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与创新政策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06年年会学术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经济论文,自主创新论文,中国论文,新进展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9月28—29日，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06 年年会暨自主创新与创新政策研讨会在天津举行，由天津商学院承办。本次年会是本学会由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更名为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以后的第一次年会，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大会共收到论文150余篇，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200余人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主题报告、专题研讨、集中评论和自由发言相结合的方式，就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和工业经济的若干热点问题和“自主创新与创新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一、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问题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房维中作了题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和工业经济中一些问题的思考”的讲演，着重谈了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看法。当前中国经济是不是过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否认过热的主要根据是中国经济高增长而没有出现高通胀，也没有出现高通缩。房维中认为，当前的高增长是在“三高（高消耗、高污染、高成本）”情况下的高增长，这种增长令人担忧，不能用高增长、低通胀来解释经济并不过热。因为经济过热的主要根据是建设规模过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严重不平衡，难以持续。而且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有一个滞后期，等到出现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再去制止经济过热那就晚了。因此，房维中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是过热的。其理由归纳如下：一是从历史教训来看，历次经济过热都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而引起的。我国经济经历了四次过热。第一次是1958—1960年的3年大跃进，第二次是1977—1978年的新的大跃进，第三次是1984—1988年的追逐经济提前翻番，第四次是1992—1994年的大干快上，这四次经济过热的原因都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财政赤字增加和银行货币投放过多，造成通货膨胀而引发的，最后都不得不进行调整。而这一次出现的问题和前四次不同，确实没有出现资金不足，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而是出现了对资源的无序和过度开发，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出口过多，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二是从当前经济过热的主要标志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出现了过热，出现了过度和无序扩张。“十一五”规划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面转入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转变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并导致环境恶化的增长方式，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2006年国家计划将固定资产投资预期的增长速度由2005年的25.7％下降为18％，GDP增长率由10％降为8％，同时要把单位产值能耗降低4％，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2％，这是实现国家“十一五”战略意图开局之年所做出的整体安排。但2006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出现了过热，出现了过度和无序扩张。
房维中认为，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基本上不是来源于经济因素，而是来源于多数地方政府为了在“十一五”期间继续追求过高增长速度掀起的新一轮的大干快上。许多地区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都延续了2003年以来提出的奋斗目标，各省都把加快发展作为主旋律，为了坚持加快发展都坚持狠抓项目不动摇，坚持以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制定出一个招商引资的大摊子，有的项目招商引资由地方政府首脑直接负责，大大的强化了招商引资的力度，直接指挥了资源的配置。这种地方政府代替市场主体，把市场行为变为政府行为的招商引资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并使固定资产投资陷入极大的盲目性。这种以行政为主体的招商引资实际上是破坏了体制改革的成果，这是一种逆流。
房维中认为，经济过热形成的原因，其根源在于体制和机制，即中央的宏观调控权和地方的计划制定权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中央制定的全国计划和地方制定的地区计划的预期目标不一致，各地区执行的是地区的计划而不是全国的计划，全国计划往往被架空。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因与地方利益相冲突而难以做到令行禁止。由于市场不能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央对市场经济采取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措施就无法发挥应有作用。
