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匈牙利论文,美国论文,事件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动荡的背景
苏共二十大发起的非斯大林化在苏联东欧引起了大震荡。尽管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近三年里，苏东经济、政治乃至思想文化方面的调整或改革一般都有所进展，斯大林时代那些最令民众不满的弊端或已大致消除，或正在匡正过程中，但由于积弊过深，改革的时间和深度广度又都相当有限，国家机器和社会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心理和组织准备来接受非斯大林化同时又不危及基本稳定。不管赫鲁晓夫的本意如何，也不管他在秘密报告中对于揭露和评击斯大林作了怎样的保留，这一运动实际上威胁到苏东各国在斯大林时代定型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部分合法性，而其突然的发动方式使之成了一种强烈的大冲击。总的来说，东欧国家承受冲击的能力远逊于苏联。在那里，40年代末期急速确立斯大林模式引起的痛苦对多数人来说仍然记忆犹新，而执政党的历史根基、威望和社会控制力又相当薄弱。按照著名研究者布热津斯基的说法，非斯大林化发生在东欧社会经济的一个“极不幸运的发展时期”里，它们刚经历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最困难阶段，而新的体制还未有时间巩固起来，因而抵御内外突然压力的能力严重不足。[1]
非斯大林化给东欧带来的震荡起初最引人注目地表现在波匈两国的知识界。1955年春天，相应于国内改革加快步伐这一气候，[2] 波兰第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知识分子讨论团体——“弯环俱乐部”在华沙建立起来。虽然苏共二十大举行时，类似的俱乐部已增加到40个，但此后短短几个月里其数目又剧增了两倍。更重要的是，它们在苏共二十大后很快具有了相当鲜明的政治色彩和较强的组织性，等于是独立的常设政治集会。在非斯大林化的大变动政治气氛中，关于国家政策、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许多带根本性的大问题，成了各个俱乐部讨论的主要内容，而同先前乃至现行的官方思想有别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经讨论而定型为比较明确的政治观念，并扩散到俱乐部以外。当时波兰局势的一个特征在于，否定斯大林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真空，填补这个真空的不是赫鲁晓夫所匆忙和粗糙地解释的列宁主义（那大抵不过是运用范围有限的“反个人崇拜”论），而是与民族主义情绪结合在一起的、怀疑或反对列宁主义的思潮。[3]在匈牙利，1953至1955 年伊姆雷·纳吉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期间的国内改革以及苏联政治与文艺中出现的宽松迹象，使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受到鼓舞，他们开始期望改革能逐渐伸展到仍由拉科西控制的思想文化领域。然而，1955年拉科西推倒纳吉重新独揽大权，随即力图推行一系列反改革措施，遂使这些人的期望迅速转变为政治愤懑。值此之际，苏共二十大发起的非斯大林化显著加强了他们反对拉科西的决心和信心，也有力地促进了他们把斯大林模式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当作一体来加以否定的思想倾向，并且使拉科西为首的匈政府处于不知所措和遭人鄙视的境地。[4]在知识界，1956年3月中旬建立的裴多斐俱乐部成了实际的政治中心，享有政府无法企及的威望和号召力。虽然一段时间内在波匈两国酝酿的动荡大致仍限于所谓精英阶层，但潜伏于民众中的普遍不满和政府在内外压力下的虚弱大大增加了局势失控的可能性。
在非斯大林化之外，并与之密切相关，东欧国家还受到了赫鲁晓夫向它们输出铁托主义的冲击。赫鲁晓夫固然一直试图利用重修苏南关系来加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但反过来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又受到南斯拉夫的重要影响。铁托向他施加压力，要他不顾苏联领导集团内的反对意见否定斯大林模式，而1955年的南斯拉夫之行则使他亲眼看见了那里较有生气的社会主义，由此造成的印象加强了他在本国推进改革的意愿。铁托建议他公开揭露和谴责斯大林的“可怕罪行”，以此一举冲破党内阻力，这据称直接导致了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5] 作为非斯大林化的自然结果，加上赫鲁晓夫势所必然地把铁托当作这一举措的主要国际支持者，南斯拉夫的威望剧增，以改革和自主为特征的铁托主义一下子从异端变成了苏联褒扬的新正统。这特别表现在1956年6 月铁托访苏时发表的苏南联合宣言中。虽然赫鲁晓夫所能容忍的东欧变化幅度和自主余地后来证明是有限的，但他当时需要借铁托主义之助，迫使东欧国家领导人接受非斯大林化，铁托则力图借苏联之力，搞垮这些当年靠反南清洗来巩固或增进权力的“小斯大林”。于是出现了美国学者罗思柴尔德所说的一幕：南斯拉夫“倡导民族独立和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却要求各人民民主国家仿效苏联对斯大林主义的否定，而这种仿效在一个充满危险的历史关头毁坏其政权的生存。”
