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四）——关于大左翼研究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话题论文,冷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随着苏东剧变冲击波的减弱，欧洲政坛时钟出现了左摆的迹象。前苏东地区左翼政党的复兴，发达国家共产党人的政策理论调整，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今年年中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的选举胜利，都引起了人们对世界左翼力量发展的极大关注。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历史转折点上，如何从宏观上把握世界左翼力量的变化？如何看待左翼力量的内部构成及其异同？如何从历史的变迁中捋出左翼从现实到未来演进的轨迹？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季正矩约请了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殷叙彝先生、张世鹏先生以及本刊常务副主编陈林博士，一起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座谈，事后经过整理和补充，形成这篇对话。
季：在研究世界政治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时，人们经常用“左翼”这个词，但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却不尽一致。显然，为了研究上的方便，有必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和梳理一下左翼的来龙去脉。
殷：我也想首先谈谈历史。左翼（派）和右翼（派）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产生的概念，它们的内涵已经有过几次发展变化。社会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面，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当然是左翼。但这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资产阶级政治势力也有左、中、右之分，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同样如此，而在某些国家和某一时期，当无产阶级派别或政党参加统一战线时，它们又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民族解放运动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起就有各种流派。经过长期斗争，到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基本上处于支配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陈营中很快也出现分化，左派和右派的对立日益明显，争论和斗争也很激烈。不过当时斗争双方一般都不使用“左”、“右”这样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伯恩施坦和米勒兰时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和右派彻底分裂。左派成立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右派和中派仍以社会（民主）党为名称并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形成了工人运动内部的两个对立阵营，此后左派和右派的概念使用日益普遍。在左派看来，中派实质上也是右派。这两个阵营互相攻击，但也有联合的时候。从这一情况就可以引伸出我们今天要谈的对左翼的看法。
我认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特别是在其右派中，确实有机会主义者和叛徒，但就整个运动来说，它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的，是企图以各种方式改变这一制度的，包括从温和的改良或激进的改造直到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因此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光谱”上是处于左的一极的，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左翼。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保守派和反动派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斗争很激烈，但希特勒一上台，先后把两个党都查禁了，还逮捕和杀害了两党许多领导人和党员。这时共同的境遇促使两党许多党员在抵抗运动中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法国共产党也和社会党共同建立过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937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出与社会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定。当然，双方在意识形态和策略上的分歧与矛盾仍旧很大，因此两个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但这无论如何说明了面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进攻，共产党和社会党是有可能联合起来斗争的，这时双方属于同一个左翼的特点就表现出来了。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运动中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是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斗争的总形势影响和制约的。
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都解散了。战争刚结束，社会党方面曾有人设想过恢复包括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统一的国际组织，这尽管不现实，但至少说明存在有利于这种可能性的形势。后来冷战爆发，双方也随之剑拔弩张，激烈斗争起来。这也证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关系是受到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的。
