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心智-世界”之边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智论文,边界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分析》杂志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延展心智》。在这篇论文中，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提出了一个极富争议的论题：“延展心智论题”(the thesis of extended mind)。根据此论题，作为心智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信念、欲求、意向等心理状态(mental states)并不局限于颅骨体肤的界限之内，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延展至外部载体中。[1]该论题对我们关于心智的传统理解带来了重大挑战，并引发了一场延续至今的激烈争论。 笔者力图针对延展心智论题提出一种新的反驳思路。首先，本文将介绍延展心智论题的基本论证，以及围绕它展开的主要争论；其次，将分析“心理状态”[2]概念，提出三条较现有文献更为细致的“心理状态”之限制条件；最后，将论证：一旦对何谓“心理状态”给出了更为细致的刻画，我们将发现，所谓“延展信念”并不是真正的信念。由此，以“延展信念”为主要论据的“延展心智”论题是不成立的。 一 延展心智论题 “心智止于何处，世界始于何处？”[3]克拉克和查尔莫斯将这个问题置于“延展心智”一文的开篇处。按照常识的看法，心智寓于体肤颅骨之内，由内部生理组织所实现。而克拉克和查尔莫斯则认为，这是一条独断的边界。实际上，心智不仅仅寓于头脑之中，还延展至外部物理世界。 克拉克和查尔莫斯的基本论证思路是：类似信念、欲求、意向等心理状态是心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上述心理状态能在某些情况下延展至外部物理载体，心智也就部分地延展至世界之中了。 为了论证这一结论，他们构想了下述情境： 英伽从朋友处听说今天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将举办一个展览。她希望能去参观这一展览，她回忆起“博物馆位于53街”，于是她依据这一信念前往了博物馆。 奥托是一个患有阿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的病人。受到病症的影响，他的长期记忆功能严重受损。所以，奥托随时会携带一个笔记本，当他认为有需要记录信息时，他就会把这些信息记录在笔记本上。这天，奥托也得知了那个博物馆展览，他同样希望前去参观。于是，他翻阅了记录在笔记本中的信息“博物馆位于53街”，并前往博物馆。[4] 在这一情境中，英伽因为想参观展览(欲求)，并且回忆起博物馆的地址(信念)，所以前往了博物馆(行为)。奥托同样希望参观展览(欲求)，并且他最终也前往了博物馆(行为)。他和英伽唯一的区别在于，他是通过调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的信息而成功前往博物馆的。站在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立场上，克拉克和查尔莫斯认为奥托笔记本中的信息和英伽头脑中的记忆没有实质的区别。这是因为，奥托笔记本中的信息和英伽头脑中的记忆扮演了同样的功能角色(functional role)：它们都使得主体执行了“前往博物馆”的行为。“奥托的笔记本扮演了与英伽的大脑记忆同样的角色。记录在笔记本中的信息正如同(英伽的)信念，只是笔记本中的信息记录于身体组织之外。”[5]这样一来，如果英伽记在大脑中的是信念，那么奥托记在笔记本中的信息也同样应该被看作信念。他的笔记本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工具，还是他的心理状态之载体——心智延展于世界之中。 延展心智论题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不少学者基于不同理由对它提出了反驳，这场“边界之争”至今尚未平息。 弗里德·亚当斯(Fred Adams)和肯·艾泽瓦(Ken Aizawa)认为延展心智论题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它忽略了认知以及心智的关键标志——非派生内容(non-derived content)[6]。按照亚当斯和艾泽瓦的看法，不同于内部认知系统中的表征(如神经表征)，记录于外部载体中的表征(如记录于笔记本的语句)无法独立获得其意义，它的意义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共同体的约定，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内部认知资源的某种翻译和转换操作。在此意义上，外部载体中的内容是派生内容(derived content)，而非派生内容才是认知和心智的标志[7]。 杰瑞·福多(Jerry Fodor)则认为，心理内容的独特性在于，它具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而记录于外部载体的信息显然不具备这一关键特征。此外，延展心智论题似乎将导致“无限延展”的尴尬。