东欧乃至苏联本身的动荡征兆越益明显，赫鲁晓夫逐渐感到形势不妙，因而试图刹车。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决议， 强调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不应导致否定苏联制度，要求维持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统一和国际友好团结”。其后，赫鲁晓夫公开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说苏联共产党决不会允许“斯大林的名字被出卖给共产主义者的敌人”。[6]为防止东欧局势失控， 苏联自6月30日决议起， 越来越倾向于贬低“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这一前不久被奉为正统的论点。赫鲁晓夫和铁托间的共同阵线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因为前者试图尽快制约东欧的非斯大林化和自主倾向，后者却试图进一步推进之。9月3日，苏共通告东欧各党：铁托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切勿照搬南斯拉夫为榜样。[7]然而， 赫鲁晓夫的刹车努力为时过晚了。事实上，一旦他以突然方式发动非斯大林化，东欧的事态发展就难免要超出他的控制能力。
不过，东欧尽管普遍不稳，但发生巨大变化的只有波匈两国。对此可以作出某些解释。按照前面所引用的布热津斯基的观点，东欧国家的动荡同它们当时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处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有关，也就是说它们刚经历用国家集权、行政动员和强制的手段所实行的初步工业化，由此带来的巨大不适或痛苦为政治动荡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但严格说来，东欧国家中间真正置身于这一转换关头的只有波匈两国。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斯大林模式确立起来以前，已经是发展程度较高的工业化社会，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仍远未越出农业经济占压倒优势的形态。斯大林晚年推行的东欧急剧改造虽然也在这些国家导致了社会紧张，但其严重程度和广泛性总的来说不如在波匈两国。诚然，东德在1953年发生过工人为主体的大规模骚乱，但由于政府及时实行经济抚慰和政治控制相结合的政策，加上工业持续发展带来的实惠，东德的工人自此不再是与政府对立的积极的政治力量。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在波匈以外的东欧国家，苏共二十大后都出现了不少知识分子不满或反对现行体制的动向，但城市工人的非政治化或其数量之少，使他们得不到足够有力的社会支持。相反，在波兰各自发的知识分子团体——俱乐部——较快地同大中企业的工人建立了思想和组织联系；而在匈牙利，工人和其他民众受到苏联在波兰十月危机中全盘退让这一事实的鼓励，立即大规模地参与到前此局限于知识界的政治运动中去。[8] 另外，只有波兰和匈牙利才存在几乎众望所归的、可以取代现领导的现成领袖人物，那就是40年代末因批评苏联而落难的哥穆尔卡和斯大林去世后两年内主持匈牙利改革的纳吉。他们由于这些经历，成了要求改革和民族自主的各种势力的共同旗帜，甚至希望整个推倒现行制度的那部分人，也把这两位共产党人重新执政当作变革的第一步。公认的政治象征大有利于民众政治运动的形成，而要求更换国家最高领导的民众运动往往不易节制。苏共二十大后，波匈局势的潜在爆炸性颇大程度上源出于此。至于1955年拉科西重新独掌大权、纳吉改革被几乎全面逆转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则使匈牙利局势失控的可能性不仅大大超过德捷保罗四国，也显著超过波兰。
二、美国的初期政策——促成拉科西下台
苏共二十大发起的非斯大林化以及赫鲁晓夫和铁托的特殊关系，极沉重地打击了拉科西。这个被公认在东欧最积极、最僵硬地贯彻斯大林模式和实行反南清洗的领导人，其政治经历几乎被彻底否定了。无论是早就对他强烈不满的一大部分匈牙利民众，还是一向追随其左右的某些官员，都明白他成了完全背时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唯一的选择是作出让步。1956年3月27日，他宣布为1949 年被当作帝国主义和铁托间谍处死的匈政府副总理、内政部长拉伊克平反，从而否定了他自己锻造的东欧反南清洗中这个最著名的冤案。此后，他又宣布赦免被监禁的部分政治犯，包括匈牙利天主教会高级教士克罗齐主教和前小农党领导人科瓦克斯。他还采取了某些先前被他取消的纳吉时期的做法，特别是放松对个体农民的压力，改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限制行政和保安部门随意侵犯公民权利。但另一方面，他在思想上顽固地依恋旧模式，加上对纳吉东山再起并取而代之抱有强烈的防范心理，因而所作的让步相当有限，远落后于苏共二十大后新形势的要求，甚至远不及较全面地恢复纳吉时期的改革措施。不仅如此，鉴于苏共二十大后匈知识界越来越不安分，他又一次诉诸于他惯用的办法，通过党中央和政府报刊予以严厉抨击，并将其中一些人开除出党。
