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及实践的历史性飞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建设论文,历史性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F091.9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确立下来，标志着作为我党新时期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邓小平理论内涵丰富，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深刻总结了开创社会主义以来的建设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和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充实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经济理论内容，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一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都是空想，“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经济设想都是不能实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个人劳动作为社会总劳动的部分，价值形式消失，商品和货币退出经济生活，社会主义不再有商品和货币。马克思恩格斯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基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数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开始，并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旨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不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尚是一种先于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认识，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模式。马克思本人也认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注：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4页。）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实行过对生产和分配集中统一计划的经济体制，建立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非商品关系，但实践证明行不通。列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高度之前还不能跨越商品经济阶段，实行非商品化的做法脱离了俄国实际，于是在1921年春天根据俄国具体情况提出了具有改革意义的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阶段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必须继续保留商品和货币关系。列宁的这一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可惜列宁来不及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致使新经济政策半途而废。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社会主义，有力地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有力地巩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但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以行政手段取代经济手段的僵化模式，无视在商品和货币存在条件下经济规律的作用，设想可以建立一个完全能够用高度行政集权手段来驾驭和操作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这种用政治观念来理解经济问题的思维方法及其在实践中的贯彻，把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失去活力和弹力的封闭体系。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加上人们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看成样板，更多地看到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的成就，因而也就容易忽视其在体制和方法上存在的弊端，更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僵化和禁锢，把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进行的探索神圣化并当作唯一模式接受下来，混淆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所以给后来建立社会主义并加以仿效的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困难。
二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充分肯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革命胜利以后，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现实问题，毛泽东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虽然毛泽东在运用苏联模式时也有自己的许多独特思想并付诸实践，但两相比较，毕竟处于从属地位。二次大战结束后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东欧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苏联模式，这就使得人们不但在思想认识上把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神圣化，而且也逐步地把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偶像化，并形成一股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国际潮流和实践方式。毛泽东自然也不能摆脱这一社会主义国际化潮流的影响。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种以行政强制为特色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优点是能集中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重点建设项目，但弊端也明显，最突出的是缺乏经济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及由此带来不良的国家整体经济效益，操作上具有极大僵化性和简单性。这种优劣相伴的经济体制运用到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的中国来，特别在医治战争创伤，百废待兴的条件下，其优点突出，非常适用。我国建国初期成功地向社会主义转变正是得益于这种体制的优点。从社会发展进程看，毛泽东把苏联模式运用到中国来，自有其客观历史原因。首先是因为我党尚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得我党缺乏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研究，在人类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只有苏联建设经验可资借鉴。但是，在借鉴苏联经验时我们却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把是否运用苏联模式当成是否搞社会主义来对待，把经济模式等同于政治制度，这就必然导致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甚至无视经济规律的存在。其次是中国当时的国情如不运用苏联模式，中国将很难在短时间内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落后国家，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依靠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来加以确立，即在中国只能走一条由上层建筑来实现自己经济基础的特殊道路。毛泽东把苏联模式运用到中国来是正确的，适用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过渡性地暂时运用，待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再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还是长期把它固定下来不加改变。事实证明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是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些事实，以纠正那些把毛泽东运用苏联模式看成是机械照搬的片面观点。毛泽东历来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鉴于民主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总是注意在学习别人经验的同时从本国国情出发，因此，在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他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把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在具体实践上，用合作化办法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用没收官僚资本与和平赎买的办法分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苏联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取剥夺的做法有很大不同。小平同志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页。）并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带有自己特色，但本质上同样是采取苏联过渡时期所使用的利用政权力量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方法。用革命方法取得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同时也在认识上导致这样一种当时容易被忽视的潜在后果：把复杂艰巨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简单化。这种认识对实践是有害的，容易使人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忽视生产力发展，无视在商品和货币存在条件下经济规律的作用，过分相信行政手段对经济建设的强化能力，并且相信运用革命方法能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发展。我国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直把群众运动式的革命方法作为驱动力，不能说与这种认识没有关系。小平同志在评价毛泽东时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小平同志这里所说的方法不对头，主要是指毛泽东用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式的革命方法来发展生产力，而不是用与经济规律要求相适应的经济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所遭受种种挫折的根源正在于此。有人批评毛泽东求快的发展经济思想是导致挫折的根源，这种批评缺乏说服力。就求快的发展经济思想而言，并不值得指责。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要加快发展我国经济，争取在下世纪中叶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内涵也是一个“快”字。所以问题不在求快本身，而在于如何求快。毛泽东在求快的做法上脱离实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所以招致了大跃进及以后一系列经济发展的重大挫折。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把僵化的苏联经济模式长期袭用下来呢？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思想看，他之所以这样，主要囿于对商品生产的认识和对物质利益问题的认识。
对于商品，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仍然需要进行商品生产，主张消灭商品生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2册，第565页。）毛泽东认为存在着两种性质根本对立的商品生产， “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2册，第569页。）要避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前途， 就必须把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无疑，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实际就是和公有制相联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须发展公有制经济，而公有制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能得到坚持和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被看作社会主义唯一模式加以肯定，市场经济体制被看作资本主义模式而遭到否定排斥的认识下，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就只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
对于物质利益，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187、404、267页。）为防止两极分化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必须“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7、404 、267页。）毛泽东的思路很明确，在中国要防止出现资本主义， 只能建立起牢固的公有制，在公有制下实行“按劳分配”来避免两极分化现象，并且把这一思想贯彻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十六条）上，规定人民公社“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28页。 ）毛泽东认为坚持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是避免贫富两极分化的唯一选择，是坚持社会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前途的带根本性的大问题。基于这种认识，坚持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就成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可行途径。
