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开发展研究的新方向——评佩鲁的《新发展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佩鲁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弗朗索瓦·佩鲁是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于1983年出版了《新发展观》一书，阐明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价值为尺度的新发展观，这是发展观念的重大更新、重大进步，拓开了发展研究的新方向。现就其内容作如下评析。
摒弃无发展增长论
二战后，西方学者开始重视发达与不发达关系的研究，恢复了中断约100年之久的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家习惯于总量分析方法，传统地把经济发展归结为总量经济指标的增长过程，认为增加投资，实现工业化是摆脱不发达的唯一途径。西方学者按照这种传统方法去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总结和综合50年代初期经济学发展思想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于1954年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提出第一个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认为，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以储蓄和投资为契机、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发展即是经济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是评判发展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标准。
刘易斯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给不发达国家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反而使人们尝到“有增长无发展”的苦头；一些不发达国家如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由于搬用西方发展模式，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经济结构失衡、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等等。
60年代以后，传统西方发展理论受到多方的批评，他们主张放弃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从不发达国家的实际出发研究问题。同时，扩大视野，放弃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指标，开始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文化等多学科的角度探讨发展问题。在这些发展理论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发展观倡导者佩鲁。他认为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经济主义）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认为经济增长论是由“那些忽视甚至排除活动者及其活动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他批评增长论只注意“市场及其空间”，只讲投资、储蓄、工资，根本忽视人类的行为和历史，忽视行为者的态度，他们的志向和对特定的情境作出反应的能力。他指出，刘易斯一再重申他的研究与产品的使用无关，只涉及产品与增长，因此“他的著作只与增长有关，除增长外概不涉及其他问题：在他笔下竟然偶尔也露出发展或进步的字样，但这只是为了使叙述有所变化而已。”[①]
佩鲁提醒人们研究发展问题要注意“无发展增长”的危害性。他深信不发达国家“经过沉思之后，会起来反对经济主义，因为经济主义对人的生存是具有危害性的，而人的生存则是实现其自由最可靠的保证”[②]。对不发达国家来说，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权，生存权是人的自由以及其他一切人权的基础。
佩鲁把刘易斯的经济增长论的发展模式称为“殖民式的发展”。他认为，“刘易斯模式描述的正是那种现在发展中国家摒弃了的那些殖民式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正是靠摒弃这种发展模式而在全世界聚集力量的。”[③]这表明佩鲁新发展观的政治意义在于致力于使不发达国家摆脱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剥削，走独立自主，发展自己，发展经济的道路。
佩鲁认为，“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接受农民创造国家的观点，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注意不能全盘照搬欧洲的经济。”[④]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大多数是农业国，工业脆弱，这一点有其特殊性，不能机械搬用西方模式。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认为，把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中去，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这在客观上就存在忽视农业的弊病。这不适合于不发达国家的国情。佩鲁的观点是正确的。
转换视角，从物到人
早期传统的发展模式的实质是见物不见人。刘易斯的经济增长论的出发点是物、产品，只看到人必须消耗一定的产品方可维持生命机体的持续存在，因而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发展目标。佩鲁批评刘易斯的发展模式是“取消人，把人简化为无”[⑤]。
佩鲁转换了研究视角，着眼于人，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发展目标。他深刻地分析人与工具、人与市场的关系。关于人与工具的关系，佩鲁写道：“工具作为由人制造的生产手段，其意义既可被人接受，也可被人反对，在一定的报酬水平上，它既会促进也会阻碍人们的积极性。”[⑥]人是活的，工具是死的，人既是工具的制造者又是工具的操作者。工具有两重性，具有正负效应，然而它的意义却取决于操作、使用工具的人。关于人与市场的关系，佩鲁批评刘易斯只注意市场及其空间而忽视人的行为。他写道：“市场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相反；工业属于世界，而不是世界属于工业；如果资源的分配和劳动的产品要有一个合法的基础的话，即便是在经济学方面，它也应依据人为中心的战略。”[⑦]这就是说，发展要以人为中心，不能以市场为中心，不能以市场机制取代行为者的活动和决策。这应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
佩鲁之所以如此强调研究发展要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社会生活体现了行为者的活动与行为者合作的一种结合。行为者彼此给对方提供了一系列变化的客观社会经济条件。”[⑧]社会生活是以人为主体的，发展必须从人出发。遗憾的是，人的因素在市场研究中被忽视了。发展是为了什么？增长是为了什么？这是研究发展问题首先应弄清楚的。佩鲁敏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作了明确的回答：发展是为了人，“为了一切人和完善的人的发展”；增长是为了“所有的人”，而不是为了“国际社会中的某些人”。他确定以人作为发展的目标，这是研究视角的重大转变，发展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佩鲁认为，只有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才能对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作出科学的评价。他写道：“要对世界历史的各种事实和现在的世界状况作出清楚的分析，看来无论如何需要从人的角度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并指出每个人及整个人类多方面的、全面的发展方向。”[⑨]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开拓了发展研究的新方向。