拉科西的努力无济于事。有限让步非但未能使他摆脱窘困被动，反而进一步暴露了他的虚弱，增强了民众和许多官员对他的鄙视。而且，在有着纳吉这样一个几乎众望所归的、可能的替代者的情况下，他即使作出更广泛的让步，也难以得到足够的谅解。他的压制措施同样有害无益，因为在当时非斯大林化的苏东大气候下，他能够进行的压制势必乏力，并且由于显得背时而加剧不满和愤恨。裴多斐俱乐部的影响有增无减，它吸引了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包括一大批希望变革的“持不同政见共产党人”，如哲学家卢卡奇和纳吉本人。尽管在反对拉科西和斯大林模式的知识分子中间有着各种不同的政治信念，但较占优势的倾向是反对共产主义。不过，在公开场合，反对派主流采用所谓“逆色拉米香肠策略”，那就是“使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借党的官方行话来装饰其要求，以此提倡越来越多的政策变更，它们将不仅对仍在匈牙利盛行的斯大林制度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将对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造成严重后果。”[9]这种策略在当时保证了反对派的最大程度的统一， 并由于表面上看来符合苏联官方的非斯大林化立场而使匈政府难有理由加以镇压。
通过驻匈公使馆，美国政府密切注视苏共二十大后的匈牙利事态。它高兴地看到，拉科西适才将纳吉时期所松弛的高压控制恢复就绪，非斯大林化之风便刮进匈牙利。此后短短几十天内，据驻匈公使馆判断，该国局势迅速恶化，其速度和幅度被认为肯定大大超过了赫鲁晓夫在那里促进改革的初衷。“东欧的多米诺骨牌已开始倒下”，拉科西多半难逃下台的厄运。[10]拉伊克案平反被认为提供了美国可以有所作为的第一个重要机会。驻匈公使馆向国务院建议，应当利用这一翻案事件所透露的匈最高层政治内幕的阴暗面来大作外交和宣传攻势，以此进一步搞臭拉科西，鼓励匈国内、特别是政权机器内的反拉科西力量，并为其提供所需的政治斗争弹药。不仅如此，这还将使苏联受到严重压力：若不搬掉拉科西这个斯大林时代最坏的东欧国家领导人，它所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就会被世人视作廉价的宣传。[11]国务院显然完全接受这样的主张。
拉科西下台是美国政府当时关于匈牙利的最重要的眼前目标。它所期望的下一步事态，大抵是匈执政党内的改革派主政，这被认为将导致该党对社会的控制及其对苏联的依附逐渐松弛。也就是说，它当时期望的大抵是演变，而非激变，是动荡造成的改革压力，而非后来实际发生的那种变乱。[12]所以如此预料的一个可能的原因，似乎在于有纳吉这样一个被普遍认为是拉科西之当然替代者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尽管他在1955年11月被拉科西开除出党），由他接替拉科西将有效地缓解社会愤懑。驻匈公使馆甚至估计，匈牙利未来的局面至多是在稍大的规模上重复纳吉时期的改革，而这以后能否有进一步的进展还很难说。[13]基于此类认识，美国大致从5月初起对匈牙利事态进行了一系列干预， 其宗旨在于促使政权内部的改革派推倒拉科西派。驻匈公使拉文达尔在同这两派人物的外交接触中，几乎毫不掩饰地表示美国的对匈态度取决于匈政府领导及其国内政策的更替，并且同倾向改革的匈牙利外交部互相配合，里外夹攻拉科西的秘密保安制。[14] 5月18日，拉科西作了一场内容守旧、措辞激烈的公开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匈国内的普遍不满。驻匈公使馆认为这为美国开展外交和宣传攻势提供了好条件，有助于促成拉科西倒台，“打通走向真正自由化的道路”。它特别看重的是，匈党中央领导层内的反拉科西情绪正在扩散和加剧，美国的攻势将被当作可资利用的政治杠杆而受到欢迎。[15]1956年5月至7月的美国之音对匈广播显示了这场攻势的某些方面。它力求使听众确立自由乃目前世界潮流的印象，强调某些匈牙利共产党人“正在重新发现关于自由的基本思想”，刻意鼓励匈国内旨在争取较大自由的压力。[16]
赫鲁晓夫明白，拉科西的长期高压统治及其对纳吉改革的倒行逆施是匈国内怨声载道的主要根源，他继续掌权可能造成匈党执政地位和苏联对匈控制被倾覆的危险。但赫鲁晓夫又担心，拉科西的下台会鼓励裴多斐俱乐部为核心的反对势力得寸进尺，也会损害一大批党政官员维护秩序的意志。这两重忧虑使得苏联在相当长时间里左右为难，一无所为。由于6月间苏联开始试图刹车以防非斯大林化失控， 同时波兰发生了令其震惊的波兹南骚乱，拉科西遂以为恢复高压政策的时机已到，于7 月中旬提议逮捕纳吉和几百名知识分子，并封闭若干刊物。这一次他太过头了，以致苏联领导和匈党中央绝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只有精神失常者才会提出此种势必激起大乱的建议。[17]7月17日， 苏共主席团成员米高扬奉命飞抵布达佩斯，迫使拉科西立即辞职并赴苏养老。
