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科尔的解释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科尔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法国思想家利科尔(Paul Ricoeur,1913-)所关注的解释学问题与其现象学思想是紧密相关的。他不仅面对了现象学的“意义”问题，同时也面对了解释学的“语言和意义”、“解释与主体性”等重大问题。他不仅对现象学解释学有自己独特的贡献，而且对语言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问题都有独到的研究。语言问题的深入研究，使他成为现代解释学对话和现代性思考的哲学家，同时，作为胡塞尔《观念》一书的翻译者和注释者，使他在胡塞尔研究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声望。
作为现代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利科尔的主要代表著作有：《雅斯贝尔斯与实存哲学》(1947)，《意志哲学》(1950)，《真理与历史》(1955)，《论解释：对弗洛伊德的评论》(1965)，《胡塞尔：对其现象学的分析》(1967)，《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1969)，《生动的隐喻》(1975)，《解释理论：话语与剩余意义》（注：Paul Ricoeur,Interpretation Theory: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Meaning,1976.）(1976)，《利科尔的哲学》（注：Chales E.Reagan and Darid Stewart ed.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1978.）(1978)，《哲学的主潮》（注：Paul Ricoeur,Main Tends in Philosophy,New York,1979.）(1979)等。
利科尔的现象学之路是从他的《意志哲学》开始的，他通过现象学的描述的方式直观人类的行为和动机、需要和愿望、快乐和痛苦、有限和罪恶的本质。这部书通过人类存在的隐性罪恶的可能性和存在的负面性，以及文化符号背后暴露出来的一些基本东西，去看符号所产生的思想。
在利科尔看来，解释学是通向哲学思辨之路，而思辨存在着各种“解释学冲突”。可以说，利科尔的现象学思想和解释学思想是紧密相连的，他对意志哲学的研究，对精神分析的再分析，对结构主义的考察，使得他得以通过现象学而推进到解释学领域。他在《意志哲学》第一部《自由与自然》中说：“对于我们来说，哲学是对‘是’的沉思，而不是对‘否’的无休止的争论，自由并不打算成为别人逃避之物，却要成为自然的成就。”
一、现象学观念
利科尔对现象学，尤其是对胡塞尔最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有精深的研究，这使他相当注重现象学的对事物的“显现方式”。他认为，现象学作为一种独特的问题分析方式，将存在问题放到了括号里，关注事物概念、价值和人的显现方式。利科尔严格地恪守现象学的程序，强调只有走向“事物本身”，重视意识的全部复杂维度，才可以真正从事现象学研究。
利科尔区分出三种现象学研究维度：一是描述分析的维度，其主要职能是对现象加以说明，即对现象的各方面，以及它的意义、意向和意识现象的活动结构加以描述；二是超验的构成的维度，这种超验的构成主要体现在他“意志现象学”方面的写作中，但他对胡塞尔“超验现象学”观念却兴趣不大；三是本体论现象学或意识本体论的维度。区分出三种现象学研究的维度，说明利科尔坚信现象学是能够达到完满哲学的方法，因为“现象学还原”可以将注意力凝聚在事物的显现方式上，使人有可能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就此而言，现象学是哲学的开端，但却非哲学的终结。
利科尔的“意志现象学”充分体现在他的《意志哲学》一书中，他为自己提出的现象学描述的任务是：“描述人的有意部分与无意部分的关系，以及对它们的理解”。对有意行为的描述，有三个不同阶段，即做决定的阶段、行为的阶段和回答的阶段。三者紧密相关，构成一个有机的、纯粹描述的现象学视域。当然《意志哲学》的第二卷已具有明显的现象学向解释学的转向，即充分关注人类受骗和失败这些模糊的负面意义问题，考察人类的意志状况，分析恶在其非纯粹形式即罪恶和罪行中的现实性。同时揭示出财产、权力和价值的原本欲望，是处于有限的快乐和无限的幸福之间，分析人类承受的无止境追求是一种自我威胁和现代化陷阱。这样，利科尔在阐明人类生存中隐藏的恶的方面的研究，使他的所谓哲学解释学，超越了纯粹描述的现象学，而成为其从现象学向解释学转向的重要标志。
