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分析——浙江省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浙江省论文,个案论文,人口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2-0115-06
有关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构成问题，因受资料的限制，学术界出版或发表的论著不多。孙艳魁在《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对难民的性别和年龄、籍贯、文化程度、职业与婚姻状况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张丽的《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注：《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及程朝云的《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则简要地论及了难民的职业构成。上述成果为勾勒迁移人口的结构作了积极的努力，并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本文试图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其研究方法，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对该省迁移人口的籍贯、年龄和性别及职业构成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以补充或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 籍贯构成
分析迁移人口的籍贯，对弄清其来源和迁出地，以及不同地域民众遭受战争危害的程度，具有重要的意义。经笔者研究，抗战时期浙省外迁人口约200万，比较集中的分布区域是赣、闽、皖，上海租界及西南各省，西北及其他省份也有零星分布[1]。那么，这些人口主要来自何处？为什么这些地区外迁的人口多于其他地方？现依据一些典型材料加以分析。
抗战结束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浙闽分署义民接送站杭州站曾对1946年1月至4月经该站接收的返浙难民1703人进行过籍贯统计（见表一）。这些难民在战时分布于全国各地，因此该材料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表一 行总浙闽分署义民接送站杭州站接收返浙难民籍贯统计
籍贯
人数籍贯
人数
籍贯
人数籍贯
人数
杭州630金华50绍兴
144 遂安 4
杭县76 东阳26诸暨
46 淳安 10
余杭13 永康 2新昌
21 丽水 9
富阳30 兰溪24上虞
14 缙云 6
新登4 义乌58嵊县 35
遂昌
3
海宁
14 磬安 7余姚32 松阳 4
湖州17 鄞县58衢州24 青田 5
安吉9 慈溪8 常山5 温州 44
孝丰5 镇海13江山24 瑞安 4
武康1 象山2 开化22 黄岩 4
长兴9 奉化15龙游8 天台 33
嘉兴2 定海22严州1 仙居 3
平湖
15 萧山84桐庐4 合计
1703
资料来源：根据《行总浙闽分署义民接送站杭州站工怍报告》中的数字整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二一——15050。
从表中可以推算出，各旧府属（注：抗战时期，浙省实行的是省县二级制，并推行行政督察区制度，但行政督察区进行过多次调整，许多县在各区之间反复变动，况且督察区只是省府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区。显然，以督察区为单位进行区域划分是不适宜的。新中国成立后，浙省政区变动频繁，大撤大并，复置新置的情况多次出现，县域也有很大的变动。虽然相继设立了专区和市，但因撤并复杂，以此来作区域的划分同样不便于问题的分析。为此，本文选择了清代的旧府属辖区作为划分的基础，将战时市县归并于各府属辖区之中。这样的划分不但顾及历史区划的承继性，而且符合行政区划、自然形貌及战时人口迁移与分布相结合的原则，况且战时的许多资料就是以旧府属为单位进行统计的。）外迁难民的人数及其比例分别为：杭属767人，占总数的45.01%；嘉属17人，占1%；湖属41人，占2.41%；绍属376人，占22.8%；宁属118人，占6.93%；金属167人，占9.81%；严属19人，占1.11%；衢属83人，占4.87%；台属40人，占2.35%；温属48人，占2.82%；处属27人，占1.59%。其中人数较多的市县依次为杭州630人，绍兴144人，萧山84人，杭县76人，鄞县58人，义乌58人，金华50人，诸暨46人，永嘉44人。
此外，国民政府为遣返陪都重庆的难民，于1946年1月也做过一次调查，其中涉及到浙省部分迁渝难民的籍贯。现将调查资料整理如下（见表二）：
表二 浙江省迁渝难民籍贯统计表
籍贯 迁移人数 籍贯迁移人数 籍贯 迁移人数 籍贯 迁移人数
杭县303 诸暨 84
义乌 24 丽水 2
余杭5
嵊县 55
兰溪 32 青田 5
富阳8
余姚 74
永康 5 遂昌 3
海宁
12
上虞 32
浦江 13 宜平 2
吴兴
52
新昌 11
武义 4 永嘉58
长兴
3宁波683
衢县 3 乐清13
德清
2慈溪 28
龙游13 瑞安21
嘉兴 13镇海196
常山 3 平阳 8
嘉善
6奉化136
江山 8 天台13
平湖
18
象山 17
桐庐 5 黄岩34
海盐
8定海 80
建德 3 临海18
绍兴
284 金华 31
淳安 5 仙居 4
萧山
53
东阳 26
遂安 9 温岭19
合计 2547
