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与背反：当代影视文化“性别暴力”现象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暴力论文,当代论文,性别论文,现象论文,影视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9）06－0031－05
大量研究表明，“色情”和“暴力”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影视文化中普遍存在，甚至“十分猖獗”。以美国为例，就“色情”而言，“色情作品在美国是值好几十亿美元的产业。色情录像占所有人们购买的录像的50％到60％”[1](P225－226)。就“暴力”而言，有数据统计，在美国“一个18周岁的普通人已经看了19000个小时的电视，而且看过200000个暴力行为，包括40000宗谋杀，这些数字是令人十分震撼的”[1](P205－206)。很显然，当今的影视文化尤其是西方的影视文化患上了严重的“流行病症候”。
然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却揭示出令人更加担忧的严重问题。“有一项对色情电影的研究发现，超过80％的限制级电影中都有一个或者几个男人控制和玩弄一个或几个女性，75％的描绘了对女性的肉体侵犯，而50％详细地描绘了强奸”。“媒体用各种暴力形象，特别是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对我们进行轮番轰炸”[1](P209、226)。显然，在商业主义甚嚣尘上的市场环境下，影视文化作为当代文化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出于对利润的追逐和对金钱的渴求，上演了一幕幕永无休止的“色情”与“暴力”画面；更重要的是，“色情”与“暴力”的进行是有“性别”的，其中大部分是针对女性或者说是施加于女性的。正如1995年在我国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签署的《行动纲领》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国家，大众传媒并没有用均衡的方式描绘妇女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社会的贡献，相反宣传报道的往往是妇女的传统角色，或有关暴力、色情等行为”[2]。
由是，在当代影视文化中女性再一次沦为了“色情”和“暴力”的牺牲品，成为“色情”和“暴力”笼罩下的“第二性”。
在这里，我们借用西方学界的普遍说法，将这些所有针对或施加于女性的“色情”和“暴力”统称为“性别暴力”。
一、影视文化中“性别暴力”的“正常化”
暴力的英文对译词为“Violence”。在英文中，暴力被视为一个复杂难解的词语，但它的主要内涵指对身体的攻击。有学者认为，在西方文化中“暴力”至少可以包含如下几种含义[3](P551－513)：
A.指“攻击身体”
B.指“力气”（在远距离使用武器与炸弹或武力）
C.对肢体暴力事件的报道或反映或戏剧性描述
D.威胁
E.难以驾驭的行为
我国学者卜卫认为：“在我们的研究中，暴力是一种强行控制某个人的行为，它不仅是打人、踢人，还包括威胁、不顾本人反对叫外号、骂脏话、强行索要别人的东西、强行亲女性、强行损害对方物品、通过起哄等方式贬低一个人等”。“通过暴力，施行暴力的人达到在精神上控制弱者的目的，使受到暴力的人害怕他、服从他”[4](P295)。
针对影视文化中的暴力进行专门研究的一个早期著名成果是“培养”理论。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的暴力和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为此，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来研究相关的应对策略，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以格伯纳的“培养”理论为代表的“文化指标研究”的新成果。“培养”理论最初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分析影视媒介中凶杀暴力内容与社会暴力犯罪现象的联系来考察影视文化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一系列的研究结果显示[5](P225)：在1967年至1978年间，美国电视媒体在黄金时间播出的1548部电视剧中，包含暴力内容的电视剧占到80％，每部电视剧中暴力场面平均出现5.2次，暴力人物占出场人物的64％……后续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影视媒介所传达的“象征性现实”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影视媒介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而且是缓和社会各个异质部分的“熔炉”，它还是维护现存秩序的“文化武器”，它在促进人们形成现代社会“共识”方面具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力。
