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访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君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中宣部论文,副局长论文,研究员论文,疑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1.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姓“公”姓“私”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这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2.十九年改革中显露出来的那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如果没有突破性进展，就可能会出现倒退，改革的成果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3.俄罗斯、东欧、中亚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目前走了和我们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一旦他们在改革中取得较大的转机，就会对我们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造成冲击。
4.不争论不意味着就没有是非，当实践发展到适当时机，把理论权威和组织权威、政治权威相结合，做出一个权威的结论，供大家学习。这也是我们中国的特色。
5.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也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得出的适合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
李君如简历：1947年生于上海，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现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正局级）、上海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曾在上海社科院工作多年，曾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学术成果有《观念更新论》、《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等9部专著。
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君如以勤奋、治学严谨著称于理论界。近期，李君如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的文章，备受理论界的关注。近日，记者在李君如的办公室采访了他。
记者：江泽民同志最近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让大家精神很振奋。在十五大即将召开之际，江泽民同志用很长的篇幅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李君如：这个问题总书记的讲话已经很概括地回答了：“今天所以有必要重新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是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总书记讲话中提出的两个“面对”和两个“种种”，准确地反映了我们这一、两年来面临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进入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期，要求改革必须有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理论界却出现了对目前形势的种种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使人们的思想发生困惑。如果我们在思想认识上不能有新的突破，在实践上就会陷入困境。
记者：目前，人们在思想认识上主要有哪些分歧呢？
李君如：目前主要是姓“公”姓“私”的问题，概括地讲，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不同认识，具体地说，就是对目前所有制的结构和实现形式的不同认识。
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有的认为目前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成分还偏多，应该再下大力气继续发展非国有经济。有的认为目前的所有制结构中，非国有经济成分已经很大了，提出了“我们还要不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分歧就更尖锐了，有的认为原有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形势，主张大力改革，要以建立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大力推广包括股份制在内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来改造国有企业。有的同志认为，现代企业制度也好，股份制也好，无非就是要搞“私有化”，要否定公有制、国有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就对如何改革，改革如何深化，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
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明确了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判断改革中的是非得失。过去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有疑问，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十四大上已经解决了。现在姓“社”姓“资”的问题进一步深入到所有制层次上，具体地表现为姓“公”姓“私”的问题，这也同样要按“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统一认识。
不可否认，这几年的确有人主张搞“私有化”，这种主张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对所有制结构和国有经济的任何变革都说成是“私有化”，特别是不能简单地把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制（包括股份合作制等）都看成是搞“私有制”，如果这样认识，改革就无法深入。
正因为对目前的改革政策存在着姓“公”姓“私”的争论，使一些人的思想产生种种疑惑，使一段时间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人们观望的也有，困惑的也有，彷徨的也有。
记者：那么，该如何走出姓“公”姓“私”的误区呢？
李君如：对于怎么解决已经出现的种种困惑和疑惑，有人从马克思的本本中找答案。在去年和今年初一些流传的打印稿中，就出现成段成段地引用马、恩的著作，来说明公有制应该是怎样的。
相应地，不赞成这种观点的一些同志为了推进改革，也从马克思的本本中去找证据，论证与之相反的观点。
这就出现了我们历史上常见到的奇特现象，观点相左的双方都从马克思本本 里面找证据，而且接下来又围绕马列经典作家的这段话和那段话发生争论。比如在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问题上，有的人举出马克思的某句话论证股份制是“私有制”，有的人举出马克思的另一句话论证股份制是向公有制发展的过渡环节。
这样就使我们研究工作进入了误区，江泽民同志讲话中所说的“学风问题”就是针对这个误区的。
我们要推进改革，开创新局面，要解决实际中产生的矛盾，面对人们在实践中出现的思想困惑，究竟是从马克思的本本中找片言只语来做结论，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实践中去探索，找到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对这个问题，总书记讲得非常及时，很有针对性。总书记讲的学风问题，是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光荣传统。