房维中认为，随着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各地以行政区划为界，画地为牢、自成体系的计划体制也必须改革。应该让各地区政企分开，让市场自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地方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再去制定无所不包的地方计划，再去规定地方全面核算的GDP增长指标，地方只能制定依靠地方财政支付的建设计划，以及由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相结合的公共服务计划，切实把政府的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二、关于创新理论问题
关于创新理论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是本次会议研讨的热点。南开大学王述英教授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兰庆新博士在分析集群动态创新能力的内涵、特征的基础上，认为动态创新能力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产业集群只有进行适应市场变化和技术要求的、不断的系统动态创新，才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一是因为集群动态创新能力使产业集群具备持续异质化优势；二是集群动态创新能力是克服集群静态优势刚性的必要能力；三是只有知识技术、学习、网络、市场及四维整合而形成的集群动态创新系统及能力，才能真正实现集群持续竞争优势。
服务创新是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自主创新起着推动和支撑作用，也是创新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方面。天津商学院刘书瀚教授和李海伟博士认为，服务创新可以对自主创新在科技、人才、资金（主要是R&D）投入方面起到保障作用，同时对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起到示范带动作用，进而促进整个社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需要加快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来促进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我国服务创新滞后的原因在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服务业的产业化不足，影响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严重不足，垄断经营限制了其竞争力的提升；市场在服务业的资源配置中还没有发挥基础性作用。促进服务创新发展进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是：在制度建设上把知识产权战略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产学研体系方面要注意搞好产学研的分工协作；科研体制上理顺利益关系等。
创新的含义在理论界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东华大学高长春教授和杨勣博士生运用演化博弈理论，通过对创新含义的历史的归纳，以及演进博弈中变异的研究，提出了创新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的一种新的解释，即主动变异的解释，他们认为，这种解释一方面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是建立在人的社会属性基础上，这种解释的确立，对于现实中促进创新的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既往的研究在成本不对称对企业R&D投入和产量决策行为的影响方面注意不够。东北财经大学候强博士在对成本不对称条件下双寡头R&D合作行为分析后认为：①R&D的总投入程度与企业成本系数成反向关系；②不论在哪种状态下，低成本的企业有较大的R&D投入倾向；③在不合作和半合作状态下，根据企业R&D投入的反应函数，在β＜0.5（β为溢出水平）时，反应曲线向上倾斜，反之则向下倾斜，而在完全合作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状态下，则是始终向上倾斜的；④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当外溢程度较低时，完全不合作是次优状态，外溢程度较高时，半合作状态为次优状态，不论外溢程度如何，完全合作即垄断状态均为最差状态。
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立君教授、石军伟副教授认为，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陷入争论的原因之一，是研究者们过于将重点放在市场结构的选择上。他们引入社会结构因素来解释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认为企业是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行动者，因此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是一种社会行动，它会受到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作为一种结果，社会结构会影响市场结构从而两者共同作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山东大学臧旭恒教授在评论中指出，王述英教授的论文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集群动态创新能力指标评价问题，建议将有些指标进行调整，使得三级指标更多地反映动态创新，而不只是一种静态创新能力。刘书瀚教授的论文认为，服务业创新与服务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应该更进一步研究服务业创新与一般的产业创新有什么不同，探讨服务创新与自主创新的关系。