资料来源：根据《抗战期间各省来渝难民统计》整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廿一一2-604。
从表中同样可推算出各旧府属外迁难民的人口与比例：杭属328人，占12.88%；嘉属45人，占1.77%；湖属57人，占2.24%；绍属593人，占23.28%；宁属1140人，占44.76%；金属135人，占5.30%；严属22人，占0.86%；衢属27人，占1.06%；台属88人，占3.46%；温属100人，占3.93%；处属12人，占0.47%。其中人数较多的市县依次为鄞县683人，杭县303人，绍兴284人，镇海196人，奉化136人，诸暨84人，定海80人，余姚74人，永嘉58人。
上述两表反映了，浙省外迁人口以杭属、绍属、宁属、金属为最多，严属、处属为最少。就具体市县而言，以杭州市、绍兴、鄞县、镇海、奉化、萧山、金华、永嘉等地居多。究其原因，主要是：1.杭、绍、宁、金诸属在抗战初期和宁绍、浙赣战役期间直接遭受战争破坏，大量房屋被毁，大批民众失去生活的基本依靠，被迫离家出走。而严、处等属破坏较小，流亡人数也相对较少。湖、嘉两属比例偏低，主要是因其民众在区域或省内迁移的比例较高。2.杭州、绍兴、鄞县、萧山、永嘉等地是浙省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此地民众比严、处、台、衢等属民众较多地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因此，也更具谋生手段和适应省外流亡生活的能力。加之，这些地方机关、公营单位、学校比较集中，战时大多发生了迁移。3.杭、绍、宁属自近代以来即有大批人口迁入上海经商或居住，他们与家乡保持着地缘或血缘的密切关系，当家乡发生战事，此地民众便纷纷迁入上海租界，投靠亲友或避难。
二 年龄和性别构成
人口年龄与性别是研究人口再生产，进行人口预测，并探讨人口和社会诸关系的基本要素。
对迁移人口的年龄与性别进行分析，对研究其自然属性、生育状况及对各地产生的影响等具有重要作用。
（一） 年龄构成
人口年龄构成是指一个人口集团在某一时点上的人口年龄的分布状况。尽管战时缺乏系统的迁移人口年龄构成的资料，但从以下二份有关难民的材料中也可推断其大概。
材料一（注：这一统计中包含少数外省难民，主要是淞沪战区难民，但绝大部分来自杭嘉湖沦陷区。因此，它大体反映了抗战初期浙省难民的年龄构成状况。），是1938年1月—8月，浙省政府对各县收容、遣送、过境之部分难民（284020人）的年龄构成的统计。其中新生—8岁为47204人，占16.62%；9岁—17岁为46364人，占16.32%；18岁—35岁为92848人，占32.69%；36岁—50岁为67732人，占23.85%；50岁以上为29872人，占10.52%。[2]
材料二，是1946年1月国民政府为遣返陪都重庆的难民所作的调查统计（见表三）。
表三 浙江省迁渝难民年龄、性别构成
项目
人数
男
女项目
人数
男
女
5岁以下 463237
226
41-45岁172 113 59
6-10岁
253134
119
46-50岁152 109 43
11-15岁 192949851-55岁 69 53 16
16-20岁 133498456-60岁 32 16 16
21-25岁 17964115
61-65岁 29 10 19
26-30岁 308144
164
66-70岁 14 59
31-35岁 313187
126
71岁以上8 26
36-40岁 23014486
总计
2574
13611186
资料来源：《抗战期间各省来渝难民统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廿一一2-604。
通过对上述二份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1.迁移人口大多数比较年轻，其中劳动年龄的人口占主要比重。据材料一，在总数284020人中，17岁以下共93568人，占32.94%，而18岁至50岁的壮劳力共160580人，占56.54%，50岁以上仅29872人，占10.52%。从表三中也可以得知，在总数2547人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908人，占35.65%；16岁至60岁的中青年达1588人，占62.35%；61岁以上的老人仅51人，占2%；而其中16岁至50岁的壮劳力为1487人，占58.38%。大量劳动人口的迁移，必然给迁出地的生产和建设带来重大影响。
2.这一构成与全国难民的年龄构成大致相当。孙艳魁曾对湘西乾城、永绥、凤凰、泸溪、沅陵等5县收容之各省难民的年龄构成进行过研究，在总数9793人中，16岁至60岁的青壮年占63.2%，15岁以下占33.7%，65岁以上的老人占1.5%左右[3](p66)。与浙江的情况基本相同。另外，我们也可从浙省与全国的迁渝难民年龄结构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见表四）：
表四 浙省与全国迁渝难民年龄结构比较表
项目
浙省% 全国% 项目
浙省%
全国%
5岁以下18.18 16.73
41-45岁 6.75 6.02
6-10岁 9.93
9.91
46-50岁 5.97 5.80
11-15岁7.54
8.76
51-55岁 2.71 3.50
16-20岁5.22
5.64
56-60岁 1.26 2.67
21-25岁7.03
6.65
61-65岁 1.14 1.52
26-30岁12.09 11.02 66-70岁 0.55 0.84
31-35岁12.29 11.10 71岁以上 0.31 0.48
36-40岁9.03
9.36合计100
1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廿一一2-604《抗战期间各省来渝难民统计》提供的数字计算。
