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工党“白澳”政策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党论文,澳大利亚论文,探析论文,政策论文,白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1999）02—0013—05
“白澳”一词英文为White Australia，最早出现于1896年， 其涵义是保证澳大利亚为白种人所有，排斥有色人种移民澳大利亚。作为一项政策，则是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后正式确立的。直到70年代才正式废除。在这一过程中，自诩为工人阶级代表的澳大利亚工党始终是“白澳”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定支持者。工党前领袖惠特拉姆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工党首先是种族主义者，然后才是激进主义者。”（注：Gough Whitlam,The Whitlam Government 1972—1975,P.487、 490,1985.）因此，研究“白澳”政策就成为研究、 了解工党的一个很好的着眼点；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近年来澳大利亚单一民族党所宣扬的种族主义的认识。
一、工党“白澳”政策的源起与形成
“白澳”政策与澳大利亚工会反对有色移动劳工的运动密切相关。从1788年第一批犯人到达澳洲至1851年黄金发现的60余年是一个移民较少的时期。犯人殖民地的特征使绝大多数欧洲人不愿移民澳大利亚，所以，当时在澳大利亚的自由移民并不多，有色契约劳工更少，因此，冲突并不明显。1851年澳大利亚发现黄金的消息吸引了华工的到来，在短时期内人口大增。起初，这些华工并未对白人采掘者构成直接竞争，但当矿场减少并因此造成白人采金者收入下降时，冲突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于是，在澳洲殖民地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华工的暴力事件，结果，各殖民地政府通过了内容相似的限制华人移民入境的法令。
在反对华工移民的同时，白人及工会组织也将矛头对准了太平洋岛屿的喀那喀人。喀那喀人最早是由人贩子在1863年贩入的，起初在昆士兰南部的棉花种植园劳动。甘蔗栽培取得成功以后，种植园主对这种廉价黑人劳工的需求逐渐增加。于是， 进入昆士兰的喀那喀人骤增， 从1868年至1890年，约有4000名这种黑色劳工进入昆士兰殖民区。（注：Myra Willard,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P.40—42 、197,Melbourne,1923.）但引进黑人也遭到了白人工人的反对。于是， 在1885年9月，昆士兰政府颁布一项新的条例，规定自1890年12月31 日起禁止雇用喀那喀人为契约劳工。
反对有色劳工移民运动助长了澳大利亚工会运动的种族主义倾向。澳大利亚此时建立的许多工会都与反对移民有关。所谓“矿工保护同盟”之类的组织便是在排华运动中产生的工会组织。著名的“澳大利亚混合矿工工会”的前身——1872年建立的本迪戈矿工工会建立的目的之一便是要反对华工移民的竞争。1875年新成立的新南威尔士行业和劳工理事会也把控制和限制资助性英国移民、完全禁止有色移民作为自己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工会著名领导人威廉·莱恩甚至宣称：“我愿意看到我女儿死在棺材里，也不愿让她与他们（有色男子）中的某个人接吻或作为母亲抚养一个多少有点咖啡色的小杂种。 ”（注：Margaret AnnFranklin,Black and White Australians,P.21,Melbourne,1978.）这样，“白种人澳大利亚”作为工会的指导方针之一开始形成。
19世纪90年代罢工失败后，工会逐步转向政治，试图通过这一途径获取在产业活动中失去的东西。因此，在1891年及随后的几年中，各殖民区相继成立了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组织。由于工党是由工会直接建立，而且工会实际上也是工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由工党接过“白澳”这面旗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著名的工党领袖M ·休斯曾说：“有些人，像日本人是有教养的。但是，我们不能与这些蒙古利亚种混杂，我们必须对这些古老但正在堕落的种族实行严厉禁止和隔绝。”（注：拉塞尔·沃德：《澳大利亚传奇》，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0页。 ）工党的喉舌之一《布里斯班工人报》也随声应和，起劲鼓噪：“澳大利亚一定要避免有色人种的祸害，……不然的话，它就变成一个杂种人的国家……”（注：张天：《澳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种族主义的狂热表现十分露骨。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在“澳大利亚打算让全世界自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看到在一面旗帜、一个民族、一个政府下的一个完整的大陆”以及“种族的一致对国家的统一至关重要”的喧嚣声中，首届联邦会议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将排斥非欧洲人入境变成全国性法律。“移民限制法案”规定：要移居澳大利亚的人必须参加听写测试，如果在一名官员面前不能听写指定欧洲语言中的50个字，即不能移民；所有居住期未满5年的入境移民也必须参加这种测试，不及格者被驱逐出境； 禁止按合同前来澳大利亚联邦参加体力劳动的人上岸。（注：Myra Willard,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P.40—42、197,Melbourne,1923.）