第三产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达70％，而我国不到40％，我国服务业创新与自主创新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服务业是如何制约我国自主创新的发展等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以往在谈到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时，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有利于技术创新，还是寡头垄断的市场更有利于技术创新，这个问题国内外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在这个问题讨论上好像陷入了困境，石军伟等人的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即在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之间加入一个社会结构来重新解释市场接轨、社会结构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是很有意义的，但这里还有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明确市场接轨、社会结构与技术创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或者说从社会结构这个角度来重新解释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界定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干春晖教授认为，王述英教授的论文提出了一种动态创新能力的概念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还详细的指出了评价的指标体系。但这些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得怎么样，实施得怎样，有没有去应用过，应用评价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套办法的缺陷，评价的结果如何，等等，需要进一步探讨。刘书瀚教授的论文研究了创新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服务业的创新，它不仅自身是一种类型的创新，同时也为其他的创新降低了成本，特别是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创新制度的成本，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服务业创新与一般讲到的创新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服务业创新发生条件跟其他一般意义的创新发生的条件有什么不同？另外，服务业的种类非常多，能否把服务业的创新分一下类，因为服务业千差万别，能否考虑分为消费性服务业创新和生产性服务业创新。高长春和杨勣的论文讲到用进化论的方法来研究产业组织中的博弈双方，从而来研究整个产业演进的规律。侯强的论文模型是对AJ模型非常好的扩展，而且这个结论用来解释企业的创新行为，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例如，R&D总投入程度与企业的成本系数成反向的关系；又例如，无论在哪种状态下，低成本企业有较大的R&D投入倾向；还有，他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当外因程度较低时，完全不合作是次优状态，外因程度较高时，半合作状态是次优状态，无论外因程度如何，完全合作即垄断状态即为最差状态。石军伟等人的论文提出了利用社会结构这样的变量和因素来分析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这完全不同于我们原来用市场结构因素来解释。但是，这个东西嵌入到这个框架里面，它是如何嵌入到我们原来框架里面？这个变量，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样的？原来我们都知道运用市场结构情况下，不同市场结构类型对企业创新的动因以及企业福利的效应是不同的。那么，现在引用这个社会因素，而且提出了许多变量，这些变量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它的这种作用和传导机制以及和原来的那个市场结构因素，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从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提出点评意见，认为创新经济学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演化经济学是产业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所以要建立一个演化产业经济学。目前，产业经济学没有把演化经济学，特别是像熊彼特经济学的关于创新产业研究纳入到里面。现在的产业经济学基本上仍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贾教授提出一个演化产业经济学的概念，即认为应该把演化经济学研究纳入到产业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中，包括对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的研究等。贾教授认为，王述英的论文强调了动态创新是产业集群持久竞争力的基础，这是十分有意义的。现在浙江一带的企业由于劳动成本比较高，开始制造业外移。但是，为什么很多发达国家，如意大利的服装为什么没有外移？因为这不光是商务成本（地价、劳动成本）所能解释的。有许多传统产业在发达国家的工资成本是很高的，它为什么能有竞争力？实际上，这说明创新是一个不竭的动力，创新实际上抵消了许多商务成本上升的影响。建议创新指标里增加一个组织创新，因为动态创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自主创新的一个组织。针对刘书瀚等人的论文，贾教授认为，服务创新如何起到一种推动和支持作用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制造业。高长春的论文是将创新引入到演化经济学中，突破了演化经济学存在的缺陷。但有一点是它忽视了变异，特别是有创造性的主动的变异在人类社会演化中的作用。石军伟的论文考虑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对创新的深刻影响，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是企业创新技术系统这个提法是否正确？二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作用是什么？
三、关于创新组织问题
企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山东大学杨惠馨教授和刘璐博士借助生态学中生态位的相关理论，分析了企业在集群中结构的位置的不同，对企业成长的不同作用，认为企业成长是企业基于自身资源条件以及通过对环境的影响力转换为自身条件而获取的环境适应能力的提升；集群中企业成长与企业生态位有关；不同类型集群中企业的优势生态位是有差异的；网状型与中卫型两种企业集群不是完全隔离的，集群内企业之间存在多种关系。
江西财经大学卢福财教授和罗瑞荣博士从创新的社会性出发，探讨了社会创新组织体系出现的必要性，并对社会创新组织体系的框架进行了分析，认为企业家已经成为实现组织创新的主体，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组织创新的核心动力，构建基于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创新组织体系是实现组织创新协调性和计划性，促进组织创新的必经途径。