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中各国执政的共产党是通过国与国的关系来表现它们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对立的。另一方面，西欧各国的社会党基本上已与自己的国家认同，受过法西斯统治或占领国家的社会党更加认为自己是参与创立战后新成立的共和国的。党和党之间的对立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对立纠结到一起来了。后来由于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再加上西欧几个大的共产党主张“欧洲共产主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关系普遍好转。70年代法国共产党曾和社会党成立左翼联盟，还共同组织过政府。1972年两个德国签署“基础条约”后，东德统一社会党和西德的社会民主党慢慢地接近起来，双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开始了一些合作和定期会晤，相互交流。当然分歧是有的，但双方至少已达成以下两点共识：在欧洲不能搞暴力革命，不能用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如果打一场核战争，哪一方都不会是胜利者。
张：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1986年3 月勃兰特在波恩举行的“四十年后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专题讨论会上指出，两党有6条原则性差别。 而且我们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些学者的接触中体会到，他们认为这种会晤将有助于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统一社会党人。
季：苏联东欧剧变后，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政权，党也分裂或甚至瓦解，对此社会民主党曾一度特别高兴，以为这证明双方多年的争论已以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告终，社会党可以分享政治“红利”，在这些国家掌握政权或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却没有想到自己也陷入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在西方政治和舆论的天平普遍向右倾斜的情况下，右翼势力发动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宣传媒介异口同声地宣称，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殷：这对于社会民主党方面来说也是一次“震动”。他们也因此得出一些教训。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丧失了信誉和吸引力，主张在党的名称和理论表述中避免使用这个词。例如奥地利社会党改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人主张在论述党的思想理论时不再提“民主社会主义”，而是改用“社会（的）民主主义”。这看起来似乎只是用词顺序的改变，实际上是把重点放到民主主义上，意味着把赋予民主主义以“社会的”性质当作目标，实质上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实行改良。也有不少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不应当在反社会主义者的攻击面前退却，应当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并积极地（或“进攻性地”）作出论证。其实这两种态度都是消极的防御。有些独立的左翼知识分子旁观者清，明确指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使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工人阶级作出一些让步，这也有利于社会民主党改良政策的推行。这个阵营一垮台，压力消失了，资产阶级的态度当然会强硬起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不会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而消失，社会主义运动仍将存在和发展，因此像福山那样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已经可以稳坐江山的狂言很快就失去市场。现在资产阶级保守派和自由派与社会民主党一样，都已经冷静地考虑如何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下调整自己的政策了。
我们已经从历史说到现在。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面对资产阶级的强大经济、政治势力，左翼的各派应当尽可能团结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左翼”的意义所在。
季：1989年您曾介绍过“欧洲左翼”的观点，这和目前所说的“大左翼”是否有联系？
殷：那是1984—1988年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些领袖分别提出来的。这可以说是欧洲共产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接近的一个标志。德国社民党国会议员、《新社会》杂志主编格洛茨发表关于建立欧洲新左翼的宣言，很快被英、美、法、奥、意等国的左派杂志转载。当时已担任意共中央书记的奥凯托对此非常重视。他主张建立一座意大利左派的“大房子”，把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绿党和激进派都包括在内。这个大房子当然可以扩大成欧洲左翼的大房子，后来，大概由于苏东剧变，左翼发生危机，就不再提了。