现象学向解释学转向之后，利科尔出版了多部解释学著作，《解释的冲突》、《论解释：对弗洛伊德的评论》等，其后就转向了文字、对话、日常语言、科学语言、诗学语言的“话语研究”。可以认为，利科尔解释学式的现象学的转变，即是不再将现象学看作是对意识现象的描述并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任务，而是将“象征”和“隐喻”的解释、诗歌和科学中的“话语”的“文本解释”，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一语言学转向使得他的研究中的现象学成分与解释学成分达到了一种新的比例，以至于他不得不在1974年德国现象学研究会上发表论述《现象学与解释学》的纲领性的著作中，就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成分加以说明：现象学是解释学的必然前提条件，而解释学则是现象学的必然前提条件。这种互为前提条件的说法，使得利科尔的现象学被人称为“解释学的现象学”，当然也有人称他的解释学为“现象学的解释学”，这一点，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二、解释学的思想
利科尔在实现了哲学的根本转向，即由现象学向解释学方面发展以后，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将结构主义的思想与解释学的思想整合在一起，提出一门“批评的解释学”。他面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主观阐释学立场和本体论阐释学，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进而强调应恢复到某种程度的客观性立场，并只能由认识论的解释论进入本体论解释学。
在面对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与伽达默尔的“解释的循环”的解释学思想论战中，利科尔没有投入那种枯燥的辩论，而是追求一种真正的学术建设。他不仅对这次论战进行了深入的思想辨析，而且以自己的现象学解释学为解释学的当代发展作出了具有创见性的“对话”。大体上说，利科尔的观点是倾向于哈贝马斯的，他坚持不能再像伽达默尔所主张的那样，仅仅将解释学看作本体论的，而将方法论问题看作第二位的、派生的。利科尔认为，解释学不仅是本体论，同时也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因而应关注如何补救当代解释学在方法论上的“迷失”，努力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解释学作为哲学本身，为现代西方哲学提供一个新方向。
利科尔是法国现象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注：Cf.H.Spiegelberg,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Chap.12,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0.），他致力于寻找一条认识现象学和解释学亲和关系的道路（注：Paul Ricoeur,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ed.and trans.by John.B.Thomps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在他看来，解释学和现象学既有共同的视域，即将“意义问题”作为核心问题，又有共同的论题，即“意义的本源先于语言”，同时还因为现象学是解释存在的哲学，现象学方法不可避免地将成为解释学方法的重要参照。
主张将解释学“嫁接在现象学”上，并非是利科尔的专利，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很早就迈出了这一步，提出了“解释学的现象学”。但在利科尔看来，海德格尔走的是一条“捷径”(the short route)。因为海德格尔本体论解释学根本不讨论具体方法，而是一下就直接达到了本体论的层次。事实上，理解的本体论只有通过方法论的探讨，经过认识论的层面才能最终抵达。理解的本体论和解释的方法论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加以统一的。利科尔抛弃了海德格尔的“捷径”，采用“远道”迂回曲折的方式，走上了一条折衷融合的“第三条道路”，以开辟当代解释学的新景观。
总体上看，利科尔的解释学理论分为三个层面：1.文本理论；2.适用性与疏离性；3.据为己有和反思性。三个层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1.文本理论。