暨南大学张耀辉教授和吴润琼认为，企业家预期能力是成为企业家必需的能力之一，而有理性预期能力的企业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最活跃力量，如果能够消除创新的不确定性，就能够实现自主创新。
复旦大学施中华博士和白让让博士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和实证分析，认为跨国公司在研究开发、市场营销和品牌声誉上具有巨大优势，跨国公司的产品线竞争不仅恶化了本土企业原有的市场竞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土企业的品牌延伸产生了挤出效应。改变这种困境的政策选择是：对本土企业的研究开发，自主产品生产和销售以及模仿性创新予以政策扶持；鼓励大企业集团的自主创新，从组织结构、资本经营和对外投资等环节支持几个大企业集团的技术引进、海外兼并；对跨国公司的超国民待遇予以纠正，抑制其通过产业链对本土企业的双重挤压。
上海财经大学干春晖教授运用一组评价指标考察了上海现阶段的城市创新能力水平，并与国内外若干大城市进行了比较优势分析，认为上海与国际上比较成功的创新城市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较之国内城市的优势在于创新的吸收转化能力，管理能力和产出能力；认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提高“原生型”创新能力；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快制定自主创新发展战略规划；以我为主，整合全球技术资源。
天津商学院吕明元副教授和广东商学院何晓光博士分析了天津先进信息产品有限公司反映出的跨国投资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情况，拉动本地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的情况，企业体制及经营环境状况，得出了天津滨海新区产业发展中自主创新与技术溢出双重不足的结论，并认为天津滨海新区产业发展要强化地方产业政策对本地创新力量和创新环境的培育、加强天津地方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提高产业集聚水平，形成相互关联和支撑的产业群落集约优势。
浙江大学姚先国教授在点评中认为，创新不仅要有一种精神和冒险的意识，还要有这方面相应的能力，如何提高这个能力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现在各级政府都非常强调和重视自主创新，但姚教授担心中国的企业家要被宠坏，企业家的创新才能不是开会喊出来的，不是政府的优惠政策哄出来的，现在我们有些企业做得稍微好一些，马上用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做大做强，稍微有点不满意，马上威胁我要撤走，然后政府就会对很多不合理的行为包括对劳资关系都听之任之，看起来好像是扶持了这些优势企业，实际上是宠坏了他们。韩国已经有这个教训，拼命的扶持大企业，最后金融危机使它们经不起折腾；美国则正相反，试想如果比尔·盖茨的企业要是在中国，中国的政府会怎么办，那它的地位可能比皇帝都要高，可是我们又想像不到比尔·盖茨在美国照样被质检、被约束，正因为我们现在对企业采取的是不公平的竞争，包括国外企业一直享受我们的优惠政策。这对我们的自主创新实际上好处很少。如果我们采取宠的办法，是打造不出有真正竞争力的企业的。
北京交通大学赵坚教授认为，创新的概念和主流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它提供了另一种经济解释，创新的这个主题一直没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变化非常快，包括像熊彼特的概念，奥地利学派，交易成本理论，特别是诺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包括企业能力理论，以及基于资源的企业经营理论和演化经济学，已经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大学里非常发达，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可能正处于取代主流经济学的转换期，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个新的研究范式一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和基本的原理，二是对其理论做更好的、现实的解释，三是有一套解题方法，即处理问题的方式。现在对创新有不同的说法，国外把创新分为渐进的、激进的，分成结构性的和模块化的等，但是什么叫创新，实际上在理论上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创新再和能力结合在一起，创新能力究竟是什么概念很难说清楚，我们用什么指标来评价也很难。创新能力的高低，很多都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比如说像汽车工业，现在提出要高起点、大批量，这就逼迫着我们的企业都要找外资合作；再如，修铁路，现在要搞300公里／小时的高速，而我们的所有的机车车辆企业和施工企业，都没有技术积累，那么只能买，谈何自主创新。我们的政策都是矛盾的，一方面鼓励自主创新，另一方面有些政策又在压制自主创新。因此，在自主创新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研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政府职能，企业家怎么形成，不是捧着企业家，你成功了你就干，你不成功了你就别干，这就是市场经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戚聿东教授认为，自主创新主体不是政府。既然政府不是主体，节约型社会也好，创新型国家也好，社会城市开发区企业也好，都是抽象的，我们在现实当中必须要扎扎实实地把这些创新落实到人身上。
四、关于创新实践问题
利用理论解决实践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落脚点和归宿。东北大学李凯教授和王秋菲博士依据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模型，利用中国1996—2003年的面板数据对八大经济区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实证研究，并对中国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收敛性做出了分析。他们认为，我国沿海区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区域企业创新能力较弱。同时由于区域间存在技术扩散和制度推移现象，区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收敛现象。