苏联搬掉拉科西是为了防乱，但问题在于如何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它固然不愿采取拉科西主张的极端政策，但也不愿尝试通过较广泛的改革来制约、引导和化解社会不满。事实上，它此时更担心改革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它选择拉科西多年来的主要副手之一格罗充当其继承者，而不选择纳吉。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格罗因为先前的经历难以对知识界和一般民众施加影响，更何况他执政伊始曾摆出斗争态势，强调“国内敌人”和“右倾”的危险。[18]诚然，格罗此后采取了一些调整和改革措施，包括停止搞个人崇拜，让先前受拉科西迫害的党领导人之一卡达尔担任第二把手，着手进一步限制保安部门的权力和加强法制，对个体农民作某些经济让步等等，对知识界的态度也逐渐变得比较温和。[19]但是，同拉科西在苏共二十大后作出的某些怀柔姿态相似，格罗的这些措施来得太有限了。更为致命的是，他未像同时期内波兰的奥哈布对哥穆尔卡所做的那样，让享有民望的纳吉参政或主政，以引导和驾驭反对势力，而是坚持排斥纳吉，从而丧失了避免匈牙利悲剧的机会。
美国对格罗的态度是否定的。驻匈公使馆在他担任匈最高领导的第一天就断定，由他取代拉科西近于换汤不换药。他被看成是“老牌亲俄斯大林主义者”，即使在他采取了一些调整和改革措施后，仍被认为代表匈党内的“斯大林主义派”。[20]因此，美国的政策是继续谋求助长匈国内的反对情绪。不过，与拉科西下台前相比，美国已不再着重于争取改革派共产党人主政，也不鼓动匈知识界进一步抬高其变革要求，而是较多地用通俗化的宣传来促进它们在匈工农大众中的传播。[21]美国似乎希望正在加速酝酿的动荡越出所谓精英阶层，转变为能使政府受到最大压力的广泛的社会浪潮。
三、布达佩斯的风暴和华盛顿的审慎
为了应付有增无减的反对势力，格罗及其同僚决定作出一个表示与拉科西时期划清界限的姿态——10月6日为拉伊克举行国葬。 然而他们始未料及的是，“这给反对派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之得以戏剧性地按照耸动人类感情的方式强调把政权同人民割裂开来的深渊。”[22]有20万人参加了拉伊克葬礼，预示了大致限于知识界沙龙的政治运动行将取得大规模的街头形态。自此，匈牙利事态急转直下。10月13日，匈党中央在克里姆林宫的劝说下，宣布恢复纳吉的党籍。这一姗姗来迟的有限让步使得要求纳吉重新执政的呼声大为高涨，并且进一步增进了反对派的信心。随后，苏联领导在波兰十月危机中被迫全盘退让，接受了哥穆尔卡适才取得的波党首席领导地位及其主张的自主改革路线。此事立即对匈牙利局势造成了重大影响，因为许多民众先前普遍担心闹事过头会导致苏联动武，现在却以为苏联已不再会用武力控制东欧国家内政。用罗思柴尔德的话说，波兰事态提供了激发他们参与造反进程的燎原星火。[23]反对派急剧壮大是从学生大规模加入开始的，而这又伴随着政治要求的显著抬高。10月16日，约一千人在著名作家哈伊主持下开会，破天荒地公开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从而使反对派“跨过了一个心理上的门槛”。10月22日，布达佩斯技术大学约五千名学生集会，提出16条要求，其中除苏联撤军和苏匈关系完全平等外，还包括立即改组匈党中央和政府，由纳吉执政，举行多党制议会选举，言论和出版完全自由等。[24]这样的要求是格罗和苏联领导无法接受的，而势力和信心剧增的反对派也不会退让，因此冲突势难避免。
随后大乱的爆发是人所熟知的。10月23日下午裴多斐俱乐部和大学生团体组织了以16条要求为纲领的大规模游行。随参与者急剧增多以及与此相随的反政府情绪迅速滋长，发生了一些激烈的行动，包括推倒斯大林巨型塑像和摧毁各政府机关大厦悬挂的红星。晚上8 点格罗发表广播讲话，强烈指责和警告“人民的敌人”，从而火上浇油。晚上10点许，惊惶失措的保安部门人员向聚集在广播大楼门前的示威者开枪，战斗随即爆发，并迅速席卷布达佩斯。纳吉当夜被匈党中央委员会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卡达尔稍后取代格罗任第一书记。在匈政府军大半瓦解的情况下，约一个师的苏军于10月24日晨开进布达佩斯，但其军事行动的规模相当有限。匈党和国家机器处于急速瓦解状态，控制布达佩斯乃至匈牙利全国的主要是造反者。[25]
变乱在开始阶段，已经显露了此后将左右变乱过程的若干重要因素，它们包括：（1）苏联的犹豫不决；（2）纳吉同造反者之间的距离；（3）他对造反者的影响力之有限；（4）造反者的政治和组织弱点。犹豫不决实际上是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对匈政策的总的特点，10月24日出兵布达佩斯但不坚决镇压不过是其最新表现。它老是想依靠折衷办法来使自己避免两种极端选择——全盘迁就匈反对派和大力扑灭之，因为它们都被认为会严重损害苏联的利益和威望。变乱开始后，苏联显然把相当大的希望放在纳吉身上，期待他能控制造反者，使之放下武器，为此苏联看来愿意对他前此的改革主张作很大的让步。苏联领导人明白，纳吉和造反者不同，他只要求改变主要来源于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而不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要求匈牙利拥有基本的内政自主权和较为平等的苏匈关系，而不希望摆脱苏联东欧集团中立或采取反苏路线，只期待通过上层影响和下层压力的共同作用来促成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而不赞成难免导致大规模暴力行动的社会造反。事实上，在第二个方面，他甚至不如哥穆尔卡坚决，因为哥穆尔卡在波兰十月危机中甘冒苏联军事干涉的风险毫不退让，他却不反对（甚至可能参与作出了）请求苏联出兵布达佩斯的决定。[26]然而，苏联的上述期望能否实现，关键在于纳吉对造反者的影响力。虽然变乱前纳吉是反对势力的旗帜，但变乱一旦爆发他的影响随即减小。10月23日晚7时许， 他在议会大厦阳台上向约30万示威者发表讲话，呼吁从街头返回家中，耐心、冷静地等待事态的自然发展导致匈牙利的民主化，但示威者的反应极为冷淡。