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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意识、政治纲领以及社会支持结构来看，欧洲中左翼政治力量的构成复杂，难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政治作用。目前，欧洲中左翼政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其中，缺少反映时代特征的激进主义理论、缺少应对危机和其他现实问题的替代性政策以及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些都将直接影响中左翼力量在欧洲政治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欧洲中左翼阵营的构成
左翼政治或左翼政党是一个缺少严格界定的概念，是左右翼政治分类中一个与右翼相对的概念。它是按照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来区分的。泛义上的左右翼概念是根据不同政治力量对既有制度的态度来界定的。左翼用以指称寻求对既有的社会进行更为激进的变革的力量，而右翼则指称更为强调既有制度的合法性和秩序的力量。这种左右翼所表达的具体政治含义因时代不同而有变化。具体到欧洲以及其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左右翼概念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对待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核心要素的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的态度，左翼指称所有相信可以通过政治行动(尤其是政府行动)改变或调节既有(主要是基于市场)秩序和关系，并更为强调社会公正价值观的政治力量；右翼则指称那些更为认同市场原则，因而更为强调自由的价值观，并对这种自发秩序以外的人为进程持怀疑态度的力量。显然，这种传统左右翼概念主要是基于物质主义的维度，即基于既有的物资生产关系，在此关系结构中的中下层会更多寻求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干预，他们是左翼政治的支持主体。正因为如此，左右翼政治常常又被称为阶级政治。但到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新社会运动产生的一些新的政党，挑战了这种以物质主义维度分类的左右政治。例如，以生态政治为主要内容的绿党就难以简单按传统的左右政治归类，但它显然属于激进主义的政治范畴，因为它寻求改变传统的工业社会秩序。
按照上述概念界定的欧洲左翼阵营构成复杂，不同力量在政治意识、行动方式以及政治影响力方面差别很大。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类力量：
第一类力量是温和左翼。这主要指那些认同资本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但更为强调国家的计划和调节功能、更为强调分配政策的政治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①。一些遵循社会自由主义传统的激进力量也属于该范畴。目前，温和左翼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认同资本主义的原则，并以更积极的态度看待全球化。同时他们也是左翼在现实政治中的最主要代表，尤其是二战以后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了欧洲稳定的执政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温和左翼政治上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左右政治光谱上的中间化倾向，包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更多地承认市场机制，在党的支持结构方面以吸引新中间阶级为重点。人们也因此常常以“中左”概念来指称它们。
第二类力量是激进左翼政党。它们是一些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上比社会民主党更为激进的力量，包括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一些对传统左翼政治方式更为认同的政治力量。如同社会民主党一样，它们也在经历转型。它们中的一些过去曾经带有很强的反体制特征，现在它们对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也持更为激烈的批判态度。但在过去20年里，这种反体制的特征有所减弱。它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更为强调传统的左翼政治方式，更为强调捍卫福利国家。实际上，在社会民主党日益中间化的背景下，激进左翼更大程度上继承了战后社会民主党在“民主社会主义”原则下的一系列政治和政策主张。不过，从选举政治的结果来看，这支力量的社会基础及政治影响力明显萎缩。
第三类力量是极端左翼。这类力量具有突出的反体制特征，从总体上否定资本主义的经济及政治秩序，并强调制度替代。这种特征决定了它们很难通过一般的选举政治来影响社会，其政治作用更多地体现为社会动员。目前在欧洲，托派是这类力量的重要代表。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中也有一些在观念和主张上更接近它们。
上述三种力量虽然都可归为泛义的左翼，但它们之间在政治意识、政策主张和政治作用方式方面的差别很大，虽然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但它们各自在政治光谱上的相对位置是很明显的。温和左翼处于整个左右翼政治光谱的中间偏左的位置，而激进左翼处于左翼一侧的中间位置，极端左翼处于政治光谱的最左端。②至少从基本政治和政策主张来看，温和左翼与极端左翼之间的距离，要远大于温和左翼与温和右翼之间的距离。因此，所谓的中左翼很难作为一个整体发挥政治作用。而且，由于左右政治概念本身带有的局限，人们也常常用“中左力量”、 “激进主义力量”或“进步主义力量”来指称这一泛义的阵营。
欧洲中左翼政党面临的三大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方式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指责，人们也由此对中左翼政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表现有了新的期待。但迄今为止，欧洲中左翼政党的表现令人失望。尤其是左翼主流政党社会民主党在大部分选举中失利。从2008年9月到2011年11月西班牙大选，在欧盟成员国总共进行的24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在19次选举中失利。而保守右翼政党表现得更为强势。从中长期来看，欧洲中左翼政党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