“英伽问奥托博物馆在哪儿，奥托查阅了他的笔记本后告诉英伽博物馆的地址。笔记本中的内容是奥托心智的一部分，而奥托的心智(包括他的笔记本)是英伽心智的一部分。这种‘部分’关系是可以传递的：如果A是B的一部分，而B又是C的一部分，那么A就是C的一部分。所以看起来奥托的笔记本不仅是他本人心智的一部分，还是英伽心智的一部分。如果奥托弄丢了他的笔记本，英伽也就弄丢了他的一部分心智。”[8] 约翰·普里斯顿(John Preston)同样认为克拉克和查尔莫斯忽略了心理状态的根本标志。在他看来，心理状态的根本标志是第一人称权威性(first-person authority)。我们通常会认为，对于信念这类心理状态我们具有第一人称权威性。这意味着，当我们试图反思、提取信念时，我们能够以直接的、内省的、无需任何媒介(比如说文字符号)的方式提取这些信念。而我们却无法对外部载体上的信息拥有这种第一人称权威。由此，普里斯顿认为，奥托最多在翻阅笔记本后才能对相关信息拥有第一人称权威，而这也是通过他的内部认知资源实现的。这样一来，奥托的笔记本记录的信息本身并不是所谓“延展信念”[9]。 最后，罗伯特·鲁伯特(Robert D.Rupert)从延展心智论题可能造成的反直觉后果质疑了延展心智论题。鲁伯特通过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会携带手机，而手机都具备查号功能(比如114服务台)。这样一来，按照延展心智论题，携带手机的人就都拥有关于114服务台中能查到的所有号码的信念，而似乎在直觉上我们难以接受这一后果。[10] 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现有的针对延展心智论题的反驳思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首先，认知(心智)标志质疑、意向性质疑、第一人称权威性质疑都基于大致相似的思路，即：先站在内在论的角度上，将某种内部认知、心理机制独有的特征作为何谓认知、心智的判定标准，进而指出外部载体不具备这些特征，所以延展心智论题不成立。福多的“无限延展”反驳则以预设先前已经存在的、拥有固定边界的“内部”认知主体为前提，而这正是在克拉克和查尔莫斯等人看来应该被抛弃的“旧图景”[11]。延展心智论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取消主体和世界间固有的边界。由此，上述反驳思路缺少必要的中立性，有乞题(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其次，鲁伯特的反驳与所有基于“直觉测试”的哲学论证一样，存在一个内在的不足：过于依赖大众对相关哲学概念、理论的直觉。理论违反大众直觉很难作为彻底否定一个理论的根据。例如，日心说最初就是作为一个极为反直觉的理论而提出的，我们毕竟每天都能“看到”星体围绕地球旋转。但是日心说最终却成为了被接受的理论，这是因为它更好地解释了“行星逆动”等现象。同理，面对直觉上的困难，延展心智论题的支持者们也可以回应，因为他们的理论能帮助我们更为合理、简单地理解外部设备与内部生理资源的关系，所以，应该被抛弃的不是延展心智论题，而是我们对于信念的直觉。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反驳思路，这一反驳思路将满足两个要求：(1)理论中立性，从争论双方共同承认的基本立场出发；(2)不依赖“直觉测试”。 二 何谓“心理状态”？ 如前文所述，延展心智论题的基本论证思路在于：类似信念、欲求、意向等心理状态是心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心理状态可以延展于外部载体，由此，心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部分地延展于外部载体。那么，为了合理地评价延展心智论题，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何谓“心理状态”？ 心智哲学、认知科学领域是不同理论争论不休的战场。但是，针对信念这类心理状态，却有一个得到各种理论立场(包括延展心智背后的功能主义)广泛接受的看法：类似信念这样的心理状态通常被视作“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例如，说我拥有“地球是圆的”这一信念指的是：我对此命题之真值持相对稳定的肯定态度。虽然通过命题态度来定义信念等心理状态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基本共识，但是对于拥有这类心理状态而言需要满足哪些具体条件，学界却缺少进一步明确的刻画。 笔者认为，将某信息(或状态)视作心理状态必须满足如下三个基本条件： (1)完整性条件:此信息同时包含两方面内容：①命题内容；②态度，即对此命题稳定的评价模式。 (2)关联性条件：态度与相关命题必须以某种方式相关联。 (3)自足性条件：一旦已经拥有此信息(或状态)，对相关命题的评价不需依赖其他心理态度。 其中，“完整性条件”是基于“命题态度”概念而自明地成立的。命题态度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状态(relational states)，这意味着它必须由两个部分组成：①命题内容；②态度。其中“命题”是具有真值的，刻画了某事态的语句，而“态度”指的是针对特定对象的评价模式。态度类型决定了心理状态的类型，命题内容则决定了心理状态的内容。 “关联性条件”背后的依据是如下简单的事实：首先，态度总是对某对象的态度，评价模式不可能在脱离评价对象的情况下独立存在。