[27]这件事情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苏军于10月24日开进布达佩斯后，他的影响更为减小，因为如法国大哲学家萨特认为的那样，这一外国武装干涉最终使匈牙利的反对运动完成了“向右的转变”，成为彻底反共反苏性质的，[28]从而与纳吉迄此为止的政治立场完全分道扬镳。不仅如此，变乱爆发后，造反者很快在各地区、各单位和各层次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或“国民委员会”等，完全不受纳吉政府这个空架子的管束或羁绊。[29]结果，纳吉所能尝试的影响办法只有迁就退让，例如10月24日他以新任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向造反者许诺建立“具有最广泛国民基础的政府”以及概不追究其造反行为，以换取停战。10月27日，他又将政府改组为“人民爱国政府”，吸收前小农党领导人科瓦克斯和蒂尔迪等人参加。[30]但诸如此类的行动并未有效地影响造反者，反而使纳吉越来越明显地被造反者拖着走。然而，造反者本身也未能控制事态的发展。他们所以一时能成为匈牙利的主宰，归根结底是因为苏联犹豫不决，而苏联犹豫不决是因为还未放弃同造反者妥协的希望。可以说，造反者的最好出路是收起反共反苏旗帜，以和平来换取东欧国家迄此可能有的最广泛深入的改革，这在当时显然是苏联可以、甚至急于接受的。但变乱爆发后，造反者在政治情绪上的狂热与盲目完全排斥这种选择，而有可能考虑并赞成这种选择的某些知识分子，很快失去了先前的有力影响。参加变乱的一名作家曾就此说道：“归根结底，必须认为真正领导这场革命的不是文人，而是政客、军人和武装的革命者。”[31]总而言之，苏联期望纳吉制约造反者，纳吉却反被造反者控制，决定匈牙利事件结局的实际上只有两个彼此势难妥协的力量——苏联和造反者。
这一逻辑在变乱开始时是潜在性的，其逐渐明朗化构成了匈牙利大流血事件发展的红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美国政府对此的反应过程。这个反应过程自然是变乱爆发后开始的，但在此前，美国政府是否有所预知或预感？据副国务卿墨菲的回忆录，匈牙利的造反对于华盛顿来说完全是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而且艾森豪威尔本人离开白宫后也曾作如是说。[32]但另一方面，不久前调任离匈的美国公使拉文达尔却在变乱爆发后迅即告诉报界：此事在意料之中，只不过比预想的早来了一两个月。[33]无论如何，就已公布的那些美国外交档案文件来看，美国公使馆对变乱爆发过程中的主要事态反应迅速，并有第一手的了解，而且迅即电告国务院。10月22日，公使馆官员应邀参加了布达佩斯技术大学的学生集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纲领性的16条要求。10月23日夜间战斗爆发时，公使馆官员亲临现场，坐守馆内的官员则屡屡接到造反者电话告知战况并促其干预。10月24日晨苏军进入布达佩斯作战后，公使馆迅即接到大量电话，要求美国给予造反者外交和军事援助。在这三天里，公使馆向华盛顿提出的建议同造反者的情绪是很接近的：它先主张尽快宣传学生集会提出的要求，继而告诫切勿对纳吉的温和立场表态，然后敦促由政府最高层迅速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来声援造反者和谴责苏联出兵。[34]
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因匈牙利爆发变乱而大为振奋。针对苏联东欧的秘密行动系统中枢——政策协调处——终于遇到了它一直在盼望的最佳时机，特别是它数年来在西德秘密营地训练的东欧流亡者武装[35]正是为此类时机而准备的。据当时的中央情报局低级官员、后来的局长科尔比回忆，该处老资格的处长韦斯纳等人要求由中央情报局向匈造反者空投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36]国务卿杜勒斯虽未主张直接援助造反者，但在得知变乱爆发时也喜不自禁，欢呼他本人数年致力的“维持（东欧）自由渴望”的政策取得了成功，“共产主义的巨大磐石正在崩碎！”[37]然而，艾森豪威尔非常审慎，不仅毫无保留地否决了韦斯纳等人的建议，而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兴奋。美国东部时间10月23日晚上10点许，在肯定已得知布达佩斯爆发战斗的情况下[38]，他在华盛顿对一民间协会发表演讲，其中关于东欧的部分明说是谈波兰，但内有一段与当时的波兰很不相称，显然是暗指匈牙利：“在武力一时使得抗议有如自杀的场合，解放之日会被推迟。但全部历史证明，对于自由的记忆不会被对于枪杆的恐惧所磨灭……。”[39]这里讲匈牙利却不指其名，并且分明严重怀疑造反者的成功可能，更谈不上美国许诺任何实际支持。10月24日苏军开进布达佩斯，杜勒斯经与艾森豪威尔商议，仅极简单、笼统地向报界宣布他们“今天特别关注波兰和匈牙利”，以此权作美国政府对匈牙利事件的首次正式公开反应。[40]杜勒斯打算迅速将匈牙利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艾森豪威尔却似乎颇不情愿。[41]10月25日，艾森豪威尔发表关于匈牙利的声明，说美国把那里的事态视为匈牙利人民又一次表达其自由渴望，美国谴责苏联军事干涉并认为苏军应当撤出。[42]这项声明无论从发表的时间还是从措辞来看，显然是相当谨慎、温和的。
