有圆形半地穴式房子，面积仅六七平方米。窖穴内发现有黍和油菜籽。墓葬为仰身直肢，一般有随葬品，个别墓有猪下颚骨。陶器以夹细沙红陶为主，泥质红陶少见。”（注：引文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75页。）
第二，我想再举一个历史学的例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Ⅱ·三皇五帝》辞条谓：“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记载神话和历史传说文籍中，先后出现了很多古帝或宗神名号，大抵居西边的有黄帝、炎帝以及伯夷、共工、鲧、禹、四岳、稷（弃）……等，居东边的有太嗥、少昊挚、颛顼、高阳、高辛、尧、羿、浞、浇、俊（即舜、喾）等。”“大抵三皇说所指诸人，是中国祖先处于史前各个不同文化阶段的象征。有巢、燧人、庖牺（伏羲）分别代表蒙昧时期的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神农氏代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女娲则是更早的创世纪式的神人，在神话中又和伏羲结合创造人类。‘五帝说’所指诸人，主要是父系家长制的部落联盟盛期及其解体时实行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一些部落酋长或军事首长人物。”（注：引文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Ⅱ》第875页。）
在这里有几件事需要加以说明：第一，由于有各种三皇五帝的说法，因此被认为三皇的人物远多于三，被认为五帝的人也远多于五。这些人物都是从神话人物中剥离出来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被称为“皇”和“帝”正好说明他们原来都是神话人物。实际上他们大都是传说时代即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酋长。当然传说时代的更多神话人物依旧是神话人物。
第二，像燧人氏、有巢氏应该属于旧石器时期，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都已经用火了。他们就是燧人氏传说的最初来源，或者说燧人氏是他们的象征。我国传说中的有巢氏，就像“达尔文曾经向我们大致地描述了我们的这些祖先：他们满身是毛，有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结队地生活在树上。”（注：原文载查·达尔文著《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第六章《论人类的血缘和谱系》，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第508页。）“有些猿类用手在树林中筑巢，或者像黑猩猩一样在树枝间搭棚以避风雨。”（注：见《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第509页。）
二、《五帝本纪》“造成了中华文明、中华历史的一元论”吗？
司马迁写《五帝本纪》是从黄帝写起的。史式先生认为：“脱离了历史真实，至少对后世留下了两方面的后遗症。”“一是造成了中华文明、中华历史的一元论。造成了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的历史观。这与史事不符。”难道史实果真如此吗！？难道这符合《史记》的记载吗！？
首先，司马迁所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对中国历史学有多方面创造性的贡献，在中国文化多元论方面也有着重大的贡献。如《史记》中包括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民族传记。另外，还写了《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世家》、《楚世家》以及《秦本纪》等，就其实质而言，也都可能看作是民族传记。在上述列传、世家、本纪等篇章中，对我国北方、西北、西南、东南、华中等地的许多民族的历史、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历史人物等都作了论述。说明我国的古代社会历史的构成，民族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
《五帝本纪》写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本纪》中，没有提到伏羲，但提到了“神农氏衰”，语焉不详。在本纪中，把黄帝以下的颛顼、帝喾、尧均被认为是黄帝的后裔。这是一个失误。在上文所引《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Ⅱ·三皇五帝》中，是把颛顼、尧、俊（即舜、喾）均列入东夷的古帝。在《孟子·离娄下》中就指出过：“舜……东夷之人也。”因此，就以《五帝本纪》本身来说，实际上也不是一元论的。
在《五帝本纪》的文末，司马迁有一段议论，很值得重视。“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缙）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在今甘肃省平凉市），北过涿鹿（古山名，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境内），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余并论次。”这段话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司马迁冲破了古代疑古派所设置的障碍，写下了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其功绩不可埋没。其文中纵有缺失，我们也不宜苛责古人。史式先生说：“只有《史记》与众不同，既无神话，又无传说。”这样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难道司马迁对各地长老访问的历史资料，不能算作传说吗？难道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在古代不能看作是神话吗？黄帝怎么可能率一群野兽与炎帝作战哩？这个在历史上难解的谜，用现代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就可以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当年黄帝所率领的并不是一群野兽，而是率领分别以这些野兽为图腾的众氏族作战。不是率兽与人战，而是率人与人战。在《五帝本纪》中有神话与传说，在《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中都有许许多多的神话与传说。张大可教授所著《史记论赞辑释》一书中，讲到了《史记》取材的六条途径，说明《史记》中有许多篇章引用了民间传说、民歌童谣、俚语俗谚与实物资料等。该书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中华历史的一元论”，是史式先生强加于司马迁的
