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理学院经历的三次挑战及其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理学院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文化学者许纪霖曾说，“美国大学之所以世界一流，不是因为有一批高大全的综合性大学，而是有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和斯沃斯莫尔这些风格迥异的学校”[1]。其中，以斯沃斯莫尔为代表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①正是美国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典型代表。不仅如此，文理学院还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原型。1636年建立的哈佛学院便是美国第一所文理学院，并成为日后美国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先驱。自哈佛学院诞生至19世纪中叶近200年的时间里，文理学院一直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居于主导地位。[2]然而，文理学院现在只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少数群体，已经风光不再。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哪些挑战冲击了美国文理学院的发展？在美国日益发达且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见图1)，文理学院作为一类四年制本科教育机构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本文拟尝试性地回答以上问题，以深化中国对美国文理学院的认识，并为日益增多的留学美国文理学院的中国学生提供纵向的历史信息。
图1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图 一、19世纪早期的挑战与回应 第一次挑战于19世纪20年代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实用主义的冲击与德国教育体制的首次冲击。实用主义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美国文理学院在致力于传统的同时略显实用性；二是美国文理学院的早期竞争对手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取向。另外，在美国早期留德归国学者的影响下，德国教育体制开始了对美国教育长达一个世纪的挑战。 (一)实用主义的冲击 文理学院为学生提供博雅教育—— 一种为高级学习奠定基础的预备性教育，课程内容主要由古典语言、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形而上学及自然哲学等具有普适性的基础哲学理论组成(见表1)。在学院前两年，学生主要学习古典语言课程，之后的两年主要学习哲学、通识课程与神学。美国文理学院最初是效仿英国的学院模式建立，但反映着当时北美大陆的具体境况。正如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指出，文理学院在美国的广泛建立是英国的学院模式与美国的特殊条件(国家的建立、宗教的热情和民间力量)相结合的产物。[3]美国早期殖民地学院虽以博雅教育为主，但也带有实用性色彩。国王学院(现哥伦比亚大学)在1754年成立之初宣布，学院“通过开设测量、航海、地理、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等课程……事实上，学习一切有用的知识……从而实现舒适、便利、优雅的生活”[4]。随后，费城学院(现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宣布其教学计划为古典文学、数学、物理、生物、现代文学以及历史等科目的学习。殖民地时期，美国文理学院的目标与课程虽略显实用性，但保持着小规模与有限的课程范围。
1776年美国独立后，随着大量人口涌进西部边疆地区，新兴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论规模大小，几乎每个团体都建立了学院，一方面表征自己的声望，另一方面为团体成员提供学习课程，以至于当时美国被称为“学院的国度”。这些学院提供的教育也具有实用性，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预备性教育。进入19世纪，新的高校类型逐渐开始出现。例如，以西点军校为代表的从事工程技术教育的学院，培养师资的师范学院，等等。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初美国出现了许多与文理学院平行的教育机构——学园(Academy)。学园强调应用性知识，正如当时一所学园宣称的，他们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生活中的真实事务并实现目标”[5]。学园虽是私立机构，但与当地、所在州密切联系，并服务于支持者的需求。这些学园开设课程灵活，招收与学院相同年龄阶段的学生，成为学院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二)德国教育体制的冲击 除了上述由实用主义带来的各种挑战，美国文理学院开始面临德国教育体制长达一个世纪的挑战。19世纪的德国，大学预备性教育的任务已转交给中学，大学的主要活动是辩论与研究。在美国，相当于德国大学的学院仍在开设古典语言课程，提供预备性教育。一方面，公众指责古典语言课程枯燥无味；另一方面，学院忽略实用科目也引起了学生的不满。