上表中，各地迁渝难民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总数的35.4%，16岁至60岁的中青年占61.76%，而61岁以上的老人占2.84%，16岁至50岁的壮劳力占55.59%，与浙省的迁移难民构成极其相似。这都说明，战争使得全国的大批青壮年流离失所，逃往他乡。
3.迁移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较多。表三中，16至50岁的育龄妇女达677人，占难民总数的26.6%，占女性难民的57%，其中处于生育旺盛期的16-35岁育龄妇女达489人，占女性难民总数的41.2%。战争和流亡的生活固然会使妇女和婴幼儿更容易受到伤害，其死亡率会上升，妇女的生育率会下降；但在提倡早婚和缺乏避孕措施的旧中国，人口再生产仍会在难民中继续，战后补偿性生育造成的高出生率与育龄妇女的较高比例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 性别构成
人口性别构成是指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点上，人口总数中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例关系，通常用每100个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口的数目来表示，也称性别比。
表三的浙省迁渝难民中，男性为1361人，女性1186人，性别比为114.76。另外，从1939年8月，于潜、金华等13县收容之难民（绝大多数为本省难民）的性别统计中（见表五）也可推算出，其性别比为115.6。
表五 1939年8月，于潜、金华等13县收容之难民性别构成
资料来源：《浙江省政府施政报告》（政务部门）1939年8月，上海图书馆藏。
这说明抗战时期，浙江省内和外迁难民性别比都在115上下。大批男性为逃避战祸和抽壮丁而加入迁移人口行列。这一比例比同期全国各地难民的平均性别比例要高10左右。据《抗战期间各省来渝难民统计》，被调查的全国各地迁渝难民45650人中，男性23313人，女性22337人，性别比为104.37。另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湖南省赈济会遣送湘西入川难民年龄性别构成表》[4]，在总数9793名难民中，男性5074人，女性4719人，性别比为107.5。也就是说，浙省难民中男性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
这一比例与战前浙省人口的性别比相比是偏低的，但与战后的性别比相比则大致相当。据统计，战前的1928年浙省性别比为128.52，1932年为122.54，1935年为123.53，战后的1947年为113.35[5](P219、221)。这说明，由于战争导致浙省男性人口的大量死亡和外迁。
三 职业构成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职业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它几乎囊括了社会上绝大多数行业。但每一行业的数量和比例又是不一样的，对各地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不同。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职业构成作一分析。但迁移人口毕竟是一个松散、复杂、流动性很强的群体，其迁移的时间各有先后，离开居留地的方式又各种各样，要完整地记载其职业构成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留下的此类材料也非常稀少，且都是难民的资料。为此，在分析浙省迁移人口的职业构成时，笔者主要还是依据一些典型材料（表六、表七）进行分析。
表六 抗战初期浙省各县收容、遣送、过境之部分难民职业构成（1938年1月—8月）（注：这一统计包含少数内迁浙省的外省难民，主要是淞沪战区的难民，但绝大部分来自杭嘉湖沦陷区。因此，它大体上反映了抗战初期浙省难民的职业构成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档案馆藏《浙江省各县过境难民职业百分比》（1938年1月—8月）提供的数字计算整理，Q113-2-19。
这份材料是1938年1月至8月，浙省各县对收容、遣送、过境的部分难民，共284020人所作的职业统计。从中可以看到，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及从事盐渔畜牧业者）共有98178人，占统计总数的34.57%；工人（包括机械工人、电汽工人、印刷工人、矿工、窑工、杂项工人、造印工人）24036人，占8.46%；手艺人（包括染织手工业者、裁缝、木匠、泥水匠、竹匠、五金匠、理发匠、鞋匠、挑夫、车夫、船夫）11099人，占3.91%；商贩（包括经理、夥友和小贩）41899人，占14.75%；文化教育界人士2880人，占1.01%；其他共105928人，占37.30%，其中政府工作人员1212人，占0.43%，军警732人，占0.26%，医生384人，占0.14%，自由职业者1155人，占0.41%，僧道444人，占0.16%；家务女红、不能担任工作及无业者共102001人，占35.91%。
表七 浙江省迁渝难民职业统计表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农业
0 0
自由职业者4 0.16
工业
333 13.07
失业415
16.29
交通运输业 2
0.08学生1124.40
商业
281 11.03
其他816
32.04
公务
8
0.31
人事服务 576 22.61
合计2547100
资料来源：《抗战期间各省来渝难民统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廿一一2-604。