说评价模式可以独立于评价对象存在，就好像说一方面我相信“地球是圆的”，另一方面我从未思考、记忆过“地球是圆的”这一命题——这是自相矛盾的。其次，一个命题也只有当它和某主体对它的态度关联起来时，才能成为心理状态的内容，不然它就只是一句刻画了某事态的语句。命题内容和态度之间可设想的关联方式有两种：有意识的关联和下意识的关联。这两种关联方式对应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心理状态：当下心理状态(current mental states)和倾向性心理状态(dispositional mental states)。前者指的是处于当下认知进程中的心理状态。以信念为例，“我正在写论文”就是我的一个当下信念。当我现在思考“我正在写论文”时，命题内容以及我对此命题的态度被有意识地关联。后者指的是并没有在当下的思维操作中，但是储存于记忆中的心理状态。当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写作时，“地球是圆的”就是一个倾向性信念(dispositional belief)。虽然它现在处于“未激活”状态，但是“地球是圆的”这一命题内容以及我对它真值的评价仍然在下意识层次相关联，并储存于我的记忆中。 “自足性条件”的必要性则体现在，我们必须凭借它来区分两种易于被混淆的情况：“倾向性心理状态”和“形成心理状态的倾向”(dispositions to forma mental states)。以这两种判定信念归属的情况为例——假设有人问我：“地球是圆的吗？”我会立刻作出肯定答复；而如果我被问及“252+48=300吗？”我同样会立刻回答：“是”。在上述两种情况中，似乎我都拥有相关信念，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作为一个具备基本地理知识的人，我很早以前就通过阅读地理书籍得到过相关信息，并形成了“地球是圆的”这一信念。所以，当我被问及相关问题时，我只需调取一个已有的信念就能“自足”地判定这个命题的真假。反观第二种情况，我从未通过任何来源获取并采信过“252+48=300”，也没思考过这个问题。由此，虽然我能立刻判定这是一个真命题，但为此我必须进行一个额外的思维操作：依靠一些我已经得到的其他信念——有关基本算数规则的信念——进行相关计算，得出答案。无论这一计算过程多么迅速，它都决定了上述两种情形的差异：前者是一个对已有信念的调取过程；后者是一个形成新信念的过程。这进而决定了，仅在第一种情形中，我们具备相关“倾向性信念”；而在第二种情形中，我们并不具备真正的信念，而只具备“相信的倾向”(dispositions to belief)[12]。 三 “延展信念”真的是信念吗？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现在具备了评价延展心智论题的概念工具。 首先需要考察的是，奥托笔记本中的信息是否满足“完整性条件”。显而易见，在原始案例中，奥托记录于笔记本中的信息仅仅是一个命题：“博物馆位于53街”，并不包含对此命题的评价模式——态度。根据“完整性条件”，某信息如果要被当作信念，必须同时包含特定命题内容，以及对此命题之真值稳定的评价模式。就此，按照克拉克和查尔莫斯原始版本的案例，我们有直接的理由拒绝承认奥托笔记本中的信息作为“信念”资格。令人吃惊的是，在针对延展心智论题众多的讨论中，这一问题从来未曾被注意到过。 当然，站在延展心智的立场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构想一个针对上述责难的回应：认定奥托将态度储存于内部记忆，而将命题内容储存于外部载体。这样一来，虽然奥托笔记本中的信息无法单独地作为信念，但是延展心智仍然是成立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笔记本本身并不单独地储存有关博物馆地址的信念，但是“奥托-笔记本系统”却仍然具备此信念。此外，延展心智的基本论证思路在于，信念是心智的组成部分，如果信念能延展至外部载体中，则心智部分地延展于外部载体。由此，通过指出奥托笔记本中的信息仅仅是命题内容，最多让上述论证后退一步：由于命题内容是信念的组成部分，而信念是心智的组成部分，所以，只要命题内容能延展于外部载体中，心智仍然可以部分地延展于外部载体中。 然而，这种看似可行的“分别储存”方案无法满足“关联性条件”。这是因为，类似笔记本的外部信息载体缺少生理记忆独有的一种特性。当代心理学、神经科学研究发现，我们的(生理)记忆系统具有两种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一方面，记忆中的信息可以被我们有意识地储存或提取。另一方面，记忆还具备下意识的信息操作通路：某些信息无需通过主体有意识地记录也能被记忆系统自动地存储[13]；同时，存储于记忆中的信息无需主体有意识地调取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主体的人格(personality)以及行为。[14]反观外部信息储存载体，在现有可设想的技术条件下，任何外部载体都无法实现类似生理记忆的下意识信息通路。无论我们将信息记录于笔记本、电脑、手机，抑或其他外部设备，我们都只能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记录并调取相关信息。 上述事实本身还不会对延展心智论题造成直接威胁，无论在意识层面，还是下意识层面，储存、调取信息，都只是信息处理方式上的差异。站在功能主义的立场上，“方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功能。