一般研究者都把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归因于一个简单的事实：美国对匈牙利局势无能为力。历史学家安布罗斯颇有代表性地写道：“正如每每在大战略中那样，地理状况支配了选择。匈牙利被共产党国家加上中立的奥地利四面包围，并且同苏联接壤。它没有海港。美国和俄国人之间又毫无贸易往来。简言之，除了杂乱不定的世界舆论压力外，艾森豪威尔无法向在匈牙利的苏联人施加任何压力。”[43]他们也都认为，美国在冷战中奉行的一条根本规则——避免美苏直接冲突——排除了美国在军事上干预苏联镇压造反者的可能性。法国著名思想家阿隆在评论匈牙利事件时，甚至把这称为比任何其他协议更有约束力的“隐蔽的俄美非战公约”。[44]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近年公布的美国政府档案还表明，艾森豪威尔对美苏因匈牙利事件发生战争的担忧远非寻常。10月26日，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讨论匈牙利局势时特别提出，苏联有可能因其在东欧的地位严重恶化而形成危险的绝望情绪，以致“情不自禁地诉诸非常极端的措施，甚至促成全球战争”。他要求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对此高度警惕和戒备。[45]换言之，他担心即使美国不越雷池一步，美苏战争也有可能因匈牙利事件本身而爆发。考虑到这一点，他的特别审慎的反应就不难理解了。就此而言，或许可以假设，他不仅不情愿以美国的支持和鼓励来助长武装造反，而且隐约地希望造反者有所收敛。
不过，上述解释仍是不完全的，艾森豪威尔和他的许多幕僚都明白，匈牙利事态的最终决定因素是苏联，而除非出现奇迹，苏联不会容忍反共反苏势力统治匈牙利。相反，波兰危机的结局已经表明，一个实行非斯大林化改革和内政基本自主的“民族共产主义”政府，却是苏联最终可以接受的，而在匈牙利大变乱的情况下，很可能更是它唯恐求之不得的。对艾森豪威尔等人来说，此种结局虽非最理想，却代表了现实条件可能允许的最佳选择。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当时的一段文字反映了官方考虑：“为了和平与自由——摆脱专制主义和摆脱无政府状态两者的自由——我们务必希望卫星国的起义会暂时（并非永久，只是暂时）稳定在铁托主义的层次上。”[46]因而，不仅苏联政府希望纳吉能控制造反者，美国政府也同样如此。但显然，实现这一点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纳吉能促使苏联撤军。
美国政府的这两层考虑——防止苏联铤而走险和帮助纳吉主导局势——在随后的事态中表现得相当清楚。10月25日下午，纳吉通过广播讲话，宣布正谋求同苏联谈判，许诺只要造反者放下武器，他就能使苏联同意从布达佩斯撤军并开始商谈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问题。这一举动无疑是旨在加强他对苏联和造反者两方的影响力的关键一步，其成败将决定匈牙利的未来。美国政府正是如此看待的。专责研究苏东动荡并设计对策的部际特别委员会认为，美国应当坚持要纳吉信守其承诺，办法是强调纳吉的政治地位完全取决于他能否促成苏联撤军。该委员会主席、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比姆不久后言简意赅地说：美国的头号目标是使得苏军退出匈牙利。[47]为了帮助纳吉做到这一点，并防止苏联因绝望而孤注一掷，艾森豪威尔决定向苏联做一个试图令其放心的姿态。据此，杜勒斯10月27日在达拉斯发表演说，其中针对匈牙利的段落宣称：美国在希望苏联卫星国独立的时候不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把它们当作可能的军事盟友。[48]由于担心苏联领导人对此注意不够，他们还特意要驻苏大使波伦伺机向苏联领导人强调：达拉斯演说的上述段落出于美国最高决策层的认真考虑，代表总统本人的意图。[49]
纳吉无法实现其解决冲突的方案，即以造反者放下武器来交换苏联撤军。障碍在于造反者拒绝妥协，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情绪上的狂热，也是因为他们在组织上的涣散。先前反对势力的核心裴多斐俱乐部，已被短短几天造反过程中出现的各个山头取代，它们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绝非有组织的或紧凑的力量”，[50]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经共同协调改变根本立场。不仅如此，它们还对纳吉政府抱着强烈的不信任感，认为其诺言不过是个骗局。[51]拒绝妥协意味着丧失出路。按照美国公使馆10月27日的分析，造反者面前已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毁于苏联镇压之下，要么期待美国干涉和施加压力来束缚苏联手脚。[52]
