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德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试论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中西文化各自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主张努力改变客体以满足主体的需要，他们注重向外探求，以便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将“知识”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高价值范畴；而中国人则强调变化主体以适应客体的发展，他们注重向内探求，以便认识自身，完善自身，将“道德”作为文化体系的重心。于是便形成了西方文化以“知识”为本位，注重探索世界奥秘的科学主义传统；而中国文化以“人伦”为本位，注重道德完善的人文主义传统。换句话说，西方人侧重于求真，通过求真以创造完美的世界，即以真求美；而中国人则偏重于求善，通过求善来塑造理想的人格，即以善求美。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强调道德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教育实际上就是道德教育。
一、中国古代的教育观
中国自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之后，儒家思想便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以致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儒家的教育观就成为中国古代正统的教育观，它所产生的作用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任何其他学派思想所无法比拟的。
（一）突出道德精神
儒家学者继承了西周的“敬德”传统，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他们以孝悌为根本，以伦理为核心，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指导思想。
《礼记》中有一篇专门论述道德教育的文章叫作《大学》，它开篇即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后世称之为道德教育“三纲领”。所谓“明明德”就是将每个人天生具有的道德萌芽发扬光大；所谓“亲民”，即“亲爱于民”，它是儒家仁爱思想的体现。宋代儒者认为，要爱民，就要不仅自己为善，还须帮助别人也为善，使人民去其旧习而自新；所谓“止于至善”，就是每个人都要在他所处的地位上恪守其道德义务，并努力达到尽善尽美的要求，这是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
“三纲领”是一个要求由低到高，内涵由简单到复杂，活动由自身到他人，具有较强逻辑性的过程。首先是发扬自己天生的德性，其次是用道德来教化万民，最后从君到民，上上下下，其行为都符合道德准则。“止于至善”以“明明德”和“亲民”为基础，而“明明德”和“亲民”则以“止于至善”为目标，只有达到这个目标，“明明德”和“亲民”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三纲领”的三步要求是层层递进，浑然一体的，三者缺一不可。
为了实现“三纲领”，《大学》又提出了八个具体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人称为道德教育“八条目”。
“格物、致知”，意思是通过学习，认识事物之理；“诚意、正心”，就是要树立道德信念，排除各种情绪的干扰，始终保护正确的认识；“修身、齐家”，是要加强自身修养，成为家族的楷模，为人所效法；“治国、平天下”，即治理好国家与天下，这是道德教育的目的，治国是齐家的扩大，而平天下又是治国的伸展。
这八个条目前后相续，一环套一环，构成“修己治人”的封建道德教育体系。其要点是：以道德认识为起点，以克服偏私情感，树立道德信念为根本要求，以“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目标。
在这八条中，前五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在于修己，即“明明德”；后三条——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于治人，即“亲民”和“止于至善”，其中关键性的一条便是“修身”。因为儒家认为只有修己才能治人，要“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统治者要修其身，而且老百姓也要修其身，这样才能达到家齐、国治、天下平。因此，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本”。
儒家之所以强调“修身为本”，因为在政治上他们主张以德治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如果统治者实行德政，那么他就会象北极星受到众星环绕那样，得到人民的拥戴。要做到以德治国，那么各级官吏都应当重德行、讲操守，这就需要进行道德教育。重视教育，这是儒家的一贯传统。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注：《论语·学而》。）就是说学生应以履行孝悌、忠信、仁爱等道德规范为主，若行有余力，再去学习文献。他将学生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将德行置于首位。在他看来，作为人，最重要的是应当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当他的学生问他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君子时，他回答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注：《论语·宪问》。）接连三句话中都提到了“修己”， 可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孔子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孟子继承了孔子重德教的思想，认为教育就是扩充人们所固有的善端的过程，因此，必须“申之以孝悌之义”，（注：《孟子·梁惠王上》。）使人们明白做人的道理，遵守道德准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注：《孟子·滕文公下》。）实现所谓“大丈夫”的人格理想。