文本理论是利科尔研究的中心问题。解释学首先是一种研究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哲学，一种“关于与文本相联系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在他看来，文本既是一种符号体系，也是“语义上凝结的生活表现”，或生活意义的客观化。他吸取日常语义学派奥古斯丁等人的语言行为论，认为语言是生活行为的形式。人们理解文本，不只是从心理上重建原作者理智的理性活动，而且是超越作者原意的创造性活动，并最终通达一种“可能的存在”。
文本是以文学、语言形式固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文本的自律性”，文本意义有着自我生成能力。写和说都是实现言语的合理形式，但是通过写而实现的言语具有一系列特征，使得写的语言完全不同于说的言语。
首先，在“说”的言语或文本中，说话者的意向和说出的话的意义常常是重叠的、同一的；而在“写”的言语或文本中，说话者的当下性不复存在，只有文本自身的意义，文本成了独立存在的东西。
其次，在说的言语或文本中，听者是预先由对话的语境关系所决定的；而写的言语是面向求知的读者，潜在地面向任何能阅读的人。因此，文本同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条件无关，人们对它可以有无限多样的阅读方式。然而，文本与它的读者又并非完全脱离，文本的意义和重要性是从文本与它的读者的辩证关系中派生出来的。
第三，文本不受直接指称的限制，因为文本没有口语指称那样明晰确定，它不指称一种既定的事实，而指称一种在解释过程中展开的可能性，使人可以从一个“既定世界”进入一个“可能世界”——文本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利科尔将解释学和“文本理论”联系起来，是有目的地限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予以解释学的那种广阔性和普遍性，从而达到把本体论的解释学与方法论、认识论的解释学融合为一的目的。这样，“回到文本”就是重返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基点，关注由文字固定下来的生命表达形式——文本。当然，利科尔也没有忘记伽达默尔对理解的历史性的重视，强调文本对人类存在历史性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意义的形式结构。文本世界不同于现实世界，然而，通过文本的解释使我们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开始自我反思、自我认同和自我理解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解释学与作为本体论的解释学有可能统一起来。
利科尔在《解释学与人文科学》的“文本是什么”一章中说：写与读的关系并非是言谈与应答的特殊情况，也不是简单的话语关系或对话状况。阅读通过作品与作者进行一种“对话”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完全准确的。其实，读者与书籍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关系。“对话”是“问与答”的交换，而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不存在这种交换，作者并不向读者做出反应。作者在写作之时，读者是不存在的，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作者也是不存在的。利科尔甚至说，阅读并非是与作者所谓的“对话”，因为读一本书就是将其作者看作是“已经死了”，是死后发表的书。因此，当“作者死了”的时候，读者与书的关系就变成了完全的或是完整的了，因为作者不再应答或强求原意的把握，只剩下读者去阅读著作本身的活动。
显然，利科尔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晚于写作的读书，仅仅与作者具有一种松散的关系，而并非一对一的对等交谈的关系。同样，晚于言谈的书写，也可能表现出作者真正的内在精神。换言之，书写是一种可以与谈话平行的现实，甚至是一种中断了谈话的思想交锋，所以书写最终就是一种说话意象的话语，一种说话所直接形成符号的标记。利科尔像德里达一样，反对“语言是第一性而书写是第二性”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元对立论，他并不将书写看成言谈的衍生物，而是强调书写的自律性和书写自身的独特价值，因为他坚持，书写禁忌的解除就是真正文本的诞生。因为说到底，语言不管是说出来的，还是写出来的，都是人在说话，所以，当作者完成作品之后，作品或文本就成为一个自主的本体存在，可以单独地与读者进行对话，而它与其背后的作者关系已经不再重要了。