这种设想和我们所说的大左翼相近，但只限于欧洲。不过，我建议我们今天也以谈论欧洲为主。欧洲是社会主义的发祥地。那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有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这一点与美国和日本都不一样），在地理上又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接壤，因此长期以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直接对垒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一直未解决，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又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这是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普遍关心和认真探讨的问题。从世界政治格局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是左翼，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左翼的后盾，但是它们面临的是改革问题，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第三世界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谈一切，所以不如先集中谈欧洲，把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留到以后再谈。
陈：殷先生刚才阐释的左翼概念，我理解是按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划分左右翼的标准提出的。这样理解左翼的概念，比较准确和恰当，不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实际上这个概念不仅左翼自己是认同的，右翼也是这么看待的。它显然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所谓“左派”、“右派”之类提法有着不同的含义。至于说到大左翼，其涵盖面应该是很广的，除了共产党和社会党外，至少还包括那些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政党、新社会运动、独立左翼人士，甚至还有托派及其他极左派等等。所有这些左翼派别及其代表人物，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以及在这些活动中所产生和拥有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属于大左翼的范畴。
国外有所谓“第一左翼、第二左翼、第三左翼”的说法。第一左翼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它主张对封建制度进行改造，从而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诞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从而也就产生了社会党和共产党，这就是第二左翼。在当代，第二左翼批判资本主义给人类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人类又面临着保护生态、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新社会运动，构成第三左翼。我认为，我们这里所谈的左翼主要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之后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个人、运动和组织。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有这么几个历史事实造成了今天的左翼：19世纪中后期，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声势浩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20世纪初，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从思想分歧走上组织分裂；本世纪20年代，共产党和社会党中的一些知识分子独立出来，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不赞成或者不完全赞成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观点；二战后，亚非拉爆发了大规模反殖、反帝的民族民主运动，许多独立国家宣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60年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学生运动为开端，产生了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产生后，左翼的力量格局基本形成。当然，其中也包括托派及一些左翼小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苏东剧变后，几乎所有的左翼派别都发生了大分化和大组合，组织上形成了新的格局。经过这6 次大的历史变迁，形成了当代左翼的6个部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新社会运动参与者、独立左翼人士、托派及其他极左派。
季：你把托派及其他左派也列为大左翼的一个力量派别，请进一步谈谈你是如何看待这支左翼力量的。
陈：托派及其他极左派都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在通常情况下虽然可视为一支社会主义力量，但却是极不稳定的，作为由一些遽兴遽灭、观点各异的小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不但组织力量起伏很大，其思想主张也时有反复，极左与极右往往只是一步之遥。
殷：托派是30年代苏共党内斗争的产物，这一斗争曾扩展到许多共产党内，包括中国共产党内，起过很大的破坏作用。现在欧洲的托派常常打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旗帜活动，既反对苏联，也批判社会民主党，批判欧洲共产主义。他们能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很尖锐的揭发批判，但提出的主张却不切合实际。他们现在已是很小的团体，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他们中间也不乏一些严肃学者，如比利时自由大学教授芒德尔就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值得很好地研究。沙夫甚至称他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季：新社会运动作为大左翼的一支重要力量，近20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我们应如何正确估价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殷：在新社会运动中，我认为绿色运动和绿党特别值得重视。