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际著名”遭遇中国国情———外国商学院在中国的“二次创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学院论文,中国论文,中国国情论文,国际著名论文,二次创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你要做世界一流的奢侈品品牌，就一定要在巴黎开一家店面；如果你要做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在中国这个全球经济中发展最快的宝地，又怎么可以没有一席之地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许丁宦的这个说法，代表了很多外国商学院开拓中国市场的初始动机。
MBA 教育的“西学东渐”
外国商学院进入中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78年。是年，邓小平访美，他在与美国总统卡特会谈时，提及了现代管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随后做出了与美国合作建立管理培训中心的决策。
1984年，大连理工大学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商学院合作，开办了中国首期MBA 班。同年，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前身“中欧管理中心”与中国企业家协会合作，在北京举办了5期“China －EC管理项目”。
当时的学员，主要都是各大国企的厂长书记；当时的课程，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然而，正是这些课程，在成为中国第一批MBA 项目的同时，也开启了外国商学院进入中国商业管理教育领域的大幕。
国外商学院进入中国市场，从一开始就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紧密相连的。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力量时，当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与国际接轨时，更多的国际知名商学院启动了雄心勃勃的“中国计划”。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西方的管理学理论迅速为中国的企业所接受。在中国经济腾飞的今天，我们选择了中国，把我们在洛杉矶成功运作了二十五年的EMBA 项目原汁原味的带到中国，并在与上海交通大学的合作中，增添了中国元素。可以说，我们的项目是为有志于在中国拓展职业生涯的高级经理人所设计的。”美国南加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全球EMBA 项目（GEMBA）学术总监与课程设计者Larry Greiner 教授说。
从1997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个开设了针对中国市场的中文EMBA 课程。到2002年，国家教育部正式开放国外商学院和国内大学合作，开办EMBA 课程。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马里兰大学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商学院，就与中国的清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合办了EMBA 课程。4年来，国内已先后建立了超过30个这样的合作项目。
“土洋”牵手：双赢同喜“毫无疑问，中国大学和外国商学院开设合作课程，对国内MBA、EMBA 教育师资力量的提升助益良多。”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上海办事处主任严俊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该学院就开始在中国提供MBA、EMBA 和短期培训课程，成为海外商业管理教育机构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范例。
应该承认，仅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本土商业管理教育，确实与国外同行近百年的资历无法相提并论。美国第一所大学商学院———沃顿商学院———创立于1881年，而全球排名前100位的商学院，绝大部分的办学历史都超过了50年。在课程设置、案例选择、管理理论建设以及师资力量等各个方面的雄厚实力，的确为中国商人们所迫切需要，而它们的经验，对正在发展商学院教育的中国大学来说也是弥足珍贵。
“中国市场需要获取最有用的商业管理理念，国外商学院就是最好的通道。”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中国区业务发展总监关蕾说。
同样的，对于外国商学院来说，中国的MBA、EMBA 教育市场，也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宝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正在接受EMBA 教育的中国企业高级管理者和各类企业主，以数千计；潜在的需求者，更是“数万人的规模”。“这是数亿美元的大市场。”一位业内人士称。
当然，国外商学院争先恐后地进入中国，并不只是看重经济效益。
“钱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我们得到的最大收获，还是对中国市场运作规律的充分认识，对中国企业管理的深入体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许丁宦副院长告诉记者，“我们也要教授自己国内的学生在全世界做生意的本领，而我们在中国获得的知识对他们尤其重要。因为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不懂得如何在中国发展生意，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商学院毕业生。”
“中国是优秀学员的主要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Kulwant Singh 教授表示，“中国更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主要经济体。”
不过，国外商学院要开拓中国市场，首先面临的障碍就是缺乏中国国内的资源作支撑。“而国内的著名大学恰恰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撑。”南洋理工—上海交大EMBA 项目上海办事处主任黎文琦说。