山东大学徐向艺教授和郭妍博士采用DEA方法，测算了2000—2004年我国29个省市区的区域创新系统绩效，并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区域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认为近些年我国多数省份的创新绩效水平较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明显；中西部地区，全国平均绩效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研发经费比例对区域创新系统绩效均有较大正向影响。
澳门科技大学朱倩、刘成昆和南开大学刘宝成博士提出了在现行科技环境中政府对企业创新项目的支持并不能必然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假设，并以某地方政府支持的多家大型工业企业创新项目近3年的数据为基础，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研究的结果验证了假设，即政府连续3年的等量资助创新项目并不能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浙江大学汪斌教授和候茂章博士从生命周期角度，对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理论研究，并以浙江杭州的典型产业集群为样本，对两者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分析。上海理工大学刘继云教授、李红博士和孙绍荣教授在文中分别建立了基于随机网络、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的创新扩散模型，得出心理阈值、人群的网络结构、初始采纳创新群体的规模和特点影响集群创新扩散的规律的理论，影响这些因素可以改变创新扩散路径，从而为提高产业集群的创新效率提供了新思路。东北财经大学孟韬博士提出了中国资源型城市利用产业集群的模式，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途径：①着重培植区域的合作创新网络；②增强集体学习机制，建设学习型区域；③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三种类型的产业集群；④形成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的互动。
西北大学白永秀教授在点评中认为，创新有三个层次，一是知识创新，二是技术创新，三是产业创新。其中产业创新是最重要的，没有产业创新的支撑，其他都是空的。作为一个城市或地方，发展的载体就是产业，没有产业不可能发展。例如，西安就是产业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它的知识技术创新就落后了。其原因是制度方面的“两张皮”现象，即中央驻陕单位的科研力量和陕西地方是两张皮，陕西100多万科技大军中有80万是中央驻陕单位，地方管不了，不为陕西服务；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是两张皮，科学研究游离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白教授认为，现在西部每个有资源的城市的产业结构都是单一的，比如，榆林是以石油为主的单一产业，资源型的产业都是富政府的，高产值、高利润，但是产业管理度小、就业率低，这是其长期出现政府很富，居民很穷的原因。榆林现在财政收入增长是陕西第一，财政收入接近100亿元，但是榆林的农民收入却是全陕西倒数第一，这种产业是富政府的。而陕西的安康是一个300多万人的市，地方财政收入二三亿元，但是他的产业是富农民的，管理度大，就业率高，他的税收、利润都很低，尤其是农副产品加工等，所以安康农民的收入要比榆林农民收入高得多。转型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像铜川市，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开发煤炭，现在煤炭资源已经枯竭了，转型就是一个纵向延长，延长产业链由煤到电，由电到铝，然后到建材，但是还发展不了。铜川最近找到一种方式，就是关中的苹果，关中苹果全国第一，他搞了一个大的苹果产业一体化基地，这就是一个新的转型方式。另一种就是石油企业多的那些县，现在都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产业化，把生态建设搞成产业，而且产业链很长，代替原来的石油，当地生态建设已经形成三大产业链，这是最新的一种转型方式。
山东大学于良春教授在点评中认为，李凯等人的文章通过区域之间的比较分析发现问题，这比局限于一个地区的分析有长处。但在比较区域之间的创新能力时，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一个是在评价区域的创新能力时，不仅要注重数量指标，也应重视质量指标；另一个是对区域的划分需要进一步推敲，因为在我国目前体制下，行政体系对资源的配置和创新行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研究区域问题中以省区为单位的较多。而徐向艺和郭妍的论文就是以全国的省区为单位的，这种数量分析方法比较客观。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分析得来的结论是一种相关性分析，需要注意这种相关性分析和内在的因果分析的差别。朱倩、刘成坤、刘宝成等人的论文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即政府的支持和实际产生的企业创新的这种结果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政府提供的这种支持越多，那么创新的这种成果，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创新的能力，就一定会提升？在这个中间的传导机制上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汪斌等人的文章用浙江的案例来支撑了其理论分析，既有理论上的高度，也有地方的产业集群这种实例。但是这种分析是以存在为前提的，这种内在的机理到底是什么？这种地域性的创新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它的生命周期怎么持续下去？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说得再透彻一些，不仅是对江浙地区，对全国都是有普遍意义的。于教授认为，创新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一般的分析都是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新古典的分析方法。而刘继云等人的文章从人的心理的角度，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去分析这种创新的扩散、传导的机制，这个角度是比较新颖的。另外在其分析中强调了领袖的作用，这也是很有新意的。有一个问题是理论上分析的这种网络和我们现实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网络的关系问题。现实当中的影子在什么地方？和现实当中的网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孟涛的论文分析了枯竭性的城市及其衰退的原因，但有一个问题是资源枯竭性的城市，特别是像东北老工业基地，创新的主体应该怎么样去发现、培养和塑造？另外，从整个国家来看，我们需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但是不是每个地区、每个企业都能够进行这种自主的创新？