这是抗战胜利后，为遣返陪都重庆的难民，于1946年1月作的调查统计，被调查的浙省迁渝难民2547人中，无农业人口；从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工人335人，占总数的13.15%；商人281人，占11.03%；政府工作人员584人，占22.93%；学生112人，占4.40%，自由职业者4人，占0.16%；失业415人，占16.29%；其他816人，占32.04%。
从上述二份材料中可以看出，不同阶段的迁移人口以及浙省区域内与内迁西南的难民之间，其职业构成比例并非完全一样，但其主要成分大致包含了农民、工商业者、文化人、政府工作人员、军警、医生、家庭妇女、无业者等几个阶层。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浙省情况也是如此。因战火波及面极广，农民遭害最烈，沦为难民的数量也应最多。表六中，农民所占比例为34.57%，这事实上是偏低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将大量的妇孺人口统计在内，而是将其归入家庭女红或不能担任工作之列；原因之二，是未将许多暂时沦为难民的农民人口进行统计。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私有土地和儒家伦理将多数农民牢牢地束缚在自己耕种的土地和祖宗庐墓所在的故乡，“安土重迁”成为传统的信条和习俗，所以，在战时农民大多只是近避，而不愿远迁。战争开始时，他们避居邻近区域或山区成为难民，战争结束后，又重返家园，成为平民。譬如，抗战初期，平湖县沦陷时，县境民众“相牵仓皇逃避，而农民十九暂离战区，寻即潜回”[6](P15)。再如，笔者在衢县采访时得知，浙赣战役时期衢县一带的老百姓大都逃到附近的安全地带，当时有“城里逃乡，乡里逃坞”的说法，战争结束也即返回原地。这种暂时性的难民，比例是很高的，但受条件限制往往无法对其加以统计。正因农民不能或不愿远离家乡的特征，决定其远迁西南大后方的人数极为稀少，加之迁移过程中因饥饿、疾病等原因造成的死亡，统计的人数显得更少，以至于表七中无农业人口的统计。
近代浙省是中国通商口岸开辟较早、工业相对发达的省份之一，城镇人口中无论是一般的市民还是民族资本家都与农村在血缘、经济和婚姻等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一遇到战乱在城市无法工作和生存时，就常常回到原籍避难。日军占领浙江期间，又以占据城市和县城为中心，使得大批工人外迁。一部分随工厂迁移，一部分则自发流亡安全区沦为难民。表六中，工人占8.46%，其主要来源是部分内迁的淞沪工人及杭嘉湖地区的工人。战时浙省流入西南大后方的工人也有不少，表七显示其占迁渝难民总数的13.15%，比各省迁渝工人难民的平均数10.02%要高。[7]
商人、小贩以及裁缝、木匠、泥水匠、五金匠等手艺人，其职业本身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比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更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各式各样的谋生技能又使其对政府救济的依赖性较小。因而，在一度程度上，能适应迁徙和流亡的生活，是长距离迁移的一个重要群体。表六显示，商贩、手艺人所占的比例达18.66%；表七仅商人一项即达11.03%。可见，他们不但能适应区域内的迁移，而且不少流亡至西南大后方。譬如，当时浙江大学内迁时，就有小贩挑担随校迁移，直至贵州遵义[8]。
文化人包括文化教育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和青年学生。他们是中国文化层次最高的一群，大多具有较高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文化教育工作者与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又高于一般的平民，多数能承担迁移后方的开支。其迁移的目的主要是受爱国心驱使，不愿当亡国奴，或出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需要。当时社会学家孙本文曾说过：“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9](P261)此话虽有偏颇，但也反映出知识阶层迁移不在少数。上述二份统计材料中，知识阶层所占的比例与实际情况相比是偏低的，因为在许多县里相当部分的文化人如由政府组织迁移或随校迁移者没有统计进难民之列。一些因不能随校迁移而流落于后方的青年学生也由专门的救济机构进行收容，大多不在各县的统计之中。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由于旧中国教育水平很低，文化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确实是很低的。因此，文化人在迁移人口职业构成中所占的比重不会太高。但他们发挥的能量却非同一般。浙省文化人主要迁移并活跃于浙西南、赣东南及闽西北地区，迁入大西南一带也有少数，在抗战的文化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迁移人口中还包括流亡的政府工作人员、军警、医生、僧道、家庭妇女、无业者等。政府工作人员、军警大多是随机关转移而迁移，其他人员则多数是为了逃难。他们当中家庭妇女与无业者所占比例极高，如表六中达35.91%，其中大部分是家属，这也说明迁移过程中家庭户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收稿日期】2001-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