苏联模式是一种用行政强制手段来管理经济的僵化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实际上在处处排斥价值规律的作用。价值规律既然不能起作用，就不可能做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商品生产就不可能合理地根据社会客观需求来组织进行，最后导致资源浪费、经济发展失衡。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失衡的根源就在这里。由于这种体制统得过死，商品生产部门缺乏自主性，更由于失去市场竞争动力以及分配上平均主义所带来的缺乏对物质利益的关切，因此使得经济发展缓慢。既然不能用经济手段来加快经济发展，而用行政手段也不能加快经济发展，那么，就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改变人的精神面貌，提高人的劳动积极性来实现。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促进经济发展，除了政治方面的其他考虑外，不能不说把它作为经济发展推动力也是其中根本动机之一。当然，用违背经济规律的办法来进行经济建设，其遭致挫折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经济建设从大跃进开始的一连串挫折正是这种原因造成的。
毛泽东用革命方法来领导经济建设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他认为“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注：《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87、404、267页。）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担负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包含有战胜资本主义的政治目的，具有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质。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来理解，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意义，但是他没能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把经济等同于政治来看待，把解决政治问题的一般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中来，违背了经济建设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给经济建设带来了不良后果。从根本上讲，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只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才能最终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在具体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时，政治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不能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样才能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作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只有从经济上得到根本发展才能巩固，只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较快提高才能最终解决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尽管具有中国特色，也特别注意到了苏联方面所暴露的“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及“走过的弯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7、 404、267页。）但在根本上没有跳出苏联模式的框架， 因此苏联模式的弊端也就必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随着当代科技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需要彻底改变，同时社会主义也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新的思维来重新认识和审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把中国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伟大使命。但由于认识和实践的历史局限性，他没能探索出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这个历史重任，自然地就落到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身上。
三
邓小平的经济理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最终完成和确立的，但其形成的思想过程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就已开始。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获得的成功经验和失误的深刻教训，使得邓小平得以站在更高的高度上重新审视和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得失及其发展前途问题。长期以来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政方针决策层中的重要人物，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及失误教训其内心体会的深刻程度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邓小平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失误曾郑重地说过：“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体现出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误的深刻感受和高度责任感。正是本着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了实践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问题。他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我国建国二十年来也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并一直没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症结何在？邓小平否定了怀疑社会主义的思想，明确表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中国不走社会主义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0页。）但同时又深刻指出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的症结在于“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也就不清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邓小平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总结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体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找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缓慢，没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症结，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认识，注意到解决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并不等于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对“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他提出了“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只有做到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法。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过去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许多“方法不都是对头的”，其根本一点就是没能认清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事实，没能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体规划。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邓小平制定“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正是基于对中国实际现状的深刻把握而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小平同志很清醒，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势头迅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生产力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科技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要改变我国落后面貌，提高生产力水平，只有运用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方法才能做到。因此他强调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并指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两个深层原因：第一，“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第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改革开放仅仅做到促进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如果速度太慢，仍然无法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着加快经济发展，邓小平甚至把发展速度提到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怎样解决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问题呢？小平同志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有两条，一条是实行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化，另一条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对于经济体制问题，建国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来认识。邓小平在探索这个问题时从理论上作了重大扭转和突破。他在1979、1985年先后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批评了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僵化思想。并在1987年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深刻理解并把它贯彻到实际中去的求实精神和灵活性，清除了把计划和市场当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对待的思想障碍，打破了旧观念对人们的思想禁锢。市场和计划都不是社会制度的标志，只是一种方法手段，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不属于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原则问题。1991年，他在南巡讲话中发展了这个思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深刻阐明了社会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宜实行单一公有制经济体制。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水平的落后性，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形式。而这种所有制形式在客观上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可以避免计划体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市场的平等竞争的优胜劣汰来实现对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些都是计划体制想做而难以做到的。
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问题，我党一贯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但如何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党曾走过一些弯路。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要讲精神，但不能脱离人的切身物质利益去空谈精神，否则是不容易调动起来的，即使能调动起来也难以长久。邓小平否定了过去那种通过群众运动调人的积极性的极“左”方式，指出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途径“首先是要摆脱贫穷”，“改善人民生活”，直接和他们的切身物质利益结合起来。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我们发展生产力是为着使人民群众摆脱贫穷，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小平同志还强调，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在改善群众生活调动群众积极性过程中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不能搞平均主义，“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57页。）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么，如何避免平均主义“大锅饭”？他认为，既然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各地区各部门差距较大，因此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不能走同步富裕的道路，而只能分步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科学地解决了目的和手段问题，建立起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之前，关于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没有解决的问题。邓小平的功绩，就是对这些重大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最权威评价，也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最高评价。我们要以十五大精神所指引的方向，深入学习和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使之切实成为我们工作的指南。
收稿日期：199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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