19世纪20年代，古典学院进行了一系列专业改革。另外，一批早期留学回国的美国学者受德国教育体制的影响，尝试着把某些德国大学的办学经验融入自己所在的教育组织中，掀起了早期的课程改革浪潮。如乔治·提克纳(Gorge Ticknor)设法改革哈佛学院的现代语言系，开设了一系列高级课程，供不同年级学生选修。此次改革虽然失败，但引起了人们对学院教育目的与形式的重新思考。 (三)对第一次挑战的回应 美国文理学院对第一次挑战的回应，集中表现于耶鲁学院与《耶鲁报告》。在学院教育目的与形式备受争议的形势下，耶鲁学院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耶鲁报告》，并于1828年公布了这份报告以此澄清立场。在美国，有高等教育史专家认为，“《耶鲁报告》可能是自美国独立到南北战争时期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有影响的文献”[6]，是重申文理学院地位的经典之作。当然，也有人认为《耶鲁报告》是一份极端保守的报告。不可否认，《耶鲁报告》表达了对文理学院及其课程的总体看法。报告认为，文理学院是秉承博雅教育传统，为学生的高级教育奠定基础的一类组织。它的教育目标不是教授任何一种专业的、特别的东西，而是打下所有专业共同的基础，因而课程学习中不包括专业科目的学习。[7][8]换句话说，文理学院的目标是对学生进行心智训练，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将知识存贮于心，而古典语言与文化则是心智训练的理想工具。至于应用课程的学习，报告认为：“那些涉及具体专业的知识，只有在真实的情境中通过动手实践才能真正领悟，否则，收效不大”。“因此，商业需要在市场中学习，机修需要在车间里学习，耕种则需要在田地里学习。”[9]总之，为了使文理学院的博雅教育合理，报告认为新形式的教育——专业知识或高级的学术教育应该移交给其他类型的院校。 耶鲁学院是这个时期教育上保守主义的中心，它呼吁其他教育机构回归古老的博雅教育传统，并将文理学院作为理想的大学模式。在学院教育目的与形式备受争议的19世纪早期，耶鲁学院作为文理学院的倡导者，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表达了其他学院想要或希望表达的立场。《耶鲁报告》的观点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接下来开设古典课程的重要保障。[10j总之，这一时期美国的高等教育虽有不少变化，但文理学院仍是大学教育的主导力量，博雅教育的传统依然处于支配地位。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挑战与回应 第二次挑战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表现为美国新大学与现代中学的双重挤压与同化。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呈现新的功能与结构，出现了面向产业阶层、以实用科目为主的赠地学院，以及注重科学研究与研究生教育的现代大学，这实则是实用主义与德国大学体制的进一步影响。另外，美国现代中学的功能与课程范围日益扩大，此时既非大学又非中学的文理学院，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尴尬境地。 (一)新大学的冲击 1862年《莫雷尔法案》的颁布，促使了美国赠地学院的兴起。法案规定每个州至少兴建一所学院，开设实用课程，当然并不排除自然科学及古典学科。事实上，这为实用主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一种既包含自由学问又包含实用教育的大学机构获得了联邦法律的保障。正如有学者认为，《莫雷尔法案》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新的实用主义教育的特征。[11]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开创了美国高等教育重视科学研究与研究生教育的风气。之后，斯坦福、芝加哥等新大学相继出现。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一些传统学院，也通过发展专业教育与科学研究转变为现代大学。应该说，此时的美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变化，“一股前所未有的学术氛围正在美国形成”[12]。虽然学院仍是这个时期的标准模式，招生比例占美国高等教育的2/3，但社会发展与知识增长似乎更需要美国新大学的出现，而此时文理学院的作用却显得模糊。在美国新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办学模式的争论。有人主张将以专业与技术为导向的德国大学模式作为蓝本，有人则主张保留文理学院博雅教育的传统。如果效仿德国大学模式，美国新大学的主要活动便是科学研究与专业教育，文理学院则降为高级中学，提供大学预备教育；如果保留学院传统，美国新大学可能将文理学院的某些预备教育与专业教育集于一身。斯坦福大学校长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和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Eliot)一致认为，专业教育作为大学的主要活动，是与博雅教育密切相关的。博雅教育不能独立存在，只有通过专业学习才能彰显博雅教育的意义。因此，二者应该是一所大学里前后相系的两个阶段。[13] 当然，有人反对这种调和的观点，主张学院与大学的任务应该有清晰的划分，不应该杂糅在一起。耶鲁大学校长波特(Noah Porter)指出，德国古典文科中学的作用相当于美国的文理学院。正是由于古典文科中学为学生提供了预备教育，才使得德国大学保持学术自由，进而取得在当时世界上的卓越地位。大学越想保持学术自由，就越需要训练有素的心智，而这恰好能通过学院的自由学问进行开发。糅合的做法如同缩减了一个重要的教育阶段，而且会产生一个既不像学院又不像大学的组织。