绿色运动开始时在名称上根本不用“党”这个词，因为它反对一切传统的，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内的政党组织，在这一点上，它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现在绿色运动已逐渐成为普通政党，当然还有其特色。绿党也分几派，有的派别并不反对资本主义，有的派别则认为生态或环保可以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笼统地讲，它属于左翼的范围之内。共产党和社会党起初对绿党不重视，后来认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性，把它列为纲领要求，但对绿党的态度摇摆不定。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在州一级多次与绿党联合执政，但党的领导从来没有表示在联邦一级可与绿党联合。法国共产党强调保护生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应包括生态主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解决生态问题。这种态度显然有点简单和生硬，是要把生态运动“统一”到自己的范围之内，不利于两者的合作。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既有共性，也有分歧（例如绿党因过于强调生态保护，追求质量上的发展和稳态经济，对充分就业不太关心，这样就和共产党、社会党的主张有距离），但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结成左翼联盟。除了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也是新社会运动的基本形式，它们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与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相类似。
陈：讨论左翼或大左翼问题时，日趋活跃的独立左翼学者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这股主要以学理形式存在的左翼力量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冷战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信仰社会主义，但不同意共产党、社会党的实践，主张对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重新研究和解释，创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二是前苏东国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持有批评意见，但仍信仰社会主义的一些人；三是冷战结束后欧美国家涌现出来的一批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供职于大学或研究所，著书立说，召开会议，在理论研究方面十分活跃。这些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在理论探索和创新方面功不可没，尤其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更加突出。他们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对人的发展所造成的异化，寻求克服不平等现象的有效途径；批判现实社会主义的弊端，探讨苏东剧变的根源；分析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根据现实的社会关系设计未来的社会主义。他们提出的一些富有创见的思想、观点和结论，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思想宝库。
季：苏东剧变后，人们对世界左翼力量进行总体性评估时看法不一。我认为，左翼是复兴还是衰退，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对左翼力量的结构和范围、组织力量与运动规模进行具体分析。
殷：说左翼复兴或衰退主要是基于三个历史背景：一是从70年代开始，西欧几个大的共产党影响日益削弱，在历次立法选举中获得选票数目日益减少；二是福利国家的危机导致了社会党改良主义政策的困境；三是苏东剧变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更名换“性”，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严重挫折，整个说来社会主义陷入了低潮。在此背景下，近几年来原下台的一些左翼力量，重新上台执政，如英国工党东山再起，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与右翼总统实行“共治”，前苏东地区的一些左翼组织包括改名后的共产党站稳了脚跟，力量回升，有的上台执政。这就给人一种左翼复兴的感觉。要说左翼的复兴，先得从左翼衰退的原因谈起。西方学者举出的原因大致有这么几个：首先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后福特主义时期，产业结构和劳动组织方式发生很大变化，作为共产党和社会党基本选民的传统工人阶级日益减少，这就大大减少了左翼在选举中获胜的机会。其次是70年代后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增长很慢，而社会福利开支却日益增加，财政不堪重负，福利国家制度面临危机，这就抽掉了社会党改良政策的基础。第三是资本的全球化促使资本流向劳动力低廉的国家，各国政府的经济调控作用削弱，各国工会和资本家方面集体谈判就业、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能力也大大削弱。第四是白领工人、中等阶级在思想上日益个人主义化，缺乏团结意识，对社会主义更不感兴趣，如此等等。这些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对之似乎束手无策。按照这种看法，左翼的衰退就是必然的，而且看不到什么出路了。
张：总体看来，自70年代中期新科技产业革命以来，西欧社会从物质实力角度看，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迅猛发展的国际垄断资本实力大大超过了雇员工会、政党等各种组织的力量，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在80年代陷入低潮是有经济上深刻原因的。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危机。西方理论界好多年来都在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面对当前社会及其发展在理论方面感到困惑。目前欧洲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在理论方面可以说是处于迷惘状态。旧的东西有些确实不适用了，新的又拿不出来。