挑战一：缺少建设性的理论创新
每一个时代的政治方式都有其独特的观念和政策体系。与战后左翼政治(即所谓的传统左翼政治)相关联的是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方式以及福利国家的认同，而20世纪70年代后的一个时期，左翼政治在欧洲的相对衰退也直接与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和福利国家危机相关联。新自由主义方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人们关注并开始流行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右翼政治的强势及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力量促进了社会民主党在思想观念及政策方面的以下变化：在思想观念方面淡化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疏远或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在政策方面更大程度上认可并利用了市场机制；在政治基础方面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中间阶级与传统工人队伍的政治联盟。这些改革改变了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左翼形象。为呼应这种变革趋势，以吉登斯为代表的一些进步主义理论家在“超越左右”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第三条道路”意指超越传统左翼政治和新右派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的“第三条道路”。针对以上两种政治方式各自存在的问题，“第三条道路”试图从一些新的角度来论证激进主义的政治原则。例如，它提出要认真地、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全球化，而不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消极因素；它放弃了传统左翼政治的“大政府”形象，提出不再追求政府的大和小，而是追求治理的有效性；在对待传统福利国家的问题上，它提出了投资型福利国家的概念；在涉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最核心的概念——平等问题上，它引入了包容性和排斥性的概念，而且它强调，政府权力虽然是实现激进主义目标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更不是目的本身。
应该承认，这些问题的确是目前激进主义政治必须面对的问题。不过，严格地说，“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其理论创新意义。“第三条道路”明确传达了两个信息：社会民主党不再坚持传统的左翼政治方式；作为一个激进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在社会基础方面不再简单地只是一个阶级党，而是一个以新中间阶级和传统工人的联盟为核心的政治代表。但作为一种新的激进主义政治议程，“第三条道路”既缺少理论上的充分论证，更缺少相应的政策支持。
理论上，其主张者表示要以激进主义价值观念来重塑新的政治议程，并在不同政治层面上提出新的激进的解决方案和政策。为此，吉登斯在其《超越左右》一书中曾提出了激进政治的三个指导思想和六点政策框架③；托玛斯·迈尔也提出，社会民主党必须在六个互相联系的政治维度上突出自己“新的政治特色”④。但据此所界定的新的激进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外延变得越来越宽泛了，同时其身份特征却越来越模糊了。这主要是因为它对涉及激进主义政治身份特征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国家观和平等观，缺少有说服力的论证和相应的政治对策。
在这两个关键性问题上，“第三条道路”主张者的论证显得含糊其辞，给人的感觉是在一种退却中寻找支持。例如，吉登斯提出，与老左派热衷于扩大政府和新自由主义者极力要缩小政府不同，第三条道路认为有必要重构国家。他认为，全球化提出了民主制度的民主化问题，它意味着权力的非中心化。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即权力下放和权力上移。[1]权力向下是以公民社会的更新为前提的，而权力向上其实就是诉诸全球治理。在平等观上，吉登斯认为，老左派所奉行的平等主义在动机上是高尚的，但如右派批评者所指出的，这种高尚的动机有时会导致悖论的结果。被大多数人看成是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核心的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2]为了调和传统与现代的观念，他引入了“包容性”和“排斥性”两个概念，把平等理解为包容性，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而这两者都突出了机会的均等观念。
然而从这一论证中，人们不清楚国家在这一新的政治议程中究竟该起什么作用。所谓政府的有效性如何衡量?在平等问题上，吉登斯引入的包容性和排斥性概念实际上与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是一致的，即尽管他否认高度的不平等是经济繁荣的必然伴生现象，但强调结构变迁所导致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是很难克服的。从逻辑上讲，这样一种观念与其说更接近于传统激进主义的政治哲学，不如说更接近于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后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机会平等，但承认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也是必要的。很显然，在这些问题上吉登斯论证的逻辑起点是否定传统左翼政治的基本方式，而对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论证，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则抱着一种调和的观点。