[14][15]从文理学院的立场出发，波特的坚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美国新大学的出现已是事实，通过将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它将不断向前发展。换句说话，美国新大学也能够提供预备教育课程，并将其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课程，而文理学院似乎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16]乔丹指出：“大学是这个时期的标杆，文理学院是陈旧的、过时的，那些最好的文理学院将转型成为大学或并入大学，其他则退居中学。”[17]美国政治学家伯格斯(John William Burgess)甚至毫不客气地说道：“对于既不能转型成为大学，又不甘退居中学的学院，不仅无法定位，而且浪费时间与资源。”[18] (二)现代中学的冲击 除了来自大学的挑战，美国文理学院还面临来自现代中学的挑战。正如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提到的，小型文理学院的未来令人担忧。他进一步指出，现代中学对文理学院的发展构成挑战。一方面，现代中学在公民教育中获得重要地位，日益取得人民的信任，以至于被称为“人民的学院”。另一方面，现代中学不仅能够开展文理学院的大部分工作，而且在某些方面，一些中学比文理学院做得更加全面。因此，哈珀认为，可能只有25％的文理学院能够幸存下来，还有25％的文理学院可能会转型成为大学，其他的则可能退居中学或初级学院。[19] (三)对第二次挑战的回应 与第一次挑战相比，在19～20世纪交替之际，美国高等教育的功能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文理学院面临的挑战似乎更大。然而，文理学院并没有打算放弃博雅教育的传统，而是做出了多方面回应。 一是认清现实，重新定位。文理学院的回应并不是退却作罢，而是重新认识自身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位置。正如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校长海德(William DeWitt Hyde)所说：“既然大学不断发展壮大并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我们就必须力争第二并为之做好准备。向大学转型是一种荒谬的、自杀性的行为，正确的办法是带着自尊及谦卑的态度接受现实，丢掉过去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在‘幼儿园好比脚、大学好比头’这样一个日益发达且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寻找新的归宿，开始新的生活。”[20] 二是美国学院联盟(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AAC)的出现与推动。在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校长托马斯(M.Carey Thomas)的倡议下，美国学院联盟于1915年正式成立，其主要目标是以各种方式解决文理学院面临的问题以促进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AAC的出现与推动，着实赋予了身处挑战中的文理学院一种清晰的使命感与认同感。学院联盟第一次例会总结道：“尽管各种言论认为我们将走向消亡，然而这不是事实，我们依然独立、坚定且拥有勇气和希望。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们正开始着手准备最重要的工作。”[21]在第二次例会中联盟主席宣称：“尽管面临大学与中学的双重挤压，但我们并不畏惧，也不准备逃避。当然，我们需要积极面对而不是消极防卫。我们需要澄清学院代表的理想，并集结支撑这一理想的事实与方法。”[22]一些文理学院虽并入大学，但依旧追求自由学问，与独立的文理学院面临同样的遭遇。学院联盟为了寻求拥有共同传统的支持者，积极吸纳并入大学的文理学院，帮助其在大学各种专业教育的包围中支撑自由学问的理想。这一举动不仅增强了学院群体的认同感与自信心，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标志着学院成为大学群体的一部分。[23] 三是文理学院在变革中坚守。面对挑战，文理学院作出了回应，实施了变革，但在变革中有所坚守。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莱斯利(W.Bruce Leslie)观察到，“此时，大学虽然引领着美国高等教育的新方向，但大多数机构仍保持着学院模式，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社会与高等教育的变化作出回应”[24]。例如，在入学与毕业上，文理学院的要求更加自由灵活，但课程结构依旧保守，学生虽然有主修、辅修、双修、选修等多种修习方式，但所学课程仍集中在文理基础学科。[25]应该说，在课程与教学、组织与管理、学生关注与方向上，文理学院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变革，他们不仅是传统的坚守者，还是进步的推动者。当然，任何变革都不会一帆风顺，而会付出相应代价。文理学院为回应现实，增加了新的学生服务项目与课程计划，不仅造成了一些内在问题，还陷入与其他高校的竞争之中，文理学院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与技巧，以寻求有效的方法来处理日益复杂的内外问题。[26] 总之，19世纪末以来，美国进入“大学时代”，大学日益受到关注，文理学院显得黯然失色，被认为逐渐走向消亡。