史式先生所说的一元论的内涵：“造成了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的历史观。”就以《五帝本纪》而论，司马迁曾经提到了炎帝（神农氏）比较详细地讲了黄帝，同时也比较详细地讲了属于东方古帝的颛顼、尧、舜等人，怎么能说是一个始祖哩？在上文所引《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Ⅱ·三皇五帝》所列举的古代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的大名单中，炎帝与黄帝在古代就被许多民族认为是自己民族的祖先，直到现在，不同民族成份的中国人，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裔大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这里所说的炎黄子孙并不是生物学、遗传学意义上的子孙，而主要是历史学、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子孙。在这里，祖先和子孙的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一代接一代传承的概念。中国人所以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是出于对炎黄以及他们的前辈和后辈——列祖列宗所缔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恩戴德。这也说明中国人并不把黄帝当作惟一的始祖。
中原地区一般说来包括了黄河流域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在我国的两大辞典——《辞源》和《辞海》——中都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在《魏书·宕昌羌传》中说：“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宕昌羌分布的地区在甘肃宕昌县及周围的地区。这里所说的中华系指中原地区。中原地区是上述三皇五帝条中大批西部与东部古帝生活过的地方，是发现比仰韶文化历史更为久远的文化遗址的地方，如：裴李岗文化（约为公元前5500～前4900年）发现于河南新郑县；磁山文化（约为前5400～前5100年）发现于河北武安县磁山；大地湾文化（前5800～前5400年）发现于甘肃秦安县；李家村文化发现于陕西省西乡县以及洋县土地庙、安康县郭家湾等地，其年代与大地湾文化相当或稍晚。中原地区还是夏、商、周三代建都的地方。夏、商、周三代都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却都还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夏王、商王、周王虽然对众诸侯享有朝拜、进贡以及征调军队和劳役的权力，却制止不了诸侯间的相互兼并。《诗经·殷颂·殷武》中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进贡），莫敢不来王（朝拜）。”《周本纪》中说：武王伐纣时，有八个蛮夷戎狄族的诸侯参加，即庸、蜀、羌、
、微、
、彭、濮人。
在西周和东周的春秋时期，还存在着中原与四裔的说法。春秋时期出现了五霸，五霸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荀子》中所说的五霸，系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史记·天官书》中说“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正义》注曰：“秦非子（本为东夷人）初邑于秦，地在西戎。楚子鬻熊始封丹阳，荆蛮。吴太伯居吴，周章因封吴，长句吴。越祖少康之子初封于越，以守禹祀，地称东越。皆戎夷之地，故言夷狄也。后秦穆、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皆得封为伯也。”《史记·六国年表》中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说，吴国的居民为荆蛮，又说为夷蛮。《史记·东越列传》中说，东越国的居民为东越。
夏、商、西周的最高统治者均称为王。春秋时期吴、楚、越等诸侯相继称王。始尊称周王为天王或天子。至于把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尊为皇帝，始于秦朝的秦始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史式先生却说：“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位出场的主角——黄帝，就被描绘成为一位垂手拱衣而天下治的大皇帝，一切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一切文治武功都记在他一人的账上。”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说法，未免夸张得太过份了。我的专业不是历史学，但我认为写历史必须有根有据。遗憾的是，史式先生并没有告诉我们，是谁或谁们把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酋长，尊称为“大皇帝”的，又是谁或谁们把“一切发明创造”和“一切文治武功归功于黄帝一人的”。对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愿意再多说，但是近阅1999年6月1日《团结报》第三版，史式先生竟然说司马迁的“中华历史的一元论”，“就会尽量拔高华夏——汉族，贬低各少数民族，掩盖真实的历史，不利于民族之间的团结。”把这样的罪名强加于司马迁是很不公平的。司马迁所写《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以及实质上为民族列传的一些世家、本纪等，都给予了各该民族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个历史学上的创举，是应该受到称赞的，对后来的历史学影响很大，在二十四史中，除两个小朝代外，全都有民族传记。在古代中国史学家中司马迁的民族观是有进步意义的。
这里，我仅想就“一条母亲河——黄河”的问题，谈一点我个人的意见。这个问题多年来在中国各族人民中已经形成了共识。我是赞同的，并曾与几千里外来访的一位老朋友，特意到兰州市黄河铁桥附近的黄河母亲石雕前摄影留念，并为此而感到欣慰。