荀子认为，教育就是以好的品德去引导别人，否则就不成其为教育，而作为学习者就要努力学习好品德，因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品德和操守，才能成为完美的人。
汉代大儒董仲舒建构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体系，编织了一张宗法伦理的大网，对全社会成员的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明理学家继承了前辈儒家的传统，在人才培养中尤重德育。朱熹认为，德行对于人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可以修身而且推而广之便可治国，所以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置于优先地位。王守仁则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认为培养学生形成优良品德，这是学校中最重要的工作。他针对当时重功利而轻修养的不良社会风气，重新强调人们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从先秦到明清的儒家学者，都特别重视德育，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在他们看来，思想道德品质是人才最重要的素质，因为“德者，才之帅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孔子在论述君子应具备的条件时，大都从思想品德方面提出要求，如“君子怀德”，“君子喻于义”等等。为了使受教育者达到这些要求，就必须在教育过程中突出德育的地位，因此教育内容便以道德为主。“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论语·述而》。）是说孔子的教育内容分为文献，习行，忠诚和信实四个方面。学文献以提高道德认识，重习行以加强道德实践，主忠信以培养道德品质。那么他要求学生学习哪些文献呢？这就是他所编定的 6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 书、礼、乐、易、春秋。这6部书贯穿着一个核心思想——“礼”。“礼”即行为准则，它包括宗法等级制度、道德标准和相应的礼节仪式。孔子把“礼”作为立身处事和治国安民的根本，对个人来说要“立于礼”，而对国家来说要“为国以礼”，可见“礼”的重要。以后这6 本书就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
为了加强道德教育，儒家学者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要求。其一是申孝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注：《论语·学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品质，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自己的兄长都不敬的人，怎么会爱别人，爱国家呢？这样的人能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吗？因此，学习做人，就要从孝悌开始。
其二是主忠恕。“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注：《论语·里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论语·雍也》。） 谓之“忠”；“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注：《论语·卫灵公》。） 谓之“恕”，“忠”就是自己想要实现的愿望， 同时也要设法让别人能够实现；“恕”就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也就是说，既要关心自己，又要关心他人。一个人不能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关心人、同情人、爱护人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其三是辨义利。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注：《论语·阳货》。）他把义看作是立身之本，主张重义轻利，但他并非完全排斥利，也不是以义来否定利，而是要求以义统利，要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反对那种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行为。义利问题是人们经常要面临的抉择，也是学习做人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四是笃诚信。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注：《论语·为政》。）这是诚实的表现。为人说话做事务须诚实，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在与朋友交往时要守信用，所谓“言必信”。孔子把信放在五德之列：“恭宽信敏惠”；孟子将其列入五伦之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注：《孟子·滕文公上》。）董仲舒又将其作为五常之一：仁义礼智信，可见信的重要。诚信既是为学的基础，也是处世的要旨。
（二）注重道德修养
道德品质的形成，关键在于自身修养，对于道德修养问题，历代教育家有很多论述。
1.立志乐道
中国古代教育家都非常重视立志，孔子说：“我十五岁便有志于学习”，他立志要学习什么呢？他说立志学“道”，所谓君子“志于道”，这个道就是做人的道理。他认为，人不能单纯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还应该在精神上有更高的追求，因此每个人都应当确立自己的志向和理想。汉代学者徐干认为，虽有其才，而无其志，亦不能兴其功也。明代王守仁指出，做人应“以立志为本”，“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立而学问已过半矣”。（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立志是确定人生的远大理想与宏伟目标，从而明确前进的方向，它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一个人立了志，就要坚持自己的志向不动摇并以此为乐，这就是“乐道”。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注：《论语·子罕》。）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必须自觉地磨炼意志。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注：《孟子·告子下》。）他认为，坚强的意志是在困境中磨炼出来的。他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注：《孟子·尽心上》。）只有经受住艰难困苦的考验，才能磨砺出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而这也正是实现志向，成就大业的过程。