文本的根本特点在于，其书写保存了话语形式，成为一个有利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文化档案”。进一步说，文本从口头情境中挣脱出来以后，已然具有了语言和各种相关的主观性的关系，包括作者的关系和读者的关系的真正变动、文本的不确定状态等，使它似乎处在语境之外，又似乎处在语境之中。正因为消隐了语境的关系，所以每一篇文本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到与其他文本的复杂的网络关系中，所以，文本对其他文本的关系和语境的消除，产生了文本和文学的“准语境”。这无疑影响到话语本身的一种变化，即当指称向着显示行为的运动被文本中断的时候，词语开始在事物面前消退，书面词语成了“自为的词语”。也就是说，当抹平了一个人所谈到的现实世界之后，文本与文本的关系就产生出文本的“准世界”或虚构的“文学世界”来。
利科尔在《引喻与解释学的中心问题》中强调：“文学文本创造了一个可能的世界”。文学不仅是在依顺或满足一个现实世界，相反，它可能是在限制日常真实世界中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话语世界。一篇作品并不仅仅是其时代的“镜子”，它还敞开了一个孕育在自身之内的“新世界”。就本质而言，文本的意义并非是作者的确定的意向性或者是他以往的体验，文本是对于那些不断从它当中获取新的信息、新的体验的人的新意义之源，文本努力把我们拖进这个意义网络之中，使我们处在一种阐释学的意义结构中，即走向文本意义解释之路，将文本的行为看作是一个客观解释的无尽过程。
2.适用性与疏离性。
利科尔既不同意回到狄尔泰的完全的、纯客观的阐释立场上，也不同意回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所谓阐释的循环性(circularity)的圆圈上去，当然也反对停留在结构主义方法的直线性(linearity)上，而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学的“弧线”(arc)理论。要求在解释的趋近与疏离、主观与客观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辩证的态度。
那么，如何保持呢？利科尔强调其解释学的“适用性”(applicat-ion)，既对文本进行严格的解释，又避免心理主义的专断性的解释学策略。但这种结构主义方法和本体论解释学所产生的“解释的冲突”，为利科尔设立了难以绕开的困难。利科尔认为，自己的“解释学之弧”是依据“适用性”原则而得以展开的，因为适用性原则包含着解释者与文化和历史距离之间的斗争。正是通过当前的阐释的相关性，才有可能克服这种阐释的时空距离。换言之，通过这种挪用式阐释，既非完全回到一种纯客观的结构主义上去，也非回到本体论解释学的主观性上去，而是在这之间形成既非直线，也非圆圈的一个解释学“弧线”，从而使得世界与主体相关联之时逃离主观性陷阱而具有相应的客观有效性。在此意义上不妨说，“适用性”成为“解释的目的”，是解释学之弧的终点。
一切解释的目的都是要克服文本所属的过去的文化和时代与解释者本人之间的疏离和距离，使自我和文本具有同代性，从而可以同化文本的意义，即使它成为向自己敞开的意义。解释通过对他人的理解，去追求深入理解自我的途径。所以利科尔主张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即理解事物现象的条件是同人的主观性结构密不可分的。理解和解释不在于要把我们有限的理解能力加在文本上，而是向文本敞开自己，从中接受一个扩展了的自我。当文本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再次成为读者的一个话语事件时，解释活动方能完成。
当然，在我看来，利科尔力求在解释的直线与曲线之间达到某种中立，愿望是好的，然而事实上却是很难达到的。利科尔的解释学之弧始于客观的解释，又属于解释的具有主体性的挪用，当解释学之弧突破客观主义的时候，当它不断随着读者的阐释、心理和情境而变化时，“理解”也就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语境和情境也必然随之变化。所以，这种解释学“弧线”仍然在背离“直线”的客观性，而日益趋向于阐释的循环的“曲线”。如果说“适用”主要是解读者解释的主观性影响了客观性，即它不断地在阅读中挪用部分意思，并叠加上自我的意思，那么，疏离性(distanciation)却与适用(aneignung)有相当的差异。
疏离性是这样一种解释的态度，它使得人文科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客观化解释成为可能，但是这种疏离和冷峻客观的态度，又破坏了人们参与到历史现实中的那种原始的亲和关系。这种主体客体之间的疏离性，必然会为自己的客观性而付出代价。这种在逃离疏离性与参与疏离性之间的选择，其主要困难就在于文本的困难，因为，文本更像主体之间相互交流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展示了人类经验的历史性和真实性特征，即在距离中，并通过距离在一种疏离感中进行交流，它不可能完全达到亲和统一，而只有通过这种距离达到相对客观的对话。就此而言，利科尔的“疏离性”表现为四种形态：1.通过所说的意思达到对所说事件的超越；2.涉及到铭写的表达与原说话者间的复杂关系；3.注重铭写所表达的与听众间存在的意义的差异；4.把文本从表面“指谓”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进一步看，利科尔还围绕几个重要主题来深入解释这些问题，即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话语的语言实现问题、结构性话语的实现问题、在话语中和在作品中说与写的关系问题、语境的影射话语的作品问题、作为自我理解中介的话语和话语的作品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及其理论特点并置在一起，就铸成了恪守文本的标准。