1999年10月24日下午1时40分，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的“黄河源”碑揭幕仪式隆重举行。在千里冰封、寒风凛冽、海拔4675米的玛曲曲果（藏语黄河源），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宛如巨大的火炬红光闪闪。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鄂竞平同志庄严地宣读了刻在碑阴的碑文：“巍巍巴颜，钟灵毓秀，约古宗列，天泉涌流，造化之功，启之以端，洋洋大河，于此发源。揽雪山，越高原，辟峡谷，造平川，九曲注海，绵五千四百六十公里之长流，润七十九万平方公里之寥廓，博大精深，乃华夏文明之母；浩瀚渊泓，本炎黄子孙之根。张国魂以宏邈，砥民气而长扬，浩浩汤汤，泽被其远，五洲华裔，瓜瓞永牵。自公元1946年始，中国共产党统筹治河，倾心智，注国力，矢志兴邦，务除害而兴利，谋长河于久远。看岁岁安澜，沃土茵润，山川秀美，其功当在禹上。美哉黄河，水德何长！继往开来，国运恒长。立言贞石，永志不忘。”（注：见1999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第11版《雪城揭碑记》，碑文中的公元1946年，疑为1949年之误。）
这是一篇融合深情与至理，贯通古今的美文，也是一首弘扬中华民族凝聚力，催人奋进的颂歌。
四、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
史式先生说：“世界上任何民族在建立王朝之前，必须有一段为时甚久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民族形成在先，国家形成在后。历史发展的规律果真如此吗？这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史式先生还说：“在黄帝之前，必然还有一段长久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发展史。”黄帝所处的时代为原始社会，那时候只有以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与部落，到了原始社会的晚期才出现了部落联盟，更谈不上出现民族了。
恩格斯曾经说过：“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第515页。）西方的一些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也有与此相同的看法。这就说明民族和国家是同时产生的；而且由于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生活在每个国家内的居民，都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各民族的内部也都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因此，国家、民族、阶级大体说来，都是同时产生的。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情况就是如此。《史记·逸民传》载：“大禹出西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Ⅲ·禹》称：“禹之为夏宗神，实际上是由先为西戎的宗神来的，故曾称为‘戎禹’。羌族九州之戎的一支……东进创造了夏文化，形成为夏族。”“他和东方鸟夷族部落中杰出的首领尧、舜，由于民族融合而结成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他们处的时代正是由部落联盟制的极盛走向解体的时期。”禹为夏后氏的领袖。夏族与夏朝的得名，可能均来自夏后氏的省称。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其社会性质为奴隶制社会，有三个阶级，即：奴隶主、平民、奴隶。奴隶的来源有两个：一为本民族的罪犯；一为在战中俘虏的其他部落人员。这些俘虏为奴隶的主要来源，后来也都融合于华夏族之中了。
商朝是由东夷建立的第二个奴隶制国家。东夷人宗舜为他们的先祖。《孟子·离娄下》载：“舜……东夷之人也。”
周朝是由周族建立的国家，分为西周与东周两期。一般认为西周为奴隶社会，东周为封建社会。但也有些学者认为西周为封建社会。惟独史先生认为“部落联盟式的夏、商、周三代”。部落联盟出现于原始社会后期，夏、商、周三代却分属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了。这样的提法，就是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三个阶段搅成一团了。
氏族和部落都是血缘组织，部落联盟是由两个以上的亲属部落组成的，形成于原始社会的后期，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或防卫的需要而建立的。在部落联盟中军事首领的权力扩大了，为国家、民族、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民族和国家都是地缘组织，民族和国家都包括着不同血缘与不同种族的人们。愈是比较大的民族和国家，就愈是如此。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性质，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关系都各不相同。
夏、商、周三代都是多民族国家，却都不是统一的国家。春秋时期，羌族（夏族）、东夷族、周族以及周边其他部落，长期融合，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华夏族，到了战国时期，七雄统治地区内的也都成为华夏族了。秦、楚以及被楚国占领了的原越国与吴国的居民也都成为华夏族了。到了这个时期，华夏族分布的地区不仅限于黄河流域，而且已广布于长江流域以及太湖区域。秦并六国后，废除诸侯制，实行郡县制，并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的制度。秦朝所开创的大统一，成为了尔后中国历史发展主流，这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经过秦汉两朝，汉族之名取代了华夏族的旧名称。
中国文化是由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中国的民族是多元的，中国的文化也是多元的。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在全国各民族中汉族的人口向来是最多的，汉族的文化也是较高的，因此，汉族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再加上周边各兄弟民族的向心力，这就使得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这些问题上，我赞同费孝通教授所写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
五、“西方文化的根源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吗？