2.严己宽人
在社会交往中，如何对待自己与他人是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孔子认为，在处理对人对己的关系时，应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注：《论语·卫灵公》。）严于律己就是要高标准要求自己，遇事先反身自问，随时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孟子主张“反求诸己”，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注：《孟子·离娄上》。）道德修养的核心在于使人的内心世界符合社会公认的规范和准则，因此，道德修养贵在自觉。要善于自我省察，时时检点自己的行为，见人有好品德就向他学习，见人有不良习气，就对照检查自己，引以为戒。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注：《论语·里仁》。）
宽以待人就是对别人的缺点错误采取宽容谅解的态度，不要一味地指责别人，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只有严己宽人，才能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矛盾，协调好人际关系。
3.择乎中庸
所谓“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之理。孔子把中庸看作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过分与不及都不符合中庸要求，只有掌握好分寸，做到恰到好处，这才是中庸。《礼记·中庸》对孔子的这一思想进行阐发，它将中庸解释为中和，认为人们的喜怒哀乐之情在其未发生之时，无所偏倚，这就是“中”；而当情感发出之后，就要加以节制，使之符合道德规范，处于和谐状态，这就叫“和”。中和乃天下共同的根本法则，如果人人都能遵守这一法则，没有非份之想，不做与自己身份地位不相称的事，不犯上，不凌下，时时处处择乎中和，那么不仅个人的道德品质能达到理想境界，而且会使国家安宁，天下太平，促进社会的发展。
4.身体力行
孔子提倡力行，因为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是将认识转化为行动。他认为只有努力按照道德规范实践的人，才能接近仁德。因此，他主张少说话多做事，反对说得多做得少，反对夸夸其谈，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注：《论语·宪问》。）因为这种只承诺义务而不注重实行的人，其道德水平是十分低下的。
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认为学只是手段，行才是目的。他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注：《荀子·修身》。）因此，学习不仅要知，更要行。他认为学习如果能实行就算到顶了，因为实行才能真正明白道理，只有明白道理才能成为圣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他能将所学的东西付诸实行。
清代教育家颜元更重力行，他说：“口头说出，笔下写出，不如身上做出。”（注：《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因为做人的道理如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注：《存学编》卷二。）他以学琴为例，指出要学会弹琴，不能只讲读琴谱，必须实际操作，亲手弹练，否则，即使将琴谱读得烂熟，也无济于事。所以他说：“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上着力。”（注：《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
（三）探索德育原则
历代教育家对道德教育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概括出许多重要的原则。
1.顺其性情，寓教于乐
活泼好动是孩子的天性，若顺其性情，便能促其发展，反之则会遏其进步。要做到顺其性情，就要寓教于乐，使学生体会到一种乐趣，而“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如果顺其性情，寓教于乐，孩子便无不欢欣鼓舞，这样他们对老师的教导便易于接受；假若悖其性情，“劳苦拘束、则厌弃之心生矣”，其结果即使老师言之谆谆，学生也只会是听之渺渺。
2.量其特点，因材施教
学生特点各不相同，故道德教育须因人而异，不能一个模式，一种方法。孔子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创造出因材施教的原则。其基本内容是：从学生个别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各人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孔子平时十分注意了解学生，因而对学生的特点了如指掌。《论语》中保存了许多孔子对学生情况进行个别分析的记录，如“由也果”（仲由果敢决断），“赐也达”（端木赐通情达理），“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愚笨）“参也鲁”（曾参迟钝），“师也辟”（颛孙师偏激）等等。
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孔子注意从实际出发进行教育，有一次学生仲由问：“听到一个道理就马上实行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立刻就去实行呢？”后来学生冉求也问：“听到一个道理就马上实行吗？”孔子答：“对，马上实行。”学生公西华迷惑不解便问老师，为什么对同一问题的答复，却截然相反，孔子说，“冉求一向行动迟缓，所以我就推他一下，而仲由向来胆大好胜，所以我就拉他一下。”这是孔子因材施教最典型的例子。以后，因材施教就成为一项重要原则为历代教育家所遵循。
3.因势利导，循序渐进