但他们不甘示弱，重申使命与立场，继续坚守传统与理想，积极建构自己的生存环境，力争成为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一个独特的部分。他们虽然不再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依然有所坚守地存活下来。 三、20世纪末以来的挑战与回应 第三次挑战开始于20世纪末，实则是第二次挑战的延续。文理学院依然面临大学与中学的双重挤压，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社会生活以职业为导向，高等职业教育受到热捧，大学教育日益强调为学生职业生涯做准备。面对综合性院校的专业教育与社区学院的职业课程，目标单一的文理学院似乎没有立足之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生源竞争与资助困难，文理学院的角色与身份日益模糊，被认为是最不堪一击的群体。 (一)第二次挑战的延续 二战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再次发生显著变化。一方面，美国联邦政府扩大了公民受教育的机会。以1944年《退伍军人安置法》的颁布为开端，退伍军人像潮水一样涌入高校。1947年，美国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在报告《为美国民主社会服务的高等教育》中指出：“每个公民，无论青少年或成年人，只要有能力，都应该被允许和鼓励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接受并完成教育。”[27]另一方面，大学科学研究获得联邦政府多个公共机构的资助，资助金额不断攀升。1940年，大学科学研究仅面向农业领域，金额为1300万美元，由农业部分配。1950年，大学科学研究的资助来源于联邦政府多个公共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宇航与太空管理局，其中主要来自国家卫生研究院，支出金额达到1.5亿美元。[28]许多大学更愿意把资助金投向研究生教育、新科研项目的开发。至此，文理学院所处的生存环境再次发生根本性变化。 有学者指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日益由大型且复杂的机构组成，呈现出大规模、中央集权的特征。文理学院却表征为小规模的自治机构，逐渐成为少数群体，并面临着特殊的难题。”[29]首先，知识的增长要求学校不仅研究各种分支学科，还要及时开设相应的课程。美国新大学不囿于学院的传统模式，拥有更多自主发挥的空间以及多样化的管理格局，积极响应社会现实需求，而文理学院则显得迟滞，再次被认为是过时的产物。其次，大学与中学侵占原本属于文理学院的课程领域。一方面，大学在注重研究生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同时，也为学生在进入专业学习前提供预备教育课程。另一方面，中学相继在历史、写作、外国语言、文学以及数学等学科开设了大学预备课程，而这些课程一般是文理学院前两个学年的基础课程。[30]再者，面对具有不同目的与声望的教育机构，文理学院的目的呈现出不确定性。在大学，专业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明确的，其持续不断的反馈信息又进一步检验修正了这一目的。同样的，社区学院的主要目的也是明确的，尽管其转学课程只强调了目的的一方面。在州立大学，其职业课程的主要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唯独在文理学院，其学士学位课程的主要目的不再明确。[31]于是，文理学院的身份再次受到质疑。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社会生活日益以职业为导向，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 首先，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大都有某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研究性大学的专业教育为学生奠定了职前准备；州立大学开设了专门的职业课程；社区学院除了为部分学生提供转学课程，其办学特色是为学生就业提供教学服务。 其次，社会文化中渗透着职业主义取向。学生及其家长往往以功利的态度看待大学教育，许多学生上大学并不是为了成为人格完全的人，或良好的公民，或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而是把上大学看作是就业谋生的一种工具，把工作与人身保障等同起来。学生希望通过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寻求一份满意的工作，没有耐心来学习基础性的文理学科。即便文理学院苦口婆心劝导学生，告诉学生在文理学院所获得的东西有助于他们将来在更多领域就业，但大部分学生并不相信。在1970～1971学年，毕业于文理学科领域②的学生占38％，到1994～1995学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5％。[32]在这20多年，美国高校授予了越来越多的护理、新闻、法律、经济等专业学位，这些专业多与某些职业相对应。 再者，文理学院的博雅教育受到质疑。文理学院实施的博雅教育致力于某种普遍价值，其中隐含着一些道德假设，即“博雅教育是为了造就精英，这种精英性具体表现在审美方面、道德方面以及才智上，训练有素的心智将是强大有力的”[33]。显然，文理学院的博雅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不同于当下以职业教育为代表的大众教育。20世纪30～60年代，美国开展了多种博雅教育的试验，结果收效不大，只有少数小型文理学院仍在继续实施博雅教育。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Joseph Ben-David)对博雅教育的生存潜能提出质疑。