史式先生说：“西方文化的根源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其基本与农耕民族的文化大异其趣。”这种论断显然是因袭了西方学者业已过时的理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里，西方的学者们曾经认为畜牧业生产的发生是早于农业生产。P.蓬特曾写道：“然而他们受到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那时候的科学界曾认为畜牧业先于农业，并把印欧牧人视作‘文明’的起源。”（注：P.蓬特：《游牧社会》，译文载《民族译丛》1979年第2期。施逢吉译自法国《思想》杂志1973年10月《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专号。）这就说明当时西方学者们对历史的误解。欧洲的文明古国——希腊和罗马的农业都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而不是游牧业生产。
史式先生还说：“城堡是游牧民族互相征战的产物，对于和平的农业民族来说，城堡却并不重要。”这段话难道能够在历史上找到一些根据吗？
首先，让我们先从万里长城讲起。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国（都是农业国）为了相互防御在险要地段，分别建起了各自的长城作为防御工程。在春秋时楚国曾建起方城。战国时齐、楚、魏、燕、赵、中山和秦国都曾修筑过各自的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燕、赵、秦三国北面的长城连接在一起，西起甘肃临洮，东达辽东，即最初的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在甘肃境内从东西走向，拐弯到临洮的南北走向，是为了同时防御匈奴与羌人。此后，汉、北魏、北齐、北周、隋、明诸朝都曾在北方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方修建过长城。西汉政府在设置河西四郡的过程中，从令居（今永登县）至玉门以西又修建了一条长城。在秦汉时期，长城是我国北方游牧区与农业区的分界线，也是秦汉两朝与匈奴游牧政权的国界。从秦朝到明朝，我国的许多朝代为修长城花费了巨大的财物与人力。沿线的许多烽燧和重要关口平时还要派兵驻守，其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北方农业区的安全。长城对保障北方农业区安全的作用，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否定的。
其次，我们认为需要说明的是，在汉朝设置河西四郡以前，我国的北方游牧区（包括东北、蒙古草原、天山以北的牧区）、青藏高原与毗邻的游牧区（包括今西藏自治区与毗邻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八个藏族自治州和一个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一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联成一片的，从北到南包围着我国广大的农业区。与史式先生的论断相反，在我国游牧区内的城却是比较少见的。这里就让我们举两个例子作为证明：（一）“虽然匈奴时代畜牧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已经建立了具有城堡的小城镇。在这些城堡里，除了驻防军队以外，还有定居的农业劳动者。这样的遗址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过十几处。”（注：C.B.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湖地区古代城市生活的新资料》，载《考古》1960年第2期，第43页。）（二）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也曾发现过一些匈奴时期的古城。“至今为止，我们所调查过的汉代古城，计有：呼和浩特市东北方的塔布拉海村、土默特旗二十家子村、包头市麻池村、清水河县上湾村……（以下省略了有古城遗址的七个村名）等地。这些古城都有城墙，地面上散布着汉代砖瓦和陶器残片，地下埋藏相当丰富。”（注：见《几年来的内蒙古文物工作》，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第13页。）这就看出，在古代匈奴游牧区的城镇是很少的。而在我国的农业区，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农业区，城镇的数目则远较游牧区为多。一般说来每个县都有县城，不同时期县以上的郡、省、府、道等也有等级不同、规模大小不一的城。就以乌鲁木齐市与兰州市来说，乌鲁木齐市的旧市区有一座省城，西郊有一座老满城，北郊有一座古牧地废城，南郊乌拉泊水库附近有一座城墙完好的唐城。在南疆绿洲上的一些县，有双连城，一座为回城，一座为汉城。兰州市的旧市区有座省城，城南有座华林山城，北山地带有大地主们建立的堡子，在有战乱时由地主武装防守。如果我们从西安乘汽车（最好骑马）经华家岭到兰州，再到嘉峪关，就可以看到许多由大地主们建立的堡子。需要说明的是，城镇都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规模大小的不同，以及地理位置的不同，都发挥过程度不同的作用，在古代西北地区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都对于国内各地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发挥重大作用，对于我国同西方各国，包括印度、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埃及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过促进作用。
我国古城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我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是有重大意义的。林向先生在《近年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一文中写道：“最近，在探索文明起源的收获，莫过于发现一大批史前古城址。据统计共有五十余座，年代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之间为最多，早的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分属于8个以上的考古文化，分布在中国大陆的两河流域——黄河、长江两岸的六个地区。”（注：1999年7月9日《光明日报》。同年10月《新华文摘》第10期。）
写到此处，想说的话并没讲完，为了避免过于冗长和繁琐，只好就此打住。说得不妥的地方，请史式先生指正。祝愿史式先生与台湾学者们合写的大著早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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