格伯纳的研究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一方面，影视文化中的“性别暴力”已经普遍存在于影视媒介大量的日常传播中，显然已经被“正常化”了；另一方面，影视文化中“正常化”的“性别暴力”反过来成为一种建构力量，巩固和维系着既存的文化秩序和性别权力关系。
二、影视文化中“性别暴力”的社会性别权力基础
从历史的角度看，“性别暴力”的发生和普遍存在，并不是仅限于百年的影视文化中，在长久以来的父权制社会发展中写满了“性别暴力”的血泪记录：“历史上种族、民族、部落间的冲突本质上都是男人之间的冲突，可是各民族的男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妇女绑在战车的最前端。看待历史有多种角度，……但从性别角度看历史，全世界男人对全世界妇女犯下的累累罪行，却已积攒的比山更高，比海更深。男人禁锢女性的利器，不仅有屠刀，还有道德，女性受过异族的蹂躏之后，也自认为成了对不起父老兄弟、对不起丈夫儿子的罪人、肮脏之人，假如不选择贞节烈女式的死来取得荣誉，就只有在冰冷的同胞中忍辱偷生，得不到任何同情与关怀，更不用说补偿。……这是性别、民族双重迫害问题”[6](P68－71)。社会性别理论认为，“性别暴力”是男性的一种“统治方式”，“男性气质的建构表达了对男性的统治欲望、强悍等的强调，它是促成男性对女性暴力的重要因素。”“父权制社会的性政治，女人是男性家长的、民族的私有财产，占有女人身体的符号意义在于对女人身体的摧残是胜利者的荣耀”[7](P110)。
文化研究的大量结论证明，影视文化中“性别暴力”的根源还是盛行于性别关系领域中的权力统治格局。在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利特看来，此种格局是一种更巧妙的“内部殖民”，“它往往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加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为严酷、更为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无论性支配在目前显得多么沉寂，它也许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8](P33)。今天，深入细致的文化研究逐步揭示了影视文化“性别暴力”背后的社会性别权力基础，“只有一个社会容许或认可时，暴力才能普遍存在。换句话说，性别化暴力的流行反映了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对女性、男性及男女关系的定义”[1](P209)。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对“性别暴力”作出了明确的说明。这个纲领认为，对妇女的暴力，是公共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社会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是男性滥用自己所占的智力、体力或经济上的优势对妇女的生理、心理和性造成伤害的任何行为。它具体包括生理暴力（杀害、拳打脚踢、使用凶器对妇女身体上任何部位的伤害）、心理暴力（以威胁、恐吓、辱骂等方式造成的妇女心理的恐惧）、性暴力（伤害妇女性器官，强迫与妇女发生性行为、性接触）等[9](P232－233)。
目前在学术界，关于“为何会出现针对妇女的暴力”这个问题大致形成了这样几种见解[10]：一是以个人为取向的理论（包括个人心理模式论、心理理论、生物学解释）；二是以家庭为取向的理论（包括暴力循环理论、家庭结构论、交换／社会控制理论）；三是文化与社会结构论（包括“文化认可暴力论”、“社会－结构因素论”）；四是女权主义的解释，认为性别暴力源自男性对女性行使的权力和控制，源自妇女在社会中的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尤其是在持文化论立场的女性主义者看来，“性别暴力”和权力密不可分，“性别暴力”和权力有着“狼狈为奸”式的共谋关系——权力依仗暴力得以维系，权力话语本身包含有暴力的内容；暴力的横行在权力中获得合法依据，暴力在权力的庇护下得以遮掩。而将这种“暴力与权力共谋”的认识放在影视文化的性别关系场中加以分析时，则很容易发现，暴力是张扬男性权威的一个重要方式。许多社会学家认为，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得以形成至少包含四个要素：社会容忍暴力、暴力是一种控制女性的手段、男性拥有社会文化的强势地位、女性经常处于屈服的位置。
三、“色情”、“暴力”影视传播的性别文化批判