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对匈牙利事态显示了审慎态度，但远不足以使造反者确信无望获得美国帮助。几年来美国的“解放”言辞、自由欧洲电台在变乱爆发前后的有关广播以及希望绝处逢生的心理，对他们的影响大得多。10月25日晚间起，造反者数次同美国公使馆接触，请求美国积极干预，并就如何摆脱困境征询其意见。公使馆根据华盛顿方面的政策拒不答复，以免美国在任何意义上承担义务或责任。不过，就公使馆的本意而言，仍希望美国能帮助造反者免遭毁灭。它请求华盛顿出面安排一套解决方案，其主要内容为停火，苏军撤出布达佩斯，“造反者向匈政府军投降”，谈判苏军撤出匈牙利问题等。[53]这套方案实际上符合决策者怀抱的希望，即本质上按照波兰方式解决匈牙利问题。然而，由于造反者方面很少有可能接受，也由于此种外交介入会使美国对匈牙利事态发展承担义务，华盛顿方面对公使馆的建议未予理睬。10月29日起，以色列和英、法两国先后入侵埃及，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美国决策者的主要注意力随即转向制止英、法、以侵略问题，予以匈牙利的关注则相应减少。也许可以说，他们对匈牙利造反者不仅爱莫能助和敬而远之，而且几乎无暇顾及了。
四、匈牙利事件的终局和美国政策的节制
造反者拒绝妥协取消了以较有利、较实际的方式结束匈牙利乱局的可能性，苏联和纳吉都无法规避最后的抉择。
纳吉的抉择是靠拢造反者，这同与他一起临危受命的卡达尔完全不同。所以如此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纳吉自1955年落难后越来越强烈地憎恶斯大林模式，以至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某种程度的怀疑，滋长了社会民主主义倾向；[54]在感情上，他逐渐成了一种“民粹情结”，即逐渐依恋和认同于具有越益广泛的社会性的反对势力，同时疏远他原先所属的当权阶层。如前所述，10月27日他将政府改组，吸收两名前小农党领导人参加。这是他试图影响和驾驭造反者的最后一次举动。此举失败后，面临造反者要他下台的压力，[55]他的立场急剧改变。10月29日夜，他会见了代表布达佩斯几大造反武装及政府军警倒戈部队的“国防革命委员会”，当面表示欢迎该委员会的建立，并立即发表广播声明，宣布其为参加“革命战斗”的所有武装力量乃至政府军警的领导机构。[56]10月30日下午，他又宣布废除一党执政制度，恢复40年代末期被取缔的各政党，建立多党联合政府。他同时表示要立即同苏联谈判苏军全部撤出匈牙利问题，而不再提先前的交换条件——造反者放下武器。纳吉的这些举动，正是发生在反共气氛发展最烈的时刻：10月30日，一批造反者杀死了躲在统一工人党总部的众多保安部门人员，造反者的喉舌《独立报》竟为之而欢呼。[57]据美国公使馆从造反者方面得到的通知，仍有统一工人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不过是反共政党重建就绪以前的过渡政府，“唯美国式的西方民主制才会满足民众”。[58]
苏联方面作出抉择的过程复杂得多，也含糊得多，以致对其中的一些现象可以有截然相反的解释。纳吉宣布建多党政府当天，米高扬和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紧急飞抵布达佩斯，以便评估形势并同纳吉会谈。结果，他们表示纳吉的作为是为控制局势所必需的。同日，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友好合作之基础的宣言》，并于翌日发表。宣言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关于匈牙利，该宣言宣布：鉴于苏军留驻该国可能促使局势更加恶化，苏联将立即从布达佩斯撤军，并准备谈判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问题。但与此同时，这一问题的谈判对象被规定为匈政府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政府，亦即以华沙条约各国的一致同意作为谈判成功的前提，从而设置了很大的保留条件。此外，宣言还说保卫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是匈人民目前“首要的神圣责任”。[59]同样自相矛盾的是，10月30日当天，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但紧接着就有新的苏联部队越境进入匈牙利。[60]当晚，美国大使波伦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了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朱可夫等苏联领导人，他们的言辞和表情据波伦说似乎表现了对事态的绝望情绪，[61]但这种情绪会导致怎样的行动，却同样令人莫测。
某些学者认为，苏联迟至此时仍然犹豫不决。例如，瓦伦塔在就此撰写的论文中强调，含糊不清、动摇不定是当时苏联态度的明显特征，而其原因在于克里姆林宫内部有分歧。据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倾向于退让，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主张强硬，赫鲁晓夫则担心如果“丢失匈牙利”，他个人将被强硬派指责为罪魁，理由是匈牙利之乱源出于他发起的非斯大林化。尽管瓦伦塔就这些分歧提供的佐证不够充分，但他援引的下述事实却有助于证明苏联的犹豫，那就是对10月底匈牙利局势的评论，苏联报纸之温和截然有别于德、罗、捷三国媒体之强硬。[62]
大多数西方有关著作都把苏联在10月底的退让当作纯粹的策略举动，或者毋宁说是个幌子，以便在准备大举镇压之际麻痹对手。波伦在回忆录中就作如是观，并猜测苏联肯定在10月30日以前就已决定武力解决。[63]这种看法似有简单化之弊，虽然也能解释某些上面已提到的现象。拉凡伊在阐述此种观点时，特别强调两个因素：（1）德、罗、 捷三国领导的强烈告诫以及苏联驻外机构的情况汇报使得克里姆林宫确信，匈造反者获胜将造成连锁反应，导致东欧现状全盘崩溃；（2 ）杜勒斯10月27日达拉斯演说使苏联相信美国不会作出军事反应，从而打消了大规模动武的一大顾虑。[64]