在现实政策中，“第三条道路”最典型的是布莱尔领导下的新工党政府和施罗德领导的新中间政府，也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一些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的认同，例如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中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在福利国家的改革中更为强调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改革方向受到怀疑。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不得不向后退，以稳定不断收缩的传统支持队伍。但从近几年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表现可以看出，即便在目前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危机无疑加强了有关“控制”的观念和政策——传统的左翼政治方式也不再是简单的选择。在此背景下，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都面临尴尬的选择。此前，虽然第三条道路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但放弃传统政治方式、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的改革方向还是得到了大多数的认可。可目前的社会民主党却给人以失去方向的感觉。
目前，虽然新自由主义受到普遍的指责，但它得以兴盛的土壤依旧存在，尤其是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及传统福利国家的危机。社会民主主义也力图从这些方面回应新自由主义，强调要利用全球化来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生活；重新考虑国家、市场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使国家政策、市场力量和草根活动在实现关键性的目标中各有其位；促进社会公正与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并行；发展更为可持续的低碳经济和生活方式；寻求在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中更大的平等。但要使这些目标转化为现实，需要有新的理论和政策创新。对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任何其他激进主义来说，重构政治议程的核心在于重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权力结构，这是体现激进主义政治的最本质之处。
吉登斯所提出的全球化时代民主制度的民主化的两个方向，都未必能反映激进主义的政治特色，因为对公民社会的强调其实只是对传统左翼政治以国家代替公民社会方式的一种调整，而所谓的全球治理则是一个可望而不可期的目标。激进主义的政治特色更应该通过它对国家杠杆的运用来表现，为此它需要从理论和政策体系上来表达新的国家权力结构。而在这方面，它所面对并需要克服的难点是如何对待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征。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特征，是它强化了经济及社会结构的极化现象，包括产业结构和产业队伍的两极化，“赢者通吃”成为社会各领域的普遍现象。它打破了战后欧洲社会体制中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相对平衡体系。新的激进主义政治议程必须要从重建平衡关系中产生。这需要有新的理论创新。但至少迄今为止，如一些进步主义的研究机构所强调的，还没有一种能够像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那样成为新的范式的思想。
当然，除了社会民主主义阵营的努力外，其他左翼力量也在经历变化，如法国共产党、德国左翼党(前民社党)等。这些政党受冷战结束的影响很大，一些政党如法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在急剧萎缩。这些政党转变的一个普遍特点是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原有的反体制特征在逐步减弱。比之社会民主党，它们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更为激烈，并更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左翼的政治纲领，包括强调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方式、促进更大的社会公平以及保护福利国家。显然，在新的全球化时代，这种回归传统的政治方式很难成为主流政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支力量给人的印象是批判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这一特点也使得社会民主党在选择政治联盟时常常很尴尬。此外，受益于社会民主党的日益中间化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动荡的加剧，以托派为代表的一些极端左翼力量在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却有扩大之势。但无论是激进左翼还是极端左翼，它们都难以在当代欧洲的政治舞台上起主导作用。
挑战二：缺少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政策体系
福利国家的建设是传统左翼政治的主要议程，它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左翼力量所追求的社会平衡。反之，去福利国家化是过去几十年新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要点，它强化了新时代的社会二元结构和特征。因此，如何改变这种趋势，尤其是如何改革传统的福利国家，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体制，这是新的左翼政治议程不可回避、同时也最为艰难的问题。