佩鲁认为，人是动态的人，每个人彼此相异，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都不相同，各有其个性特征，活动方式及其后果也是不同的。因此在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或价值标准之间必然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和不协调。行为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相互竞争，竞争激发人的活力和创造力。在佩鲁看来，人有主动性、能动性。他说：“人不是作为市场的奴隶和被迫接受现行价格体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有能力通过精心规划和组织为改变其环境这一目的而从事各种活动的真正的人及其群体。”[⑩]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他的周围环境，影响他周围的活动者。
佩鲁认为，“普遍地重视人则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11]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呼吁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认为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可贵的东西”，可惜的是第三世界国家人力资源极大浪费、多方面的人力资源没有机会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这势必降低教育水平和生产率，最终将导致“人的潜力的逐渐退化”。他强调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每个人负有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责任。同时把它提高到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丰富的人力储备要求有各种将来开发利用这些储备的理论阐释。这就是新发展的内在含义”[12]。这说明人力资源的储备、开发和利用在佩鲁新发展观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发展概念的新阐释
佩鲁转换研究视角，倡导以人为中心，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文化跨学科地研究发展问题，综合地研究发展问题，赋予发展概念以更丰富的涵义，对发展前提、发展过程和发展目的作了新的阐释。
关于发展的前提，佩鲁写道：“发展的前提是人们之间以商品和服务、信息和符号为形式的交往。”[13]这里以市场经济为背景，把行为者之间的商品、服务、信息为形式的社会交往作为发展的前提，这是非常正确的。离开了社会交往，就难以实现社会持续发展。
围绕着发展的前提，佩鲁分析整体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以物质通讯系统和智能系统为媒介的连结，各不同部门之间直接或间接的相互作用。在这相互作用过程中，要求每个能动的决策者对“作用和反馈需要进行控制”。所以在进化结构中，人力资源是否得到开发，是否“有机遇获得效力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他强调指出，经济要发展、要获取更多的产品，需要更有能力更为熟练的行为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交往。
佩鲁根据发展的前提分析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因素：1、整体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缺乏联系，其原因在于运输网络不发达，市场被地方化，封闭式的社会结构、独立主义阻碍了平等交易等；2、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经济上受发达国家支配，形成了商品、服务和信息交换的种种不利条件；3、人力资源的浪费，多方面的人力资源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利用，也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
总之，从发展前提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尤其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发展中国家受到很大的限制，处于不利的状态。
在佩鲁看来，发展过程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发展是在不可逆时间中进行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引起的变化“涉及到每个行为者、他们之间的关系、生产与交换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14]。发展的主体是人，是能决策的行为者，发展过程即是行为者的活动以及他们在生产、交换过程的交互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人的观念不断改变，他们对事物的理解以及同环境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佩鲁写道：“不可逆的时光使万物更新：当新事物不利于行为者或令他失望时，它们至少会驱使或刺激行为者，行为者不是使自己适应新事物，就是相应发明一种新战略以改造自己的环境。”[15]人对环境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行为者总要去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这是对人的主动性、能动性的充分肯定。
佩鲁认为，发展是有组织的，没有组织的发展，在现代是不可思议的，至少不是真正的发展。按照新发展观，“发展是活动，是辩证法和精心建立的组织；个别系统的自我组织形式充满了冲突，它要求有更高级的组织为其提供相互的和谐。”[16]人生存在各种形式的组织中，人的活动离不开组织及组织的更新、变革。人的发展寓于社会结构的演变之中。所以，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有“良好结构的条件”，亦即“必须从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向着最佳一般结构的方向发展”，以促进该共同体内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激发人的永不衰竭的创造力。
佩鲁认为，“进步不是各种机制的运行造成的，它发生于各种活动和相反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于人类行为的彼此冲突的评价中。”[17]由于各个行为者价值观念、价值标准不同、利益观念不同，在发展过程中行为者彼此冲突与合作，这就制约着发展过程不是笔直的而是有波动起伏的。正如佩鲁所说的，“社会的进步不是沿着一条有规则的笔直的道路；那条道路必须经过波动、加速、减速、中断和阻碍。”[18]这种对发展路线曲折上升的理解，是符合辩证思维方法的。
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佩鲁认为，发展是为了人，为了一切和完整的人，正如《新发展观》一书序言作者M·A·西纳索所概括的：“为一切人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19]围绕着以人为发展目标，他提出许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极为有益的思想和见解。例如：
1、要促进共同体内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
2、要使人们从国外控制解放出来，并使这种解放与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相一致，把活力逐步灌输到整个有机体的发展过程；
3、通过共同努力，使人们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有意识地自己教育自己，并不采用暴力来实现自己的解放；
4、人力资源是资源中最可贵的东西，要尽力防止人力资源的浪费，充分开发人力资源，激励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5、要有自觉地按照自己独特的文化内含的价值标准来生活，改造和加强各种组织结构，以便提供一个有利于人、有利于社会精英的多面创造才能得以发挥的制度；
6、促进发展中的动态因素的增长，如提高人口质量、技术进步能力，激励发明和改革，以及促进制度更新；
7、加强物质设施和信息服务的建设，为组织传播有经济效益的信息；
8、迅速使革新和投资的收益、科学知识和艺术创造性在整个人口中的普及；
