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表述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资源论文,经济社会发展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2）05－0066－07
《管子》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是有争议的。且不去管这些争议，发掘其中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之思想及其价值，对于今天在发展经济时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借鉴意义。
一、关于人地关系之比例问题
《管子》重视经济发展中的数量统计，《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提出在全国开展资源调查的观点，包括土地、户口、财用、劳力、土壤性能，并区别各种数量的作用。（注：《管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483页。）正是在调查研究和数量统计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许多有关人地关系之比例的观点。
作者提出“地数”的观点。《管子·地数第七十七》载：“桓公曰：‘地数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是谓国用。”（注：《管子·地数第七十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页。）“地”指地理范围及其资源，包括土地、出水和受水范围，及出铜出铁之山等，“地数”指根据对自然条件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政策，开发利用国土资源，使地理或资源优势成为财政优势，这是“国用”即国家全部的财政费用的来源。“地数”的观点，说明作者认为土地与资源是有限量的，“国用”既国家的财政费用也是有限量的。接着，作者介绍了利用地理条件取得自然资源的办法：“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天财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对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不赦。”（注：《管子·地数第七十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503页。）即是根据地表颜色和其他矿物寻找地下资源，并且封山为禁。
作者不仅把陆地资源看作是“国用”的来源，还把海盐等海洋资源作为国家财政来源，《管子·海王第七十二》提出“海王之国”可以“官山海”“正盐策”以增加收入的观点。因为人人需要盐，提高盐价就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因为农夫妇女等都需要铁制农具和缝纫工具，提高铁器的价钱也可增加国家收入。（注：《管子·海王第七十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468页。）这虽然是盐铁官营之说，但这表明作者认为海盐等海洋资源也是国家资源，这实际上是扩大了对国土范围以及资源范围的认识。作者还认为如果自己国家没有海洋资源，可以“因人之山海假之”即利用别国的海洋资源，这种认识也只有居住在海滨之国的人们才能提出来。
《管子》书中提到“量壤”、“地量”和“地有量”的观点。“量壤”“地量”指每个农夫拥有一定的耕地，“地有量”是指土地有一定的收获量。《管子·治国第四十八》云：“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注：《管子·治国第四十八》，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管子·山权第七十五》认为“地有量”，即土地是有一定的收获量的：“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注：《管子·山权第七十五》，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486页。）《管子·轻重甲第八十》说：“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注：《管子·轻重甲第八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530页。）六斗四升曰釜，釜十则钟，亩产一钟即六石四升，“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意即百亩收128石，亩产一石多。《管子·轻重第八十一》说：“河淤诸侯之国，亩钟之国也，故谷众多……”（注：《管子·轻重第八十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531页。）《管子·臣乘马第六十八》说：“一农之量壤百亩”（注：《管子·臣乘马第六十八》，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年版，第455页。）。上引文表明，农户土地为100亩，而总产量从100石、200 石到600石不等，收获100石左右为普遍情形，收获600石实属罕见。 考虑到《管子》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以及高产、低产、多熟制、河滩淤以及其他情况，100亩所产，大约为100石至200石。人们的粮食消费水平是多少？《管子·国蓄第七十三》说每月大男食四石，大女食三石，儿童二石。（注：《管子·国蓄第七十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页。）据此推算，成年男子一年就需要48石，成年妇女需36 石，儿童需24石。五口之家，一年大约需要108石。以年收入100石至200石，消费水平在108石左右，所剩无几。这种情况，可证之以战国时魏国李悝说的情形。《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说：“李悝为魏文侯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方百里之国的土地面积和可耕地面积都是不变的，如果人力的投入增加或减少，那么粮食产量也会增加或减少，或增加180万石，或减少180万石，此外，别无其他来源增加财富。一般情况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这剩余的四十五石，还不足以供一年之杂项消费和临时急需。（注：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国土面积和可耕地面积不变，耕地的粮食产量变化也有一定的限度，农户的消费水平不变，那么人口与土地之间就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人口与土地之间是怎样的比例关系？《管子》一书作者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人地比例关系。一是首都与其周围农田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管子·八观第十三》说：“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注：《管子·八观第十三》，《管子》第115 页。）国都大而农田少，农田就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粮食。国都与农村之间应该是什么比例关系？《管子·乘马第五》说：“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注：《管子·乘马第五》，《管子》，第55页。）作者所提出的这个比例是否合适，固然可以另当别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根据土地的质量或者说土地的生产力，来规划国都与农村之间的关系的思想方法。