严格地说，欧洲的现代福利国家是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不同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但战后欧洲普遍的福利国家建设所表现的劳动与资本、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社会平衡，更充分体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团结与公正价值观。因此，当传统福利国家的问题逐渐暴露之时，它便利地为新右派所利用。以新自由主义为武器的新右派借此反对传统左翼政治的平等主义观念，并进而反对福利国家，认为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在自由社会中酝酿怨恨。新自由主义主张由市场引导的经济增长来提供福利，认为福利不应当被理解为国家的救济，而应当被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财富。去福利国家化，或者使福利国家仅仅只作为一个安全网，即只是为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们提供低限度的社会安全保护，这成为新右派的福利国家改革的主导思想和政策特征。在欧洲，尽管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哲学并不为所有人接受，可面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压力，各个国家不得不实行的福利国家改革中，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式。但新自由主义方式是以劳动与资本、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一种新的失衡为代价的。这是激进主义政治所不能接受并试图予以纠正的。而重新建立一种被新自由主义方式所打破的社会平衡的关键，依然在于如何改革传统福利国家，使之成为一种可持续的体制。
在此问题上，左翼阵营内部不同力量在观念和政策方式上的差别很大。与激进左翼相比，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温和左翼更愿意以改革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激进左翼目前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在坚持传统左翼的立场。但在温和左翼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倾向。其中，老左派或者说保守的左翼强调，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国家应该加强平等和福利政策，但从方法来看他们并没有超越传统的福利国家方式。因而在福利国家的观念和政策上，他们与激进左翼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当“第三条道路”成为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政治议程时，温和左翼内部开始出现分化。相比那些保守的老左派，另一部分更为激进的改革力量——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主张者，尽管不否认福利国家的意义，但强调要改革传统的方式，即改革由国家自上而下进行的方式。他们强调这种方式没有为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因此有人提出用“福利社会”取代“福利国家”的概念，吉登斯提出过投资型福利社会概念，而更多的改革者愿意称之为“可持续”的福利社会。不过，从两方面来看，社会民主党的福利国家改革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更多体现了向新右派的去福利国家化的妥协，缺少真正的建立可持续福利社会的政策体系：在观念上，改革政策的设计往往是以防止堕落——即所谓福利依赖——和欺骗为主要出发点；在政策上，降低福利标准和严格享受福利资格成为普遍的方式，这类似于新右派的把福利国家只是作为安全网的目标。它们都与新自由主义者在福利国家问题上的观念和政策有相通之处。
金融危机，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左翼力量在这一问题上更为尴尬。一方面，动荡之中的人们迫切希望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能够改善人们的基本福利；而另一方面，危机迫使各国政府(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以削减开支尤其是社会福利开支作为主要政策手段。社会民主党的不同支持力量在此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导致了社会民主党政策上的摇摆。例如在英国和法国，针对各自国家的右翼保守政府的养老金改革——推迟享受养老保险的时间，增加个人缴纳比例——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内部立场分歧，态度也很尴尬，既不能不承认养老金改革的必要性，又不能不对受影响的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反抗作出反应。
尽管党内存在分歧，但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福利国家改革的大方向，即建立可持续的福利社会体制的政策未变。问题在于它如何转化为政策体系。其中的难点依然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结构特征有关，即新的可持续福利社会究竟是以消除经济和社会的二元特征为目标，还是基于这一二元特征来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平衡?在目前经济危机蔓延的条件下，对于所有的左翼力量来说，如何把恢复经济与坚持可持续福利社会有效结合是一个现实的政策难点。为此，必须找到政治纲领与现实政策之间的一种平衡。
挑战三：缺少稳定的政治联盟
除了理论和政策上的欠缺，中左翼政党在现有欧洲政党结构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从中长期来看，缺少稳定的执政联盟将是中左翼政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这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中左翼自身的结构，二是中右翼的联合趋势。
在目前的欧洲政党体制中，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是多党制，这种体制下政府的组成往往是以政党联盟的形式进行。但不同的政党在这一体制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按照不同政党影响政府的能力，我们可以将目前欧洲的政党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流政党，这主要指那些代表主流价值观念、政治特色明显且保持连续性、支持结构稳定、具有被认可的执政能力或潜力的政党。目前在左翼阵营中只有社会民主党具备这种地位和能力，而在右翼中则主要是一些自由主义政党和保守主义(包括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第二类是具有平衡能力的政党，指那些在既有的政治结构中不具有领导地位，但却具有制约和影响政府行为的平衡能力的政党。我们可以从泛义上将其理解为所有能够通过合法的竞争机制进入国家议会的政党。第三类是边缘性政党，或者如萨托利所说的是使节党(the ambassador party)，指存在于政府(包括议会)之外、没有进入政府的政党。事实上，欧洲的大多数政党属于这种。由于他们不具备通过合法的选举进入政府的能力，其政治作用往往是通过社会动员的形式体现的。