只要外部载体中的信息和内部载体中的信息一样能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其他心理状态，延展心智论题就继续成立。然而，外部载体无法实现下意识信息通路却会进而导致另一个延展心智论题无法忽视的问题：如果将态度和命题内容分别储存于内部记忆和外部载体，两者将无法以任何方式相关联。 在“奥托的笔记本”案例中，奥托对相关信息的处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在笔记本中记下博物馆的地址(信息写入)；(2)随身携带笔记本(信息保存)；(3)翻阅笔记本(信息提取)。现在将考察的是，假设奥托将态度和命题内容分别储存于内、外载体，这样的“态度”和“命题内容”是否满足“关联性条件”。似乎在信息写入和信息提取两个环节“关联性条件”可以得到满足，在这两个环节，奥托有意识地将“为真”的评价指向相关命题内容。但是，在这两个环节，奥托的态度和相关命题内容之间的关联必须依赖内部认知资源(短期记忆和知觉)。由此，在信息提取和信息写入环节“关联性条件”得到满足不能作为延展心智论题成立的根据。对于延展心智论题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在奥托随身携带笔记本而并未翻看的阶段(信息保存阶段)，相关态度和命题内容能否满足“关联性条件”。答案是否定的。在此阶段，奥托既无法通过有意识的方式，也无法通过下意识的方式来关联态度和命题内容——因为前者需要依赖内部认知资源直接翻看笔记本，而类似笔记本的外部载体与系统其他部分之间缺乏下意识信息通路又使得后者无法实现。由此，他的态度与相关命题内容处于完全“离线(off-line)”的状态。一旦态度脱离其相关的命题内容，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它还可以继续单独存在，而如果命题内容脱离针对它的态度，它就仅仅只是一句刻画相关事态的语句，不成其为信念内容。所以，“分别储存”的方案实际上不具备可实现性。 现在，对于延展心智论题的支持者来说，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的修正方案，即：修改原案例设定，将奥托在笔记本中记录的信息修改为“我相信‘博物馆的地址位于53街’”。这种修改的目的是在笔记本中同时记录态度和相关命题内容。虽然这是一种相当笨拙的修正方案，但是经过这种修改，似乎奥托记录于笔记本中的信息可以满足“完整性条件”，并且，如果我们按照延展心智论题的思路，不带偏见地将奥托的笔记本当作他记忆系统的一部分，态度和相关命题内容之间似乎也下意识地关联着，由此满足“关联性条件”[15]。但是，这种修正方案仍然无法挽救延展心智论题。 问题出在，当奥托从笔记本中获取“我相信‘博物馆位于53街’”时，写在笔记本中的“我相信……”无法独立地让奥托对相关命题的真值作出评价，他必须至少依赖一个储存于内部记忆的其他信念：“笔记本中的信息是真的”。换言之，按照这种修正方案，奥托记录于笔记本中的信息无法满足“自足性条件”。 克拉克和查尔莫斯或许会拒绝接受“自足性条件”。因为接受此条件蕴含一种已经被他们认为“毫无必要”的对原案例的解释方式。[16]按照这种解释：奥托在翻阅笔记本之前并不具备“博物馆位于53街”这一信念，他只是相信“笔记本中有关于博物馆地址的信息”[17](第1步)，这一信念使他去翻阅笔记本，由此得到了一个新的信念“博物馆位于53街”(第2步)。克拉克和查尔莫斯认为没有必要将奥托关于博物馆地址的“信念”建立在“笔记本中记录了什么信息”、“这些信息是否可靠”等其他信念的基础上，因为这种解释只会引入“不必要的复杂性”[18]。诚然，在理论选择中，简单就是力量。但是，被克拉克和查尔莫斯忽略的是，仅当两种理论具备同样的解释效力时，“简单性”才能作为理论选择的依据。一旦我们明确了“倾向性信念”与“相信的倾向”两者之间的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只有在承认“自足性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区分两者。而一旦用“自足性条件”考察奥托笔记本中的信息，结论将是：这些信息最多使他具有“相信的倾向”，而不具有“倾向性信念”。 综上，克拉克和查尔莫斯试图通过“奥托的笔记本”案例来支持延展心智论题，但是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一案例忽略了心理状态的一些重要特征。 具体来说，奥托记录于笔记本中的信息不具备信念的态度部分，由此不满足信念的“完整性条件”，只能被当作单纯的命题。面对这一责难，他们可能采用“分别储存方案”进行回应，即认定奥托分别将态度和命题保存于生理记忆和外部载体中，这样一来，心智仍然“部分地延展于外部载体”。然而，由于外部载体无法实现下意识信息通路，被“分别保存”的态度和命题内容无法满足“关联性条件”。最后一种可能的修正方案是：将描述态度的内容“我相信”补充至奥托的笔记本中。这种方案仍然是失败的，因为即便加入了态度内容，奥托还是必须依赖生理记忆中的其他信念“笔记本中的信息是真的”才能对笔记本中的信息作出判断。这样一来，奥托笔记本中的信息无法满足“自足性条件”，最多被看作“相信的倾向”。由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延展心智论题，重建“心智-世界”之边界。 感谢虞法、胡靖波、陆俏颖、舒卓为本文初稿提供的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