此外，南开大学杜传忠副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吴志军教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龚绍东研究员，浙江财经学院熊红星副教授等人分别就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二者之间关系、资本市场如何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提高中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其策略选择、技术标准的创新等问题在自由发言单元中作了精彩的演讲。
五、关于产业经济学今后的研究问题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郑新立在会上提出以下12项研究课题。
（1）研究当前经济运行的新特点与宏观调控的方向。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出现了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经济增长重心的北移；二是在工业增加值中股份制企业的增加值总量已经接近和超过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三是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经济增长这三个格局的变化，突出地表现为今年上半年经济的高增长是在无通胀、无通缩、无瓶颈下的高增长，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平稳快速增长的阶段。现在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是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越来越突出，二是投资率过高。宏观调控的重点要从提高投资进入的门槛、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扩大消费需求来入手进行调控。这样能使我国经济在今后5—10年，一直到2020年保持目前的平稳、快速增长的势头。
（2）研究以自主创新带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和实践。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以自主创新带动增长方式转变这样一个重要发展战略，已经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的响应，现在真正走出这样一个路子的全国大城市只有深圳。深圳已经走出了以自主创新带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子，从20世纪中期开始，就有意识地鼓励自主创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现在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从加工贸易为主向一般贸易为主的转变；二是实现了从外资企业为主向民营高技术企业为主的转变。
（3）研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多种途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三种途径：一是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二是系统集成；三是原始创新。总结各地经验，远远不止这几种，例如，通过技贸结合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三峡模式）；通过国际招标委托国外来研究，请美国人给我们研究煤炭直接液化（神华模式）；通过兼并国外一些有技术资源但经营比较困难的企业，将其技术资源、产权归我所有；国内外合作研究，合作开发；国内设计，国外去制造；还有产学研结合等。
（4）研究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如何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5）研究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和政策措施。
（6）研究如何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
（7）研究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研究我国东部怎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西部怎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东部现在工业发展起来了，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中西部好多地方工业化刚刚起步，如何做到一起步就走向新型工业化道路，不要再去搞那些高投入、高污染、低水平的项目。
（8）研究跨国公司并购与内资企业的发展。 最近出现好多被外国跨国公司兼并的问题，像建筑工程机械这个行业我们国内既不缺技术，又不缺市场，也不缺资金，但是行业的这些企业一心想让外国企业来兼并，地方政府积极性也很高，因为地方政府不是从全行业考虑，他认为我这个企业被跨国公司兼并，地位一下子就提升了，政府和企业领导人很有动力。但是，从整个产业安全来考虑，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考虑，这样是不是合理呢？
（9）研究如何实现加工贸易的落地生根和转型升级。
（10）研究发挥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问题。我们一般认为造船是微利行业，但是日本、韩国、德国造船不是微利，而是高盈利的一个行业。除了技术上的问题外，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管理。不光是企业内部的管理，还有整个社会的管理等。
（11）研究我们的企业如何走出去，把我们的外汇储备变成资源、能源的股权储备。
（12）研究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和环渤海地区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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