殷：理论上的迷惘是理论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表现。理论是指导政策的，没有明确的理论，政策就只能讲实用主义了。不过即使有了正确的或明确的理论，政策和理论之间也肯定会有差距或甚至脱节。我认为面对上述那些客观情况，左翼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遇到很大困难，也可以说是危机，但不能说是客观存在已注定左翼要衰退，那是决定论或命定论的观点。实际上目前欧洲的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在努力探索摆脱困境的道路。去年年底法国共产党的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二十九大决定用“新共产主义”的提法代替“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在界定“新共产主义”概念时强调发挥“个人的作用、个人的参与和民主”，强调以“超越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的目标，要依靠发展现存社会的成果和潜力来否定乃至取消资本主义；强调不是优先考虑某一阶级的利益，而是把受资本主义剥削之害的、占工薪阶层人数90%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实现这一目标。与此相应的是要建立左翼联盟，有条件地参政。今年5月法国的立法选举中，法共得票9.8%左右，只比1995年略多，因此现在还看不出这一新的突破是否会产生深远后果，但无论如何这次突破是法共努力使自己的理论适应社会发展新情况、新特点的尝试，这是值得欢迎的。我认为，目前对于共产党来说，建立和参加左翼联盟是很重要的，如果宁愿保持孤立，就会堵塞自己参政和发挥作用的机会。
也有的共产党采取另一种摆脱危机的办法，就是“社会民主党化”，例如意共改名为“左翼民主党”，正式加入了社会党国际。但这也并不能解决多大问题，因为社会党本身也有危机。因此意大利目前仍旧存在重建派共产党，左民党也必须参加中左联盟。
社会党方面也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民主的框架下，社会（民主）党要生存壮大和争取执政机会，必须在中下层等级中争取选民，在一些政策主张上要适应白领工人、职员和中等阶级的要求。所以社会党普遍都转向所谓“人民党”。也有人批评社会党已脱离传统的工人阶级，成为“选举党”了。对这一情况也得具体分析。因为第一，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一些要求是传统工人阶级与白领工人、职员等共同的。第二，在有些国家，如西班牙和希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社会党上台较晚，社会福利水平本来就不高，如果社会党采取或支持紧缩政策，对传统工人阶级影响并不大。第三，在像法国这样共产党一向比较强大的国家，传统产业工人主要是投共产党的票，社会党本来在白领工人和职员中的影响就比在传统工人阶级中大，因此当它采取适应前者的政策时，对它在传统工人中的形象并不会产生很大影响。社会党还有一部分传统选民被绿党争取过去了，这主要是职员和知识分子，但这部分选民仍属于左翼。社会党如果能通过提出符合生态保护的政策而争回一部分这样的选民，也不是坏事。因此，笼统地指责社会党成了“选举党”并不一定恰当。当然，以这种姿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的竞选，就必须服从它的政治游戏规则，也就必然会带有与此相联系的种种弊病，但这是关于政党政治、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学问题，已超出我们所谈的范围了。
我还要重复一下，对于社会党来说，能否参加和建立左翼联盟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张：近几年来，西方关于左翼危机和社会民主党危机出版了不少著作。有的是独立左翼学者写的，有的是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写的。其中有些人坚决拒绝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必然失败的结论，认为巨大的挑战和严重的困难并不是无法克服。例如德国学者沃·默克尔在《社会民主党走向终结了吗？》中提出：所有“失败论”者，尽管他们的规范标准不同，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仅对社会民主党作统计学上的观察，却没有把社会民主党人放到社会活动家的位置上，低估了社会民主党的“修正”能力，简单地把社会民主党看作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消极牺牲品。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就是针对现实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自己的纲领和政策的历史。尽管如此，德国社民党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突破。他们对英国工党近几年来的显著进展很赞赏，党的理论刊物《新社会》多次发表文章，强调应当学习布莱尔的创新精神。
殷：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但社会民主党后来却以自己善于修正而自豪。抽象地谈论“修正”是很难分清是非的，问题在于修正什么，怎样修正。目前社民党倡导的政策实际上主要是被动地“适应”现实的变化，党内左派和党外的左翼对此颇有意见。1994年德国大选前不久，汉堡的《周报》杂志曾邀请社民党的4 位著名的政治家和4 位对社民党持批评态度的左翼人士举行一次以“是适应还是替代”为题的辩论。内容发表后，左翼舆论认为社民党方面尽管有意见分歧，但都是围绕“钱”的问题：“一切都取决钱，大家都在争钱”，连德国统一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也在欧洲货币联盟问题的阴影掩盖下消失了。可见左翼中眼光较远的人已经痛感单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解决问题是不够的，而且未必能解决问题。
张：总之，共产党也好，社会党也好，在自我批判、反思、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如何做到既能保持自身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价值，又能使党的理论政策跟上时代，既能理顺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又能保持人民大众的高福利水平，是决定它们今后是发展还是衰落的根本问题。