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就是是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我们面临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学风，具体地说，也就是要落实到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而今天最大的实际就是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记者：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同时，在改革实践上我们应当做哪些大胆探索呢？
李君如：在改革实践中，目前突出的问题是要努力寻找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起来很简单，一是社会主义，二是初级阶段，这主要是从本体论的角度上来理解。还应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
从认识论角度看，一方面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认识问题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马恩、列宁都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我们只有在实践中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
从方法论角度谈，要根据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些做法，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管理经验，我们都要学习和借鉴；同时我们在实践中又要克服两种倾向，既要反对僵化的、拒绝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左”的错误，又要反对“全盘西化”之类右的错误。
总书记的讲话，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克服了姓“公”姓“私”问题给我们造成的障碍，系统地回答了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这次讲话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冲破了在姓“公”姓“私”问题上的疑惑，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具体地说，一方面要保证公有制为主体，继续大力发展各种非国有制成分的经济；另一方面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大胆利用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各种形式搞好国有企业。
记者：江泽民同志的讲话谈到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是目前进行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的现实背景。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关键时期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一文比较详细地谈了“机遇”问题，今天能不能谈一下“挑战”问题。
李君如：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是非常深刻的、全方位的，我简单谈几个方面。
第一，在和平与发展主题下，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现在这个竞争已非常激烈。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场竞争中，发达国家目前正处于优势，我们正处于劣势，而和平竞争的规则又主要是由他们制定的，我们要对外开放，就必须在这个规则中与处于优势的这些对手竞争，争取把劣势转化为相对优势，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科技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一大批新的产业，建立在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新技术基础上的新产业与传统工业革命以机器为标志的旧产业有质的不同，是质的进步。如果我们只是在旧产业的基础上进行量的扩张，就无法跟上科技发展的世界潮流去实现建立在新产业基础上质的变化，必然会在竞争中落伍。
第三，十九年改革中显露出来的那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如果没有突破性进展，就可能会出现倒退，改革的成果就有可能毁于一旦，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问题。
第四，国际上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目前走了和我们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一旦他们在改革中取得较大的转机，就会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比如国际资金的吸纳等方面）和我们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造成很大的冲击。
第五，我们还面对理论上的挑战。不少理论工作者原有的知识结构和陈旧的观念导致了对邓小平理论理解得不深不透。大家为什么会在姓“社”姓“资”、姓“公”姓“私”问题上疑虑困惑，莫衷一是，关键是我们的基础理论跟不上实际发展的要求。
我们面临的挑战还很多，应该有很深的危机感才对。而我们不少同志对这一点的认识是很不充分的。
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挑战和机遇是相伴相随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然，机遇也不是自然提供的，要我们去抓，才能创造出来。
记者：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日益严重地显现出来，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突出强调了“主要矛盾”，您对此怎么理解的？
李君如：这是有针对性的。有的人根据这几年经济发展比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绝大多数商品已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等现象，提出再坚持原来“主要矛盾”的说法过时了，这是一种盲目乐观的说法。实际上我们刚刚摆脱了贫困，实现了基本温饱，全国农村还有6千多万人口还没脱贫，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总之，只要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一直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所以总书记讲，“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头脑不清醒，以为国有企业改革、职工下岗、腐败、地区差距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党群关系等问题目前也比较严重，似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开始变化了，应该把这些问题（如反腐败）作为主要矛盾来抓。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上述问题发生的原因，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由经济落后造成的，还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
