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题材选择研究
——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例
李 涛 /四川外国语大学
摘 要: “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都积极从事文学翻译活动，促进了中国文学和社会的发展。但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他们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文学研究会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而创造社以浪漫主义题材为主。这不仅仅是由于“五四”时期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两个社团成员对待翻译题材选择的思想观念不同，也就是两个社团成员的主体性不同。
关键词: “五四”时期 文学翻译 文学研究会 创造社 主体性
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状态，西方列强的入侵促使仁人志士们开始向西方学习，经过学习西方器物和西方制度之后，更多的人开始将目光转向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于是将外国文学文化引进中国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文学翻译工作此时便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学社团的成立不仅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也同时促进了文学翻译的开展，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在促进文学翻译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但它们在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选择上，却有着不同的实践。
一、文学研究会翻译题材的选择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以《小说月报》作为他们的机关刊物，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重点介绍了俄国、法国、北欧及“被损害民族国家”等现实主义因素较强的作品，介绍世界文学潮流、派别、文艺理论和文学发展概括等，先后刊出了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被损害民族国家等专号，同时还刊出外国著名作家如安徒生、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等专号。《小说月报》发表了大量译作，据统计，从1921年1月出版的第12卷第1期至1926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17卷第12期，《小说月报》发表的译作仅俄国文学就有33种，法国文学27种，日本文学有13种，印度文学有6种，英国文学有8种。①此外，文学研究会还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系统介绍了俄国、法国、日本、英国、印度等国家的作家作品近百种。
从前我国对美出口的一些机械类产品享受着零关税的待遇，产品质优价廉，在美国市场内的竞争优势明显。而在美国对华出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国内部分出口企业，出口美国市场的产品价格将会和沃尔沃、卡特、小松等一线品牌的价格基本持平，甚至会超越外国品牌的价格，导致我国的出口产品将失去价格和竞争优势，丧失在美国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
郑振铎作为发起人之一，1923年后主编《小说月报》，翻译介绍了大量印度、苏联及各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郑振铎翻译了印度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等大量作品。而另一位成员耿纪之则翻译介绍了大量俄国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果戈里的《疯人日记》、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
文学研究会翻译活动的另一个重点是对于被被损害民族文学作品的译介。“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刊发表于1921年10月，专刊主要包括波兰、捷克、芬兰等处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同时还介绍了这些国家的文学发展概况。由此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会的翻译活动中，翻译的作品主要是外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对欧洲、非洲等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介绍，是文学研究会在翻译活动中具有特色的大规模活动。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会对于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作家作品的介绍是尤其推崇的。
二、创造社翻译题材的选择
①②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7,109.
《创造》季刊创刊于1922年，出至第2卷第2期停刊。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都参与编辑与作品译介，主要有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序》、《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雪莱的诗》等，以及成仿吾的《哀歌》、张定璜的《雪莱》等文章。还第一次以“专刊”的方式纪念西方浪漫主义作家雪莱，成立了“雪莱纪念号”。《创造周报》是创刊于1923年，总共出52期。创造社的主干成员均在上面发表了译作或研究批评翻译的文章，郭沫若先后发表了歌德的《迷娘歌》、尼采的《查拉图司屈拉》等翻译的作品，成仿吾则发表了《论译诗》、《郑译〈新月集〉正误》等，除此之外还有关于翻译讨论的文章。另一个创造社的刊物《创造日》，早先是《中华新报》副刊，后为创造社辑为单行本。在《创造日》刊物上，郭沫若发表了歌德的《五月歌》；成仿吾发表了渥兹华斯的《孤寂的高原刈稻者》、歌德的《少年与磨坊的小溪》、海涅的《幻景》等。②
注释：
三、翻译题材背后的意识形态差异
三是加强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为解决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管理不规范、经费保障不足等问题，水利部、中央编办、财政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加强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路与措施。其中，明确要求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将基层水利服务机构的人员经费和公益性业务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为全面提高基层水利服务能力创造了良好条件。
败选后他继续担任参议员，关注食品与健康方面的议题，并于1974年成功连任。1977年发表著名的麦戈文报告，重新制定了一系列健康标准。1998年—2001年间，他担任美国驻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大使，2001年被任命为第一位联合国全球大使主导世界饥饿方面的工作。2008年获得世界食品奖。
不同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主张，创造社力主艺术要忠于自己的内心要求。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编辑余谈》中说：“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一文也认为：“如果我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那么艺术与人生便两方都不能干涉我们，而我们的创作便可以不至为它们的奴隶。”⑥创造社在文学为艺术的基础上，希望通过浪漫主义作品中体现的精神，给中国人民改造社会、努力追求新生活提供精神支持。双方基于不同的个人性和自身性的价值取向出发，通过不同的题材翻译，来共同推动中国人民和社会的进步。
ΔA=[A510 nm(pH1.0)-A700 nm(pH1.0)]-[A510 nm(pH4.5)-A700 nm(pH4.5)]式中M为标准分子量,值为449.2;m为样品质量;ε为摩尔吸收率,值为26 900;F为稀释倍数。
正如1931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一瞥》中曾谈到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矛盾时，分析了矛盾和争论的原因。他说：“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尊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是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那出马的第一个广告上，说有人‘垄断’文坛，就是指着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却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看重翻译的，是注意于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倾向不同，是引起翻译问题论争的内在原因。⑦