二是农业人口与土地之间也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管子·霸言第二十三》说：“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注：《管子·霸言第二十三》，《管子》，第206页。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保持土地与人口适度均衡的理论之一。（注：钟祥财：《中国土地思想史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管子·八观第十三》说：“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上］，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下］，则去山泽可矣。”（注：《管子·八观第十三》，《管子》，第115～117页。）大凡乡村有万户，可耕地方圆五十里就够了。万家以上，还要利用五十里内的山泽。万家以下，就不必利用山泽了。这就是人地关系的大体比例。但是人地关系的比例也有失调的情况：“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注：《管子·事语第七十一》，《管子》，第462页。）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就说明人口与国土、人口与可耕地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调，或者是土地面积与可耕地面积都少，或者是两者都多。
“定壤”即国土和资源等因素决定着国家的发展规模程度，以及在战争中的胜负。《管子·事语第七十一》载：“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彼壤狭而欲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芸力归于上，女勤于辑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厄隘之国。”（注：《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管子》，第496页。）这虽是强调勤俭持国的，特别是在国土狭小、资源短缺的国家更应如此，但也表明了作者认为，既然国土和自然资源有一定的数量，就应该根据国土和资源情况决定发展的规模和程度。也表明作者认为军事之战实际上就是资源之战，因为在战争中比拼的仍然是资源。
由于“定壤”有限，社会人口的发展，超过超过一定限度，就要发生争夺，大者如国家之间的战争，小者如家庭内部的纷争。《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载：“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争夺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谓以戚始？’管子对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注：《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管子》，第496页。）国土及资源是有一定数量的，虽然同源共祖，但数世之后相攻击如仇雠，这揭示了社会发展规模有一定的人口承受能力。《韩非子·五蠹》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注：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40～1041页。）不是人的品质有问题，而是因为人口无限增加以后，土地以及资源有限，就发生了战争，这也是揭示了人口与土地的承载力、人口与社会的承载力之关系。
二、关于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之关系
发展生产必然利用自然条件，如地理条件水、土、林、矿等资源，《管子·禁藏第五十三》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注：《管子·禁藏第五十三》，《管子》，第370页。 ）认为水、土等与人民的衣食资料来源有直接的关系。《管子》书中多处谈到地利、地力、地财、天财等，就是认为财富来自于大地。
发展生产必须开垦荒地，《管子·牧民第一》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来者，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注：《管子·牧民第一》，《管子》，第19页。）《管子·权修第三》说：“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地之不辟，非吾地也。”（注：《管子·权修第三》，《管子》，第31～33页。）《管子·重令第十五》说：“畜长树艺，务时植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注：《管子·重令第十五》，《管子》，第130页。 ）《管子·问第二十四》有关利用自然条件的问题是：“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其（指马牛）就山薮林泽食荐者几何？……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注：《管子·问第二十四》，《管子》，第213～214页。）《管子·治国第四十八》提出了贵粟的主张：“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注：《管子·治国第四十八》，《管子》，第235～237页。）如此反复地论述生产粮食的主张，足以表明作者重视开垦土地的思想。
但是《管子》认为开垦荒地，不是开垦所有的荒地使之寸草不留，或把所有的沼泽地都开垦成农田，而是要保留、保护相当的山林薮泽。《管子》书中贯穿着丰富的保护自然环境与资源的思想。《管子·立政第四》认为“富国有五事。五事，五经也。”富国要致力于五项事业，这五项事业是富国的五项纲领。什么是“五事”？“君之所务者五：……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注：《管子·立政第四》，《管子》，第40页。）从保护山林沼泽、发展五谷桑麻蔬菜种植、家庭养殖，以至兴修水利，发展实用性的手工生产，涉及了丰富的生态农业的内容。为此，同篇又讲了相应的官员的职责：“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禾分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司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均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注：《管子·立政第四》，《管子》，第43页。）虽然作者的本意是使农民固着于土地上，但从虞师、司空、司田、乡师的职责看，也是贯穿了保护环境、兴修水利与发展经济并重的思想。
《管子·八观第十三》论述了从八个方面观察国家是否富强，其中有些内容是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其一，从土地是否被开发利用上观察：“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硗，以人猥计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注：《管子·八观第十三》，《管子》，第114页。）这是说， 要深耕地勤锄草，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利，如果荒地多而熟地少，即使无水旱，也是饥国的田野。其二，从山林湖泽保护和桑麻种植六蓄养殖上观察：“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硗，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注：《管子·八观第十三》，《管子》，第114页。）这是说，山泽广大易于多长草木，土地肥沃适宜种植桑麻，牧草繁盛易于六畜繁殖，因此，要保护山林湖泽，要使牧草繁盛，使土地肥沃，六畜兴旺。以上两条，是从比较广阔的角度看待发展农业生产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关系。