要做好德育工作，需要因势利导。对于年幼的孩子应“用好言劝谕”，切不可一味训斥甚至“扑责”，因为这样做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十四、五岁时是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的关键期，这时候仍应以诱导为主，使他们“不责自进”，“水到渠成”，对于那些以往松懈惯了的学生，“须缓缓约束”，耐心开异，反复劝说，使他们明白事理，心悦诚服，在此之后再加以批评，帮助其改正缺点，“切不可性急”。
循序渐进是古人很早就提出来的一条教育原则，孟子以流水作比喻。他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注：《孟子·尽心上》。）向下流淌的水一定要将洼地注满才会继续向下流，所以道德教育也只能一步一步地顺序进行，这样才能取得效果。这是因为德育有其内在的规律，首先它必须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的顺序，不能不顾学生的年龄特点，超越学生的接受能力；其次要按照德育内容的逻辑顺序来安排进度，不能杂乱无章，毫无系统。根据这两方面要求，道德教育就应当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一步一步有秩序地进行。根据这一原则，朱熹提出“小学重事，大学重理”的主张，在小学阶段主要是学其事，即洒扫、应对、进退等事，大学主要是明其理，即弄懂所学事之理，这样才会“无厌苦之患，而有日进之功，”德育不能“欲速以求成”，“性急于一时”，因为“欲速则不达，”德育应当“操功于悠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样才能见效。
4.宽严相济，诱禁结合
所谓宽严相济，一是年幼以宽，年长以严。年幼以宽是为了使小孩子不受伤害，保护其身心健康；年长以严则是为了防止大孩子养成坏习惯，使其能走上正道。二是宽其辞色，严其要求。对学生的态度应宽厚、温和一些，但对学生的要求必须严格，不能丝毫放松。三是家教素宽者则严，家教素严者则宽，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形成互补。
所谓诱禁结合，即一方面坚持正面教育，以表扬奖励为主，即使对于沾染了恶习的学生，也要“耐住火性，好言劝诫”，使其“翻然改悔”，以“鼓其上进之心，开其自新之路，”另一方面要订立规矩，依礼行事，以此来规范学生言行。
5.由近及远，推己及人
对于年幼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应当由近及远，爱人先爱其亲，然后再推己及人，逐渐扩大爱的范围，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注：《孟子·梁惠王上》。）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是不会取得效果的。教育儿童从眼前做起，从爱父母到爱他人，从敬兄长到敬朋友，从爱家到爱国。
6.知行并进，培养习惯
读书是为了明理，而明理是为了学会做人，所以懂得道理后要切实去做，力行才是根本。只有将书中的道理和自己的行为联系起来，“知行并进”，才能实现德育的目标。经常按道理去做，就会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习惯一旦形成，道德教育也就取得了成功。
7.正身端品，专一尽心
老师是学生的榜样，其言行举止对学生均有很大的影响，故“为师之道，端品为先”，老师应随时检点自己的行为，从严要求，时时、事事、处处做学生的楷模。其身正，不教而行，其身不正，虽教不从。
老师应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努力工作，尽心竭力，不断提高自身的水平，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老师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
二、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
在儒家教育观的指导下，中国古代教育形成了突出的特点。
（一）思想品德教育贯穿于各种教学内容和形式之中
中国古代学校虽然没有专门设置德育课程，可是思想品德教育却无所不在。首先，它贯穿于各种教学内容之中。如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除完成识字、读书、作文等任务外，同时还必须完成思想品德教育任务；而常识教学的内容则少不了如何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方面的知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古代小学教学基本上是不分学科、不设课程的，所用教材都是共同的，教学偏重于整体性功能。它将识字教学、知识传授和思想品德教育融为一体，在识字教学中传授知识，在传授知识中培养品德习惯，教学生如何做人。大学阶段则专门读经，学习修己治人之道，主要是政治伦理道德教育。
其次，不仅课堂教学的各个方面均贯穿着道德教育，而且课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都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为了了解学生在校外的行为表现，学校每天都要考德，逐一检查学生在家的情况，以督促他们切实遵守道德准则，使其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一致、学习和运用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习与践履相统一，这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一大特点。道德教育重在实行，只有真正将课内所学的行为准则切实用于指导自己的一切言行举止，身体力行，这样的德育才是有成效的。
（二）注重德、智、美的统一
中国古代学校注重德育、智育、美育三者的和谐统一。关于德与智的关系，董仲舒提出“必仁且智”，认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如果一个人只有仁爱之心，而缺乏必要的知识，那么他就不懂得什么该爱，什么不该爱，就会违反道德准则，因此，道德教育要以道德认识为起点；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一些伦理道德知识，但却缺少仁爱之心，那么他即使懂得应该怎么做，但却偏偏不去这样做，亦即光有了认识，如果不落实到行动上也是没有用的。只有将仁与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言行举止都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