工党热情地支持该法案，工党领袖J·C·沃森在联邦会议辩论中就移民法案发表的演说很能代表工党早期对移民问题的立场：“就我而言，我之所以反对把这些有色人种同澳大利亚的白人混合起来……主要在于种族污染的可能性……”（注：Bron Steverns and Rat Weller,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and Federal Politics,P.73,Melbourne,1976.）种族主义的狂热和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白澳”政策还体现在联邦第一届国会通过的“邮电法案”和“太平洋岛屿移民法案”中。在“邮电法案”二读时，后来成为工党党员的西澳大利亚议员坦尼福·斯密提议法案应补充一条：凡接受联邦邮政补助金的船只，不论其是否在澳大利亚注册，应以雇佣白种工人从事运输为限。（注：Russel Ward,The History of Australia,P.31 —32,Melbourne,1978.）这条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动议，为国会绝大部分议员所接受，此即“邮电法案”第15条。“太平洋岛屿劳工法案”对来自太平洋岛屿的黑人移民规定：从1904年起严禁从太平洋任何岛屿移入黑色劳工，并要求把已在澳大利亚从事甘蔗种植业多年的喀那喀劳工全部遣送回原岛屿。
尽管1901年限制移民法案及其它两个法案是自由党保护关税派提出的，但正如自由党领袖迪金所承认的那样，这些法案是“受工党思想启示的结果”。（注：拉塞尔·沃德：《澳大利亚传奇》，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0页。）而实际上，在当时工党、自由党、 保守党三足鼎立而任何一方都不能取得议会多数的情况下，自由党的提案若得不到工党的全面支持，要想获得通过是不可能的。正是在工党的支持下，其他一系列浸透着种族歧视的法案也相继出台。这一点也从工党纲领中反映出来。到1912年，在联邦工党纲领中全部4个部分——目标、 行动纲领、总纲和立法条款中，都把“白澳”放在第一位。至此，工党的“白澳”政策彻底形成。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工党一直是该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
二、工党接受、支持、推行“白澳”政策的原因
工党接受、支持、推行“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历史及工党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经济方面的考虑起着十分明显而重要的作用。主要针对华工而形成的“白澳”政策首先是白人工人积极排华的结果，而白人工人排华又首先是出于经济上自保的本能。19世纪中后期，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经济尚处于起步时期，经济结构不是以工业为主，而是以畜牧业和矿产业为主，受出口和国际市场影响较大，一旦海外市场有风吹草动，便会给国内经济带来很大影响。本来就吸纳劳动力有限的市场自然会因华工的进入而愈加紧张。一些行业中的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赚取更多利润，也总是尽可能多地雇用廉价华工，这样就直接影响到了部分白人工人的经济利益，加深了他们对华工的反感。因此，白人劳工一直充当着排华的重要角色。自称工人利益代表，并由工会直接成立的工党对工人的要求自然奉若神明，出于经济考虑而实行的“白澳”政策自然也成为其宣传的一个重要理由。
（二）反对澳洲土著人传统所形成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经济原因之外，尚有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澳大利亚白人头脑中的白人种族主义思想。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法官温德耶分析工人反对亚洲移民的原因时承认，“这首先是种族歧视的结果，其次是担心廉价劳工危害澳大利亚人”。（注：Victor Windeyer,Austria in the Commonwealth,P.17.Combridy University Press,1978.）
白人种族主义首先源于白人殖民者对澳洲土著的种族迫害。早在白人殖民者登陆之前，澳洲即有人居住。据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估计，1788年大约有500—600个部落，人口约25.1万，也可能有30万左右。（注：Australian Bureau of Stastics,Yearbook Australia,P.90.1981.）白人殖民者的到来打断了澳洲土著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屠杀土著黑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到19世纪末，土著人已濒于灭绝的境地。在消灭土著黑人的过程中，种族主义思想和言论开始抬头，白人殖民者的观点是：澳洲土著居民处于“低级动物的最高层和文明社会的最低层”，是“无尾的猴子”，澳大利亚丛林中的黑人“本来就不比大猩猩或猴子好多少”。因此，他们认为，他们有权杀死和剥削这些“低劣的”种族，因为这些“低劣的”种族注定要被“优等”的种族统治，只有英国这样“优等”的种族才能更好地利用土地。