他认为，美国的大学教育不是少数人的大学教育，不是只为选拔出来的少数精英服务，也不应是一个选拔精英的过程。[34]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也提出同样质疑，认为文理学院的四年全日制教育并不适合当今美国社会其他年龄阶段的不同个体，因此，文理学院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受限。[35] (三)生源竞争与资助困难 20世纪40～70年代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时期，年轻人进入大学的比例从15％增到45％；本科生增长了大约5倍，研究生增长了大约9倍。60年代是学生入学率最高的年代，入学率从30％增至45％，18～21岁的适龄人口从900万增至1500万。[36]然而，学生是潮水般涌进州立大学，而非文理学院。州立大学为控制规模，不得不制定选择性标准录取学生。即便如此，大部分新生仍然倾向于进入当地的州立大学，因为其学费远远低于缺乏政府资助的文理学院。60年代过后，美国适龄人口开始下降。1976年美国高中毕业生人数为320万，1993年降至250万，减少了近22％，这使得高等教育市场的生源竞争日趋激烈。[37] 随着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公立院校的规模扩大，加上风险投资者的进入，文理学院的招生市场被进一步挤占，财政状况日益堪忧。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力度开始下降，加之金融危机与财政赤字的影响，资助力度在近年来进一步下降。大部分私立的、专注于教学的文理学院在获得政府资助方面本来就有劣势，在政府资助力度减弱的情况下，原有的劣势进一步加剧。[38]在私人资助方面，文理学院募集捐助、捐款和善款的难度日益增大。一方面，文理学院面临来自公立高校的激烈竞争，越来越多的私人捐助投向了公立高校。另一方面，公司企业把捐赠与报偿相联系，通过考核产出、结果、效率等指标来衡量捐赠是否有所值。捐资行为的商业化运作，使得注重专业教育而非通识教育、注重科研产出而非教学质量、注重量化指标而非质性阐释的现象日益普遍。报社或杂志社更可能将捐赠投入新闻学院，医药公司更可能把捐赠投向医学院，而文理学院作为一种普通教育机构，获得社会捐赠的难度比较大。 (四)对第三次挑战的回应 第三次挑战是第二次挑战的续曲，加上日益激烈的生源竞争与资助竞争，美国文理学院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内部逐渐出现分化，或进行转型，或进行合并，或坚守使命，或走向消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阿斯丁教授等人(Alexander W.Astin)指出：“鉴于有限的学术资源、惨淡的财政状况以及激烈的生源竞争，文理学院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最主要的是，与其他机构相比，文理学院的角色与身份日益受到质疑。”[39]有人提出文理学院应适时进行变革，并认为适应未来形势的学院需要满足五个条件：学生拥有广泛的参与机会；多样性的学生群体并且要求他们在学校教育、管理、研究与公共服务方面承担重要责任；个性丰富且多样化的教师群体；个性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学习生活；多样化的教学目的。[40] 然而，目标单一的文理学院很难满足上述要求，大多不得不进行变革。一些文理学院尝试着转变为类似哈佛、耶鲁那样内部拥有文理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抑或直接并入综合性大学。他们日益把自己变成各种专业与系科的集合体，逐渐放弃坚守已久的传统使命，使得自身无异于综合性大学或专业学院。一些文理学院不堪实用主义与职业教育的冲击，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开设大量专业课程与职业课程，俨然成为职业技术学院。不幸的是，这种趋势已经成为威胁文理学院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隐患。[41] 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发布的高校分类数据显示，在1970～1976年之间，20％的文理学院进行了各种转型，其中虽然仍有的自称是文理学院，但早已远离了昔日博雅教育的传统与精神，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理学院。美国卡内基高校分类有关文理学院的界定可以作为另一个例证(见表2)。1973年，该基金会发布了第一版美国高校分类，将文理学院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类。从1994年起，该基金会发布的美国高校分类只将第一类狭义的学士型学院称为文理学院，其他的则称为综合或普通学士型学院。[42]
有学者指出，美国高等教育进入大学时代后，一些文理学院坚持实施博雅教育，保有精英特色，并具有基础性地位。[43]作为一类高等教育组织，这些坚守下来的文理学院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并突出表现为“三小”与“四大”。所谓“三小”，指的是招生规模小、教学班级小以及所处地方小。所谓“四大”，指的是人才培养目标大、学生所学跨度大、学生所受关注大以及生均资源投入大。[44]上述特色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美国现有的271所文理学院，并在办学水平较高的精英文理学院有集中的体现。这些学院也在进行各种变革以应对严峻的挑战，但在变革中有很多的坚守。 四、对三次挑战及其回应的总体评析 在过去的300多年，美国文理学院至少经历了三次挑战，并作出了不同的回应。