三类政党也大致是按照左右的格局分布的。而从三类政党在过去十几年的变化来看，主流政党保持相对稳定，但左翼的主流政党是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而右翼的主流政党则相对活跃，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右翼保守政党通过新的组合显得更活跃。从力量对比来看，社会民主党尽管近几年表现不佳，但相对于右翼主流政党的总体情况并不差。可是在平衡性政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主要表现为中间倾向性政党(指关注不属于传统左右范畴的事务或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向的政党)的增多，以及一些新的政党(既包括新成立的政党，也指一些虽然早已存在、但过去并没有进入议会的政党)进入到了议会，而从其构成来看，更多属于中右翼，属于激进阵营的主要还是一些国家的绿党。另外，从最为关键的平衡性力量(指那些仅次于左右翼主流政党、在议会中占据第三或第四位置的政党，它们往往成为决定政党联盟的关键性力量)的构成来看，右翼明显在增强。相反，传统左翼阵营的一些重要力量，如法国共产党、瑞典共产党等则衰落趋势明显。在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左右翼两端中，右翼一端的力量明显加强，许多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党进入了议会甚至政府。而极端左翼政党几乎无法进入议会。
显然，在新的政党结构中，中左翼处于更为不利的位置，右翼的总体力量在加强。但对于中左翼阵营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既有的中左翼力量越来越难以形成稳定的政党联盟。如上所述，中左翼的主流政党社会民主党与激进左翼和极端左翼之间，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政治作用方面的距离越来越大，它们之间越来越难以形成一种稳定的政治联盟。由于左翼阵营中平衡性力量的沉寂和衰落，同时也由于它们与温和左翼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社会民主党从传统的左翼阵营中选择伙伴的空间越来越小，以致有时它们宁愿放弃执政，也不选择与一些在它们看来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激进左翼政党合作。所以不难理解，社会民主党与新的激进力量绿党的合作倒更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即便是在一些过去社会民主党处于更有利位置的北欧国家，社会民主党曾经拥有的那种游刃有余的地位也不复存在，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相反，中右翼力量却显示了新的联合趋向，不仅一些传统的中间政党越来越多地选择加入到中右联盟队伍中，而且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基本主张(对移民问题的严厉态度)越来越多地为主流政党所吸纳，中右翼力量的联合空间大为扩大。
缺少稳定的政治联盟将是制约欧洲中左翼政党发展的长期性因素。是否能够以及如何从目前这种分化的结构中寻找到中左翼力量之间一种新的政治联盟，这将是影响欧洲激进主义政治发展空间的一个重要课题。
总之，欧洲中左翼政党在理论、政策以及政治联盟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没有在这些方面的相应突破，就很难说一个新的激进主义政治时代的到来。
注释：
①指作为社会党国际成员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党，本文除具体所指外，一律用社会民主党这一称呼。
②由于温和左翼的日益中间化，人们往往把政治光谱中在它左边的所有力量称之为“far left”，泛指所有比它更左的力量。与之相对的是右翼中比温和右翼更右的“far right”。中文译名有一种译法将“far left”和“far right”分别统称为“极左”和“极右”，似乎不妥。如同本文对左翼的分类所表示的，“far left”实际包括了激进左翼(英文更贴切的对应词应该是radical left)和极端左翼(extreme left)。从中文语意来看，“极左”意指“极端左翼”，它内含着从根本上反对既有体制的意义。而上述的“激进左翼”力量虽然带有一定的反体制特征，但并不像极端左翼那样从根本上反对既有制度。同样的原因，一些人在用“极右”概念时往往也模糊了其中存在的不同意义，例如有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虽然以移民问题为主要政治动员手段，但并不是像纳粹主义那样的传统极右，后者带有更强烈的极端种族主义倾向。
③三个指导思想体现为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竞争市场的态度以及控制暴力的民主立场。六点政策框架包括关注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团结。承认生活政治日益增加的重要性，积极信任能动性政治(generative politics)的理念，强调对话式民主的激进民主形式，从根本上反思福利国家并将其与更广泛的全球性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以及反对针对人的暴力的激进政策。参见安东尼·吉登斯著《超越左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9页。
④它们是：在社会经济维度上，社会民主党必须继续(尽管要通过新的途径)维护政治责任对市场逻辑的优先地位，维护社会保障和就业；在生态维度上，它必须以对生态负责的增长的代表身份出现，并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生效；在参与性民主维度上，它必须充当直接的社会的民主的代言人和推动者；在文化和人权维度上，它必须把人权和民主的普遍性与对各种不同文化自我保护要求的文化宽容结合起来；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维度上，它必须成为一种日益发展的民主和责任的全球化政策的推动力；在平等和自由的维度上，它必须证明自己是有差别的平等政策的代言人。参见托玛斯·迈尔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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