关于德与美的关系，中国古代形成了“礼乐相济”、“美善相乐”、“以美辅德”的思想。孔子认为道德教育应“立于礼，成于乐”。荀子认为，“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足以感动人之善心”，故“君子明乐，乃其德也”，（注：《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云：“乐者，德之华也”。儒家学者之所以重视乐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美育对人的陶冶作用，在形成良好的品德过程中，美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中国古代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中，歌诗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教育方式，它符合学生的特点和需要，有利于激发其学习兴趣，“使其乐习不倦”，从而增强德育效果。
要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不仅需要有理性认识，而且要有情感的支撑，理性认识有赖于读书明理，而道德情感的形成则有赖于美育的陶冶。美育可使学生“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逐步形成良好的品德习惯。也就是说，人的道德品质是由认知和非认知，理性和非理性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只有将德、智、美统一起来，才能增强德育效果，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
（三）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
中国封建道德的核心内容是以忠孝为本的“三纲五常”。学校里教忠教孝，社会和家庭则要求人们做忠臣、孝子。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的要求是一致的，于是便形成一种合力，从而使“三纲五常”成为一张巨大无比的网，笼罩着整个社会，任何人也无法摆脱它。这样，学校德育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人们也才会真正按照教师的要求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道德品质形成问题上，环境的影响要远胜过学校教育的作用。荀子早就说过：“习俗移志，安久移质。”（注：《荀子·儒效》。）对此，封建统治者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不仅抓学校教育，而且更加重视社会教化，他们紧紧扣住环境影响这一环，使其与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相吻合，从而产生了强化学校教育的作用。
封建统治者进行社会教化，是以遍布全社会的家族制度作为其根本保证的。这种家族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宗法等级制度，它是封建统治的根基。由于家族组织与封建的国家组织是同构的，因而家族与国家在伦理道德观念上是一致的。孟子提出的“五伦”，实际上是家族关系及其延伸，父子、夫妇、兄弟，这是家族关系自不必说，而君臣与朋友则是父子与兄弟关系的延伸。因为忠是孝的移植，所谓“移孝作忠”，居家为孝，为臣必忠。所以，历代封建帝王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而朋友则是兄弟的扩大和补充，封建时代的朋友皆以兄弟相称，情同手足，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建立在“五伦”基础上的封建道德规范，充分体现了家族主义精神，而家族主义精神中包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这就使封建道德规范带有浓重的情感色彩。封建道德的核心——孝悌，正是建立在亲子之情基础上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人之常情，它符合正常的生活情理。以这种充满“人情味”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产生出其他种种道德规范，如仁、义、忠、信等等，而这些充满情感色彩的伦理规范，便由外在的东西转化为人们内心的要求，原来带有某种强制性的行为准则，转变为人们自觉的信念，成为人之常情，人之常理，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封建的道德准则由于被赋予情感因素，而取得了心理学的内在依据，便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在社会教化方面，家族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每个家族都有祖训、族规和家法，其核心内容是宣扬忠孝仁义，它是家族的法律，每个成员必须遵守。宣读祖训、族规或家法，是家族中的经常性活动。家族成员要谋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严格按照封建道德规范行事。凡能尽忠尽孝，严守族规、家法者，就会受到表彰和奖励，反之则要受到严厉惩处，使其在家族中无法立足，寸步难行。这样一来，家族组织就对每个成员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和同化力，从而使人们对封建伦理道德敬若天命而不敢谕，畏若国宪而不敢议。虽然，纲常名教扼杀个性、摧残人性，应予以批判，但是，它长久地、牢固地控制着社会，统治着人心，却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学校、家庭、社会的三位一体，形成教育的合力，则是关键所在。
纵观中国古代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种重德精神。突出德育的地位，重视人的精神价值便是这一特质的体现。中国古代学者看到了思想道德素质在人才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把学会做人放在教育目标的首位，正如宋代教育家陆九渊所说：“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注：《陆象山语录》。）学会做人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精髓。今天，我们要造就大批跨世纪的杰出人才，就需要借鉴古代教育的成功经验：教书与育人相统一，以成人促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