两性关系应该说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在影视传播的滔滔洪流中充满了“性别暴力”。早在半个世纪前，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就提醒人们正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种种艺术手段中，唯独电影是把色情描写作为目的和基本内容出现的。巴赞的说法关涉到一个重要的事实，“色情作为男性社会象征秩序的外在体现，露骨地体现着男性社会与女性关系的实质——性是男性权利的场所，社会性别与社会性别关系在其中被建构”[11](P206)。对此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论述到：“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远不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偶然特征，当那种控制开始失效时，我们看到男性的性强制性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衰退的控制也产生了一种增长着的男性对待妇女的暴力潮流。此时，一种感情深渊出现在两性之间，人们无法确切地说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沟通”[12](P3)。
随着女性主义的深入影响和女性意识的抬头，学术界比较普遍地对充满“色情”和“暴力”的影视传播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这些理性认识很有助于影视文化未来的发展，也有助于消除“性别暴力”对性别文化发展的恶劣影响。
批评的一个思路指向了作为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毒害”下的影视文化，这些批评认为：商业化运作、对于金钱的追逐、有益迎合大众的低俗需求等因素是造成影视文化中“色情”与“暴力”泛滥的主要原因。
比如，有学者指出：“商业化也是当代电影更为大众文化服务的原因与结果。随着大众传播与媒介的普及，这种新型文化迅速发展。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先锋，‘波普’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总结大众文化的特点如下：（1）流行性，为广大群众所设计；（2）短暂性（速溶）；（3）可消费（易忘易丢）；（4）低成本；（5）大量生产；（6）有朝气（吸引年轻人）；（7）诙谐；（8）性感；（9）有鬼把戏（有诀窍）；（10）有诱惑力；（11）大买卖（大商业生意）”。“‘观众第一’是美国好莱坞的口号。但您千万别认真，这如同超级市场，麦当劳等夸口的标语‘顾客第一’一样，是商业招牌。观众就是顾客，一位电影导演对我说，‘观众就是财神爷和财神奶奶，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作品。’从大众文化的作品来看，绝大多数是以观众的口味为准。为了迎合观众的胃口，不惜降低艺术水准。这跟可口可乐公司一样，为了吸引中国顾客，可以改新的配方，出种新可乐。”“美国著名的电影明星沃霍尔就大言不惭地说：‘商业艺术不过是艺术的第二步。我由广告艺术家起家，到商业艺术家为止，……生意成功就是最好的艺术。艺术为赚钱，可赚钱也是一种艺术，工作也是艺术，而好商业好买卖是最好的艺术”’[13](P34)。
上述引文的作者是一位华裔美国学者，他以比较直观的方式描摹了沦为拜金主义奴仆的美国影视文化的一种现状。显然，他的结论是“当下处境”决定了影视文化的“堕落”。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深入的文化研究认为，“性别暴力”的社会基础极其复杂和庞大，“越来越多的人一致同意，西方文化中的很多基础规则和制度对于暴力，特别是针对女性的暴力是容忍和支持的”[1](P225、226)。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针对妇女暴力的根源是社会性的、深层次的，其中至少有三种必不可少的制度建构，一是一以贯之的‘男性统治’制造了‘男性暴力文化’；二是双重标准的性道德；三是公私领域分化的身份关系将女性限定在私人领域，使公共领域中的法律规范无法起作用”[7](P109－110)。更为尖锐的观点认为，男性统治通过若干机制创造了一种“强奸文化”，即纵容“性别暴力”的一种文化传统。首先，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各种媒体中散布的暴力、各种色情淫秽物品中的性别暴力场景、与性别暴力联系在一起的男性气质以及对男性征服欲望的歌颂等等社会化过程使人们“学习”了强奸文化。这些认识在分析“色情”影视和“暴力”影视时十分有效。比如，有学者在分析香港“三级片”时指出：“因为特殊的文化环境，商业性的需求和影片分级制的存在，三级片在香港商业电影中一直占一定席位。涌现了《玉蒲团之偷情宝鉴》（麦当杰导演）、《玉女心经》和《赤裸羔羊》（王晶导演），以及《满清十大酷刑》等系列色情片。‘对于男性英雄来说，女性主人公是在影片文本中借以展现他的隐秘的动因，正是在女人身上安置了他的匮乏。她同时体现了母性丰足的久远记忆和他的阉割幻想的物恋对象——肉欲的替代物’。这里观众被定义为认同男性审美经验的‘男性凝视’，银幕上的女性只是被男性消费的欲望客体，她们不仅被剥削、被伤害、被压抑，而且在满足了男性欲求之后还受到主流价值观念的排斥和唾弃，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1998年朱伟光拍摄的《男人胸、女人Home》以及同年曹建南导演的《玉女聊斋》等影片都深刻体现出这种畸形的男性视点”[14](P99)。
性别社会化的结果是，两性在性别期望上产生巨大差距，因为男性总是用与男性气质有关的征服逻辑去看待两性关系，凡是两性间的行为都被男性看作是统治和强占；而女性接受的社会化和性别规范是把性爱看作内心的经验和体会，结果便使得两性间的对立不可避免。