季：今年5月1日，英国工党结束了18年在野地位，年仅44岁的工党领袖布莱尔入主唐宁街10号，成为英国180多年来最年轻的首相。
陈：其实，布莱尔是工党从金诺克以来一系列改革成果的收获者。在他主持下，工党废除了党章关于公有制的第四条，1959年盖茨克尔就已经想做这件事，金诺克也作了一些尝试，但都未成功。工党在实际上也已放弃这一条的要求。因此布莱尔的这一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表明这个党已下决心迈开大步革新。布莱尔已做到了使工党不再受传统工会制约，而后者的一些要求是脱离现实的。布莱尔果断地最终完成了这些改革，使工党能以一个“新的工党”的形象出现。当然，这只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张：工党也得益于两党制在选民中产生的心理作用，因为保守党已连续执政18年，保守主义的紧缩政策产生的负面效果一直未能克服。例如，大约200万职工买到的公房价格没有上涨，甚至还有下跌， 而房主却要付出高利息。养老金保险的私有化使大约200万职工遇到困难。 选民感到厌倦，由政治磨损率带来的政治时钟左摆的时机到来了。在目前西方国家选举中，候选人在传媒中的形象能起不小的作用。布莱尔也利用这一点压倒了梅杰，甚至有许多人认为他是英国渴望的“坚强的精神领袖”和“新世纪的领袖”。
殷：布莱尔的改革确实是以金诺克和史密斯所倡导的一系列改革为基础的，但是他在党章第4条的修改上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少新的思想和举措。例如他关于“参与制社会”、“参与制经济”的设想很有利于吸引中间阶层。他不仅努力树立工党作为中左“人民党”的形象，有时甚至说工党是“工商业党”、“基督教党”。他根据“价值范式”并且从伦理角度界定社会主义，还作了一些组织改革。他的这些做法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但也是客观形势所迫。在某些方面工党比欧洲其他社会党都走得更远。有些问题的是非得失还要由时间和实践来回答。
季：今年6月1日，法国社会党为主的左翼联盟在立法选举中获胜，社会党领导人若斯潘当上政府总理，从而出现了法国左右翼“共处”的政坛格局。各位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1995年5月， 保卫共和联盟候选人希拉克在总统选举中击败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结束了密特朗14年执政和两年左右翼“共处”局面，使法国政局进入了希拉克总统和朱佩政府一统天下的时期。但刚过两年，社会党又卷土重来。这一方面是由于1995年10月若斯潘出任社会党第一书记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慷慨陈词：“社会党败在了自己的手里，它对失业无能为力，脱离民众，行动背离了党的理想。我们能否承认这一点并利用右翼的错误重振社会党呢？”他提出以“忠于自己的阶级为乐”的口号，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竞选策略，因此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法国社会党的胜利与工党的胜利一样，都说明西欧新保守主义已陷入困境。朱佩政府所推行的紧缩政策、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导致了广大选民的严重不满和抗议，由此引发的1995年底的大罢工为朱佩政府始料不及，右翼政府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补救。希拉克这次解散议会，提前举行立法选举，说明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因此，选民们把不满写在选票上也是自然的事情。
殷：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上台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有苏东剧变后社会民主主义低潮的大背景，其实就广义的左翼来说，目前在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仍很强大，虽然不能与六七十年代的鼎盛时期同日而语，但也不像资产阶级所造的舆论那样危机重重，日薄西山。衰退是相对的，目前欧盟15个成员国中社会民主党在13个国家执政或联合执政，而且发展势头不错。其中瑞典、葡萄牙、希腊已单独组织政府，即使在其他党派当政的国家，社会党在地方和市镇中仍有很大的势力。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全德16个州中的10个州执政并出任州长，在另外6 个州中参政，并控制了联邦参议院。
陈：说到社会主义低潮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个重大事实：中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受住了苏东剧变冲击，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绩，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开拓。同样，说到左翼复兴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前苏东地区有大批左翼政党重新上台执政，力量有所回升。当然，这也是起伏不定的，例如今年9月份波兰立法选举中右翼又上台了。
殷：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存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平等、不公正，就必然有社会主义运动，左翼的存在和发展就有推动力，“历史结束论”是错误的。
季：对于英国工党重新上台，人们有这么一种说法：布莱尔胜利了，英国工党失败了，并把布莱尔称为保守党的布莱尔。意思是说，英国工党发生了明显地向右倾斜，在许多问题上，和保守党的共同点甚多，在主要方面趋同，没有新鲜的理论和政策。推而广之，“趋同”已是西方政坛的一个普遍性现象，那么怎样看待“趋同”的层次和限度呢？
