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政策与一流大学建设——美国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启示论文,一流大学论文,经验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41(2002)02-0011-04
自从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国建立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以来，随着国家"985"计划的实施，我国已经有十几所大学进入"985"计划。目前，我国还有许多大学希望进入"985"计划，希望成为“若干所”“建设一流大学”的成员。毫无疑问，"985"计划对启动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仅仅依靠"985"计划，甚至包括几年前已经开始的"211"工程，对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是远远不够的。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建设好研究型大学，因为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都属于研究型大学，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只有成为国家科技政策的重要部分才可能成功。在这方面，二战后美国通过国家科技政策促进一流大学建设的经验，对我国很有启发意义。
一、把科技人才培养和增强大学科研能力作为国家科技政策的重要内容
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二战后形成的。按照著名美国观察家，美国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前院长罗所维斯基(Henry Rosovsky)的观点，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一流大学的2/3到3/4在美国。另外，根据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一项论文引证分析表明，科研实力最强的大学绝大多数是美国的大学。例如，对化学4个分支学科的引证分析表明：在世界前25名大学中有18～20所是美国的大学。再如，在电气工程领域的世界前25名大学中有20所是美国的大学。美国之所以在二战后能用30多年的时间建成许多所世界一流大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把大学作为其整个国家科技政策重要实施部门，把科技人才培养和增强大学科研能力作为国家科技政策的重要内容。
二战后美国的科技政策虽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其科技政策的基础和基本观念是相当稳定和明确的。1945年布什(Vannevar Bush)负责起草的文件《科学——无尽的边疆》和1947年斯蒂门(John R.Steelman)负责起草的文件《科学与公共政策》成为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基础。这两个文件都强调大学应该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中心，联邦政府应该对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科学与工程教育给予大力支持。
《科学——无尽的边疆》和《科学与公共政策》的主张和建议在美国战后50多年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并不断变为现实。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述两个政策文件都强调大学应该占据美国国家研究系统的至关重要的中心位置，这一点已经变为现实。
第二，上述两个政策文件都强调联邦应该支持大学的研究设施。《科学——无尽的边疆》的一个分报告包括二战前大学研究的资本支出。《科学与公共政策》强调联邦急需给高校提供资助，增加图书馆、实验室空间和设备，这不仅是为了基础研究，而且是为未来的研究与发展培养科学家。现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巨大改善，但大学研究设施的充足性仍然是人们所关心的，国会要求国家科学基金定期报告大学基础研究的设施状况便是这种关心的一个证明。
第三，上述两个政策报告都关心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供给与需求情况，担心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在《科学——无尽的边疆》中有一个题目为“复兴我们的科学天才”的部分讨论这个问题。《科学与公共政策》有一章讨论人力资源，并估计美国1947年缺少90000名学士层次的科学家和5000名博士水平的科学家,并进一步估计美国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两个层次的科学家达到合理的水平。现在美国高校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但对他们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高。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失业率持续地低于其他领域受过相似水平训练人员的失业率，而科学家和工程师就业增长率则比所有领域就业增长率高3倍以上。
第四，上述两个政策报告都强调大学教师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和为大学教师开展研究创造适宜的条件。《科学与公共政策》特别强调将大学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联系起来的重要性，但指出由于战后很多退伍军人上大学，使得教师的教学负担太重，影响了他们研究能力的发挥，并估计需要增加15000名讲师，才能恢复美国大学战前学生与教师的比率。现在，具有博士学位能从事大学教师工作的人才已经能满足需求，甚至出现了另外的担心，即博士过剩。