翻译是有意识的选择，译者会“提升某些特定的本土价值，而贬斥另一些价值，确立为一定本土利益服务的外国文本典律，因而这一典律必然是片面的。”翻译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原作也没有绝对固定和抽象的意义。换言之，不同的语言包含了不同的世界观，翻译“几乎不可避免存在不同程度的篡改”。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完成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对翻译文学的制约和调节是久已存在的事实。从这一角度分析，翻译无疑又是一种具有文化倾向的政治行为。
双方对于翻译题材选择的争论，当然有外在的民族历史和社会现实原因，翻译文学不仅是译者有限的个人行为，而且表现出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取向与道德取向。译者对原著的理解、阐释，以及读者对译本的认同、吸收，都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果息息相关。但主要还是在于个人主观性问题，也就是社团成员主体性差异的问题。前者侧重于当下社会现实的客观性要求，后者则是偏向于以自己的喜好为准则。但问题从来都不是只有对立这一方面，而恰恰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其实双方对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偏重，仍是可以达到统一的，难道讲求“血与泪”的文学和追求自己内心的文学作品之间只能是对立的吗？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认为他们对于翻译题材选择的争论，其实是和他们的文学创作如出一辙的。两个社团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一个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为主，另一个则是以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为主，如此说来，双方岂不是要为了文学创作再争执一番了？
瞿秋白1920年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对文学翻译的目的和要求表示：“我们绝不愿意空标一个写实主义或象征主义、新理想主义来提倡外国文学，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使我们中国社会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的文学才介绍。”③茅盾也曾指出：“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所以介绍时的选择是第一应值得注意的。”④他还说到：“我国旧日文人颇以为文学仅供欣赏兴感而已，此历史的负担，似乎至今尚有余威……我极盼望立刻产生出许多创作家来分担世界创作家对于人类创作前途所负的责任，更盼望国内读文学的人们注意文学的重大使命，不要拿“吃番菜”的心理去读翻译的作品”。⑤所以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多强调文学对于改变社会现实状况的重要意义。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使得中国长时间都遭受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而现实主义和弱小民族文学作品中体现的被压迫的痛苦则与中国社会的经历感受有相似之处，因此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所以文学研究会的翻译作品多以此类为主。
“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积极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希望以此来改变中国。但在翻译作品的题材方面，双方有着不同的选择。文学研究会基于客观现实环境，翻译题材以现实主义和被迫害民族文学为主，而创造社则基于个体主观性，翻译了大量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双方从不同的选择出发，但都是为了通过翻译外国文学，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给中国人的精神思想带来新的希望，希望大家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双方通过不同的选择达到推动中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共同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双方则是殊途同归。
四、结语
所以归根到底，最本质的问题还是对于文学的认识，文学到底是什么，是要为社会的发展担责任，还是只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文学作品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是一个终点，而我们在到达终点的过程中，选择的路是不一样的，因此文学作品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五四”时期，他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最终都是希望外国作品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思想和精神上的改变，现实主义的译作让中国人民认识到拯救中国社会的迫切，而浪漫主义文学则给中国人民的内心寻找到了归宿，让人们观照自己的内心。所以他们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归根到底是都希望“改造”中国人，希望成为真正的“人”，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立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选择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区域上发育有3条韧性剪切带，为本区重要的控矿、导矿构造。其规模大，延伸长，其包括不同构造时期在不同深度所形成的不同规模、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韧性剪切变形带与脆性断裂破碎带。
可以看出，创造社成员的译作多是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作品的介绍，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郭沫若，他翻译了很多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作品，诸如歌德的小说、雪莱的诗歌和爱尔兰作家约翰·沁孤的剧本等，都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有重要意义。成仿吾则是对翻译诗歌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在《创造周报》发表的《论译诗》对翻译诗歌的标准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翻译作品选择的多是浪漫主义作家及其作品，传达的多是一种积极追求的价值观念。
创造社于1921年在日本创办，直到1929年被国民党查封而停止活动。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等人。创造社的主要阵地便是《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创造社的成员依托三个杂志，不断地对外国文学作家和作品以及文学思潮进行译介和介绍，同时还对其他进行翻译的群体和个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一些翻译理论问题上进行讨论商榷。
③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8.
④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J].小说月报,1921(12).
⑤茅盾.一年来的感想和明年的计划[J].小说月报,1921,12(12).
⑥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77.
⑦郭志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151.
（i）10 个标准，U={u1，u2，u3，u4，u5，u6，u7，u8，u9，u10}及相应权重向量 w=（0.12，0.1，0.1，0.11，0.1，0.08，0.1，0.09，0.1，0.1）T。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2017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五四”时期文学翻译论争研究》(项目编号：SISU2017YY25)。
作者简介： 李涛(1994-)，男，山东济南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