殷：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趋同是明显的。首先表现在社会党已对自己的国家表示认同，在维护国家利益上和资产阶级党派基本一致。其次，社会党已不再主张所有制的改造。英国工党在下台后的最初年代还声称要对已被撒切尔私有化的企业实行重新国有化，后来就不再提了。法国密特朗政府起初搞了一批国有化，后来也遇到了困难，有的企业又重新私有化了。第三，福利国家制度本来不是社会党独家搞起来的，经过几十年它已具有刚性，保守主义尽管对它大加指摘，却不敢砍得很厉害。社会党当然要维护它，但也不能不搞紧缩政策。在大的经济形势的背景下，双方的差别就不突出了。第四，社会党提出的基本价值如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保守主义党派实际上也采用了，因为这本来是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继承和发展。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某些人的说法，现在主张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全盘结构替代方案”的想法已不再是“明智”的，而过去用来区别各种政治派别的“大的词语”即“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已不再能贴切地说明这些派别的差异了。
季：黑格尔说过：无差别性的东西，乃是无生命力的东西。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思想、理论政策和主张，是该政党赖以存在的基础和理由。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一整套不断跟上时代步伐的思想和主张，那么它的特色、感召力和存在是否会受到怀疑和威胁？
陈：对“趋同”的后果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趋同能使传统政党卸去“重负”，获得新生，即认为趋同是顺应潮流，适应社会的需要；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趋同使传统政党的价值受到“侵蚀”、个性和特色受到“消磨”，使政党彼此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会导致民众对政党的认同感和忠诚感下降，导致选民参与政治和投票热情变冷。
张：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趋同化”的趋势是美国化，即欧洲政党体制演变成美国的两党制。
殷：这不太可能，美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早在1906年，德国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者桑巴特就写了一本《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对美国的特点做了详细分析。这本书在欧美很受重视。1994年法国还召开一次学术会议，专门讨论这本书，提出的论点之一就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美国化。我认为，“趋同”仅是一种趋势，不等于完全相同，差异是存在的。过去我们常提到西欧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趋同，这也是相对的。迄今仍有几个共产党如法共、意共重建派、希共仍坚持自己的特色，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和新保守主义政党相比，社会党还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工薪阶层的要求的。法国左翼政府最近决定在税收和医疗保险费方面进行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改革，采取积极的为青年创造就业机会的措施，就与朱佩政府不一样，《人道报》对此大加赞赏，右派和企业界都反对。而且我们也不要把目光仅仅局限在经济问题和福利政策上，也要看到其他方面。例如，英国工党主张威尔士和苏格兰成立自治议会（现已由这两个地区的全民投票通过），准备改革选举制度，这就是所谓的“宪政改革”，是符合广大人民阶层要求的，也有助于工党贯彻其他方面的政策。
各个党趋同的程度也不一样。1984年，奥地利学者佩林卡就写文章说，克赖斯基时代的奥地利社会党已经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共生”的党了。最近德国独立左派人士贝尔格曼在给我的信中说，英国和法国的选举结果都说明人民希望变化，但是布莱尔与若斯潘不同。布莱尔“不仅彻底改造了工党，把下层的影响缩小到最低程度，而且多半将沿着撒切尔夫人纯粹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为内容的‘现代化’道路继续走下去”。若斯潘却“对工人的愿望更加敏感，在共处允许的界限内反对德国资本主义在欧洲问题上的专断和美国对世界政策的垄断”。他认为，若斯潘实际上将为工人做什么，也取决于来自下面的压力。整个说来，这位老教授是对社会党不满的，但他也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
陈：一些左翼人士还是主张保持自己左翼特色的。拉封丹就曾经说过，社会民主党在作为执政党期间，放弃了乌托邦，放弃了自己的基本理念，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了希望，左翼没有乌托邦将一事无成。我认为，这句话可以作这样的理解：60年代后期欧洲左翼力量面临的被动局面及其被迫向右翼的“趋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民主党为了谋求执政或保住执政地位而向右翼投降的结果。他们同保守党“共谋”，即所谓complicity，分享政府权力，从而放弃了左翼运动历来的思辨优势，不敢就各种社会问题大胆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囿于日常事务的局限而失去了提出主张的能力。不断的政治磨损而无理论的创新，最后必然走向实用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走向毫无思想特色的党派竞争。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教授托尼·安德烈阿尼在谈论社会主义问题时也说，如果说左派士气低落，那么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运动已处于低点，苏东剧变使其陷入迷茫境地，同时也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已不再有任何设想，不再明了社会主义将会是什么样子。苏联的垮台不仅因为从一种制度转变为另一种制度是很困难的，而且也因为人民还不知道向何处去，这也可以说是不知道或不能给人民照亮道路的“改革”的政治领袖的巨大失败。
季：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左翼的联合问题。
殷：我觉得左翼联合无论从消极还是从积极的角度讲都很有必要。消极地讲，左右翼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都会使右翼得利，有时要付出惨重代价，例如希特勒的上台。积极地讲，左翼之间不团结，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左翼的联合有三个层次。一是各国左翼各派的联合；二是各派组织各自的国际联合；三是各派国际组织的大联合。