美国官员当时的判断与上述两种事后解释全然不同。苏共中央宣言和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完全出其意料之外，从而引起了分外的惊喜。驻匈公使馆欢呼苏联“一夜之间的大转弯”，建议总统迅速发表声明显示向匈提供经援之意。[65]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匈牙利局势出现了奇迹，不可能之事竟成了现实。他认为，匈牙利目前的主要问题已变为如何确立一个取代纳吉的、能把造反者统一起来的“强有力的指导权威”。[66]甚至一向对苏联理解颇深的波伦，也认为苏联已决定放弃匈牙利，[67]而不像他后来那样把苏联的举动当作幌子。10月31日晚，艾森豪威尔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其中以促进苏联完成“转弯”为宗旨，对匈牙利局势的新动态作出了正式反应。他强调，如果苏联确能忠实履行其宣言，“世界就将目睹我们这一代时间里走向国际正义、信任和理解的最大进展”。为打消苏联的顾虑，他不仅重申美国无意把东欧国家当作潜在的军事盟友，还进一步宣称不会要求它们采取特定的社会制度。[68]不过像在通常情况下那样，艾森豪威尔比他的许多下属审慎些。他在政府内的讨论中，对苏共中央宣言是否诚实表示怀疑，并且不同意国务卿杜勒斯把他的讲话稿中“那里似乎出现了希望的黎明”一句改为“那里处于希望的黎明”，也没有按杜勒斯之意提及“不可阻挡的解放力量”。[69]
11月1日，在得知新的苏联部队越境进入后， 纳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抗议苏联的这一举动，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中立，并请求联合国以及苏联以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保护其中立。当晚，他通过广播将此宣告于全国。由此，纳吉和造反者之间的实际政治距离完全弥合。如果迟至10月底尚有理由估计苏联依然在犹豫，那么在纳吉宣布匈中立并吁请西方大国保护后，情况就不同了。按照波伦的观察，主张强硬的苏军首领朱可夫11月2日露面时喜形于色， 一扫三天前的满面阴霾，苏联媒体则转而把匈政府描述为“反革命的”。[70]与此同时，卡达尔前往匈苏边境苏联一侧的乌日戈罗德，在那里组建新的匈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匈牙利局势最终明朗化了。
两三天前对事态发展甚感惊喜的美国政府现在清醒过来。国务院在11月2日上午断定，“匈牙利局势正在完蛋”， 而美国拿不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对策。为赶在最后时刻到来以前表示一下道义支持，也为了日后对美国国内舆论有所交代，艾森豪威尔按照国务院建议，紧急宣布拨出2000万美元用于向匈民众提供粮食和其他救济。同样，国务院指示7月底即已赴任的驻匈公使魏勒火速递交国书，而不再奉命故意拖延，以示支持纳吉“顺应民意”。但即便如此，美国政府仍然是小心翼翼的。它并未对纳吉宣告匈中立和请求西方保护作任何公开反应，甚至未公开宣布承认新的多党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美国代表洛奇于11月3 日表示将提出一项决议案，内容为敦促苏联结束对匈内政的干涉并立即撤出所有苏军；尽管英法两国代表主张安理会予以采纳，洛奇却不争辩地同意南斯拉夫动议休会两天。[72]《纽约时报》当时报道，行政当局内有人要求做出军事威胁态势，包括宣布取消军队例行假期和战略空军作示威性飞行，以争取遏阻苏联大举用兵匈牙利。[73]但美国政府事实上没有采取任何此类措施。对苏联自我约束尚存一线希望，担心好斗姿态可能促成美苏冲突风险，并且顾虑这会同事实上的无所作为形成过大反差，从而引起造反者的愤懑以及其他方面的指责和嘲笑——所有这些实际考虑比意识形态愿望起了更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苏联为大举用兵进行紧张的准备，这除了调动军队外，主要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磋商。征求南斯拉夫的同意具有特殊重要性。11月2日晚间，赫鲁晓夫飞抵亚得里亚海畔的布里俄尼岛， 同铁托会谈通宵。使他喜出望外的是，铁托对于苏联出兵并非如他预料的那样强烈反对，而是表示完全赞成，甚至据他称比苏联更倾向于“迅速和决定性的解决”。[74]在波、保、罗、捷等国领导中，除波兰领导主张继续谋求政治解决外，[75]一概支持苏联的决定。11月4日清晨， 重武器装备的大量苏军攻入布达佩斯，进行了人所熟知的大镇压，匈牙利事件由此以大悲剧告终。美国政府的反应依旧是有节制的。对苏制裁大抵上不过是中断开始不久并且规模很有限的对苏文化交流，而且仅过半年就予以恢复，并较快地发展到由美苏两国政府协定予以保证和促进。此外，在决定制裁苏联的同时，美国政府维护同匈牙利以外的东欧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它们大都支持、甚至敦促苏联出兵匈牙利。艾森豪威尔特别要求设法避免因对苏制裁而“吓退了卫星国”。[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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