种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也与当时正处于成长时期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有密切关系。随着黄金热后大量移民的涌入，澳大利亚人口骤增，在人口幅度增长过程中，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1881年，在澳大利亚230万总人口中，60 %以上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到1901年，在380万总人口中，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人已占到77%。 （注：Australian Bureau of Stastics,Yearbook Australia,P.90.1981.）人口结构的变化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确立，产生了共同的民族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也滋长起来。由于深信英国人的优越，在他们看来，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就是肯定白种人这样独一无二的特征，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纯白种人血统的社会，即保持“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特征和风俗习惯”的社会。显而易见，特殊的历史环境使这种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沾染上了种族主义的特征。
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影响下，工人和工会运动深受种族主义毒害。《澳大利亚工人报》公开宣称：“华人作为一个劣等的种族，作为本质败坏的异教徒的先驱，作为争夺白人矿工和他们家人面包的外国竞争者而遭厌恶。”（注：A·P·Elkin.A White Australia:Australia's Population Problem,p.244.Sydney,1964.）加上当时澳大利亚的工会大多数系熟练工人的工会，与英国工会一样执行着狭隘的、行会的、排他性的闭关自守政策，很容易滑向种族主义。因为在他们看来，廉价的、非熟练的有色劳工对他们的特权造成严重威胁。这样，工党接受、支持、推行“白澳”政策也就成为澳大利亚历史和工会运动发展的必然。
（三）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地理环境造成的思想水平的局限性。直到二战前澳大利亚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还是比较落后的。落后的经济关系“使得经常有一些人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中某些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中的个别部分，或只能领会个别口号和要求，但不能坚决抛弃一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193页。）正是这种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造成了工人阶级整体思想水平的低下，不利于新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此外，人口构成和地理环境等因素也影响到了工人阶级和工党觉悟水平的提高。在黄金发现以前，澳洲主要是英帝国的“海外监狱”，移民主要以囚犯为主。1831年土地改革之后，来自英国的自由移民增多，这些移民中，许多是具有一定技术的工人，而且这些工人大都参加过英国工会，不少人还参加过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因此，工联主义的影响比较深。尽管此前及此后也有其他国家移民的进入，但人口均比较少，影响也都不大。同时，由于地处南半球，三面为大洋环绕，远离欧美，不易受到欧洲大陆先进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响。同时，从早期来看，澳大利亚的劳工阶层属文盲和教育不良状态，当时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教育也不普及，而且对欧洲其它语言的了解也不多。这种文化教育状况同样限制了工人和工党的眼界，也给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接受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以上诸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工党只注重于澳大利亚社会的改良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长远奋斗和社会主义理想则缺乏兴趣，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则无动于衷，漠然视之。在保护和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口号下，对可能影响白人利益的外来有色劳工的限制、排斥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三、工党“白澳”政策的废除及影响