不难看到，在话语作品中，语言的客观化、疏离化构成了作品中话语的先决条件，即文学是由书面词语组成的，作品是客观的、第一位的。但是，话语、作品、书写这三者的合一，仍然使我们看到了解释学问题的一种意义中心。为了逃离那种主观的阐释立场，也逃离纯客观的立场，利科尔在适用性和疏离性之间力图达到一种平衡，把客观化和理解放在了自我理解的中心位置。而在所有这些分析的层次上，疏离性是理解的前提条件，没有这种距离感，理解就会造成近视性偏差而走向主观体验性。也许，这就是利科尔“解释学之弧”理论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3.据为己有与反思性。
利科尔注意到，有一种支配解释方法论的关键的理念，关系到一个文本向某一个人说话的方式，同时还关系到阅读的顶点或阅读的终结的意义问题。这一理念就是具体的读者将本文的意义“据为己有”(appr-opriation)。在利科尔那里，疏离性与据为己有都关涉文本对某个人说话的方式，在这一方式中，意义的客观化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必要的中介。作为中介，它又要寻找一种更具有存在特性的补充性活动，在利科尔看来，这只能是意义的“据为己有”。
“据为己有”是德文词"Aneignung"的翻译，其意为使先前导己之物成为自我之物或为我之物。这使解释学的目标不再是还原历史，而在于同文化的距离和历史的疏导作用做斗争。解释学促成了历史之物的当代阐释性和意义领会性，解释把不同时代的文本放置一处，使它们向解读者展开。只有当解释为了目前的读者的意义具体化，这一目标才能达到。“据为己有”是通过主体的解释对文本加以“具体化”，它代替了对话情景中的原意应答，就像“揭示”或“去蔽”代替了对话情境中的原本所指。只有当阅读把文本解释为一种事件，一种话语的当下现实境况，解释才是有效的。“据为己有”使解释本身变成了一个意义揭示的“事件”。在《解释学与人文科学》中，利科尔认为，这一事件是“由具有一种反历史特性的文学批评或文本批评提示的时间的疏离性的对等物”。“据为己有”说明阐释总是对对象的一种占有活动，所以，解释理论不仅要求一开始就不考虑“指谓”关系，而且把主体性搁置一旁。
主体和客观必须从属于“隐喻”关系。利科尔强调，在解释理论中，主体，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主体，只是在文本中扮演某种角色，因此，在解释之初可以将主体性置之不顾，而在解释过程中，直至最后一刻才返回到“自我”，即从那种扮演角色的“他者”中回到自我，理解才成为自我的理解。利科尔借用伽达默尔的“游戏论”来作为据为己有的存在的模式分析的支点，并分别讨论了“作为游戏的启发性虚构”，“游戏形象的作者”和“游戏形象的读者”等问题。他指出，不管是谁，只要其参与游戏也就成为游戏中人，游戏的规则把他改变成为游戏者，规定了来回运动的原则并划出了游戏事物的边界。游戏终于瓦解了日常理性功利目的的严肃性，使主体忘掉了自己身之所处，仿佛成为了另一个人。而一旦回到严肃的现实性中，主体性又重新获得。这对解释学的理解问题而言，已然说明一部著作对世界的展现是一种游戏性展现，在游戏的摹仿中，世界被以另一种方式呈示出来。
日常现实被搁置起来，每一个人都成为了他自己，并在其游戏中表现出最为深刻的本质。艺术与此极为相象，艺术废除了未变形的现实，使虚构之境反倒成为真实本质的呈现。这就是为什么趋向本质的诗，比保留着故事的历史更具有哲学性和真理性的真实原因之所在。
放弃自我并在文本中寻找自己，重新发现一个新我，是据为己有的最根本的“一瞬”，这使它同其他任何形式的据为己有相区别。阅读既是将意义据为己有，又是对文本对象的一种意义剥夺。据为己有与揭示意义之间的连接是解释学的基础，它改变着对象也改变着自我。据为己有并不包含有一个心灵与另一个心灵之间的直接一致性，因为没有什么比与一个文本打交道更少主体之间的对话的意味了。利科尔以此来批判了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论”，认为在这个“融合”过程中，文本的观念性仍然只具有中介成分。
据为己有是一个过程，通过它对新的存在模式的揭示，为主体提供了新的自我反思能力和观点。文本的“所指”是一个意义世界的投射，读者从文本中接受一个新的存在模式，扩大了自我反思的能力。