为什么要保护山林泽薮？《管子》是从两个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一是保护山林沼泽能促进粮食生产：《管子·八观第十三》指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抟民于生谷也。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注：《管子·八观第十三》，《管子》，第117～118页。）人民劳身砍伐山林以修筑宫室台榭，就会影响生产。虽然这是反对大兴土木浪费财力，但也有保护山林泽薮的意思。
二是土地与植被有相互依存关系，保护山林薮泽就是保护土壤肥力。《管子·地员第五十八》指出：“草土之道，各有谷造。……九州之上，为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意即植物与土地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九州有九十种土壤，不同的土壤生产着不同的植物，土壤与植物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接着，本篇论述了九十种土壤的质地、所宜谷物林草树等，并比较了各种土壤的自然生产力。如五粟土，作者是这样描述其特性的：“群土之长，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黄，五粟五章。五粟之状，淖而不韧，刚而不觳，不泞车论，不污手足。其种，大重细重，白茎白秀，无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阴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其榆其柳，其 其桑，其柘其栎，其槐其杨，群木蕃滋，数大条直以长。其泽则多鱼，牧则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龟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麋芜、椒、连。五臭所校，寡疾难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黄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干而不格，湛而不泽，无高下，葆泽以处，是谓五粟。”（注：《管子·地员第五十八》，《管子》，第393页。）这是说，五粟土是质量最高的土壤，其颜色五种，其物理性状粘着力不强、坚实适宜，五谷皆宜；在丘陵，在山地，朝阴朝阳，宜桐柞榆柳槐杨。湿润又不会积水过多，保水排水均属良好。作者没有明说五粟土与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但隐含了这样的认识：五粟土之所以会成为五粟土，就是因为其生长的植物能改良土壤保持水分，使其坚实度、保水性、透水性都处于其他各种土壤之上，因而也利于五谷，特别是大重、细重两个品种的谷物。因为各类土壤与植被之间有一定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可以说，保护山林薮泽就是保护了土地。
作者既重视土壤的自然生产力，也重视土地的实际生产力，《管子·乘马第五》指出：“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注：《管子·乘马第五》，《管子》，第50页。）意即不产粮食的土地、不长树木的秃山，以及干涸了的沼泽，不生草木的土地，百亩才能折合耕地一亩。虽然这是按土地的实际生产力来计算耕地的办法，但说明作者认为，各类土地必须具有其应有的植被，才能使其有良好的生产力。
三、《管子》论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的特点及价值
《管子》关于人地关系的许多观点，从今天保护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是有其借鉴价值的。前文已经提到《管子》重视用调查统计来经济发展中的诸多因素，《山国轨》只是其一。其他如《乘马》对土地测量的要求，《问》对各种国情的调查设问，《禁藏》对土地产量的记载，《地员》对地下水位的测量和各种土壤的分类，都表示作者在论述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时，不仅重视文字表述，更重视以调查研究和数量统计来说明问题。因此，《管子》所提出的许多关于定量性的观点，如“地数”，“量壤”“地有量”“定壤”等等，以及国都与农村的比例，农村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就比纯文字的论说更有根据，也更有说服力。关于人地关系之比例的许多论述，表明作者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及经济的发展，与自然条件的密切关系，任何自然条件如国土、矿产资源、可耕地、产量都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也都是一定的承载力，如果经济社会的发展超过了自然条件的承受能力，就会出现危机。这对今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
《管子》关于自然条件或自然资源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思想认识，具有几个特点，也是今人应该变通而借鉴的。其一，作者的环境意识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我国的环境意识中兼有明显的儒家特色，如商汤网开三面，说明先民认识到保持生物资源总量平衡的重要，但却被附会上了“德及禽兽”的感情色彩。《管子·八观第十三》则宣称保护山林薮泽江海“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直接说明人类保护山林薮泽的目的不是以生态环境为中心，而是以人类为中心。考虑到人性自私的特点，《管子》这样直接明言以人类为中心来保护环境，也许更有利于环境保护。
其二，《管子》的农业观念十分开阔，书中往往五谷、六畜、桑麻并提，反映了作者具有开阔的农业观念。《管子·禁藏第五十三》云：“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人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食。”按此计算，在农民收入中，粮食占六成，园艺占二成，家庭养殖占二成，桑麻渔猎采集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是一种以谷物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规划”，（注：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是具有生态农业意识的。
其三，《管子》在提倡辟土植谷时又注意到保护山林薮泽问题的重要。重农，使许多原先不适宜耕作的山林沼泽被开辟成农田。这在短时间内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反映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管子》既强调开辟荒地，但同时也强调要保护山林薮泽，不仅仅是从节约人力上考虑，更有其土壤学和生态学上的根据。《管子》一书体现的关于自然资源与社会发展关系之思想，是中国古代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较早论述，不论从先秦思想中，还是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突出的思想史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