陈：进行联合是左翼走上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联合是自现代社会主义运动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这种联合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在国际联合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大左翼的合作。大左翼是一个在最广泛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包括所有对现存社会秩序持批评和革新态度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其外延比前述的6种左翼力量派别的范围还要大。当然， 大左翼的合作目前尚处于创意和尝试阶段，合作形式还局限于学术联系，比如90年代初西班牙《体制》基金会创办的“未来的社会主义”论坛、1995 年9月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以及1996年希腊《抗议》杂志社发起的“全球左翼期刊及研究机构大百科”计划等。
国际联合的实行形式，即组织上的合作，基本上还是在各派社会主义力量内部展开的。社会民主党人一直以社会党国际作为其国际联合的主要组织形式，到1996年召开二十大时，其成员党已达到140个， 组织形式较松散。他们把较大的异质性和众多的内部争论视为扩大党际联系和国际联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认为这种尊重各自独立性基础上的广泛的国际协调，有助于把社会党国际从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化运动。新社会运动的国际联合体现在互有联系的两个层面上，一是党派合作，如欧洲生态运动，自1984年1月起， 欧洲绿党每年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协调欧洲各国绿党的行动，1987年8 月国际绿党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3500多个绿党组织参加了会议。二是国际组织就某些新社会运动所关注的问题采取行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世界妇女大会、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以及南北问题的一系列专题性国际会议的召开，把新社会运动的合作推上一个新阶段。独立左翼人士的国际联合主要是国际性学术交流。
季：共产党方面的国际联合的情况怎样？
陈：从1992年起，原苏东地区以及亚非拉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开始商讨成立共产党国际联合组织的问题。1995年以亚非拉为主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以东欧中亚为主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布拉格召开会议。布鲁塞尔会议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合的建议的纲领性草案》，1997年5月制定正式的纲领文献，成立协调机构。 布拉格会议参加者对布鲁塞尔会议通过的文件不予承认，1995年11月又在索非亚举行会议，宣布成立“新共产国际”。其实这二者都还只是带有浓厚教条主义色彩的小宗派，有些共产党对它们的做法不以为然。西欧地区的共产党人逐步开展了一种新型的国际联合：欧洲左翼论坛。到1996年10月赫尔辛基会议时，已有成员党15个，5个列席成员党。90年代初，“论坛”主要就共产主义前景、苏东共产党垮台的前因后果等问题进行了研讨；90年代中期，“论坛”集中探讨了如何在重大国际活动中协调立场，采取共同行动的方式、方法；目前“论坛”已开始从共同讨论转向采取共同的策略行动，主要是针对欧洲建设、西欧的社会问题。“论坛”的成立反映了欧洲各国共产党正积极探索一种适合欧洲实际的国际联合模式。
殷：各国左翼各派之间的联合应当说是基本的，最重要的，因为这是能在本国政治中直接起作用的，而且也是国际联合的基础。但恰恰是这种联合比较困难，因为各派在意识形态上和策略上的分歧一时很难克服，而且历史上的矛盾、隔阂和宗派主义因素仍有影响。一般说北欧各国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关系较好，西欧和南欧较差。法国70年代的左翼联盟是以破裂和失败告终的，目前的联盟的前景如何还很难说。原西德的共产党力量很小，未能进入议会。社民党即使在与原东德的统一社会党接近时仍不把本国的共产党（“德国的共产党”）放在眼里。两德统一后，社民党不愿与由统一社会党改名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合作，而德国一些独立左派对社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满，却对民社党抱有一定好感和期望。我们在前面已谈过德国社民党对绿党的态度。因此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原苏联和东欧各国也存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左翼联盟，但不稳定。我认为，联合总比不联合好。即使某一个左翼党比较强大，也不能没有联合。
季：左翼联合是必要和必需的，但需要有合适的组织方式和方法，才能显示出团结和汇合的力量。
陈：合作的形式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这也是各国左翼人士的共识。他们不仅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也从实际出发进行尝试和探索，并取得一些成效。但总地来讲，左翼的联合比较松散。欧洲左翼论坛对国际合作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应付在政治、社会和生态方面的许多巨大挑战。这种合作必须是民主的，必须建立在团结互助、各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决定其意愿以及尊重各民族、各地区的各种不同的认同感和差异的思想基础之上。
殷：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联合的主要困难在于各派对社会主义道路缺乏一致的、明确的认识。目前最好的办法是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受到许多党的赞赏和欢迎。
责任编辑注：《热话题与冷思考》（一）～（三）见本专题1997年第9期9～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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