解释最终只能在言语事件中完成，这意味着“解释的冲突”是不可克服又无从逃避的。人只能通过据为己有的方式去阐释对象，在阐释对象中阐释自我与世界。尽管文本解释的手段是方法论的，但它的目的却是本体论的。语言的本质就是要抛弃符号的基本意向，超越符号形式自身，而在意指之物中抑制自己。
可以说，解释学通过对语言符号进行语义分析，对“隐喻”(meta-phor)和意义进行“反思”(reflection)，从而超验地理解世界本体和“自我”(ego)存在。利科尔据此指出：在语义学层次和本体论层次之间，还有一个“反思层次”，反思是理解文本符号和自我理解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自我理解则是解释学的最终目的。利科尔之所以用“反思”来沟通语言与存在，是因为在他看来，反思是一种批判，即“我思”只有通过阐释生命记录的曲折道路，才能获得对生命意义的揭示。个体事先无法认识自我，自我只是作为解释的结果被发现的。
反思是自我反思，又是具体的反思。它必须从解释一个特定的传统文化产品开始，这使反思成为社会历史学科的重要审理方法。“反思必须成为解释，因为除了散布于世界上的符合，我无法掌握存在的行为。”（注：Paul Ricoeur,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p.18.）只有走出自我，才能获得自我，只有通过对对象和行为、象征和符号的理解解释，反思才抵达真正的自我。“反思哲学”是要在人存在的本体论基础上来体认自我和把握自我。这种反思性存在成为自我意义生成的基础。
利科尔的反思，既不同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意识内在因素的反思，也不同于梅洛—庞蒂的在直接知觉中所呈现的现象领域的反思，而是一种对文本意义的反思。在他看来，阅读的功效在于它有能力把文本的他在性变成一个为我的话语事件，而文本在阅读中的实现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阅读的可能性在于文本本身，读者是由文本的行动形成的，意义不是产生于读者的行动，而是产生于文本的行动；2.阅读联结了作为话语的文本和作为新的话语的阅读，通过阅读，读者与文本融为一体，产生出新的理解视界；3.阅读是一种游戏的形式，阅读中想象的变形以一种游戏的方式将自我送往一个更深的自我，在这“游戏”过程中，文本揭示了比日常世界更为真实的人类存在世界——一个可能的世界，亦即自我理解的境界。
利科尔的解释学在经过语义学层次和反思层次后，最后进入本体论层次。在这里，语言问题和反思主体问题最终都导向“存在问题”。但利科尔理解的本体论并非像海德格尔那样是一个既定事实，而只是一个趋近的目标。他的本体论没有脱离解释，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中。
尽管这样，利科尔也避免不了各种解释学之间的“内部冲突”。各种解释的本体论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并非同一种本体论结构，但这种存在的统一形态只存在于各种解释的辩证关系中。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统计表式的本体论永远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希望之乡”。“存在”只有随着各种解释的过程才得以揭示，这表明解释学方法论的多样性和本体论的多元性，这种多样性和多元性又表征出存在的无限丰富性。把方法论与本体论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坚持它们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原则，就使得解释学始终对存在保持开放，而这正是解释学普遍性的先决条件，也是利科尔现象学解释学的独到新颖之处（注：Cf.P.Ricoeur,Critic-al Hermeneutics:A Study in the Thought of Paul Ricoeur and Jurgen Haberm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三、隐喻与象征
从“文本理论”出发，利科尔非常关注“隐喻”问题。在此问题的研究上，他不仅有专著《隐喻的规则》和论文《语言的隐喻使用》，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即《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在这篇文章中，利科尔提出了有关“隐喻”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利科尔的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弄清人类两种主要语言即“科学语言”和“诗歌语言”互相转换的问题，进而揭示二者互斥互补的话语功效。