由图2可知，这三次挑战既一脉相承又进一步深化，使得文理学院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在继承性上，第一次挑战影响了第二次挑战，第三次挑战又是第二次挑战的延续。第一次挑战来源于美国实用主义与德国教育体制的冲击，实用主义促使了美国赠地学院的建立，德国教育体制刺激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与研究生教育的出现。如此一来，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新的结构与功能。可以说，第一次挑战为第二次挑战的发生预设了背景。对于新大学的出现，美国出现了有关办学模式的争论。争论的结果虽是学院的博雅教育传统得以保留，但文理学院这一实体机构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除了来自新大学的压力，文理学院还面临来自美国现代中学的压力。这一双重压力一直延续到第三次挑战的发生，并在第三次挑战中逐步由外部压力转化为文理学院的内部危机，如文理学院的教育目的、学科专业、课程设置、管理格局等，由于不合社会现实需求而备受争议。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八九十年代出现的生源竞争与资助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第三次挑战的冲击。在冲击性上，三次挑战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这一点可以从文理学院的回应中得到证实。面对第一次挑战，文理学院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第二次挑战中，多数文理学院虽仍然坚守使命与传统，但其主导地位已经失去，少数文理学院开始转型或并入大学；面临第三次挑战，文理学院内部出现了许多分化，逐渐成为美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少数群体。
图2 三次挑战及其回应概况图 对于三次挑战，美国文理学院的回应表现出典型学院倡导→联盟组织推动→组织内部分化的过程，坚守与变革成为整个过程的基调。耶鲁学院作为美国早期9所殖民地学院之一，在第一次挑战中表现出强势的姿态与坚定的立场，积极为学院模式与博雅教育传统辩护，堪称是这一时期美国文理学院的典型代表。在第二次挑战中，文理学院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联盟组织，一方面通过联盟组织开展合作研究以寻求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联盟组织抵御外部挑战以寻求归属。在第三次挑战的冲击下，文理学院内部开始出现分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录取率低、质量高的学院发起了一场与那些录取率低的学院相区分的分类运动。在实用主义与职业主义的冲击下，文理学院的分化进一步加剧，许多文理学院由于设置过多的应用型专业而被划入普通学士型学院或多科学院。当然，各种分化都与文理学院自身在应对挑战时所持的立场有关——或坚守，或变革，或有所坚守的变革。美国现存的文理学院虽然为数不多，但较好地保存了学院教育最初的理想与传统，并以胜于雄辩的事实证明了自身是在坚守中变革、在变革中坚守。 总之，美国文理学院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三次挑战。对于前两次挑战，大多数文理学院守住了传统的使命，并以坚定的立场表现出清晰的理想与目标。在第三次挑战的冲击下，文理学院逐渐走向分化，或进行转型，或进行合并，或坚守使命，或走向消亡。所剩不多的那些学院仿佛宴会角落里彬彬有礼的宾客，或等待着被关注，或怀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怀。他们虽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是并没有失败，更没有消失。他们仍然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部分，虽然比例很小，但是地位独特。因为，正如哈珀所说，剑桥和哈佛大学体现的是英国的贵族政治，柏林和莱比锡大学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代表，而在俄亥俄、密苏里、爱荷华和南卡罗莱纳等地的文理学院则体现了民主精神，是真正的美国精神代表。[45] 收稿日期：2015-01-15 注释： ①从定性方面说，文理学院主要招收传统适龄学生，实施寄宿制，专注于本科教学，坚持博雅教育传统。师生与生生之间关系亲密、交流频繁。从定量方面说，文理学院的招生规模多为800～1800人，一般不超过2500人；授予的学位多集中于文理学科领域，年度学士学位授予量至少占硕士以下级别学位授予量的50％，年度文理学士学位授予量至少占所有学士学位授予量的50％。(参见：Breneman D.W.Liberal Arts Colleges:Thriving,Surviving,or Endangered?[M].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1994:12.//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EB/OL].http://classifications.carnegiefoundation.org/methodology/basic.php,2014-07-14)。 ②文理学科领域(liberal arts fields)包括英语语言与文学、外国语言与文学、生物科学、数学、哲学与宗教、物理科学、心理学、社会科学与历史、视觉与表演艺术、民族与文化研究，等等(参见：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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