“白澳”政策成为澳大利亚的一项基本国策后，工党一直是其虔诚和热心的捍卫者。即便到二战中当战争打到澳大利亚门口，美国准备派遣黑人士兵到澳大利亚时，工党柯廷政府仍表现出极大的误解和十二分的不情愿。在战后，虽然由于劳动力严重缺乏，制定了一项大规模的移民计划，工党政府的目光仍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而并不打算对“白澳”政策做出改革。移民部长卡尔韦尔为了保证白种人在澳大利亚人口构成中占绝对优势，他还曾打算每移入一个非英国人，就要移入10个英国人。卡尔韦尔曾有一句名言：“两个黄种人不顶一个白种人。”（注：Gough Whitlam,The Whitlam Government 1972—1975,P.487 、 490,1985.）他认为“一旦澳大利亚人愚蠢到对非欧洲人大开城门， 那么不久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根本无法阻止大量的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人口的涌入”。（注：Gough Whitlam,The Whitlam Government 1972 —1975,P.487、490,1985.）因此， 这位后来曾任联邦工党领袖的移民部长声称：“只要工党处于执政地位，就将不折不扣地执行‘白澳’政策。”（注：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March 24,1949.）“无论对这个政策的批评多么猛烈，无论对我个人的攻击多么残忍和冷酷无情，我决不放下‘白澳’这面旗帜”。（注：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March 24,1949.）由于工党领袖、 政府总理奇夫利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公开表态，所以，不言而喻，卡尔韦尔的讲话即代表了工党的观点。
但到五六十年代，工党“白澳”政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一是澳大利亚另外两大政党——自由党和乡村党也已悄然改变了自己在移民政策上的种族主义立场，接受来自大洋洲和亚洲地区的移民。二是战后一系列民族国家崛起，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些国家中许多国家长期深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压迫之苦，因此，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极为反感，并坚决反对。澳大利亚实行的这种种族主义政策不仅影响到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而且随着欧洲经贸合作进程的加快，一向以英国和欧洲为重要贸易伙伴的澳大利亚也感到一种极大压力。在此情况下，调整国内外政策，面向近邻的亚洲也就成为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四是国内舆论对“白澳”政策也日益反对，从对黑人移民的态度上即可看出这一点。1948年，反对黑人移民的为77%之多，到1971年已减至34%。（注：转引自《人口研究》1988年第2期。 ）五是工党内部也出现反对呼声。对于以上这些因素，急欲摆脱在野地位的工党不会也不能不考虑。因此，在1972年大选中，工党明确把废除“白澳”作为自己的口号之一。在同年12月上台后，立即公开声明政府的政策是“全球一致，无人种、肤色或国籍之歧视”，从而正式废除了“白澳”政策。
工党政府虽然在1972年正式宣布废除了“白澳”政策，但其长期支持、坚持“白澳”政策的影响却无法在短期内消除。这种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
其一，就其对澳大利亚的影响而言，虽然一时维护了较高的生活水平，但从长久的发展来看，则是得不偿失。澳大利亚远离欧美，三面环洋的地理位置对澳的发展极为不利。有鉴于此，澳大利亚应特别强调全方位开放，尤其是对近邻的亚洲大开国门，把白人文化和其他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迅速融为一体，形成向多元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但工党和澳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种族主义的扼杀政策，从而使澳大利亚延缓了向多元文化发展的进程。所以从这方面讲“白澳”政策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二，从其对澳大利亚工人运动的影响来讲，长期支持这种政策就使工人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工人社会地位、生活水平的高低并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而是由于外来有色移民劳工竞争造成的，只要限制、排斥有色劳工，澳大利亚工人就能维护其“工人天堂”的地位。这种观念就使工人对造成目前状况的真正原因缺乏认识，只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忘记或根本不接受工人阶级要彻底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远大理想，也造成了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分裂和混乱，使科学思想的传播更加困难，影响了澳大利亚工人阶级与其它各国，尤其是亚洲等国家工人阶级的团结。
其三，就其对澳大利亚工党的影响而言，支持、推行这种政策也使自己长期局限于末节问题的解决，对长远目标或根本问题要么认识不到，要么弃之不顾。另外，长期过多强调工会和工人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疏远了一部分选民，造成了其执政地位的极不稳定，同时也使工党本身已经混乱的指导思想更加混乱。
从理论上讲，自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后，100多年来，它一直是许多国家工人运动所坚持和信奉的原则， 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澳工党却反其道而行之，明目张胆地坚持种族主义政策，足见其与马克思主义距离之远，也暴露出了其利己主义、改良主义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