正由于二战后美国的科技政策始终把支持大学科学研究和科学家与工程师培养作为重要内容，并把两者结合起来给予大力支持，才使得美国大学不仅成为国家科技研究系统的至关重要的中心和能够承担主要基础研究工作，而且为保持美国在科技、经济和国防等方面的领先地位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被认为美国面向新世纪的两个重要科技政策文件《国家利益中的科学》和《开启我们的未来》，都充分肯定了半个世纪前的《科学——无尽的边疆》和《科学与公共政策》的主张，即都强调大学是整个美国研究事业的中心和强调研究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国家利益中的科学》主张“研究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基础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在高校进行的。这有多方面的好处，研究和教育以极为高产的方式联接起来。高校研究者们提供的智力自由和被一代代有好奇心的年轻头脑不断更新，激励了研究事业的发展。”
《国家利益中的科学》和《开启我们的未来》都把人才培养作为联邦科技政策的内在因素，给予高度优先的地位。如《国家利益中的科学》指出“21世纪的挑战将对保持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卓越寄予厚望”。
二、美国对大学科研资助的数量和方式
美国科技政策不仅强调大学是整个美国研究事业的中心和研究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而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对大学的支持力度。从1953年到1998年，美国大学R&D经费平均年增长率高于任何其他R&D执行部门。在这45年期间，大学R&D经费从占GDP的0.07%上升到占GDP的0.31%，即比值增加4倍多。
1998年美国大学使用R&D经费263亿美元（不包括由大学管理的联邦实验室的经费使用额50多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提供156亿美元，占59.3%，大学自筹50亿美元（这些经费来自州和地方政府的一般目的拨款、来自工业界、基金会和外界其他捐赠、学费、专利和许可证收入等资金），占19%，州和地方政府提供21亿美元，占8%，工业界提供19亿美元，占7.2%，其他来源18亿美元，占6.8%。多年来联邦政府一直是大学R&D经费的主要来源。
美国约50%的基础研究是在大学完成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大学的R&D活动主要集中于基础研究。1998年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高校R&D经费的69%，应用研究占24%，实验发展占7%。
联邦政府主要通过6个机构对高校的科研与人才培养给予资助，资助的方式是通过各个大学竞争申请和以合同的方式进行的。其中国家健康基金会(NIH)提供研究经费占联邦政府提供给大学总经费的58%，国家科学基金(NSF)占15%，国防部占10%，国家航空航天局占5%，能源部占4%，农业部占3%。各个联邦机构强调的科学与工程领域是不同的，如NIH集中资助生命科学的研究，而NSF采取更多的方式资助很多领域的研究。
联邦的科技经费同时支持科学与工程研究生教育。从1980年到1997年，全日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获得助研机制资助的比例不断增加。在科学与工程的很多领域有超过50%的研究生能够获得助研的位置。67%的助研经费来自联邦机构。
由于美国大学基本上是通过竞争申请和合同的方式获得R&D经费，其结果是美国大学R&D经费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大学。1997年，美国共有大学3600多所，其中前10所大学的R&D经费共41亿美元，占全部大学R&D经费的17%；前20名大学R&D经费为71亿美元，占30%；前50名大学R&D经费136亿美元，占56%；前100名大学R&D经费193亿美元，占79%；前200名大学R&D经费232亿美元，占95%。从美国大学的R&D经费分布可以看出，美国大学的R&D活动高度集中在大约占美国全部大学3%～5%的大学之中，这些大学就是研究型大学，而美国的那些世界一流大学都属于这些研究型大学。
三、我国存在的相关问题和美国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在二战后建成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对照美国的经验，有助于认清和解决我国存在的相关问题，使我们少走弯路，加快我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
首先，要把大学的科技研究作为国家科技研究系统的中心，把科技人才培养，特别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硕士和博士）培养，作为国家科技政策内在的重要部分。目前我国科技政策还没有明确把大学的科学研究作为国家科技研究系统的中心，没有明确大学是我国基础研究的最主要承担者，没有把培养科技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作为科技政策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定位问题是首先应该解决的。
第二，国家各个有关部委要协力支持大学的科技研究，特别是国家科技部要把支持大学的科学研究和一流大学建设作为自己重要的工作内容。虽然目前从行政上我国进入“若干所”的重点大学由教育部管理，但我国能否真正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关键取决于大学的科研能力，取决于其科技成果和科技硕士和博士培养数量和质量。因此，国家科技部应该对一流大学建设负有更大的责任。目前作为主管我国科技工作的科技部还没有把大学的科技研究和一流大学建设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没有专门机构直接管理这项工作。另外，目前掌握国家科研经费的有关部委，如国防部、国家计委、农业部、水电部、国家环保局等等，也没有形成共识和没有通力合作支持大学的科学研究。这就需要在中央和国务院层次加强协调，使各个有关部委都把大学作为各自科技项目的重要执行者，给予大力支持。