如果我们动摇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我们制定方针、政策也将会出现失误；如果否定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就会走上否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邪路，就会导致更大的错误，甚至失败。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我们制定基本路线的基石。我们要认识到，主要矛盾所指的“落后的社会生产”不仅是指生产力落后，而且是指的生产力的组织、管理和经营方式落后，因此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改革这些落后的经济体制和机制，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也就是要改革开放。而这一切，最终是要满足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人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即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内在地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过来，也就是说，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不是主观设定的，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运动规律的反映。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结束，只要这一主要矛盾没有解决，党的基本路线就不能动摇。所以，江泽民同志强调：“全党要保持清醒头脑，排除各种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统一于建设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过程。”
记者：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这是否意味着今后一段时间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超前，而且步伐将明显快于其他领域的改革。
李君如：总书记的讲话已经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另外，总书记还着重讲了党的建设，包括反腐败问题。这是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推进”。
不少人对这几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有误解，其实这几年政治体制改革特别在法制建设方面的步伐并不慢。应该明确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为经济体制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相适应，以法治国，这是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还有，必须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进步”之间的关系，有 些同志认为“全面进步”的目标应高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离开强大物质基础支持的全面进步是很难实现的，而且搞不好就会出问题，如离开经济发展过分强调公平就会滑入平均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进步。这实质上也是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之间的关系。
记者：江泽民同志在回顾了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失误和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经验后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这句话是不是针对现实中的一些人的困惑和责难，这种困惑和责难目前有多大的市场？
李君如：现实中是有这种困惑和责难，认为我们现在是离开了社会主义，是在搞资本主义。有人说，“初级阶段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意指以“初级阶段”为名，行资本主义之实，这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的诬蔑和歪曲。有的人把初级阶段理解成我们在某些方面退回到资本主义。实际上，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制定的政策是从原先的超阶段的做法退回到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做法，也就是回到实际上来，所以总书记讲，“是在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
记者：从您的讲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几年来的思想障碍和理论困惑主要是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即“左”的观念造成的，江泽民同志的讲话重点也是主要针对着“左”的观念。
李君如：应该说，从总书记讲话的大背景看，存在的种种困惑包括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观念，但主要是由那些超越阶段的“左”的观念引起的。无论“左”和右，背后都会有利益的因素，但主要是观念和认识本身的因素引起的。
记者：但观念和认识归根到底是由利益决定的呀。
李君如：从历史唯物主义讲，的确是这样。但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是从实际上维持旧的利益格局出发提出“左”的观点来责难改革，但更多的同志则是因为知识结构陈旧、几十年来的错误思想根深蒂固、又不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导致思想僵化造成的。对这些同志，我们应该只对观点不对人。特别是这些同志中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是极其真诚的，我们应该善于团结和引导他们。
应该强调，改革不是阶级斗争，不能动不动就把有不同观点的同志做为斗争的对象。也不要把各种不同思想认识问题上纲上线到“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我们提倡不争论，让实践来发言，相信这些同志的观点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在总书记讲话以后，有的同志就转变得比较快，相信十五大以后，转变的人会更多。当然也会有反复，但只要尊重实践，终究大多数人的观念会转变。
总书记讲话的最后谈到团结问题，这不是偶然的。
争论的结果是造成对立，产生极端，而且不利于理论问题的解决，不利于实践的发展，又伤害了团结。这种局面的存在客观上导致理论界的不同派别此消彼长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不利于发展的。应该学会心平气和地讨论，相互吸取对方意见中正确的部分，在实践中去证明、去发展。
记者：对重大问题，最后总得有个结论啊！
李君如：一方面实践的发展会证明谁是谁非，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不争论不意味着就没有是非，在实践发展到适当时机，把理论权威和组织权威、政治权威相结合，做出一个权威的结论，供大家学习。这也是我们中国的特色。总书记的这次讲话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论述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次讲话将极大地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记者：您刚才提到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是冲破了姓“公”姓“私”的思想障碍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从这三次思想解放的轨迹看，都是一个不断冲破那些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形成超越阶段的“左”的观念的过程。
李君如：对，这是由改革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革命。在面对社会主义改革问题时，首要的问题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其次才是怎样改革的问题。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主要的阻碍就是来自旧体制的旧观念，就是要防止“左”，同时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要警惕右的改革观。所以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也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得出的适合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非常深刻。
记者：谢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