介于科学语言和诗歌语言之间的是“日常语言”，它既不象科学语言那么严密，又不像诗歌语言那么抒情，而是二者之间的中介，同时也是二者的一个现实参照系。现实中的语言往往具有一词多义性，而一词多义性并不是语言的陷阱，相反是语言的张力。一词多义往往具有一种功能结构，它的含义越多，它所潜在的“意义螺旋体”就越大。
一词多义所具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在人类交流中具有一种直捷性的特点，人们可以在现实中根据上下文选择出多义中与一定的论题和目的相一致的某种含义，这样，可以去调节语义并正确地把握文本的真实意义。然而，一词多义又具有很大的麻烦，它带来言语的不确定性和歧义性危险。歧义性使得“误解”、“误读”成为意义交流中挣脱不开的阴影。
为解除日常生活中这种歧义的一词多义的困境，利科尔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法，一是科学语言，它可以定义为系统地寻求消除歧义性的科学话语策略；一是诗歌语言，它从相反的角度出发，保留歧义性以使语言能表达罕见的、新颖的、独特的、非公众的体验。这种利用歧义而不去消除它，反而是去推崇它的做法，是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和人文话语策略。它不仅保留并且创造了歧义的程序，并在艺术系统中生成新的语义连接网络。
在诗歌中，语言被看作待加工的材料。换言之，词语在诗歌中所意指的与其在散文中所意指的完全不同，一种熠熠的光辉萦绕在它们周围，使它们具有一种独特品质的美学原则，就是“隐喻”。意义在隐喻中已经被置换被转移了，现实中每个隐喻都是一首小诗，而一首诗则是一个大型的连续持久的隐喻。隐喻往往造成一种话语操作式的意义交错，如“时间是一个乞丐”一句中，“时间”和“乞丐”这两个词，都经历了将它们并置一起的论断性操作所产生的意义交叠，从而使语境超出了日常语言范围。
在诗歌的上下文语境中，每个词都发现了更多的附加的新意义，使得它与其他词一道构成一组全新的意味。就此而言，诗歌文体的目的就在于，把摧毁形式的荒谬转化为超意志的荒谬。正是读者才可能从阅读中选择并保证这些词语作为一种新意义的统一体，而形成一种完美的“隐喻”。所以，在利科尔看来，诗歌是这样一种语言策略，其目的在于保护人类词语的一词多义，而不在于去筛除或消隐它；在于保留其歧义的张力，而不在于拒斥和禁止它。
诗歌语言并非仅有单纯的意义系统，而是横跨或建构了几套意义系统，由此可以推导到同一首诗的几种不同的阐释的可能性。“隐喻”只是在出现语义冲突的时候才出现或存在，其网络以一种持久的方式，使诗歌成为一个连续持久的隐喻。利科尔把这种隐喻网络的一致原则称之为“诗的象征”，这一象征具有双重意义的表达方式。
探讨隐喻和诗的关系，并非利科尔的目的，利科尔要审理的是通过这种探讨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种歧义的策略和歧义话语具有怎样的形态？通过诗歌的言说，人究竟要追求什么样的阐释的意义生成？人类在科技时代借助诗歌究竟想怎样拓展自身的话语系统？利科尔的回答是惊世骇俗的——诗歌没有说出任何东西，它取消世界，诗歌将现实话语悬搁起来，并不教给人们任何关于现实的词与物的对照法。只有科学的陈述，才有现实的对应性和经验上可证实的意义，诗歌是不可证实的。
利科尔进一步指认，每首诗、每一件文字作品都禀有一个世界，都呈示一个世界——作品的世界。这是我们能居住其中的“可能的世界”。要去理解这种世界的不寻常的意义，我们必须恢复充分的想象力。每首诗、每一件文字作品都展开了一个世界神话的新假设，提出一个新世界的构图。诗歌表达人类最为本质的感情，没有什么比感情更具有本体论性质，凭借本真的感情，我们才能以新的生活态度人性地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诗歌把世界当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来审视，它以不同的方式构造并重铸出我们的生命态度。诗歌谈论真理，但真理在此不再意味着可证实的，而是不断生成展开的。诗歌维护了真理的理想状态，人类需要科学，更需要诗歌语言。正如利科尔所说，哲学家并不去冒充诗人，他分析、创造、理解生命。在文学中，诗意的创造和理解将我们引向了诗歌的门槛，一旦登堂入室，哲学家就向欢迎他的诗人致意，然后就沉默不语而悠然意远。也许，这就是利科尔向我们阐释的关于他的诗性哲学和哲性诗学的意义之所在。
总体上说，利科尔的解释学显示出这样一种认识：人类有限的本体论仍然是哲学思辨的视野。解释学作为当代哲学是真正向文本意义和人性理解开放的。利科尔的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封闭的体系，他的思想不受某种正统观念或某个已经出现的学科领域限制。他的著作包含着诸多人类思维传统的积极成果，从解释学和现象学到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这些积极成果被融进了他那富于创见的、独特的见解中。他将人文科学的诸多方法和研究成果引进解释学这一努力已经表明，作为一种文化的解释学本身有着宽广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