9、提倡自力更生的发展形式。他认为，自力更生能充分发挥人们自身的力量，教育人们运用合适的技术在国内生产他们维持生活所需要的各种东西，摆脱对国外的依赖和控制。
经济总是沉浸在文化背景中
佩鲁认为，经济与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他尤其强调经济对文化的依赖性。他认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把经济体系孤立起来。他明确指出：“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20]又说：“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21]经济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如果经济脱离它的文化环境，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都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把发展置于文化背景中来研究，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佩鲁重视对旧文化价值的改造和利用。他提出“向着新的方向发展传统文化价值”，并要求人们“从过去来寻找表达自己文化的新方式”[22]。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要打入世界经济圈，必须进行内部改革，以便顺利地由传统等级制经过一种过渡形式走向一种新的等级制，为此，必须对旧传统文化价值进行改革和利用，使其朝着新方向发展。佩鲁认为，必须制定新的标准并找到使旧价值观念更新之途径。旧价值观念更新的程度是“发展的关键”，是“衡量发展是否完满、是否取得持续成功的试金石”[23]。
佩鲁批评帕森斯现代化理论所宣扬的欧洲中心论。美国学者帕森斯认为现代化过程也就是文化传播过程。美国社会处于较高阶段，它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是处于低级阶段的国家应仿效的，正如佩鲁所指出的，“直到最近，西方还坚持认为是它创造文化”，而且是“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24]。这就是说，西方的文化具有普遍性，第三世界国家应该仿效、照搬。佩鲁反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提出发展中国家要“注意到它们自己的文化价值”，并且从中得到了“安慰”，努力“保持这些文化价值的尊严与个性”。
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窠臼
在经济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佩鲁夸大了文化的作用。他写道：“在文化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25]又说：在所有权等方面“经济同样服从于文化价值”[26]。很明显，这是主张文化决定经济，而不是经济决定文化。佩鲁还说：“每个人和每个人类社会都在探究（它）们命运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就是文化的意义。”[27]这是文化至上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8]决定人和社会的命运的意义，首先是社会物质生产，而不是文化。佩鲁颠倒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夸大文化的作用，是错误的。
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排鲁也尚未完全摆脱形而上学机械论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用力学的相互作用原理来解释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写道：“在分析上，一切都可以根据物理学上的物体、力和力群——它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我们已在别处就其中某些细节讨论过——之间的不对称现象，即于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不对称作用可以引起一种相称的、过之或不及的反作用这样一些现象来加以解释。”[29]用力学这种低级运动形式来解释社会运动形式，是不科学的。人的活动是自觉的、有意识、有激情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和不协调，不能简单用力学的作用与反作用来说明。
其次，佩鲁不是用物质利益，而是用心理矛盾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写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带有矛盾心理的；冲突与合作往往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因而可以用‘冲突——合作’这一术语来说明它们同时存在于一种‘相互联结’之中。”[30]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性过多地归咎于“矛盾心理”，这同他的文化决定论倾向是分不开的。马克思指出：“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现存冲突中去理解。”[31]矛盾心理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们之间物质利益矛盾的反映和产物。离开生产和交换过程，离开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演变，人们之间的“冲突——合作”的相互作用过程就成为空洞的东西。
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佩鲁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他写道：“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32]又说：“个人的活动是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且是对任何发展形式的最终检验。”[33]离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和解决，离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来谈论社会发展动力，是错误的。当然，历史唯物论并不否定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它认为个人的历史作用，总是以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为基础。再说，个人的活动及其后果总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个人的心理素质、能力、个人的自由也都要受社会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以及各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并在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中不断获得和提高。马克思说：“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个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联系的总和。”[34]把个人从社会关系亦即从社会中分离独立出来，这个个人只能是单个抽象的人，既不能说明人自身的发展也不能说明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总之，佩鲁虽然提出人的“活动及其能力”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过程之间的联系，但由于唯心史观的局限性，致使他没能把自己提出的研究思路贯彻到底，而是半途而废，沉浸于“心理矛盾”、“道德价值”、“文化价值”以及人性的抽象观念之中，重蹈18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所推崇的抽象人性论和文化决定论的错误。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与[30] [32] [33]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45、61、145、51、123、92、121、175、9、108、4、12、17、18、93、21、91、11、165、15、160、22、159、168、166、169、105、175、14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