“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没有他们的国内资源，GEMBA 项目不可能成功开展。”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的Larry Greiner 教授说。
当然，国内大学与国外商学院合作，也不会只是“奉献”资源，其自身的商学院教育水准，也通过这种合作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来看，国内外商学院的紧密合作，都是“双赢同喜”的结局。
国际化，还是本土化？
目前在中国开展MBA、EMBA 合作项目的，几无例外都是国际著名商学院。但是，“国际著名”，并不见得就能解决好中国的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中国遭遇了如何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商学院同样如此。
首当其冲的，就是语言问题。
相当多的外国商学院，在中国打出了“全英语授课”的招牌，但这却使他们失去了不少生源。
“很多国企负责人和私企老板，年龄都在四五十岁，是EMBA 教育的主要对象，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英语水平很一般。”严俊告诉记者。
“有一些报名者，各方面条件非常优秀，但就是英语不过关，我们只能放弃。”尽管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的关蕾认为这“真的很可惜”，但该学院却选择了“坚持”，因为“我们的定位就是用英语将外国商学院的特色带到中国”。
而其他一些国外商学院，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则更愿意利用新加坡贯通中西的优势，在中国开办中文教学的课程。“密集的英语课程让中国的EMBA学员感到力不从心，中文课程恰恰成为了吸引人的特点。”黎文琦说。
当西方遇到东方，其中的不适，远不止中国人听不懂英语那么简单。
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平衡方面，国外商学院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国际知名的教授并不了解中国国情，全球公认的教材缺少中国企业的案例。
“在教学中，我尽量采用中国大公司的案例。同时，我的学生也告诉了我更多中国的特殊性。”许丁宦副院长告诉记者，“这种互动对我们双方都很重要。”
而史密斯商学院的教授前往中国授课前，也被要求先做相关的中国市场调研，研究中国企业的案例。
哈佛商学院走得更远，它正在通过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建立自己的中国企业案例中心。
当然，相对于这些“本土化”的尝试，有些国外商学院还是更强调“国际化”。
“我们培养的是有国际眼光的CEO ，所以也并没有把我们的教学限制在单个国家或城市。我们的课程模块两次在南加大校园完成，其间我们会拜访一些美国本土企业。还有一次亚洲的游学，也是通过和当地知名企业的高层之间的对话来加深对当地企业运作模式的了解。”马歇尔商学院的Larry Greiner 教授说。
“国内的EMBA 学员，并不缺乏应对国内问题的技能，他们现阶段所需要了解的，恰恰是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严俊也说。不过他同时也表示，“从长远来看，EMBA教育最终要解决的，依然是本土企业经营管理的问题。所以，最核心的，还是培养中国自己的学贯中西的师资队伍———尽管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从留脚印到创品牌
表面上看，外国商学院进入中国显得争先恐后。“其实不然，大家都很谨慎。”严俊告诉记者。
据Larry Greiner 教授介绍，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进入上海前，准备计划就酝酿了3年。
受政策所限，国外商学院要进入中国，必须与国内大学合作。而作为国际知名的商学院，自然更愿意选择中国的一流名牌大学合作。
“但符合要求的国内大学就那么几所，所以每一所大学都和国外几家商学院开展了合作项目。”严俊说，“我们当初考虑与国内大学合作，主要是希望借助他们的资源。现在他们把资源分给了几家，我们就不得不开始考虑所面临的内部竞争。”
记者见到，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大楼的二层，总共就有5家中外合作项目的办公室。
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在北京与对外经贸大学合作之后，到上海并没有选择跟当地大学合作，也是出于这方面的担忧。
各商学院与同一所国内大学合作而产生的内部竞争，还带来了另一层面的负面影响。“国外商学院刚进入中国市场初期，国内大学迫切希望通过合作提升自己的师资力量和声望地位，所以大家的合作是愉快的。”严俊说，“但是当众多的国外商学院希望和这些国内大学合作
时，国内大学就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了一个比较主动的位置上了，所以开始提出比较高的要价。”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众多的国外商学院已经不满足于在中国市场“留下脚印”，事实上，“品牌”成为了他们更关注的核心问题。
对于国外商学院来说，在国际上，他们都已经“功成名就”，但是到中国市场上，他们又要“二次创业”了。
“如何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我们，是一个大问题。”很多国外商学院在国内的代表都这么说。“在国际上，我们已经著名，但是国内EMBA 教育起步晚，知道我们的人并不多，即便是EMBA 的学员，他们选择课程时，也依然比较盲目。”
课程推介会、学术研讨，这些活动是现下各个外国商学院在中国的地区代表的主要工作之一。新一期的EMBA课程的招生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了。
“竞争激烈了，品牌就更加重要了。”黎文琦说，“我们的价格反映了我们的价值。提价是因为我们的课程将提供更多学员需要的东西，这才是学员们真正看重的。”国外商学院的负责人们，对中国EMBA 市场的发展趋势有比较集中的认识：市场会继续发展，但是规模不会再像2002年、2003年那样火暴，学员更趋理性，对课程的选择也更加实际，国内的名校效应也会相应减弱。
“既能聚焦于亚太的文化和商业行为，又能融合西方最好的管理知识和技巧，这就是外国商学院在中国发展的最好模式。”新加坡国立大学Kulwant Singh 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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