四、基于“两性和谐”的期待与展望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严肃课题，即我们能否在一个“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的基础上共同生存？”他认为：“我们能否共同生存，全看我们是否能认识到我们共同的任务是把工具性行动和文化认同结合起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能成为主体，是否能制定以保护我们作为主体的自主生活的要求为主要目的的法律、制度和组织形式。如果没有这个中心和居间协调的原则，我们便会像妄想在20世纪就上天摘星星那样，不可能把我们生活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15](P453)。其实，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最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两极，是文化天平的两端——没有女性，人类将不复存在；没有男性，世界也难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发出呼吁：“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16](P827)。因此，谋求两性和谐相处与共同发展才是解决两性问题的最佳选择。
“两性和谐”的一个方面是“两性平等”。所谓“两性平等”是指：“建立在性别平等意识的前提下，实现实际生活中的两性机会平等，实现理想层面的结果平等。两性机会平等包括两性在法律、政治、经济等机会上的平等；两性在工作报酬上的平等和在获得人力资本和其他生产资源上的机会平等；还包括两性在‘发声’上的平等，因为两性平等的发声机会可以展示两性影响决策的能力和贡献的大小。结果平等是指在承认基本差异之上的事实平等。追求两性机会平等的社会制度是实现两性结果平等的基础”[7](P5－6)。
“两性和谐”的另一个方面是超越两性对立的二元论。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理论立场。传统本质主义是生理决定论的，它强调人类的第一性征、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决定了两性的差异，并进而决定了两性的社会地位；而现代性别本质主义走向了一种极端，即“女性至上论”，强调女性具有接近自然的本性，女性比男性更加具有直觉和创造性。性别建构主义从建构理论的基点出发，强调性别的确立不是一个人的天然本质，而是一种具有动力机制的社会建构过程；男性利用种种手段和方式有意制造了两性的不平等，并借助于不平等的性别体制压迫女性。当然，性别建构主义也包括多种视角，比如社会角色的建构理论、表演性别的建构理论、情景模式的性别建构理论、权力建构的性别理论等。“性别本质主义和性别建构主义形成了一个二元论结构，这种状况在实践层面和学术发展上导致了种种困境，常常会使人处于无路可走的境地。”“超越性别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就是超越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也就是超越一切有关性别的二元对立的观点”[7](P236、238)。最终谋求关于两性问题的解决策略和发展步骤。
“两性和谐”的最终目的正如学者李银河所言：“从长期目标看，应当从争取两性的和谐发展，到性别界限的模糊化，最终使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分层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使所有的人都能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从而不仅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而且实现所有个人在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个性的差异，让每一个人都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感到任何一点压抑”[17](P181)。
影视文化中关于性别权力关系的探讨还会继续下去，它会在各种语境和背景下继续进行，这是一场事关每个现代人的讨论，每一个新的观点和事件都会为它增添新的意义。性别视阈的影视文化研究有一个基本的初衷，那就是理性地考察现有的性别观念，并严肃地评判其不一定是唯一的和最好的一种；向那些限制了我们进步和发展的陈规陋习发起挑战，并科学地指出其未来的方向。
今天，影视文化已经对社会文化的演进和青少年的成长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而言，它是一个可见、可触摸、可把握的性别观念进步与否的指示器。21世纪很快就要走完它的第一个十年，信息时代的绚丽画卷已在我们身边铺展开来，我们有责任通过理性科学的文化实践去开创影视文化美好的明天。
收稿日期：2009－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