第三，对大学科研的主要支持方式是通过竞争申请和采取合同的方式。我国"211"工程和"985"计划虽然会对大学科研和一流大学建设起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方式。目前，在建设一流大学上存在两种误解：一是在一流大学建设上主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并认为只要国家给予“若干所”特殊的支持，它们将很快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思维，而事实要复杂得多。固然，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大量的科研经费，但给予某些大学大量经费却不一定能成为一流大学。支持大学科研的方式和机制对提高大学的科研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我国要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不仅需要国家长期和大量地对大学科研进行投资，而且要采取竞争申请和合同的方式，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和保障国家科技研究目标的实现。另一种误解是采取竞争申请的方式可能使科技经费太分散，不利于若干所一流大学建设。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美国主要采取竞争申请的方式，其结果是绝大多数研究经费集中在少数大学，特别是几十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事实上，美国主要采取竞争申请的方式，他们担心的不是经费太分散，而是太集中。例如，自从1978年以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开始了一个被称为“鼓励竞争研究的实验项目”，并会同农业部、国防部、能源部、环境保护局、航空航天局、国家健康基金会一起对18个落后州和波多黎各（岛）共和国的大学给予专门的支持，并要求当地政府合作，以提高这些地方大学竞争联邦和私人科研经费的能力。我国主要采取竞争申请的方式也不会使经费太分散。
第四，国家要加大对大学科技投资的数量，提高政府科技经费投向大学比例和大学R&D经费占全国R&D经费的比例。2000年，我国大学从各级政府得到的科研经费97.1亿元，相当于政府科技经费594.8亿元的16.3%；大学的R&D经费支出76.5亿元，占全国R&D经费支出897.7亿元的8.5%。这些数据与美国相应的数据相比，不仅绝对量上有巨大差距，而且相对量上也有很大差距。2000年，美国大学从联邦政府（不包括州和地方政府）获得R&D经费174.1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R&D经费711.6亿美元的24.5%，如果加上由大学管理的联邦实验室R&D经费57.3亿美元，则大学从联邦政府获得231.4亿美元，占联邦R&D经费的32.5%；美国大学的R&D经费300.9亿美元，加上由大学管理的联邦实验室R&D经费57.3亿美元，共358.2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全国R&D经费2641.7亿美元的13.6%。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0年我国大学从政府得到的经费比前些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1999年，我国大学从政府得到科技经费49亿元，相当于政府科技经费473亿元的10.4%。如果说从绝对量上我国大学的R&D经费在短期内还无法达到美国的水平，但从上述两个比例即相对量上达到美国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这就要求国家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使政府科技经费30%以上投向大学，并使大学的R&D经费占全国R&D经费的15%左右，即这两个比例要比2000年提高1倍左右。
第五，国家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力度，特别要加大对大学基础研究的投资力度。2000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44.8亿元，相当于全国R&D经费897.7亿元的5%，其中大学基础研究经费16.4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36.6%。这些数据与美国相应数据不仅绝对量有巨大差距，而且相对量也有很大差距。2000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454.7亿美元，占美国R&D经费2641.7亿美元的17.2%；美国大学基础研究经费201.5亿美元，再加上大学管理联邦实验室基础研究经费27.3亿美元，共228.8亿美元，占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50.3%。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即使让1元人民币等于1美元，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也不到美国的1/10，如果按汇率计算，则美国是中国的84倍多。中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太少了，应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里建议，在2005年之前将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从5%提高到10%；大学基础研究经费从36.6%提高到50%。
第六，理顺国家科技经费的发放方式和促进工业界及全社会投资于大学的科技研究。对政府直属的科研机构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不管建在哪里）应主要采取政府直接拨款的方式给予经费，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其他基金、政府部门各种科技竞标项目主要面向大学及其他非政府部门，从而形成一种有序的竞争环境。这样做，一方面能提高政府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会使得大学获得更多的科技经费。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匹配经费和税收优惠等措施，促进工业界及全社会投资于大学的科技研究。在这些方面美国的经验是可供我国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